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上级报告，得到上级党的指导和领导，是革命能够取得胜利的一大保证。

首位来到右江地区播撒革命火种的共产党员余少杰，1926年8月建立了右江地区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恩奉特别支部，右江地区农民运动自此由自由发展阶段转到共产党领导的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的自觉阶段，掀起了农民革命运动的新高潮。到1927年春，百色、奉议、恩隆、思林、果德、天保、凌云等县成立了县农民协会，会员超过2万人。同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新桂系军阀对右江革命进行血腥镇压。在白色恐怖面前，余少杰等人毫无畏惧，领导右江下游各族人民公开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组织农军举行暴动。1928年4月，为得到上级的指示，余少杰到香港向当时领导广西党组织工作的广东省委就田南工作作全面汇报。同年10月返回右江，坐轮船到隆安时，因叛徒告密，遭到敌人抓捕。危急中，他迅速焚毁党的文件，将武器沉入江里，在跳江时不幸中弹被俘，最后被敌人杀害，时年仅21岁。

1930年11月，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率广西红军主力转战北上，最终来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央红军的一部分。而留下的不到百人的红军指战员由壮族农民领袖韦拔群领导，百色根据地的赤卫军组编为红二十一师，继续浴血战斗，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围剿”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

期间，韦拔群等人克服路途遥远、封锁严密、交通阻隔等种种困难，不惜流血牺牲，主动争取党中央与广东（两广）省委的领导和指导，没有因为环境极端恶劣而停止和放弃，使广西的革命武装斗争始终在党的领导下，顽强生存和延续，进而形成星火燎原之势。

红七军主力离开仅两个月，即在1931年1月红二十一师组建后，王永澍便从广西右江辗转3个多月，于4月份找到两广省委，报告了韦拔群等人的活动情况。省委详细讨论了右江地区工作，并派他与中央派来的郭丽珊去传达省委的意见。但到5月2日，在返回途中，王永澍在梧州被捕，郭丽珊失去联系。省委长达半年没有右江的任何消息，又派出邓拔奇（白希）巡视右江地区，可他进到平马的林凤圩，那里已烧成焦土，找不到关系，而且因层层封锁，在极严搜查下，不得已中途折回。

同年夏天，中共两广省委代表陈道生为传达中共中央关于纠正李立三冒险主义错误、整编红军和地方政权的指示，化装成理发师，从香港历尽艰辛，千里迢迢来到右江地区，在田东七里区找到红二十一师政委陈洪涛后，一起去西山会见师长韦拔群。见到上级来人，韦拔群极为高兴，与陈道生握手拥抱，表示欢迎，感谢党中央对右江的高度重视和支持。韦拔群将红军主力离开根据地后，他以留下的不到百人的特务连及少数骨干和体弱老病战士，再编入各县赤卫军，组建了3个团的红二十一师情况，向陈道生作了详细汇报。第三天即召开右江党委会议，由陈道生传达中央的决定和指示，宣布将红七军第二十一师改为中国红军独立第三师（亦称右江独立师），由中央直接领导，师领导成员及下属3个团的编制不变，并将右江苏维埃政府改为右江革命委员会。

为及时贯彻党中央的指示，中共右江特委、红二十一师党委同月在东兰泗区丘拔屯召开扩大会议，与会的有全师各团、营负责同志，以及东兰、凤山、恩隆、都安、凌云等县的地方党组织负责人。

会后，六十二团、六十三团负责人回原驻地整训，韦拔群、陈洪涛和陈道生等率领六十一团及师部直属部队800多名红军指战员，到东山的苏托、苏邦、麻品峒一带集中整训。通过整训，传达和贯彻中央指示精神，总结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经验教训，提高了指战员的思想政治觉悟，增强了反“围剿”斗争的决心和信心。

11月中旬，桂系军阀又出动4个正规团，在几个县民团的配合下，对东兰、凤山革命根据地发起第二次军事“围剿”。敌军实行“不分玉石，一并斩尽”政策，红军则采取了避强就弱，不打大仗、硬仗，实行游击战术的策略应对。

