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而名字却被刻上烈士纪念碑的广西籍红军将领利松

大方县，位于贵州省西北部，在县城西南45公里的猫场镇猫场小学旁边，有一个中央红军第九军团猫场战斗革命烈士纪念园，园内矗立着一座花岗岩纪念碑，碑的正面，是原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题写的“红九军团猫场战斗烈士纪念碑”。

纪念碑的碑文记载：1935年4月16日凌晨，红九军团在猫场宿营，遭到国民党黔军第六军团和当地地主、土匪武装袭击。红九军团领导在敌情不明、地形对我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临危不惧，一边组织力量进行反击，一边整理队伍向梯子岩撤退。战斗十分激烈，红军指战员奋勇冲杀，突出重围，继续长征。战斗中，八团副团长李松、政治部青年科科长尹自勇、九连连长严林雄等壮烈牺牲。副团长李松又名利松，他当时并没有牺牲，是活着而名字被刻上烈士纪念碑的红军。

一

红一方面军第九军团军团长，是共和国36位军事家之一的罗炳辉。红九军团以擅长奔袭、作风勇敢顽强、单兵能力强著称，被周恩来誉为“战略奇兵”。遵义会议后，从1935年3月底开始，红九军团奉中革军委命令，开始独立承担大范围佯动，牵制川、黔军和中央军，掩护红一方面军红军主力南渡乌江的战略任务，直至5月21日才重新与大部队会合。

4月初，红九军团圆满完成了掩护红军主力南渡乌江的任务后，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挥师向毕节、大定（今大方）进军。4月15日，部队到达猫场。

猫场是一个较大的市镇，食宿问题易于解决，但地形却不好，整个镇子都在一条深深的峡谷里，背后仅有的通道叫梯子崖，又名鸡飞崖，是从陡峭的石壁上硬凿出来的，有100多级阶梯，窄得只能容下两个人并行走。如此地形，一旦遇到敌军袭击，被堵住退路，摆脱困境很困难。军团首长察看地形后，感觉在这里宿营不利，但因连续行军，战士们十分疲惫，许多战士已经开始淘米做饭，加上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有轻敌的情绪，因此决定就地扎营。考虑到安全问题，在街道入口东北面俯瞰整个猫场的官家大山，由后卫队第八团派了一个连放哨，并决定次日4时左右出发，早些离开险地。

当晚，红军哨兵发现远处有火光，狗吠不已，放哨连立即向团长崔国柱报告。因行军疲劳，崔团长朦胧中听了报告说，“今夜是阴天，敌人不敢来。”“贵州地气潮湿，容易出现鬼火，你们注意观察就是了。”说罢，翻过身又睡了过去。后来，放哨连又两次向他报告，他都认为敌人不会来袭，不必徒劳兵力。

次日凌晨，红军开始向集合场集合，第八团已将所有的警戒都撤下。敌人趁红军岗哨撤离之机，占领了官家大山及右侧高地，并架设好轻重机枪。其一部随即由官家大山及大路上向猫场街口发起冲击，一部则于东南面抢占白龙庙，对街口、财神庙发起攻击。红军几面受敌，情况十分危急。

军团长罗炳辉临危不惧，急令后勤、辎重、电台、政工部门、直属机关及几十个马驮子，由行动不便的军团政委何长工率领，先行向梯子岩方向撤走。同时命令各团交替掩护，边打边退，向梯子岩方向撤离。

刚离开阵地的利松和第八团指战员发现敌人从后面打来，立即迎着敌人的来路，奋力争夺一个小高地，以阻拦敌人。但敌军已抢先占领高地，居高临下，向我疯狂扫射。第八团反复冲锋，几经搏斗，损失颇大。

因敌人占据有利地形，掌握着主动，红军渐渐被压到了猫场西面的梯子岩附近。由于不熟地形，第七团误退到赖石沟，沟里全是大树林，行动不便，主攻之敌压下来，侧面敌人也发起攻击，形势对我很不利。队伍撤到梯子岩时，因驮马上石级较慢，通道狭小，尾追的三股敌人合为一股，对红军跟踪追击。

危急关头，军团首长动用教导队300多人投入战斗。红军指战员临危不惧，上下一心，终于突破险隘梯子岩。下午，红军全部通过梯子岩，化险为夷，把围攻的国民党军和地主、土匪武装抛到了身后，继续向纳雍方向转移。

