南宁兵变中与党中央联络的“密使”

□ 韦英思

1929年9月，在广西历史上具有非凡意义。是月上旬，邓小平被委派为中央代表，到达广西领导南宁兵变及广西党组织工作，从此拉开了左右江起义的序幕，揭开了广西革命史上的新篇章。当时邓小平来广西，不是孤身一人，随行的还有中央特科的同志，他叫龚饮冰，为百色起义胜利和创建红七军，出色完成了请示和传达重任。

积极投身革命

龚饮冰，曾用名龚再僧、龚泽鸿、张若臣，1896年9月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家道中落的地主家庭，父亲原是私塾教师。因父母早亡，他少年时代就只身在外谋生求学，进过善化学堂。

从湖南大学法政专科毕业后，龚饮冰在长沙从事新闻工作，颇富成就。辛亥革命后，龚饮冰加入中国国民党，参与过反袁驱汤和护法运动。1919年参加五四反帝爱国运动。1922年在长沙主持亚陆通讯社，并兼《霹雳报》主笔，积极报道和声援湖南工人运动。1923年“二七”惨案后，湖南工团联合会发动声援京汉铁路工人的群众斗争，龚饮冰在新闻战线上为之奔走呼号，并经何叔衡、郭亮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3月，他参与发起组织湖南外交后援会，任常委、文书委员、宣传部长、秘书长等职，同时是该会的中共党团成员。6月1日发生日本水兵在长沙码头枪杀检查日货群众的严重事件，他参与发动组织数万群众游行抗议。

1924年国共合作后，龚饮冰任中共湖南省委宣传委员，被派去帮助建立湖南的国民党组织。次年底任中国济难会湖南省总会常务委员、总务干事兼中共党团书记。1926年秋，北伐军攻下长沙，他出任国民党省委党部机关报《湖南民报》总编辑，兼任湖南省政府秘书，同时担任中共湖南区委宣传委员会委员、湖南省新闻记者联合会主任委员兼中共党团书记、湖南省反文化侵略大同盟执行委员，为推动湖南工农运动的深入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巩固北伐成果作出了贡献。

1927年5月，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龚饮冰被列入捕杀名单，便化装潜往武汉，任全国济难会常务委员。国民党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发动反共政变，他随中央机关迁到上海，从此在周恩来等同志的领导下，开始了长达20余年的地下秘密工作。他出任中央主管会计，负责筹措和管理党中央的经费，同月至1928年6月任中共中央组织局会计科负责人。

1928年夏，龚饮冰赴苏联莫斯科，作为指定及旁听代表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任六大秘书处文书科主任，兼拟发文件稿，参加大会政治委员会、组织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苏维埃委员会、宣传委员会工作，曾对党的政策及党务工作提出意见，协助大会秘书长周恩来圆满完成六大文件的有关任务。

党的六大结束后，为了保证代表们的安全，中央派龚饮冰和李立三、苏美一、向忠发第一批回国，由龚饮冰在哈尔滨设立交通站，负责接待代表回国奔赴内地事宜。

受命派往广西

1929年8月底，中共中央派邓小平为代表，赴南宁到俞作柏、李明瑞部开展统战工作，领导全省党组织的全面工作。为了便于中央与邓小平及广西党组织的联络，回到上海中央机关的龚饮冰化名张若臣，陪同邓小平由沪赴邕，并负责机要联络工作。两人9月初途经香港，同领导广西党组织工作的中共广东省委取得联系，了解广西情况，与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贺昌、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聂荣臻商议在广西开展工作的计划和步骤。

