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读有恒好学无时

●谭权幸

史料记载，约在明朝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思恩县（今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始建学宫”，此前毛南族聚居地一直没有学校教育。毛南族教育起步虽晚，但发展较快。环江上南、中南、下南“三南”地区颇具好学重教传统，诚如旧时思恩县一位外来县官所赞：“‘三南’文风颇盛！”

近代“三南”地区兴私塾重教育

清乾隆年间，毛南族地区开始设立私塾，毛南族子弟学习文化的机会逐步增多。而私塾这一教育形式，在毛南族中一直被保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1740年代至1920年代中期，“三南”地区私学较为兴盛。其间，不仅较大的村屯有私塾，许多小的村屯也设有塾馆。有家办、家庭联办以及屯办或联屯办。塾馆地点有在塾师家里的，有在学子家里的，有在庙宇里或在山洞里的。课桌一般由学生自备，课本自买或借用。每个塾馆一般有塾师一人，学生十几人或二三十人，大的塾馆设两个班，学童五六十人。学生年龄大小不一，有几岁的，也有十几岁的。至民国初，总人口不足1万人的“三南”地区，私塾馆就有70多个。上南不足3000人口，却有8个较大的塾馆。在下南、中南等各田峒较大的村屯几乎无不延师设塾，广开馆学，入学者日增。如中南村南木屯，曾先后3次设私塾，请毛南族秀才谭若皋为塾师，先后共有学生60多名。下南松仁屯还有位人称“谭魁爸”的老者，自当学董，募捐集资，在每年椎牛求雨的土地庙破庙兴学，创办学馆，采用班级制教学，设两个班，招学童五六十人，聘请校长、教师数人，他办的私塾具有现代学校气息。偏远的大石山区希远、景阳、下塘、才门、玉环、山峒、民权、名旦等村都办有私塾馆。

当地尊师、重教、尚学的风气形成后，出现争抢塾师的局面。毛南族地区老师少，聘请老师很不容易，各村乡老、学董极尽善言，游说老师到自己筹办的塾馆就教，有时几个塾馆不约而同找到某一老师，便出现“抢”老师的场面，“抢”是据理力争，比办学条件、比老师待遇。老师在乡老、学董的游说竞争中择高而就。民国时期，私塾和公立小学并存，老师供不应求，择高而就更突出。私塾老师从教之处不固定，一般私塾学制是开馆一年，有的私塾稳得住老师，可以坚持两年为一期。有的老师在此处教一年，第二年便被别处以更好的条件和待遇“抢”走了。有的边远山村为“抢”到老师，不惜代价。故有的老师也愿意离家别土到外村或边远山村就教。如巍峨村的谭公当、南木屯的谭志国就分别到边远峒场东眉屯和上义屯就教。

毛南族聚居地有一个关于学岩的传说。传说明代河池州土官（外号“莫弓关”）不让毛南族人读书。毛南族人便暗地“抢”来老师教书，毛南族人破天荒地考中一个秀才，此秀才在毛南山村开馆教书，土司知道后向县官诬告毛南百姓妖野，聚众滋事，取缔了私学。毛南族人便到中南与下南交界的下社屯对面山上的岩洞办学，取名“学岩”。土司闻知此事，派打手破坏学岩，抓走学童3人押送至河池土官府。学童于半路遗下习字本的地方后来长出叫“千层纸”的藤类、豆荚，遗下笔墨的地方后来长出墨竹，学童在大石板叩首告别父老恩师，此大石后人命名为“谢师石”。故有“学岩”“谢师石”遗迹。但史料记载，下社屯对面山上的学岩原为村民躲避土匪之地。清末谭秉钧隐居于此开办私塾，培养出许多优秀学子。在学岩办学的当年，岩洞口两边石壁上书有一联曰：“四乡父老兴办学岩培魁秀；八疆子弟苦读诗书树芳名。”清末至民国中期，上南乡在岩洞里办私塾馆的有3个，即亮峒塾馆、祥峒塾馆、上英峒塾馆。这些塾馆培养了很多优秀的人才。

毛南族人兴私塾学习汉文化，其目的一是参加科举考试，寻求出仕，以改变社会地位；二是谋职谋生，寻求出路。

清末废科举办学堂后，一些读过私塾的毛南族子弟进入学堂学习，而后在外谋职。清末，“三南”地区的毛南族人考上县学的有30人左右，大多回乡开馆授徒，成为毛南族本民族的“种子”教师。如谭若皋（1861—1932），环江中南南木屯人，晚清秀才，在南木屯多次受聘为塾师，教授子弟60多人；下南的谭中立进入县立高等小学堂后，又考上桂林政法学堂，成为清代毛南族第一个考上中等专业学堂并第一个在中专任教的知识分子。民国时期，读私塾后再出外求学的人更多，有文化的人一般较易谋职，至少能当上小学教师。

