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是一支铁道工程技术部队。战时，担负战区的铁路抢修、抢建任务，保障军队的机动和作战物资的输送；平时，主要参加国家铁路建设。其前身是1945年8月由人民解放军在东北组建的一支武装护路队伍，后改为东北民主联军护路军。1953年9月9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组建铁道兵领导机关。从此，铁道兵正式作为一个兵种列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

        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铁道兵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其总兵力最多时达40余万人。凡是铁道兵战斗过贡献过的地方，大都留下可资纪念的碑刻如烈士陵园纪念碑等，也有铁道兵参与的铁路及其他工程、当地政府和人民的纪念碑等，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矗立在大兴安岭地区加格达奇北山公园的铁道兵开发大兴安岭纪念碑。

受命出征开发大兴安岭

        1960年代初，我国大型煤矿因坑木缺乏而停产。没有煤，就不能发电；没有电，许多工厂只好停工减产。为进一步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扩编铁道兵，补充新兵10万人，承担修建森林铁路、公路紧急任务。

        1962年12月11日和23日，周恩来总理两次对铁道兵扩编作出重要指示：“铁道兵的编制，应本着官少兵多，提高生产人员比例的原则，编制干部数不能超过10%，全年劳动240天，生产人员达80%以上。”

        1963年3月，铁道兵完成扩编任务。

        1964年1月21日，国务院召集有关部门开会，研究开发大兴安岭林区。决定采取石油工业部建设大庆油田的经验，以林业部和铁道兵为主，会同其他各有关单位，集中力量，在大兴安岭林区组织一个会战。27日，林业部和铁道兵联名向国家经委并中央书记处上报了《关于开发大兴安岭林区的报告》，建议集中力量，在大兴安岭北坡、东坡林区打一个歼灭战。计划建设8个林业局，首先从嫩江向北经加格达奇伸入林区腹地修建一条大铁路，预计投入3个师的兵力担负修建。2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以中发〔1964〕92号文件批复同意林业部、铁道兵的报告，并着重指出：“开发大兴安岭林区，是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也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鉴于过去几次试图开发，进去后都未站住脚，这次我们既然下决心进去，就一定要站住脚，一定要取得全胜。”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开发大兴安岭会战指挥部，由铁道兵副司令员郭维城担任指挥，林业部副部长罗玉川担任书记兼政委。指挥部由林业部直接领导，同时接受中共黑龙江省委、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铁道兵党委的领导。

        多年后，郭维城在《向林海进军》回忆文章中写道：

        中央任命我为大会战的指挥，深感身上的担子繁重。我知道大兴安岭是个宝地，林区木材丰富，林地面积约800多万公顷，蓄积量约7亿立方米。可是大兴安岭的冬季气候极其严寒，每年冰冻期长达8个月，最低气温达零下57摄氏度，一直被视为人迹罕至，难以生活的“高寒禁区”。听说在日本侵占东北时期，侵略者为掠夺木材曾先后4次闯进林区，都因制服不了严寒而未得逞。解放后，又先后两次组织工人进入林区开发木材生产，也因冬季寒冷而未能站住脚。我暗暗地下决心，这次闯进“高寒禁区”，一定得站住脚，遇到任何困难决不后退，要打好这场大会战。

        1964年3月中旬，为了搞清大兴安岭的森林资源、制定周密的开发建设方案，郭维城和罗玉川亲自率领由领导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组成的31人踏查队，从北京出发，乘火车到嫩江，沿着古驿路向北进发，踏查森林资源。他们在没膝深的雪原中奔波，白天考察标记，晚上精心规划。郭维城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写道：

        当时的加格达奇，是一座十分荒凉的小镇，只有百多户人家。我们来到这里，别说办公地方，连住处都很困难。气温在零下30多摄氏度，生活艰苦，就用抗联战士的艰苦生活和战斗故事来教育部队。抗日英雄能做到的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讲。大会战的激情鼓舞着我们，什么困难都阻挡不了筹备工作的顺利进行……为加强力量，中央军委于1964年5月22日正式下达通知，由铁道兵抽调188名干部和78名战士参加林区会战指挥部工作。为了解决办公的地方，就在北部小坡上修一个不到300平方米的简易办公室，也是我们的家，办公在这里，吃住也都在这里。我们定下来一个原则，指挥部筹建要坚决贯彻勤俭办事业的方针，不买沙发，不买软椅，不买写字台，从我们领导做起一律睡硬板床。别看这些不起眼的事，对所属人员和部队震动很大，打开了艰苦创业的局面。

