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语言学大师——王力

● 樊石星

2020年，适逢王力诞辰120周年，各地纷纷举办纪念活动。笔者谨以此文纪念王力先生。

王力（1900—1986）字了一，广西博白人。著名语言学家，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1924年赴上海求学，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赵元任等，1927年赴法国留学，1932年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后返国，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授，并先后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文学改革委员会委员、副主任，中国语言学会名誉会长，全国政协第四、五、六届委员，第五、六届常务委员等职。王力从事中国语言学研究逾半个多世纪，他在汉语语法学、音韵学、词汇学、汉语史、语言学史等方面出版专著40多种，发表论文200多篇。他研究领域之广，取得成就之大，中外影响之深远，在中国语言学家中是极其突出的。王力先生的语言学研究始终是与教学联系在一起的，他在半个多世纪的教学生涯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语言学专门人才，为中国语言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王力先生在法国留学期间，翻译出版了20多种法国小说、剧本；抗战期间，写了大量的散文，被誉为战时学者散文三大家之一。

1986年5月3日，王力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出身书香寒门

1900年8月10日，王力出生于广西博白县一个普通小村落——岐山坡。

在岐山坡的王氏家族中，王力的家庭由于祖辈在科举中有功名，在地方上也享有一些声望，算得上是诗礼传家的书香门第。不过，家庭经济情况并不好。他的曾祖父王文田，是清朝的贡生。王文田有二子，长子紫庭，次子方洲。王紫庭行医乡里，膝下一子四女，儿子取名贞伦（王力父亲）。王贞伦喜文好学，15岁便考中秀才。王贞伦中秀才后，科举被废除了，所以他没有参加乡试。后来，他考上县师范传习所，毕业后在县高小当教师。王贞伦酷爱读书，不善理家，但他安贫乐道，将物质享受看得很淡，把精力用于诗文上。王贞伦还跟王紫庭学得一些医术，又写得一手好字，就经常免费为乡亲看病和写对联，因此在乡中颇得人心，在邻里间颇有声望。

王力1900年出生，成长于这样书香寒门的家庭环境中，让他养成酷爱读书的习惯，从小就背诗习字，对语言有浓厚的兴趣。他1911年到博白县高小就读，却在1914年因生活贫困而失学。1916年，由父亲王贞伦做主，王力娶了农村姑娘秦祖瑛为妻，次年生下儿子王缉和（后改名秦似）。王力17岁就做了父亲，他肩上生活的担子重了，但他仍不放弃对学习的热爱，一面操持家务，一面挤时间自学。后来，王力在家里办起了私塾，自己当起了私塾先生。几年后，王力被聘到李氏开国校教高小。这时，王力向往能继续读书深造，得到了校长李慎西和同事的资助。1924年夏，王力告别家人，坐木船到北海，然后改乘海轮到香港转抵上海。

留法获博士学位

在上海，王力首先报考了上海私立南方大学的国学专修班。当时的校长江亢虎是反动的社会党魁，他支持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鼓吹复辟帝制。南方大学由此掀起了“反江”学潮，但学潮受到镇压，14名教师和包括王力在内的3名学生被解聘或开除。这14名教授离开南方大学后，立即自办起了一所国民大学。王力因此得以转入该大学中文本科就读。当时学校的实际负责人殷方龄也是个政客，政治思想反动，具有爱国思想的王力又参加了学校“反殷”的学潮。王力是个热血的爱国青年，既埋头读书，又忧国忧民，在关系到国家民族兴衰的斗争中，他总是和爱国青年们一起，走在斗争的前列。

1926年夏，北京清华国学研究院要在全国招32名研究生，当时大学未毕业的王力参加了考试。这次考试的试题出得很深，考题的内容是要答出“四个100”，即：要列出100个古人名，并写出每个人所处的朝代和主要著述；要列出100个古地名，并答出各在今天什么地方；要列出100部书名，并答出各部书的作者是谁；要列出100句诗词，并写出各自出自哪首诗词。王力学历虽浅，国学根基却很扎实，他交出了一份优秀的答卷。在录取的32名研究生中，王力名列第26名。在清华学习中，王力跟随梁启超、赵元任、王国维、陈寅恪，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功底。