因根据地长期遭受敌人围困，红军处境越来越困难。为摆脱困境，12月中旬，中共右江特委和独立师党委在西山召开会议，总结根据地第一、第二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制定新的行动方案，并决定派六十一团团长韦菁和师部参谋陈庆锷为代表，随陈道生前往香港，向两广省委汇报请示工作。

韦菁是韦拔群的二弟，1904年出生，从小受文化教育，且深受韦拔群的影响，18岁参加韦拔群组织的革命同盟活动。百色起义前中共东兰县委成立，书记是右江特委派去筹备的严敏，委员7人中就包括韦拔群和韦菁。韦菁个子不高，一米六三左右，人很壮实，皮肤较黑，步行很快，不讲究吃穿，吃苦耐劳，工作勤恳踏实。他建立了东兰最早的党支部之一的八达乡支部和盘锋支部及凌云县第一个党组织，担任凤山、东兰县委书记，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成长为留守根据地的骨干。

陈庆锷是一名优秀壮族青年，与拔哥同是东里屯人，比韦菁大一岁。在韦拔群革命思想的影响下，他1923年即开始参加农民自卫军，是东兰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1927年底，桂系军阀对东里屯施行“三光”政策，无家可归的陈庆锷参加农军上山打游击。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任农军连长，率队赴南宁领取枪支弹药，并参加短期军事训练。回东兰后，即参加农军解放东兰县城的战斗。百色起义后，任红七军第三纵队独立营营长，率队参加隆安、亭泗等重大战斗，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红七军主力北上，陈庆锷服从组织安排，留下协助韦拔群等筹建红二十一师。在保卫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中，他始终在韦拔群身边，为红二十一师出谋献计，参与制定作战方案，深受拔哥的信任。

出发的前一天，特地杀了韦菁妻子黄美伦养的一头猪设宴送行。参加宴会的领导同志和部分战士，有11桌人，还送给邻居每户一斤肉。出发时，黄美伦背着韦拔群的儿子韦革命送行。陈庆锷的爱人包了粽子给他们路上吃，每人带上三四个。任东兰县委委员和苏维埃政府委员的黄美伦，事先做了3双布鞋，送给每人一双，在七八层布的鞋底里，每层放4块金片，作为路费和党费。这些金子大部分是公家给的，少部分是两人的妻子送的。为这次出行，处境艰难的师党委作了充分准备，给每人带一个金手镯和一些金叶子，还有3条金链，都是战利品。黄美伦借得两个金戒指，一个送给陈道生，一个给韦菁，陈庆锷的妻子也送给丈夫一个金戒指。金链分别缝在3人内裤的缝线间，也是黄美伦亲手缝装。

天气越发寒冷。12月24日，韦菁一行从西山弄岩启程前往香港，由特务连长带30个战士护送，到根据地边界后，护送人员返回。3人经巴马到达南宁，先借进医院看病观察形势，然后才下香港，但此后石沉大海。

苦等杳无音信，处于敌人重重封锁的右江特委和独立师党委，急盼中央和两广省委的指示，于1932年6月派师政治部的白汉云、韦拔群次子韦述宗、特务营营长黄金尤前往香港汇报请示工作，顺便探听韦菁等的消息。他们长途跋涉到香港后，找到了省委，汇报请示完毕，立即日夜兼程返回。

这次派出白汉云，是韦拔群和师党委深思熟虑作出的决定。白汉云祖籍宾阳县白岩村，1904年出生于东兰县，百色省立第五中学毕业，青年时代就接受进步思想的熏陶。红七军成立当天，东兰县苏维埃政府决定开办东兰苏维埃劳动小学，他被委任为校长、党支部书记。白汉云曾当选为中共东兰县委委员，红军主力北上后，调到师政治部，负责起草文件工作。

1932年8月，广西军阀精心组织了对东兰、凤山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敌军分五路进剿西山，实行“三光”政策，不少农民“门绝户清”。10月，白崇禧亲临东兰督战。因一时无法回去，白汉云便在宾阳白岩村暂时隐蔽。他利用社会关系，改名后在村小学任教，同时派黄金尤回东兰探察情况。13岁的韦述宗也改名“阿醒”，在该校读书。