龚饮冰被派随邓小平到广西，除了自身职业原因，还由于他对广西并不陌生。以前他上学需要10块钱，可是就连这点钱都借不到，不得不辍学，还投靠过嫁到广西的姐姐。

9月上旬，邓小平和龚饮冰取道越南抵达南宁。在南宁中山路光昌汽灯店中共广西省委秘密联络点，邓小平与雷经天、陈豪人、俞作豫等取得联系，听取情况介绍，传达中央指示，研究工作任务和部署。随后邓小平化名邓斌，以广西省政府秘书的身份开展工作。9月10日至14日，邓小平指导中共广西特委在南宁市郊津头村召开了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传达中共六大和中共六届二中全会精神，通过《广西党的政治任务决议案》以及组织、职工、宣传、农运、军事、土地革命、妇女、共青团等方面的9个草案，确定广西党组织今后的工作路线和中心任务，选举产生新的中共广西特委。

9月中下旬，俞作柏、李明瑞在汪精卫派来的薛岳游说下，决定联合广东军阀张发奎共同反蒋。邓小平和张云逸等在劝阻不成的情况下，为掌握武装力量，说服俞作柏、李明瑞让教导大队和警备第四、第五大队留守南宁，由张云逸兼任南宁警备司令，接管存放五六千支步枪以及山炮、迫击炮、机枪、电台和大量弹药的省军械库，并派广西警备第四大队一个营去左江地区，第五大队一个营去右江地区。9月27日，俞作柏、李明瑞向全国发出反蒋通电，10月1日在南宁举行誓师大会，宣布成立南路讨蒋军，率军沿西江进攻广东。为做好应变准备，邓小平指示张云逸，将所有汽船集中于邕江岸边待命。

10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广东省委并转广西特委的指示信，批评广西特委对广西军阀存有幻想。指出要加强对群众日常斗争和军队士兵运动的领导，深入土地革命斗争，扩大游击区域，建立红军，发动游击战争。但强调仍然要以大城市为中心工作，立即加紧梧州、南宁及沿梧、邕交通线的职工运动。

因俞作柏、李明瑞出兵反蒋不到10天即遭失败，局势突变，我党掌握的广西警备第五大队10月13日撤往左江龙州，第四大队及教导大队大部分14日将军械库五六千支步枪以及山炮、迫击炮、机枪、电台和大量弹药装船，15日撤往百色。

在历史转变关头，龚饮冰被指派，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广西革命统战和南宁兵运斗争情况，并申请广西红军番号。

11月初，龚饮冰回到百色，带回中央和广东省委的指示：批准广西成立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邓小平任书记；批准成立红七军，颁发红七军番号；同意在左右江地区成立苏维埃政权；要求广西前委在龚饮冰到达的10日内举行武装起义。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广西前委会议，传达贯彻中央指示。会议认为，党在广西警备第四大队中已有相当的力量和政治影响，应趁桂系改组派尚不能来进攻之机，尽快在百色举行起义。考虑到起义需要必要的准备工作，前委决定推迟到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即12月11日举行。

前委会后，龚饮冰被再次派赴香港和上海，向中央汇报起义的准备情况和计划，请示前委与中央的直接隶属关系等事宜。1929年12月25日广东省委给红七军前委的信中，提到了龚饮冰辗转往返情况：“若臣同志于十二月十四日到港，报告桂军委工作经过，以及成立前委，转变军队为红军的情形，和今后的工作布置，省委对于右江情形，已大体明瞭。”“若臣同志现已赴中央报告。”“前委在若臣同志去后，更能坚决实行转变，发动游击战争，加紧群众工作……坚决执行中央及省委正确策略，（省委）认为非常满意。”对于前委以后的指挥问题，“省委毫无意见，由若臣同志到上海与中央解决”。

龚饮冰出发不久，党中央来电要邓小平去汇报工作。11月中旬，邓小平对右江地区武装起义各项准备工作作了具体部署和分工后，化装成商人，与几名干部前往龙州做李明瑞的工作，商议举行龙州起义、成立红八军、创建左江根据地的步骤，然后赴港去上海。途经恩隆县与向都县交界榕树坳，邓小平遇到希望第四大队配合第五大队一起向空虚的南宁进攻的李明瑞，便偕同李明瑞返回百色，多次进行促膝长谈，说服他一起参加起义。李明瑞最终接受了他的劝导。