        当时，为了掌握实地情况，郭维城和罗玉川等人从加格达奇出发，沿着嫩林铁路的线路走向北上，一路艰辛，一段一段地调查了解，经过半个多月时间的综合考察，形成了关于大兴安岭林区的报告，获得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肯定。

        1964年6月20日，开发大兴安岭会战指挥部在哈尔滨召开会议，组织先遣部队，部署会战任务。会议结束后，原在小兴安岭、长白山林区执行林业工程任务的铁道兵第三、六、九师立即开始转入大兴安岭林区参加大会战。

        铁道兵第三、六、九师都是经过抗美援朝战火洗礼的英雄部队。其中第三师前身为1948年8月成立的东北铁道纵队，曾经在解放战争屡建奇功。

“高寒禁区” 里攻坚克难

        大兴安岭地区冬长夏短，每年从9月至次年4月、5月为冻结期，无霜期仅80至90天，年平均气温在零下3.5摄氏度，气象记载最低气温在零下52.3摄氏度。当年，嫩江至加格达奇段只有鄂伦春猎民3个居民点。加格达奇至塔河更是人迹罕至，大部分地段森林密布，无路可通，长期被认为是难以生活的“高寒禁区”。

        嫩林铁路位于大兴安岭东南坡和北坡，南起嫩江站，向北经大杨树、加格达奇、林海至塔河后向西经盘古、樟岭、劲涛、图强、西林吉到达古莲站，全长676.7公里。根据国家安排，嫩林铁路首先修建嫩江至塔河436.34公里的铁路，尔后逐步向前发展。铁道兵3个师的部署，从南到北依次是：九师负责嫩江至大杨树段；三师负责加格达奇至大杨树段；六师负责格达奇至塔河段。齐齐哈尔铁路局和东北铁路第五工程处承担了部分施工任务。

        当年，各路先遣部队开进林区时，能走汽车的公路只有一小段，有的便道冬天汽车可以通行，但是夏季沼泽遍地无法通过。各路小分队只好挑的挑背的背，有的靠当地少数民族的勒勒车和马匹帮助运物资，遇到难走的地方，只好把帐篷卷成卷抬着在森林里“耍龙”。经过几天甚至十几天的跋涉，到达指定地点，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完成了设营、修路、勘察设计等任务。突击抢修220公里的运输便道，抢运和储备了3个多月的主、副食品，并沟通了通信联络，为打破“高寒禁区”的“夏进冬出”惯例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

        1964年9月，郭维城奉命调西南参加“大三线”贵昆、成昆铁路大会战。铁道兵司令部参谋长何辉燕受命担任开发大兴安岭会战指挥部指挥，同时兼任铁道兵大兴安岭林区指挥所司令员。

        1964年12月30日，参加林区会战的铁道兵3个师8万官兵全部进入已是大雪封山的会战区，在莽莽林海摆开了战场。部队支起帐篷，用铁炉子取暖，虽然烧得炉子通红，仍然是上身暖膝下寒。床架用的都是新砍下的冻木杆，炉子烧起来便把小杆烤化了，不断地往床下滴水，边滴边冻，成了冰柱子。官兵们穿着皮大衣、皮大头鞋、捂着皮帽子、戴上皮手套（俗称“四皮”）和衣而睡。冻得睡不着觉时，就起来蹦跳、唱歌、背靠背互相取暖。为了防止冻死人，每天半夜还要拉起队伍在雪地上跑一阵子。后来，驻扎在西里尼的第六师二十七团十三连的一位叫王世忠的班长经过研究设计，在帐篷一端搭上门斗，挖一个深坑，搭个火炉子，在帐篷里的床铺底下垒起像小火炕的长条烟道，这条烟道直通帐篷另一端的烟囱。火点着后，铺底下的火坑散发出热量，帐篷里暖烘烘的，人们给它起个名字叫“地火龙”。罗玉川、何辉燕两位领导到基层检查工作时，看到这种新奇的取暖“设备”，兴奋地对王世忠说：“了不起，你们既会战斗又会生活。”并立即总结了他们发明“地火龙”的经验，在会战区普遍推广，不仅解决了大部队生活取暖问题，而且稳定了军心鼓舞了士气，为会战大军在莽莽林海中站住脚创造了条件。为此，王世忠荣立二等功。