此时的右江革命根据地正遭受严重挫折。10月19日，韦拔群在西山被叛徒杀害，时年38岁。

韦拔群遇害不久，黄金尤回到东兰，他被敌人的血腥镇压吓破了胆，变节投敌，并带了100多名敌人到宾阳抓获白汉云和韦述宗，押往南宁。关押期间，国民党利用金钱、官职等手段千方百计进行利诱，白汉云毫不动心，没有透露半点革命组织的秘密。韦述宗牢记父亲的临别嘱咐，在狱中也表现得坚强勇敢。敌人诱降不成，施以酷刑也毫无结果，当年11月将两人残忍杀害，白汉云时年28岁。

桂西地处云贵高原的东南麓，海拔落差近2000米，山岭连绵，山体庞大，石山广布，丘陵起伏，岭谷相间，溶洞和天然障碍、死角隐蔽地多。虽然上级党委的指示未能传达到师党委，但革命力量在这片崇山峻岭和茫茫林海中顽强坚持着。

韦拔群牺牲不到两个月，政委陈洪涛也因叛徒出卖被俘遇害，坚持革命斗争的领导重任落到了到外线开辟新区的副师长黄明春等人的肩上。黄明春中学未毕业就跟随拔哥闹革命。百色起义的前一年夏天，他曾奉命前往江西，跟随红四军行动和学习，半年后返回东兰西山，成为韦拔群的得力助手。

1933年3月15日，时任右江下游党委书记的黄明春接到了陈道生从香港写来的信，要他在4月中旬，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并说已汇款200元到果化作旅费，还告诉了他到香港的联络方式。

因担心敌人已经拆信看过，黄明春和党委常委陆浩仁研究，决计不去领款，自己另行筹集。

至6月初，去上海的旅费基本筹足。布置好工作，作了遇难回不来的安排，黄明春由人护送，从果德县（今属平果）三层更出发，经钦州湾下船去香港，再从香港转去上海。他登船后，护送人员返回右江下游。到达香港时，正值两广省委机关遭敌人破坏不久，他去到联络地点，当天并没有找到人，陈道生已经离开。他只得住进一家小旅店，继续四处寻找，苦苦找了十二三天，终于见到了陈道生。

别后一年多再见面，两人都感到格外亲切。黄明春把陈道生离开后，党委为打破敌人的封锁，发展红河下游，开辟中越边和滇桂边游击区的经过，以及所面临的种种苦难，作了详细汇报。陈道生听后十分感动地说，回香港后一直都很关注右江的情况，听了汇报，认为黄明春等做得很对。在远离上级领导和没有上级指示的情况下，能够从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一系列果断措施，保卫了右江党组织，继续领导右江人民坚持斗争。

随后，黄明春问起韦菁和陈庆锷的情况。陈道生说，他们3人离开西山后，经过近两个月艰苦曲折的跋涉，次年2月中旬才到香港。向省委汇报后，韦菁两人又与省委有关部门联系，解决了一些具体事情，在香港约10天，办完了事，就离开香港返回右江，接着就失踪了。他们走后第三天，两广省委遭到破坏，据从广州来人说，两人被捕，估计是在广州或梧州时，因口音问题被国民党军抓获杀害。

而韦菁牺牲的真相，据中共中央巡视员定川当年5月30日给中央的报告，右江苏区当时与广东省委关系已经断绝，前往广东巡视的定川等被捕入狱，在狱中才知道右江党委和红军苏维埃派了两个代表至香港，因以前在中央做收发后回广东省委的带路人陈兴国被捕叛变，两人及去找他们的省委李同志都被捕了。韦菁因此被害，时年27岁。报告还提到了所听到的广西根据地的严峻困境：苏区被敌人封锁着，红军有时吃泥土和树根。

