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个子，国字脸，黑眉大眼，长得很英俊，这就是陈洪涛。他是我党早期在广西从事农民运动的杰出领袖，广西右江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先后任广西特委委员、中共右江特委书记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主席、红七军第二十一师政委等职，是壮族农民运动领袖韦拔群的搭档和重要助手，1932年被叛徒出卖英勇牺牲，年仅27岁。就义前，他坚定回绝敌人的拉拢和引诱：“革命，就是我的黄金时代！”

陈洪涛原名陈素华，是右江地区第一个壮族共产党员，1905年7月出生于东兰县武篆区旧州屯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村私塾和武篆育才高小读书，1924年考入百色省立第五中学。他生活俭朴，品学兼优，深得同学和老师的赞许，被选为学生会主席。因参加进步活动引起校方不满，加之家庭经济困难，他被迫辍学，之后回东兰参加农民运动。 

1925年冬，韦拔群等人认为陈洪涛年轻有为，便以国民党东兰县党部的名义，选送他去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在梧州开办的“宣传员养成所”学习。期间，陈洪涛怀着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学习革命理论，积极参加我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很快加入青年团。1926年春，在学习快结束时，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右江地区最早的壮族共产党员，也是东兰县第一个中共党员。

1926年10月，国民党广西省农民部派陈洪涛回东兰县工作。当时，韦拔群在武篆筹办东兰县第二届农讲所，便委任他负责教学，为东兰农民运动深入发展培养骨干。11月初，东兰县召开农民代表大会，重建县农民协会，陈洪涛任农协委员兼秘书，主持日常工作。不到半年时间，东兰县农民协会发展到170多个，会员达8.7万多人。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共广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陈洪涛到奉议县仑圩，在新成立的广西临时军政委员会工作，坚持革命斗争。他和余少杰等一起，在向都县组织500多人的农民武装，一度攻下县城向武。随后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在滇桂交界的广南、富州一带开展游击战，配合韦拔群、余少杰、黄治峰领导的右江武装斗争，在一片白色恐怖下，右江一带的农民运动不仅没有被扑灭，反而有所发展。

1929年8月中旬，陈洪涛出席广西省农民代表大会，被选为省农民协会委员。9月参加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他当选为广西特委常委。会后，他以省农民协会特派员的身份，到恩隆（今田东）县开展革命活动，为创建右江革命根据地做准备。1929年12月百色起义爆发，右江苏维埃政府成立，陈洪涛被选为裁判兼肃反委员，同时还担任中共右江特委委员。1930年9月，因雷经天被撤职，他接任中共右江特委书记和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0年11月，红七军主力撤离右江北上，韦拔群和陈洪涛等负责人是本地人，群众基础好，留在右江坚持斗争。陈洪涛被任命为红七军二十一师政委，他比韦拔群小11岁，把斗争经验丰富的韦拔群当成良师益友。韦拔群认为陈洪涛思维敏捷，精明能干，十分器重他。在长期残酷的革命斗争中，两人互相支持，亲密协作，情同手足。

因红七军主力北上江西，广西军阀趁根据地后方空虚之际，1931年春“围剿”右江苏区。韦拔群和陈洪涛发动群众，坚壁清野，在内线坚守和扰敌，外线游击歼敌，使敌人在所到之处，要粮无粮，要菜无菜，四处扑空，且经常受到红军小分队袭击。

廖磊寻找红军主力作战的计划落空后，改变策略，从进攻转为围困，使东凤军民特别是西山军民处境异常困难。长期的封锁与“搜剿”，致红军的粮食弹药异常缺乏。在艰苦的战争环境里，陈洪涛始终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一面深入战士和群众中，做艰苦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一面以自己的行动鼓舞干部群众。起初，部队每人每天还有半斤红薯和南瓜，有时为了避免暴露目标，不能生火，就啃生野菜充饥。后来连红薯和南瓜都难保障，只能以野菜充饥。据当时的指战员统计，他们吃过的野菜多达100多种。

陈洪涛和战士们亲密无间，顽强对敌，深受爱戴。有的战士得了病，他去找草药给战士煎服；战士吃不饱，他宁愿自己不吃，把粮食让给战士。因操劳过度，他患了重病，身体很虚弱。韦拔群知道后，派人送来一只鸡，给他滋补身体。炊事员把鸡肉煮好后，陈洪涛只吃了几口，便把鸡肉分送给警卫员和通信员。战士陈国英调来给师部当通信员时，已是11月，天气渐冷，他只穿着一条短裤，头发又长。韦拔群立即拿了自己的一条半新旧裤子让他穿上，陈洪涛则给他理发。