1927年，经导师赵元任的指点，王力决定出国留学。这时，他的父亲在南洋谋生，有位在银行工作的同乡借给王力40英磅做路费，他便于1927年冬天，从上海乘邮轮到印尼去见父亲，将自己想去巴黎留学的想法告诉父亲。他父亲收入不高，一时筹不到钱，同在印尼打工的博白同乡得知后，便伸出援助之手，给王力捐了一笔款。

王力由此得以远涉重洋到达法国巴黎。王力的法语基础仅仅只会简单的法语发音，单词几乎没学过。于是到达巴黎后，他首要做的就是补习法语，尽管一开始，语言不通，但王力并没有被语言障碍难倒，他从与法国人的交流中学习，终于克服语言关，熟悉和掌握了法语。

留法期间，王力在巴黎大学学习实验语言学，系统学习了西方语言学的理论，广泛接触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王力攻读的实验语音学，算是当时语言学中的尖端科学。

1931年，王力在巴黎

1932年，王力在巴黎大学，以论文《博白方音实验录》获得博士学位。图为该论文的法文版

1931年，王力用法文写出10万字的博士论文《博白方音实验录》，这篇论文，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翔实地描述了博白方言的语音系统。论文很快就获得了通过，并为法国语言学界所推崇。1932年，他获得了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王力在法国的时候，可谓身在异乡，心系祖国。他完成学业后，写信给清华大学，表示愿回清华任教。清华大学很快回信表示欢迎，并给他寄去了路费。1932年夏，王力匆匆收拾行装，离开巴黎，返回祖国。不久，王力的父亲也听从他的劝告，带着家人离开印尼回国。

夫妻心心相印

王力回国后，在清华大学任教。那时候，除了家庭沉重的债务负担外，还有一件事情让他苦闷，那就是他在老家的那桩封建包办婚姻。王力开始对于离婚也心存顾虑。他年少成家，夫妻间没有共同语言，缺乏感情基础。王力向往自由恋爱，于是他征求父母的意见，也得到了父母的支持。王力和妻子秦祖瑛离婚后，感念她侍奉老人、抚育孩子，尊重她个人意愿，同意她继续留在岐山坡和子女一起生活，王力定期给她寄生活费，并且给子女寄学费。

不久，王力在清华大学的同事给他物色了一位年轻姑娘夏蔚霞。夏蔚霞是苏州人，1933年刚满20岁。她在景海女师毕业后就留校担任图书管理员。夏蔚霞蕙质兰心，弹得一手好钢琴，英语流利，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她同王力一样，也出身于书香之家。她父亲夏雄夫是前清秀才，以教书为业。

1936年，王力教授与夫人夏蔚霞在家门前合影

当夏蔚霞收到王力的第一封来信，看到信中的蝇头小楷工工整整，文笔流畅，措词优雅，感情丰富，她心中隐隐欢喜，很快就给王力写了回信，信中也是端正的小楷，谦虚有礼的措辞。第一次通信，彼此都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之后，他们书信往来频繁，两人也由互相敬慕逐渐升华为心心相印。

1934年春，王力在苏州第一次见到了夏蔚霞。他十分喜欢这位姿色秀美、温文娴静的姑娘。在相处中，夏蔚霞不仅被王力的风趣打动，也被他的语言天赋和聪明才智所折服，她深深爱上了这位谦虚诚实的学者。

1934年夏，王力与夏蔚霞在苏州举行了婚礼，有情人终成眷属。

随迁西南联大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进一步扩大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这时清华大学在“隆隆” 的炮声中停课。不久，日军又在清华大学周围布防，日本侵略军到处肆虐，清华大学陷入一片慌乱之中。王力虽是一介文人，但他也是众多爱国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在那风雨如磐的岁月中，他同样为侵略者的暴行而愤慨，为国家民族的命运而忧患。