陈道生向黄明春说明了请他来汇报的缘由。省委遭破坏不久，团中央巡视员到香港和一些同志筹组两广工委，9月正式成立，12月上旬又遭破坏。临时工委再次筹组，至1933年2月正式成立，因前一个月周恩来和朱德给临时中央政治局电报建议，对东江、琼崖、广西各苏区红军，要粤省以大力来领导，中央即来电询问右江情况，临时工委因对情况不了解，汇报不了。中央又来电要右江派一名负责人去上海汇报。临时工委把这一任务交给陈道生来办，因韦拔群、陈洪涛已牺牲，陈道生在《梧州民国日报》上看到桂省府加赏缉捕黄明春的报道，便写信通知并汇款，要他到上海汇报。

与陈道生接上头的第二天一早，黄明春就买票搭船去上海。在海上颠簸了好几天，近7月底抵达上海。黄明春按照陈道生交待的地点和暗号，当天就接上关系，被安排在一家小旅店入宿，接着又被带到北郊农村的一家农户住下。

有两名同志安排黄明春进行汇报和学习。汇报进行两天两夜，黄明春从红七军主力北上谈起，一直讲到目前情况。之后又将他转移到另一个村的一家农户，要他专门学习中央有关文件，共10多份，另有参考材料八九份。10多天后，又带黄明春转移到市区，在一家小旅店住下，继续学习，并指导他用密写药水，在两本高等学校教科书中的行间空白处，抄写《党、团中央告全国民众书》《中央致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的信》等4份文件以及附件，带回右江贯彻执行。密写完后，两名同志检查没发现什么破绽，即交待他回到右江后，用碘酒或酒擦拭，字显出后即可抄录成原文。接着，他们对右江工作作了重要指示。在上海，黄明春住的地方前后换了4次。

得到中央的指示精神，当年9月上旬黄明春踏上返程之路，于10月安全回到右江下游党委的驻地“洋楼岩”，途中避过敌人的几次搜查。这次向中央汇报，整整用了4个多月的时间。之后，由一个人念，陆浩仁写，用了4天时间才抄写完，随即召开党委会议，传达中央关于恢复发展党组织工作，组织抗日团体等指示和文件精神。不久，全地区整顿恢复和建立30个中共支部，党员达400多人。党委掌握的武装有右江下游党委、革委100多人，向都、恩隆等县的武装540多人枪，右江农村组织“抗日青年同盟会”会员2000多人，在中越、滇桂边成功地领导和改造几股地方势力共600多名武装。

到1934年11月，黄明春等人在云南省富洲县九弄建立党、政、军组织，创建了活动到28个县的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

1935年5月，黄明春接到中共上海中央局来信，要他前去汇报工作。这次他装扮成商人，雇了4个挑夫，挑着两担牛皮、两担桐油，从久弄到靖西后，由群众带路到达龙州，将货物卖出，收入除给挑夫劳作费外，其余作为去上海的路费。他取道越南凉山、海防，经香港去到上海。按信中交待的联络地点和暗号，黄明春与党中央接上头，将滇黔桂边革命根据地的情况详细汇报后，因患发冷热病进广慈医院留医，治疗了几个月才好转。10月正准备出院，中央局人员来联系，告知安排他返回广西事宜，并约定第二天将路费等送来，可当天晚上他不幸在医院被捕，关进苏州陆军监狱。在狱中，他只报自己的名字为黄远强，是跑生意的，没有吐露任何真情。敌人掌握不到证据，只把他当共产党嫌疑关押起来。

七七事变爆发，组织派人到狱中告诉黄明春，已派陈淑青等两名女同志，装扮成学生，去广西、云南的滇黔桂边区指导工作，但她们到广西后不知所踪。

进入8月份，在日寇进攻上海前夕，经我党多次交涉，国民党当局大赦，黄明春得以出狱，由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当时做政审的中组部负责人，鉴于他的英勇表现，赞扬他说：“你像青松那样坚强挺拔，生机勃勃，就改名叫松坚吧。”他自此改名。

1938年2月黄松坚学习结业，南下武汉向长江局报到。旋被分配回广西工作，任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兼组织部长，5月中旬回到南宁，再次被国民党军警逮捕。在狱中，他坚贞不屈，经周恩来多方营救，半年后获释。

因身份已经暴露，黄松坚调到广东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共华南分局组织部副部长、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后回广西，任省政府委员、秘书长、民政厅长，全国政协委员，广西政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