一次，东山区的负责同志到西山弄京师部开会，开饭时，大家围在一起吃红薯。陈洪涛一边吃，一边哼着顺口溜：“吃红薯，真痛快，不要盐来不要菜，不用碗来不用筷。”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接着，陈洪涛说：“同志们，现在西山要吃上一餐红薯已不容易了，这餐红薯还是山下的群众冒着生命危险送来的。今后，我们要准备长期吃野菜。”

有一次，陈洪涛和战士们一起吃野菜，因味苦，战士们难以咽下，他却吃得津津有味，边吃边说：“有句老话，‘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话不对，应该改为‘吃得苦中苦，方为革命人’。吃得苦，才能磨炼出坚强的意志，铸造出一副钢筋铁骨。”

陈洪涛转移到恩隆县时，住在洪湾村廖炳权家里。廖炳权见陈洪涛身上带有不少活动经费，却不舍得花，就说：“陈政委，你在西山被敌人围困了一年多，身体瘦成这个样子，现在该补一下身体才是。”陈洪涛听后，回答：“我身上是有钱，但这是党的活动经费，一个铜板也不能乱用呀。再说，我在你家里，能吃上玉米粥，比起现在坚守在西山的同志，已是最大的享受了。”廖炳权不由赞叹道：“守着元宝饿肚子，这种事情，只有共产党人能做到。”在军民的英勇战斗下，敌人对东兰、凤山的连续两次“围剿”，第一次收效不大，第二次也无法吃掉红军的骨干队伍。

在力量对比悬殊、敌人层层封锁的险恶环境下，陈洪涛始终满怀革命信心，坚持斗争。为了鼓舞干部和群众的斗志，指导反“围剿”斗争，陈洪涛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1931年11月办起了油印的《红旗报》，报道中央苏区和本地区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消息。他撰写社论《叛徒的末路》等，揭露和批判叛变投敌者的罪行。

1932年6月1日，陈洪涛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右江特委为时局告群众书》，指出：“右江革命虽暂时受挫折了”，但是“中国革命在世界革命发展与援助之下，革命之最后胜利是不远的。”在最后号召：“在共产党领导下，向着革命的大道上走，坚决奋斗到底，最后胜利是不远的。”文中，对革命充满必胜信心。

当年8月，白崇禧又增派部队，对东凤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大规模“围剿”，采取“缩网收鱼”的手段，还到处收买革命者，从内部进行破坏，使右江革命进入最艰苦的时期。尽管斗争环境极为残酷，韦拔群和陈洪涛始终坚守在西山革命根据地，领导军民转战在丛林中。

在韦拔群、陈洪涛的教育影响下，根据地里涌现出许多英勇事迹。师长韦拔群一家24人有17人惨遭敌人杀害。陈洪涛一家也是满门忠烈。

在第三次“围剿”的冬天，陈洪涛和父亲陈元公在弄羊山上躲避。敌军从四面八方搜上来，父子俩已多日没有饭吃，精疲力竭。危急关头，陈元公为了让儿子脱险，说：“儿子，我把敌人引到那边去，你赶快朝这边跑。”不等陈洪涛开口，立即跑出去。敌人看到陈元公跑开，纷纷围了过去。老人年迈力衰，见敌军逼近，为了不被敌人俘虏，便纵身跳下悬崖。敌军下崖搜索，陈洪涛始得脱险。陈元公跳崖，被树枝挡住，跌断了腿。但敌军仍不放过，将他抬到中和集中营严刑拷打，企图逼他说出陈洪涛的去处。但他只用痛骂回答敌人的审问，最后被敌人杀害。

当敌人威迫西山、东山的群众到集中营时，陈洪涛的母亲知道自己是红军干部的家属，便抱着宁死不屈的决心，带着陈洪涛的大儿子躲藏在弄勒山洞里。敌人多次开枪扫射和喊话，进行威逼引诱，她始终没有出洞下山。因敌人严密封锁，洞里的粮水断绝，她和孙子饿死在山洞里。

妻子潘小梅，是陈洪涛私塾老师的女儿。因陈洪涛幼时聪敏，老师极为钟爱，力劝陈父尽力供子上学，后来又将女儿许配给陈洪涛。潘小梅在第二届东兰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做了很多工作。敌人“搜剿”西山时，陈洪涛对妻子说：“战斗失败，你要跟支部走，不要单独跑。”她带着刚出生4个月的二儿子，隐蔽在西山里，不幸落入敌手。敌人逼她供出陈洪涛的下落，她咬紧牙关，始终不漏一字。敌人抢过她怀中的孩子，威逼说：“你不讲出陈洪涛的住处，就立即把小孩摔死。”潘小梅仍不开口，气急败坏的敌人把孩子活活摔死，还把潘小梅抓到县里关禁。潘小梅在陈洪涛牺牲的第三天，也毅然殉身。

陈洪涛的妹妹陈玉彬14岁，在西山岩洞隐蔽时被敌人搜捕，敌人用刺刀逼她带路去找陈洪涛。她领着一连敌军在大山上兜圈子，拖得敌军精疲力竭。到了一条河边，陈玉彬喊了一声“哥哥替我报仇”，纵身跳下河里。