9月10日，王力接到清华大学决定南迁的通知。王力决定立即南下。9月14日一早，他们夫妇、弟弟3人，赶往火车站，挤上了开往天津的列车。沿途受到日军盘查，经历了不小的波折，然后辗转水陆，经青岛、郑州、武汉，一路奔波，才来到湖南长沙。王力虽备受颠沛流离之苦，心情却很兴奋。南迁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这时也陆续到达长沙，这3所大学在长沙联合组成了临时大学。12月，南京沦陷，长沙告急，临时大学又决定迁往昆明。这时王力在长沙任教的消息传到了广西。在广西主持教育工作的李任仁、白鹏飞特地派人到长沙找到王力，请他回广西任教。王力考虑到一是临时大学决定在寒假迁昆明，搬迁期间一时还不能上课；二是自己身为广西人，乡情难却。因此，他向清华大学请了半年假。这年冬天，王力来到了广西桂林，担任广西大学文史专修班主任。

1946年5月，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全体师生合影。二排左起：浦江清、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唐兰、游国恩、罗庸、许维遹、余冠英、王力、沈从文

   1949年，王力与广州岭南大学部分教授和该届毕业生合影。前排左六为王力教授

1938年暑假，王力请假期满，便离开桂林前往昆明。这时，迁到昆明的临时大学已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在西南联大，王力讲授中国现代语法和语言学概要，是以他的《中国现代语法》初稿作为讲义。

在昆明期间，国难当头，时局动荡，但王力始终以事业为重，潜心于教学和学术研究，1939年9月，王力利用清华大学给予任教满5年的教授1年休假的机会，带着夫人夏蔚霞前往越南河内远东学院研究东方语言。王力在越南进修期间，阅读了大量的东方语言书藉，其中包括越南语、高棉语、楚语、缅甸语的书藉。他研究了汉语和越南语之间的关系，对越南语中的汉语借词的历史和现状做了深入系统地分析，写出了论文《汉越语研究》。这篇论文1979年被译成法文版，至今仍被认为是国际上研究汉越语的权威。王力的越南之行，使他在学术研究上又取得了一项新成果。不到一年，他带着丰硕成果回到了昆明。

抗战时期，王力在昆明目睹了日军的暴行、老百姓的苦难、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他忧心如焚，盼望抗战胜利，于1945年6月写下了一首七律：东海尚稽驱有扈，北窗何计梦无怀？剧怜臣朔饥将死，却羡刘伶醉便埋。衮衮自甘迷鹿马，滔滔谁复问狼豺？书生漫诩澄清志，六合而今万里霾。

坚定留守大陆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胜利。1946年5月，西南联大完成它的战时使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分别迁回京津复课。王力正准备随校返回北平的时候，接到中山大学请他去做作短期讲学的邀请，他接受了邀请。在中山大学期间，王力提出把中山大学文学院办成科学的文学院，这样可以把教学和科研很好地结合起来，培养一批语言学的专门人才。

王力先生的治学格言

1948年夏，王力又应聘到广州岭南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兼顾委会委员。这段时间，他整理了《汉越语研究》在岭南学报上发表，同时还进行了广东一些地方的方言研究，写了多篇关于方言的学术论文。

王力在岭南大学期间，解放战争的形势在迅猛发展，中国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巨变。这时，知识分子思想比较动荡，有的教授和科研人员或受国民党的挟持和蒙蔽，或因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离开大陆移居国外或去了香港、台湾。

当时有人劝王力出国，说是凭他的学问和声望，完全可以到国外从事教学和著述，可以得到高薪，过上优越的生活。但是，王力是一个爱国的学者，对形势的有自己明确的判断，他认为共产党政治清明，一定能把祖国建设得富强昌盛，他意志坚定地留在了大陆。

1953年，王力被任命为广州市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并担任广东省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北京大学仼教

1954年夏，教育部派人来广州与王力见面。来人转达了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共中央文字问题委员会主任胡乔木的意见，当时北京大学正准备培养一批汉语史的研究生，希望王力能到北京工作，并把中山大学的语言学系带到北京大学并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王力欣然接受了胡乔木的建议，赴北京大学任教。