1913年，在毛南族聚居区附近的牛峒坡圩设立县立第二高级小学，但毛南族地区仍以民众办的私塾教育为主。1921年，上南隆峒的谭尧典无偿献出约90平方米的瓦房创办毛南族聚居地第一所私立学堂——隆峒学堂，并自任学董，由思恩县府委任教师进行班级制教学，私塾教育开始向现代学校教育转变。1927年，该学堂改为公立初级小学，成为当地第一间由私塾改良的学堂转为公办小学的典例，谭尧典在办学方面的开拓精神在当地传为佳话。1930年，在下南六圩设立县立第三高级小学，在水源圩设立县立第四高级小学。这个时期，毛南族地区的国民基础教育已普遍建立，由于规模有限，还需办私塾为辅。民国时期，当地的公办小学校之所以兴盛一时，与毛南族人的积极支持分不开。当时政府教育经费十分拮据，修建校舍主要靠群众捐款筹劳。至民国末期，“三南”地区先后修建的10所初级小学校舍，80%以上是毛南族人民捐工献料建成的，虽然教室30%是茅草房，但足见毛南族人办学的积极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南族人办学的积极性更高。1951年秋季至1952年春季，学生猛增，大批学生注册后无教室上课。毛南族人说：“再苦，也不能没房子给孩们读书。”于是，在各级人民政府的统一部署下，他们积极献工献料修缮、建造教室和借房作教室。如下南乡农民捐现金及献工献料折合现在的人民币约4000元，毛南族和壮族杂居的水源乡捐钱献工献料折合人民币约4300元。1952年修缮和新建的教室，90%是群众捐钱献工献料资助完成的。这项工作于1952年春动工，不到半年完工。

送子女读书蔚然成风

“望子成龙”是人们的梦想。襁褓中的幼童会爬行的时候，毛南族人就将孩子放在一张凉席上，面前摆放笔、砚盒、碗、筷、镰刀、禾剪等玩具，让孩子爬着去选取。如果孩子首先拿的是笔或者砚盒，父母心里会特别高兴，认为这孩子的兴趣在读书，是块成才的料子。

毛南族人时常教育自己孩子要发奋努力，拼搏读书，如长期口头流传的教育子女歌，宣传了“人不学习永不知，少不读书一生愚”的理念。

花园种花望花红，养育子女望成龙；

望儿成龙归大海，莫学南蛇钻刺丛。

人小读书望用心，书本里头有黄金；

哪个懂得哪个要，黄金不负有心人。

从小读书要用功，勤学苦读记心中；

有书不读误自己，一世奔波做苦工。

交代一声学生哥，勤奋读书莫逃学；

懒惰逃学害自己，老时求人就难多。

毛南族长期以来读书成风气，早在民国时期，就有“‘三南’文风颇盛”的赞誉。

毛南族人家有条件的都设法送子弟上学。贫苦农民家庭深切感到家里没有人读书就会处处吃亏，也想方设法送子弟上学，甚至卖大米、玉米等主要口粮筹钱来交学费，而以红薯南瓜饭当主食。

民国时期，当地有了公立小学，民众送子弟上学的更多，尤其是国民基础教育运动开展后，毛南山乡形成更浓厚的送子女读书的社会风气。1930年代初，思恩县到省立中学读书的有20人，其中毛南族子弟有10人，占全县外出求学人数的50%。1940年代，当地适龄儿童入学率约为30%，高于全县其他民族。日军侵入广西时，各地的学校都停课，毛南族人却请逃难来的上海作家陈荡在波川办一个高中、初中、小学混合补习班，还请读过大学的谭炜在南昌屯办一个中小学混合补习班。国民基础教育开展后的几年，不少青少年甚至已为人父的青壮年不满足于仅读完乡村小学，纷纷投考高一级的学校。家庭对子弟的好学是全力支持的，他们千方百计筹集钱物，送子弟到县城或外县读中学、中专、大学，以家中有人外出读书为荣，于是，毛南族子弟掀起一股出外求学的热潮。民国年间，先后有140多人到思恩县城、宜山、庆远、柳州、桂林、贵州、梧州甚至是外省读书。1946年春考，在省城桂林就读的毛南族子弟人数就从上一年的5人猛增到36人，而且都进了国立汉民中学、省立桂林中学和李宗仁办的德智中学。这3所学校在当时是全广西的名校。同年，在宜山读庆远中学、宜山中学的毛南族子弟也增加1倍多。一般富家子弟选取名校就读高中、大学；穷家子弟多进入国立师范类学校，可减免学费，还有助学金等。如家境贫寒的韦家祥、谭志坚等23名毛南族子弟均毕业于师范类学校。