12月初，邓小平带领何世昌、袁振武等人前往龙州，对龙州起义作了研究和部署。会后离开龙州前往上海，途经香港时，参加中央军委召开的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会。在会上，也在香港的龚饮冰，就广西的工作和百色、龙州起义的准备情况作全面报告，邓小平作补充报告。龚饮冰在报告中，就与会领导提出的营部无设立营委的必要，对李明瑞“绝不要存丝毫的幻想，并要加紧与他斗争”等批评，坚持从实际出发，提出“我们不能把建立工作的上层线索忽视掉”。这些坚持，为后来的红军和根据地建设立下了功勋。1930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军事部主办的《军事通讯》第二期全文刊发讨论会的记录，并在编者按中评价：广西这个转变是在全国范围内最有组织最有意识的一次兵变……把这次兵变所得的教训和经验传播到各地方党部是很必要的。会后，邓小平和龚饮冰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

邓小平汇报完工作，到宝隆医院照看临产的妻子张锡瑗。张锡瑗生下女儿后因患产褥热去世，婴儿也在几天后夭折，但他来不及料理妻子的后事，匆匆离开上海，返回广西指导已经展开的革命斗争。

致力“红色金融”

龚饮冰之后没有再被派往广西，而是被中央留在上海。因山东省委遭受敌人破坏，1930年6月中央派他赴山东，任中共山东省委常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不久，山东省委复遭破坏，他奉调回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特科印刷科科长，负责筹办党中央的地下印刷厂。1931年后，他同从江西崇义前往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的邓小平等一起，等待中央分配工作。

在上海闲居一段时间后，党组织让龚饮冰以做生意掩护身份。他化名龚泽鸿，来往于天津、北平和日本占领的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用党的资金与他人合股经营万源湘绣庄，任总经理，分店从广州开到北方的满洲里，为党中央组建起一个秘密交通联络网，同时也为党提供了经费。刘少奇、李维汉、王明等均使用过这些交通联络系统，在平津进行革命工作。为便于隐蔽活动，龚饮冰1934年在吉林长春参加了佛教协会，并照了一张身披袈裟的相片。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后，他任轻工业部副部长时，毛泽东笑称他为“和尚部长”的由来。

全国抗战爆发后，龚饮冰从敌人炮火下的平津辗转到武汉、长沙，向周恩来报告几年工作情况，从此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继续潜伏于日伪区和蒋管区，从事秘密斗争。1938年，他负责组织沪宁杭地区的交通情报财务工作，并在上海参与领导建立3个秘密电台，成为地下党同中共中央连接的重要桥梁。

建业银行成立后，龚饮冰化名龚再僧任常务董事。1942年，他来到重庆开展活动，以“豁达有钱的进步文人”、生活简朴的“正直厚道的资本家”的形象，出现在重庆商界。1943年民安保险公司成立，他用党的运营资金认购400股，缴纳股银20万元。1945年初，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他又用党的资金美金现钞1.2万元，和被誉为中国化学工业开路先锋和奠基人的范旭东等一些湖南同乡增股，担任董事兼总经理，不过年余时间，就把建业银行发展成为在全国拥有7个分行的银行。他善于团结兄弟单位，得到久大、永利团体和广大华行、上海中心药厂、晨南公司等实业界企业的支持，业务蒸蒸日上，信誉日益增高，不仅为党的秘密工作添了保护色，也为党筹集更多资金。新中国成立后，建业银行成为最早的公私合营银行之一。

龚饮冰1948年转移到香港。1949年初，他奉召从香港回到河北西柏坡，在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工作。这时党中央正在加紧准备进入大城市，解放全中国。同年4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后，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托，去天津调查研究，指导执行党的城市政策，特别是工商业政策，邀请熟悉财经工作的龚饮冰随行，在天津特地要龚饮冰陪着去看万源湘绣庄旧址，回想当年地下工作的危险艰难。5月，上海解放，龚饮冰作为上海军管会七人小组成员，任军管会财经接管委员会委员，以首席军代表身份接管中国银行，并任总经理。