北京大学招收了首届汉语史研究生，汉语史课由王力负责讲授。汉语史是一门新课，当时并没有完整的资料可供参考，讲义完全由王力编写，王力便利用课余时间日夜伏案，用心编写汉语史和汉语讲义。这时，他可以参考的资料不多，传统语言学给汉语史留下的只有一些零星资料，王力凭着自己渊博的学识和过人的努力，投入到这项巨大的工程之中。1954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王力担任了委员会的委员，之后更是热心于文字改革事业，在汉语规范化、推广普通话，特别是制订《汉语拼音》上，尽了很大的努力，作出了重大贡献。1955年国务院又任命王力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和语言研究学术委员会委员。

1957年，王力不仅在北京大学培养出我国第一批汉语史研究生，也三易其稿，完成了他的《汉语史稿》的编写任务。《汉语史稿》分上、中、下三册，以汉语文字、语言为对象，分别论述了汉语语音、语法、词汇发展到现代汉语的过程。这是我国汉语研究领域中，从语言学角度系统地研究汉语发展历史的第一部著作。

1959年秋，王力在北京大学担任古代汉语教学改革的负责人。1961年5月，教育部召开会议，决定以北京大学的《古代汉语讲义》为基础，参考各院校古代汉语教材，改编一部新的《古代汉语》，作为汉语语言文学专业的专用教科书使用，王力担任这部教材的主编，负责编写的全面工作。从1962年到1963年，王力呕心沥血，在两年多时间里编撰出一套融汇了古文基础语法、词汇、语音，还有古代文化常识的《古代汉语》（全四册）。《古代汉语》出版后，不少高校把这套书作为教科书，即使不将这套书列为教科书的高等学校也将它列为文科必读的参考书，这套书还受到社会上许多有兴趣自学古汉语的读者的欢迎。

在撰写《汉语史稿》和主编《古代汉语》的任务完成后，王力又将他在北京大学讲授的中国语言学史讲义整理成《中国语言学史》，这是我国第一部语言学史的著作。王力博学多才、触类旁通，他同时还涉猎诗律学的研究领域，是中国现代诗坛理论大厦的奠基人，在中国诗律学研究上有独特的贡献。1940年代，他编写了《汉语格律》《诗词格律十讲》，并撰写了《诗律余论》《中国格律诗的传统和现代格律诗的问题》《略论语言形式美》等学术论文。

大师风范

王力在大学执教半个世纪，堪称桃李满天下。但“文革”期间，王力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经历了人生中最黑暗的岁月。

1973年，邓小平复出，协助周恩来工作，政治形势稍有好转，各地开始处理一些“文革”中的冤假错案，王力的问题也获得了公正的解决，痛苦和折磨终于过去。

在困难和挫折面前，王力坚持自己的信仰。失学10年，他闯过来了；在巴黎留学，生活无着，他闯过来了；抗战时期，流亡各地，他闯过来了；“文革”苦难，他闯过来了。在那段人生最暗淡的日子里，王力仍然坚持奋斗，研究、写书，他坚信个人的前途和命运不是全由上天和别人决定的，很大程度是由自己决定的。

王力为学为人堪称楷模。1983年，83岁的王力在福建厦门参加《汉语辞典》编纂会议。会议期间，有一个名叫林玉山的青年学者拿着一本《汉语语法学史》的书稿清样给王力审阅。此前，林玉山就曾将该书稿寄给王力审阅，书稿中谈及他个人认为的王力语法著作中的不足之处，也大胆提出了一些批评。王力看完书稿后，很快就给他回了信。信中说：“你把我关于语法的几部书都看了，并能融会贯通，进行中肯的评论，我看了觉得很好。”王力看后退回的书稿里，在一些批评语论段落旁，王力还写上“批评得对”的眉批。这件事让林玉山深为感动。

会议期间，王力又细心地看了一遍这部书稿的清样，和林玉山交换了一些意见。王力的谦虚谨慎和广阔的胸怀，在林玉山心中留下深刻印象，他十分钦佩这位谦诚的大学者。1985年，林玉山这部书稿出版时，就把王力在北京写给他的信作为代序，来表示对王力的尊崇。