1935年建立的贵州国立师范学校，以培养边疆国民教育师资、培养边疆建设基层干部人才为办学宗旨，性质半工半读，包学生伙食费，免书费、学费等。1939年12月该校迁址于贵州榕江县城内（习惯称“榕江师范”）后至1947年，有10多名毛南族子弟就读于该校。中南村三圩屯卢明锦（1928—2007）毕业于榕江师范，20世纪70年代曾经担任过环江县财政局局长。卢明锦曾回忆说，他于1946年考进榕江师范高师班。中南至榕江相距240多公里，山高路陡，崎岖难行，去榕江读书，他都是穿着草鞋、布鞋步行的，7天才能到达。每次离家，他都带一袋粽粑和几块自制的薄荷糖。越过驯乐乡广西边界后，进入贵州从江县苗胞腹地。每到一处投宿，他都给主家的孩子分点粽粑和糖果，还认真地帮忙做些家务。主家见这些穷书生诚实、勤快、会敬重，都好饭好菜招待。在榕江读书的3年，他与沿途的很多瑶胞结下深厚的感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南族人送子女读书的风气更浓。1951年至1954年，每年在全县录取的初中生总人数中，毛南族人数占20%至25%。1958年秋，环江高级中学成立。当年秋季招收第一届高中生2个班，共110人，其中毛南族学生23人，占录取总人数的20.9%，比例高于壮族以外的其他民族。1960年代初期国民经济调整，因年龄大、招生指标有限和其他因素等，很多学童高小毕业就失去升学的机会。当时在“三南”地区，一些毛南族人另辟蹊径送子女读书。当得知南丹县八圩乡七圩村完小学生数额不足可招收插班生时，他们便送子女去七圩完小复读小学六年级，再通过小考升读南丹县各初级中学。1961年至1964年，通过七圩完小复读后就读于南丹、六寨、马尾等中学的毛南族学子就有20多人，毕业后大部分都进入高中、中专学校工作。

2019年，“三南”地区在校小学生共1208人，到县城或区内外城市小学读书的有700人左右（含水源中心小学）。小学、初中入学率100%。

苦读求学之风盛行

晨读是毛南族的一个优良传统。所谓晨读，就是凌晨诵读诗书。每逢大年初一凌晨鸡叫头遍时，毛南山乡有子弟读书的人家便叫孩子起床，一时间灯火齐明，学童围坐在堂屋神龛下的桌前高声朗读课文，谁家的子弟读得大声，就表明谁家子弟这一年读书有成效，于是互相攀比，书声琅琅。一旦读书声响起，大人劈柴、磨米、舂碓等活儿便停下来，一切嘈杂的声响都停止，唯有学童的琅琅读书声在山村回荡，汇成优美动听的晨曲，划破山村黎明的宁静，迎来新年的曙光。此习俗形成后，不少人家子弟不限于大年初一晨读，有的父母平时也督促子女早起读书，使之养成好学苦学的习惯，甚至在放假期间还有人家照常晨读。

晨读之所以能成为习俗，除了毛南族人有好学上进、奋发有为的传统和以子弟读书为荣的心理，还和他们朴素的自然观有关。他们认为：时至五更，山村人静，此时秉灯攻读，书易“落肚”，久记不忘，肚子“吃”得书，脑子也灵活。至今一些学校也传承着晨读风俗，收到良好的学习效果。如环江髙级中学，2012年秋季学期起开始提倡晨读，2016年，高考一本上线人数269人，总分600分以上共18人。

毛南族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自己的文字，现在能够使用汉文，跟晨读这一传统紧密相关。

贫苦农民家的孩子，更是发愤苦读。除晨读外，晚上，很多家庭全家人共点一盏桐油灯，或燃一束松明火把，昏暗的灯光优先让给高声读书的学子，母亲在一旁借光剁猪菜，煮猪潲，或做其他家务，有时插嘴提问以助温习。其余人坐在暗处侧耳聆听，仿佛在欣赏夜曲。