猫场战斗，红军由于对地形不熟，加之是被敌人偷袭，损失较大，伤亡400多人。其中，负责干部如团长刘华香、团政委姜启化、副团长利松等负了重伤。

为了纪念此次战斗，红军宿营地一带更名为长征村，在长征村的北面，当年红九军团阻击敌人的主阵地上，修建了红九军团猫场战斗烈士纪念园。

二

利松原名利大添，曾用名李松，汉族，1903年出生在钦州市钦北区青塘乡华峰塘村（今属新华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两岁丧父，母亲改嫁，由伯父抚养，读过两年私塾，在中药店打工3年。为生活所迫，1923年，利松到广东省参加八属军（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三十四师特务营），加入士兵委员会。北伐战争开始，随部队北征，先后在湖北、江西、江苏等地与吴佩孚和孙传芳军阀作战。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士兵委员会被解散。利松是骨干，受到通缉，被迫与兵营中暴露的共产党员出逃。1927年12月，利松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3月转为正式党员。

1929年夏秋之间，根据党组织决定，何子礽（何莽）、利松等6名同志转入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利松分在特务营。9月底，执掌广西军政大权的国民党左派俞作柏、李明瑞在南宁公开反对蒋介石。失利后，利松随第五大队撤至龙州，1930年2月参加了龙州起义，并在红八军特务营中担任班长兼士兵委员会委员。同年3月，随李明瑞到百色后，奉命调到红七军十九师五十八团二营八连任连长，在贵州、云南等地多次参加战斗，右耳受伤。1931年升任二营营长。1930年10月，红七军主力奉命北上，途中战斗频繁，利松带领队伍，一路转战，进入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在江西莲花战斗中，他左脚负伤。

1933年1月，利松进入瑞金红军大学第三期训练班，毕业后留校任教导团二营八连连长兼军事教员。1934年1月调任中央红军第九军八团二营营长。同年9月，在闽西松毛岭保卫战中首仗，利松率领全营利用夜间偷袭，仅10多分钟就歼敌100余人，俘虏15人，我军无一伤亡。但在随后的战斗中，他胸部、肩部两处负伤。

同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总指挥部派担架、战马到医院接尚未痊愈的他归队，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经过江西、广东、湖南、广西入贵州，渡过乌江，冲破娄山关，到达遵义。他伤好后，任红九军第八团团长，参加了沿途多场战斗。1935年2月，中央红军在扎西整编，红九军团撤销师、团建制，将所余3000多人缩编为3个大营，对外仍称团，利松为第八团（营）副团长，4月在猫场激战中，左脚再次受重伤。因伤在脚部，无法随部队行军，部队党组织安排他就地治疗。利松伤口刚痊愈，不幸被国民党军俘获，关进贵阳监狱。审讯中，利松称自己是被抓来挑担的药材工人，因对中药性能对答如流，敌人信以为真。关押了119天后，他被释放。出狱后，利松不知红军去向，便沿途乞食回到家乡，从此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部队得不到利松后来的情况，以为他已经牺牲了。

1936年6月，为了生活，利松再次参加国民党军，到时任广东海军司令的钦县人张之英的海军陆战队当士兵。次年春，他计划利用部队整编之机发动兵变，因泄密被驱逐回家。1940年又曾设法到陕北找部队参加抗日，可去到桂林后，因缺乏路费，又旧伤复发，行动有困难，只得返家种田。解放战争后期，他与地方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有过来往。

新中国成立后，利松参加征粮、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1956年3月，他写信给原红七军军长、开国大将张云逸，请求他证明其革命历史。因钦州当时属广东省所辖，张云逸致信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兼广东省副省长古大存和广东省委：红七军五十八团二营营长利松过去在红军斗争时期作战勇敢，有功劳；如果他回乡后表现好，没有破坏行为并参加了革命工作，则“须给予照顾”，如他重新入党，“也应承认他在红军工作时期的党龄，以资鼓励”。同时给利松复信，勉励他：“你长征到贵州省境内受伤掉队，又被虏去坐牢，吃了许多苦。正因为这样，人民才说参加革命的艰苦斗争是光荣的。”

利松后来任乡长、农业合作社主任、粮所副主任，1960年调钦县人民政府工作。1962年响应国家号召，退职回家种田，担任大队贫下中农协会主席。1980年12月，中共钦州县委组织部决定给其退休安置。1983年病逝，享年80岁。

三

与利松同被刻到纪念碑上的政治部青年科科长尹自勇，当年在猫场战斗中并没有牺牲，而是4年后遇害。

尹自勇是江西省永新县龙门乡灌冲村人，1914年底生于一个农家，在大哥、二哥、二姐夫的影响和带领下，少时即为儿童团团长。1930年参加红军，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进入师教导队、红军军校学习，历任通信员、传令兵、警卫连长、警卫营长、教导团团长兼政委等职。由于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英勇顽强，表现突出，中共中央主编的《红色中华》、团中央主编的《青年实话》和中央红军主编的《战士报》，先后登载题为《全军积极动员起来，行动起来，向独胆战斗英雄尹自勇同志看齐》的文章，介绍他的先进事迹。他出席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1934年春调红九军团，任青年科科长，后改任青年科科长、军党委委员。遵义会议召开时，通知军团长与军团政委参加，两人因为红九军团担任后卫，军情危急，没有与会，派出尹自勇随同中央代表、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参加会议。由于尹自勇当时年仅21岁，成为遵义会议最年轻的参会代表。凯丰后来说：“自勇同志批评我在遵义会议上没有拥护毛主席，是批得对的。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忆之犹昨。”