在做学问上，王力治学态度十分严谨。他善于把宏观的研究和微观的研究结合起来， 既善于结构框架、 制订体系，写出体制恢弘的专著； 又善于单独论题，写出高水平的学术论文。这都贯穿着他治学严谨踏实的作风。他的这种作风在他的著作中表现为使用材料十分慎重，总是宁缺毋滥， 从不马虎。他从事语言的研究， 始终区别本质和非本质的东西， 力求做到接触语言现象的真实。在他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区别一般与特殊，本质与非本质、历史与现实、中国与外国等辩证看待问题的例证。他的治学态度不但严谨而且十分谦虚。他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他认为， 一个学者在学术是非上属大节， 自己对的要坚持，错的就要乐于接受别人的意见， 善于改过，不文过饰非。他的著作在出版后，在某些问题上经过自己后续的深入研究，如果发现原来的观点有错或者论据不足、论证不足的地方，再版时一定加以修正；若有再版时来不及改正错误之处，也必定在序言中加以说明。

1994年，王力先生夫人夏蔚霞把先生藏书送交北京大学中文系。图为赠书仪式现场

王力先生辞世后，夫人夏蔚霞将其全部藏书无偿赠给北京大学中文系。图为该系回赠的留念匾

在做人方面，王力胸怀坦荡。王力具有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民生的宽广胸怀，有爱憎分明、追求真理、历劫弥坚的乐观精神，所以他的诗作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常常是充满爱国爱民的热情和富有时代气息的。他对诗词格律的长期研究，对诗的意境和诗声律有辩证的认识，他的诗词创作也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他所作的诗词，勇于探索中国诗歌的新路，并形成诗词创作的独特风格。可是，他从不以诗人自居。他主编了《古代汉语》并开拓了诗律学的研究领域，成绩斐然，他从来也不以古典文学家自居。至于古代历法和天文学，尽管他有这方面的丰富知识，甚至外国研究汉学的学者都慕名前来听他的关于中国古代历法天文的讲座，而他从不以专家自居。

和王力相处的人，对王力的君子气质都有很深的印象，他虽是大学者、名教授，但他一向平易近人，待人接物谦恭有礼，尊敬同行，亲密后辈。最可贵的是他具有“宁人负我，无我负人”的气度，能容人之过，所以他的学生、朋友都乐于和他相处。

王力在高等学校从事教学50多年，写出了高水平的专著，成就辉煌。有《上古韵母系统研究》 《中国文法中的系词》 《汉越语研究》 《新训诂学》《中国现代语法》《汉语史稿》《关于汉语有无词类的问题》《汉语实词的分类》《先秦古韵拟侧问题》《略论语言的形式美》《黄侃古音学述评》《现代汉语语音分析中的几个问题》《同源字典》  《汉语语音史》  《语文概论》  《中国现代语法》 《中国语法理论》  《汉语诗律学》 《汉语史稿》《中国语言学史》 《清代古音学》以及他主编的 《古代汉语》 等。

王力学问渊博，融会中西。学术活动涉及诸多领域，而且都有建树。早年曾研究诸子和西方文学，著有《老子研究》《希腊文学》《罗马文学》等。1958年出版的《汉语诗律学》开拓了诗律学的研究领域。散文和诗词也卓然成家，分别收在《龙虫并雕斋琐语》和《龙虫并雕斋诗集》两书中。一生写有学术专著近50种，论文200多篇，译著20多部，近1500万字。不少专著远传海外，影响深远。

王力重视语言文字的应用。他在文字改革、 汉语规范化和推广普通话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和普及工作。早在1930年代他就提倡文字改革，主张用罗马字拼音。1940年出版的专著《汉字改革》， 1949年后参加汉字简化、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推广普通话以及汉语规范化的研究工作。

《王力文集》（800多万字）出版后，王力将全部稿酬10多万元捐赠北京大学设立王力奖学金，用以奖励后人。又立遗愿，逝后将全部藏书捐赠给北京大学。

王力毕生从事语言学研究与教学，在语言学的各个领域作出了卓越的富有开创性的贡献，并培养了大量语言学人才，被誉为中国近百年来最伟大的语言学家。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