在“三南”地区，不但青少年儿童读书努力刻苦，成人尤其是妇女读书的兴趣也甚浓。1937年至1940年，成人教育在当地铺开。毛南族人对成人教育抱着极大的热情，热烈响应，全力支持。由于师资校舍缺乏，成人教育班借用国民基础教育兴办的学校，以办夜读班的形式，分男班、女班上课，抽调老师到各乡的教学班巡回上课。当时思恩县大多数乡配合不力，课桌椅不够用，能坚持正常开班并保证巡回教学顺利进行的并不多，而毛南族地区自始至终正常开班，坚持到底。其中下南乡、中南乡最为出色。妇女踊跃参加妇女识字班，对成人教育的兴盛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毛南族男女平等意识较强，毛南族妇女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历来较强，故在成人教育中，她们享有和男子一样的受教育权利，并敢于与男人比高低，踊跃入学。如1937年，上南乡举办4期成人教育班，入学共542人，其中妇女389人，占总数71.77%。下南、中南两乡也是如此，入学妇女均占70%以上。夜幕降临，常见毛南山乡满山火把，如游龙一般，男人和妇女手持火把，带着矮凳，有的妇女还背着小孩，翻山过坳，到小学校挑灯夜读，山村里书声琅琅，场面热烈感人。思恩县第一次视导结束后，县长嘉奖下南、中南乡等一批乡、村、街长，特别号召各乡、村、街向下南乡、中南乡学习。这给毛南子女苦读成才起到榜样的作用。

毛南子弟读书，生活是相当艰苦的。有不少学生常常天未亮就举着火把，打着赤脚翻山越岭走七八里羊肠小道上学。贫困家庭的孩子清晨喝点隔夜玉米粥、背着盛稀饭的竹筒，或带上红薯、芋头、南瓜片到学校充饥，便开始孜孜不倦地学习。1937年以前，毛南族人读初中，均到庆远、河池等地中学，读书十分艰难。1937年思恩、宜北两县联办思宜国中后，读书同样艰辛。1940年代毛南族人韦家祥到县城读初中和柳庆师范学校时，一年到头只有两套土布单衣，课余给学校刻钢板、抄写讲义，3年从不间断。由于没有路费，寒暑假他大多留校，苦读坚持到毕业。上南乡韦土毅到县城读初中，每个月都要等父亲挑绳子、柴火去卖得钱之后才能交伙食费。这类事例不胜枚举，到外面读书的毛南族学生绝大多数是在艰苦中勤奋苦读的，由于毛南山区生活水平低，即使是富裕人家或中等人家，与外界相比也是相当寒酸的，故毛南族在外读书的子弟大多求学艰苦，唯其艰苦，愈益奋发，一般都学有所成。出名的有松仁屯的谭魁、南昌屯的谭伟、波川村的谭伟勋、南木屯的谭裕、玉环村的卢显书、堂八村的谭承项等6人，他们在外地读大学，成为当时毛南族学历最高的人。

朝气蓬勃的环江学子

1952年，环江县实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前，大量的知识分子（初中毕业生和肄业生）加入土地改革工作大队。土地改革后，大量的毛南族学子被吸收到各新成立的政府机构中工作。当时几乎所有的科、局、室、院、部都有毛南族人，不少人还在领导岗位上。这让外族人十分羨慕。

如此一来，家长更加重视教育，孩子们“苦读有恒，好学无时”的学风从此更盛。

三江中学退休教师卢劲草说：

1954年，我在县中读书，每月买一小罐桂林辣椒酱做菜，每天的菜金仅1分钱。当时在县中读书的毛南族同学大多如此。生活十分困苦，但在读书方面我们却都很优秀。

下南街的罗连枝说：

50年代初，我们在县中读书时，几十个人睡在一个大宿舍里，毛南族同学的床架下都多了一对泥箕、一条扁担和一把锄头，我们的学费和生活费大多靠自己星期天和节假日去挑河沙、挑片石、运砖瓦、挖土方得来，生活艰苦，学费来得艰难，使我们更会珍惜时间。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原县长谭树秧回忆说：

我由于家境贫寒，多以红薯为粮，故有“红薯仔”的绰号。记得我上初中时穿草鞋，念高中时，寒冷的冬天连一件卫生衣都没有，只有一双解放鞋，上大学后才穿上第一件棉衣。我知道，家庭困难，只能读师范，师范有助学金，能坚持学业。而离我家不远的上南村民权屯的谭耀明则更苦，他从小失去父母，靠哥哥抚养。读小学时，他不管寒暑，不管风雨，都赤着脚，背一个装玉米粥的竹筒上学，读书异常用功。1960年，他考上中国人民大学。读大学的5年间，因没路费，他没回过一趟家。假期全在北京打工赚取读书费用。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后，当地读书风气更浓，感人的事例接连不断。