为掩护红九军团突围，部队缩编后任军团司令部侦察连政治指导员的尹自勇，与连长龙云贵率侦察连到街口将敌人击退，又率队占领猫场西北部的绝壁梯子岩制高点，架起轻重机枪向敌猛射，掩护军团大部队从岩下通过。等大部队安全离去，他们向纳雍城方向追赶大部队途中，因遭到土豪武装围攻而掉队。

受水城县以苗族为主体的群众性抗暴组织“齐心会”首领王炳安的邀请，尹自勇带领20多名掉队的红军战士前往董地，与王炳安结拜为兄弟，化名杨连长，在“团结千人，打倒土司”的口号下，坚持斗争，成为该会的活动骨干。1936年，尹自勇受邀，到米箩乡任自卫队长。1939年春不幸被水城伪县长和大头目谋害，时年25岁。

利松不是广西唯一与红九军团有关联的人。红九军团政治委员蔡树藩，后来娶的妻子陈书涟也是广西钦州人。

蔡树藩生于湖北汉阳，17岁参加工人运动，曾留学苏联。1930年到中央苏区，先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组织部长、红二十二军政治委员等职，1932年底任红五军团政治委员，1933年10月任红九军团政治委员。遵义会议结束，调任军委纵队政委，到陕北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内务部部长。全面抗战与解放战争期间，担任一二九师政治部主任、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等。他先后10次负伤，在井冈山失去左臂。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劳动部部长、全国总工会西南办事处主任、全国总工会主席团委员。1954年，调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兼国防体育俱乐部主任，成为贺龙的得力副手，主持日常工作，是新中国体育事业创建者之一。1958年在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年仅53岁。

美国记者斯诺1936年到延安后，在其《红星照耀中国》中说，独臂将军蔡树藩是个很有趣、很可爱、很英俊的青年，头脑机灵，善于辞令，妙趣横生。他在苏留学期间娶了一个俄国妻子，但老担心妻子会不会因他失去一只胳膊与他离婚，再三请求斯诺，回去后寄一只假臂给他。

但后来蔡树藩遇到陈书涟，就完全没有了这种顾虑。

陈书涟1920年生于钦州的一个富裕家庭，初中毕业随兄到广州读高中。七七事变爆发后，广州学校停课，她历时一个多月，于1937年12月到达延安，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蔡树藩任一二九师政治部主任，在太行山区工作期间，陈书涟正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做宣传干事，当时她20岁。他们在接触中，互相鼓励，互相关心，彼此信任，碰撞出了爱情火花。半年后，由邓小平和卓琳做介绍人，两人于1940年夏结婚。1943年8月，中央通知彭德怀、刘伯承等大批高级干部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因为前方太艰苦和不安定，带孩子实在困难，卓琳把年仅4岁的长女邓林从乡下老百姓家接出来，委托赴延安的蔡树藩和陈书涟，带到延安保育院。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邓林就由陈书涟代为照看。邓林因此成了蔡树藩夫妻的干女儿。

陈书涟后来在太行区党政军委员会、华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任干事、秘书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劳动局保险科科长，国家劳动部干部司干部处处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研究所副所长、党总支书记，卫生研究所党委书记、顾问等职。

解放后，蔡树藩的工作繁忙，而陈书涟不仅要完成组织上分配给她的工作，还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照顾他们的6个孩子，抚养2位老人和蔡树藩二弟的3个孩子。丈夫因公殉职后，她痛哭了几天，一周后再不哭泣，带着女儿、侄儿和母亲，从部长楼搬到自己工作单位分配的4间小房去住。雇不起保姆，就由母亲和自己承担起全部家务。保险公司付给的赔偿费，她也交给了公家。此后几十年，她从不向别人讲起自己有什么困难。1987年，陈书涟因心脏病严重，住进友谊医院，她把蔡树藩的战友、原晋冀豫军区政治委员黄镇的夫人朱霖叫去，对她说：“你帮助我安乐死去，因为我现在已不能为党工作，而每日住院费要花70元，孩子们也耽误工作，我心里过不去。”朱霖表示不同意她安乐死，她就责怪朱霖说：“我没想到你这么落后，那我自己会处理。”朱霖听了，难过得哭出声，陈书涟还转过来劝导朱霖。3天后，陈书涟要求出院。1987年11月，回到家一周即与世长辞，终年67岁。朱霖感叹：这真正是—个无私、无畏 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