陈洪涛的一家，是革命的一家，壮烈的一家，这与陈洪涛的教育、影响是分不开的。陈洪涛也有着常人的儿女情怀，他在《为男志在革命》一诗中写道：“别妻子爹娘，撕断肝肠。为男志在革命，别爹娘。”

韦拔群不幸被叛徒杀害，陈洪涛挑起领导责任，在根据地坚持战斗。他不惧敌人悬赏，有时候化装成苦力，有时装扮成一个算命先生，视察工作，了解敌情。

1932年11月下旬，陈洪涛从敌人的围捕中脱险后，和特务连连长黄玉温离开西山，穿过敌人的严密封锁，前往右江下游布置工作。辗转到现巴马县燕洞附近的那其屯时，被已叛变的原红军连指导员、中共燕洞区支部书记黄廷业出卖而被捕。

第二天早上，陈洪涛和黄玉温被敌人押往田州。一路上，每遇路上群众或经过圩镇，他便高呼：“乡亲们，我们是被叛徒黄廷业出卖的，革命人民要擦亮眼睛，提高革命警惕，坚持革命到底。”“我们虽然被捕了，你们不要难过，红军是抓不完，杀不绝的，国民党反动派一定灭亡，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一定胜利。”接着，便同黄玉温一起高唱《国际歌》，高呼口号。敌人恼羞成怒，把陈洪涛等打得遍体鳞伤，但也不能制止他演说、喊口号。很多群众都流了泪。几位老奶奶提着稀饭、茶水给陈洪涛喝，擦拭他身上的血污，敌人阻拦时，她们说：“他是我们的亲戚，送碗水喝都不行吗？”体现了鱼水情深。

12月14日，陈洪涛和黄玉温被押到百色监禁。白崇禧指令在百色“围剿”红军游击队的桂军第四十三师师长黄镇国讯办。夜晚，黄镇国把陈洪涛“请”到会客室里，不仅摆了点心、烟茶、水果，还有女人当“招待”。陈洪涛进门一看，知道敌人搞“糖衣炮弹”，便把“女招待”捧过来的杯盘打落在地，叫黄镇国别枉费心机。黄镇国说：“陈先生，我完全理解你，也非常喜欢你这个年轻有才干的人，我只提醒你一句话，你要珍惜自己的黄金时代。”陈洪涛冷笑着回答：“革命，消灭你们，就是我的黄金时代！”黄镇国反复劝说无效，只得收场。

敌人将陈洪涛关进一个没有阳光且潮湿腥臭的房子里，轮番对他进行拷打逼供，用尽了各种酷刑。陈洪涛一只耳朵被打聋，右手臂被打断，全身血肉模糊，几次昏死过去，但他始终不呻吟一声，不吐出半点党的机密。他在《狱中谣》中写道：“站起来吧，我要坚强地站起来！支撑着累伤的身躯站起来！”“我这颗心，是右江人民的心，不屈的人们的心；在横暴的面前，魔爪的屠刀下，比铁的还要坚强！”“刑架是我的卧床，冷水是我的被盖；镣铐的声音，是我呼唤未来的世界！右江儿女啊，愿你们把悲痛化为力量；踏着烈士的鲜血，把更多的人团结到人类共同事业中来！”

敌人将关押在东兰监狱的潘小梅押到百色，逼她劝降陈洪涛。潘小梅见到丈夫，心如刀绞，泪流满面。陈洪涛轻抚着妻子的头发，说：“小梅，要坚强些，不要让敌人小看我们。革命者的眼泪不能流给敌人看。我既然被抓了，就准备牺牲。你要坚持斗争下去，无论受到怎样的严刑，都不能叛党，不能出卖革命。为了人民的利益，我们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他与黄玉温关在一起时，就想着自己在狱中还可以为党做的事，跟黄玉温说，摘下自己胸口的一颗纽扣，等于摘下一颗心，作为党费交给党，黄玉温也从胸口摘下一颗，请他代收。他将两颗扣子郑重地交给妻子：“如果你能出狱，就设法交给党组织，作为我和玉温同志给党交的最后一次党费。”潘小梅把这两颗扣子紧紧攥在手里。

陈洪涛叮嘱妻子，今后不要再来看望他了。他不愿让妻子担忧受累。潘小梅打量了丈夫一番后，毅然转身走出门口。她牢牢记住丈夫的话，无论敌人如何威迫，都没有再去探望陈洪涛。

敌人先杀害黄玉温，以为陈洪涛会胆怯屈服，结果仍是徒劳，一切阴谋破灭。1932年12月22日，陈洪涛英勇就义。陈洪涛尸骸至今下落不明，在老家的坟茔，是他的衣冠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