担任政府要职

新中国成立后，龚饮冰奉调北京，任政务院轻工业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兼任迁京的中国银行总管理处总经理，为调整工商业和对私人轻工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设新的轻工骨干企业，付出了心血。在一次向党中央汇报轻工业工作会议上，他依据调查综合材料，强调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基地加快发展轻工业对满足人民生活需求和为国家积累建设资金的重要作用，毛泽东表示支持他的观点，并以“牛长角是为了斗争”作比喻，鼓励他为自己的观点作斗争。后来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毛泽东论证了正确处理轻工业和重工业、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的问题。

龚饮冰为妥善处理外国在华金融作出了贡献，作为我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委员，坚决维护我国在外国存款的合法权益。美国和西方国家联合对中国经济封锁由来已久，而龚饮冰曾以中国银行总经理之名，强烈抗议美国法院对中国银行在美存款的非法“判决”。

1952年3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法院将收归国有的中国银行在旧金山威尔斯法哥银行存款60万美元，判给民国时期的财阀孔祥熙及几个被撤职的逃亡董事等人，中国银行总经理龚饮冰提出严重抗议。他指出：本行在国内国外的全部权益属于中国人民——包括本行全部私股股东和全体存款人。本总管理处是这些权益的唯一的合法代表人，是威尔斯法哥银行这笔存款的唯一合法处理者。但是美帝国主义政府及其法庭，为了执行其一贯敌视中国人民的反动政策，不按事实宣判把本行在威尔斯法哥银行存款归还本行（原主），使孔祥熙等逃亡分子得以公然夺去银行财产。特代表中国银行严正抗议，绝不承认美国法庭的非法“判决”，保留一切追索赔偿之权。

1951年，中国保险公司在北京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监事会会议，推选龚饮冰为董事长。

1956年9月，龚饮冰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兼任中国银行职务。1959年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常务委员，同年任全国政协常委。

1976年6月26日，龚饮冰在北京因病逝世，终年80岁。这位在中国银行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经理，在给家人的遗嘱中写道：“自1927年马日事变后到中央工作以来，我的生活费用全靠党给。现在剩有之钱，应全部缴作党费，值钱衣物，你们不必要用的也应拍卖，钱交给党。”充分显示出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

崇尚清廉家风

红色之家有传承。龚饮冰的爱人黄者寿，是辛亥革命最后一场起义秦州起义领导人黄钺的女儿，她长期跟随丈夫“住机关”，为地下工作作掩护。

儿子龚育之1929年出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育家，中国科学技术哲学和相关学科的奠基人之一。龚育之1948年考入清华大学，毕业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后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从事研究。1977年后，历任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理论组组长和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和研究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1964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与几位哲学工作者谈话，他是其中之一，而且是最年轻的一个。龚育之曾参与《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参加编辑第一部《邓小平文选》，后来又直接参加在小平同志指导下编辑“邓选”第三卷，是3位负责人之一。参与党的十一大至十五大文件的起草工作。

1980年成为副部级干部，但长期住在局促简陋的房子里。他在中共中央党校带了不少博士生，可从不接受送礼请吃，即使请学生的答辩委员会委员吃饭，也是自己掏钱。

龚育之的儿子龚克，是一名教育工作者，先后担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天津大学校长以及南开大学校长等职务。2019年11月就任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是该组织成立50年以来首位中国科学家主席。龚饮冰离世前，不仅要求所有的东西都要交给组织，而且叮嘱孙子龚克：“这房子、家具都是公家的，你就回你父亲那儿住，不要占公家的。”龚饮冰去世后，他的后人很快就从当时他住的西吉祥胡同搬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