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年

　　十多年前，朋友经营古旧书籍，租下店铺，邀我常去坐坐，或随手翻翻或随意聊聊，也与周边的旧书商混熟了。一日见到有本《秋水轩雪鸿轩尺牍》合订本，为著名的清人尺牍，我拿来阅读。

　　上海书店1986版的《秋水轩雪鸿轩尺牍》合订本是影印本，宋晶如注释，对以前注释不当处加以订补。其实，这个版本还有许多可为当今出版者借鉴之处。

　　广义的尺牍作为古代文体之一，曾极为兴盛。按其用途，可分为简、牒、策、札等；根据通信双方关系的尊卑亲疏，又可分为笺、启、表、移、教等类。例如欧阳修在《与陈员外书》中指出：笺与启是下级呈送上级的书信，即所谓“下吏以私自达于其属长而有所候问请谢者”；而表则是臣下上奏帝王的文书。这类尺牍往往行文恭谨、措辞审慎。骈文兴起后，更被广泛运用于其中，多以四六句式铺排典故，以示庄重。至于移与教，前者用于平级之间，后者则用于上级对下级，等级分明，不容僭越。而狭义的尺牍，则指宋代以后文人之间往来的简短信札。

　　唐宋尺牍的范围变窄，韩愈、柳宗元把日常书信当载道的文章来作，豪气多而逸致少，言志多而言情少；及至宋代，苏轼、黄庭坚等人不仅创作数量丰富、艺术成就高超，更主动将尺牍编入自家文集，从而在实践上提升了尺牍的文学地位，为其注入了新的生机。

　　一篇正式的尺牍，除开正文，至少由几个部分组成：称谓语、提称语、思慕语、祝愿语、署名。措辞、程式随人际关系的亲疏尊卑，涉及事项的轻重缓急各有不同。而措辞是否恰当，程式是否谨严，直接反映了写信的人的文化修养。

　　晚清民国时，流行三本入门书：龚未斋的《雪鸿轩尺牍》、许葭村的《秋水轩尺牍》和袁枚的《小仓山房尺牍》。文化水平较低的人，学尺牍多从前两本书入手；层次高一点学《小仓山房尺牍》。

　　《秋水轩尺牍》载文229篇，行文先后按尺牍写作时间排序，方便读者按图索骥；更值得注意的是，编者在正文前设计了两种形式的目录：一种按时间编排，最值得称道的是每个目录标题下都有简洁的内容提要。如第一篇《与王苍亭》提要为“别后思慕自述近况”。这种编排颇利读者，可一目了然知其行文大意；再一种是把全文分为叙候、庆吊、劝慰、请托、辞谢、索借、允诺、戏谑八类，按类别编排。这两种编排各有所长，读者可各取所需，方便得很。且不论两种编排方法孰优孰劣，仅此一点就可看出编者着眼读者的良苦用心。同时这个本子还有今译，有益于初读者阅。

　　我曾见过世界书局民国二十六年一月出版的该书第三版宋晶如注本和上海广义书局民国版《新体广注秋水轩尺牍》陆翔注本。有资料说1925年至1928年，上海群学社曾出版过两种由许啸天今译的《秋水轩尺牍》和《雪鸿轩尺牍》。《秋水轩尺牍》至1929年共印5版。全书分4卷，将书信作了分类编排。每篇后有注音、释义和语译，书名前加题“言文对照，分类详注”等字。《雪鸿轩尺牍》至1932年共印3版。

　　自1930年至1946年民国时期，《秋水轩尺牍》曾有文光书局、新华书局、新文化书社、启智书局、达文书店和春明书店出版过6种今译本；1931至1937年《雪鸿轩尺牍》亦有启智书局、广益书局、达文书店出版3种今译本，可见当时受欢迎的程度。

　　还有芸香堂《秋水轩尺牍详注》。其中载有咸丰己未(1859年)冯璞山所作序文。而《秋水轩尺牍》最初成书即为作者幕友及姻亲冯璞山结集编纂。在和冯璞山的尺牍往来中，作者曾明确表示不赞成结集出书，因此，芸香堂《秋水轩尺牍详注》应是该书的早期版本。

　　康熙时曲阜颜光敏未信堂所藏故人尺牍，凡284家、790通，可谓洋洋大观。颜氏为康熙六年进士，除国史院中书舍人，位登枢要，其昆季所订交者皆一时名公俊彦，往返书信由后人汇辑为《颜氏家藏尺牍》。一些尺牍自颜家流出后，先后为吴门陶梁红豆树馆、番禺潘仕成海山仙馆辗转递藏，被刻入《海山仙馆丛书》，传布世间，民国间又被商务印书馆收入《丛书集成初编》。

　　尺牍为信笔书写之物，不同于正式的书件，别具一种浓淡咸宜、潇洒不拘的独特韵致。明清两代的书画大家董其昌、王时敏、王铎、陈洪绶、傅山、八大、石涛、金农、郑燮、钱载等传世尺牍不多。明清学术文化界如王守仁、王世贞、黄道周、吴伟业、方苞、王鸣盛、段玉裁、孙星衍等名家留下的尺牍，可见有关学问的探讨，如日本金泽大学教授李庆对王守仁尺牍的考证，王守仁的一通书信，是写给当时在江西赈灾的监察御史唐龙的，正是他提出“致良知”学说的时期。除了信内反映作者思想状况外，李庆认为，研读原件，还能使人得到另外收获：如可校补《王阳明全集》文字的缺误；可增加对明弘治、正德间文学风格和成就的认识；可深化对明代书法史的研究。对了解明代书信的行文格式也有实际的帮助。

　　清代的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彭玉麟、陈兰彬、郭嵩焘、冯子材、刘坤一、翁同龢、陈宝箴等诸多政坛风云人物的尺牍，几乎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宝库。如李鸿章致其子，先后任驻日公使、商约大臣、出使英国大臣的李经方的尺牍，涉及筹款兴办铁路、中日交涉、朝鲜事变、戊戌变法等，且因是父子间私信，对内情都直言不讳，几乎可看作近代史的注脚。

　　清代的许多尺牍都是由收信人家藏世传保存下来的，因而资料性相当集中。如咸丰三年进士、官至大理寺卿的朱学勤，与当时各地的封疆大吏书信往来频仍，家传尺牍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央和地方官僚间的人际互动关系。清代的书信乃是一种直接向收信人表达思想、情感、意志、心愿、决定、要求等等思维活动的特殊文体。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人类留下的书信数不胜数，就像一颗颗散发着幽光异彩的珍珠。

　　记得一个英国文人的妙语：“如果我想看陈词滥调，就去读新书；如果我想找些新东西，就去翻旧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