下南社区东潭屯的谭会云考上中央民族学院。高考前，他曾点着煤油灯在山洞里复习。

波川的谭慧敏、谭慧琼、谭慧珍三姐妹都考上大学；谭碧海、谭宏昆两兄弟也考上大学。

谭振文以文化分664分的成绩成为环江高中第一位考上清华大学的毛南族学子，那是他用辛勤汗水换来的。他家住在毛南最偏远的希远山弄，祖辈没什么文化，父亲读过高中，深知文化的重要。从小父亲就经常给他讲励志故事，告诫他只有苦读才能成才。振文小时候，把父母平时给的零花钱积累起来拿去买课外书。刚上高一时，成绩不够理想，每晩下自修课，他是最后一个离开教室的；在回家的路上，他边走路边借着路灯光线看书；去蹲茅厕时他也要背诵英语单词……

上南洞龙的韦炳贤老人靠种山地，硬把4子8孙都送上大学。翁理的卢玉琴老人靠踩三轮车拉货，让两个小孩读完大学。下南街的卢兵获得中科院博士学位，她爸卢劲足种田之外兼搞一点缝补；卢兵的妹妹卢波读大学是靠姐姐卢兵的奖学金和课余家教的收入供给的。

尊师爱教“天地君亲师”

不论贫和富，毛南族家家都立“天地君亲师”牌位。逢年过节，村民们都就近上门拜谢老师。平常家中有喜酒，或有贵客，或杀猪宰羊，都请当地老师到家，奉为上宾。路上遇见老师，不论大人小孩，都亲切地向老师打招呼。

爱教之风，源于老师的敬业和执着。不管条件多么艰苦，教师不改初衷，几十年如一日，默默耕耘于教育园地。民国时期涌现出毛南族的私塾教师群体，如谭杰、谭达卿、韦戌敷、谭树鹊、谭老槐、谭经文、谭长扶、谭会合、谭学书、蒙林祥、谭随、谭振宗、谭尚井、谭俊、谭公当、谭志国、谭充等，这些本乡本地教师为本民族的教育做出了贡献，深受本族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其社会地位和威信仅次于地方官绅。毛南族教师谭接伟，1963年从桂林民族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下南乡最偏僻的大石山村——下塘村任教，从未要求调离该村小学，一干就是20年。毛南族教师谭惠吾，1960年代初就在下南希远村成厚教学点从事一至三年级的小学复式教学，工作十分艰难辛苦，他30年如一日，直到1991年将退休时才由长期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他对此无怨无悔。毛南族女教师谭慧祥，执教30多年来，都在上南、下南小学任教，共周济10多个家里有特殊困难的学生，使他们顺利地完成学业。

毛南族社会经济较落后，大多数人生活贫困，经济拮据，为了解决子弟读书经费问题，毛南族人发扬传统美德，集资助学。在村里读私塾，亲戚朋友、同村邻舍量力捐助些学米，或送些学习用具。毛南族人认为，一人出外读书，全家光荣，全族光荣，全村光荣。一旦有子弟考上外地高一级学校，房族、亲戚、邻里、朋友都主动慷慨解囊相助，送钱、送粮、送衣物、送文具皆有，以资鼓励。一般在每学期开学时捐资，以使学子安心读书，完成学业。

“三南”地区浓厚的学风，造就和哺育了一代又一代毛南族优秀人才。据史载，清初便有谭德成等一批文武秀才。道光、咸丰年间，在毛南族人的墓碑上始有毛南族子弟读书的记载。如谭上达的墓碑上记载，他少年时就攻读四书五经，后来又到县城就学。在同一时期，毛南族人谭振远、谭明远两人“皆入吾邑文庠”，并已“崭然见头角”。

据1945年人口调查，该县每8258人有1名大学生，思恩县到外地大专院校读书9人，其中毛南族子弟6人，占当时全县大学生总数的66%，每2000名毛南族人有1名大学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至1983年，全县有大专院校毛南族毕业生120多人，中专毕业生200多人。1981年，全县近3000人参加预考，仅有30多人考上大学，其中毛南族录取人数约占当时全县录取人数的三分之一，而当时毛南族人口仅占全县人口的16%。1978年恢复高考以后至2013年，有7名毛南族学子考上清华大学，其中获清华大学硕士学位的有3人；选派出国留学9人。截至2019年，在毛南族人之中，获副高级职称以上的有184人；获博士学位的有8人；作家13人；画家6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