        大兴安岭一年有约8个月的冰冻期，春夏两季，森林里到处是翻浆的黑泥汤，车辆无法通行，施工和后勤补给主要在冬季。嫩林铁路沿线沼泽和洼地广泛分布，地下水露头处则出现冰丘、冰堆，土壤冻结深度为2.5米至4.5米。面对寒冷而漫长的冬季，如何保证冬季施工是铁道兵部队面临的严肃课题。广大指战员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总结在小兴安岭、长白山林区冬季施工的初步经验，摸索出许多冬季施工的方法。老工程师徐锦荣创造的“冻结法”施工、“引冷促冷”加速桥基开挖法、“爬坡车”运土、“扒杆船”架桥、“穿心锤”打柱等科研成果有力地推动了工程的进展。

        位于塔河南端的呼玛河大桥是嫩林铁路的咽喉工程，其基础工程是控制工期的关键工程，这条冰河宽400多米，冰层几米厚，冰河两侧全是沼泽地和陡峭山崖，河面上的积雪没膝深。在这里破冰架桥，机械用不上，爆破也不行。官兵们采用“冻结法”施工，先在河面上测量好每个桥墩的位置，然后掌握好进度，用大锤钢纤一层一层向下扒冰，每次破冰以不穿透冻层为原则，冻一层扒一层。当挖到七八尺深时，冷气就不往下走了，河水急，冰层薄，容易出现漏水，就派人蹲在这冰窖里，一旦发现漏洞就用手套、棉絮堵住，有时遇到大的漏洞，为了不前功尽弃，官兵们毫不犹豫地脱下棉衣堵住浸水。当基坑穿过流水，挖出泥砂，到达桥墩落脚的深度，又开始保温，用旧帐篷架在基坑上，采取低温早强混凝土技术，用钢管加温砂石料，用钢板炒砂子，用开水搅拌混凝土，把近6万立方米的砂石料由零下40多摄氏度加热到零上30多摄氏度，装上斗车，盖上棉被，用最快的速度推向桥墩。呼玛河上12孔桥墩和桥台的60万方砂石就是这样灌铸而成的，嫩林铁道56条冰河200多座桥墩也是这样建造而成的。

        工程师周竟之为复核图纸，严格规划施工线路，不顾年老体弱，带领几位助手徒步350公里，在零下40多摄氏度的严寒下，穿林海、跨雪原，考察修改施工方案，缩短工期3个月，节省资金几十万元。

        当年，上级要求第三师十三团的八连把一座150多米高的山劈开，将3万多立方米的岩石填入山脚下的冰河里，筑起一条依水傍山的铁路路基。当时山峰上雪深石滑，狂风卷着碎雪，打在手上、脸上像针刺刀割一样，官兵们全然不顾，抡起大锤，扶住铁钎，向岩石开凿，经常是手上虎口震裂出血了，血和汗融在了一起。负责装炸药的战士，为了防止哑炮，摘下手套，在冰天雪地上打炮眼、装炸药、接雷管，手冻僵了，就用力搓一搓接着再装。就这样，经过8个月的苦战，在悬岩上凿出了13个20米深的爆破竖井，炸开了半拉山，将40多米宽的冰河填上了一半，筑起了一条钢铁路基。

        冬天的施工条件如此艰难，到了夏天，施工部队还要同牛虻、蚊虫、飞蠓（俗名“小咬”）做斗争。白天是牛虻叮咬，“双耳只闻嗡嗡响，抬头方见一片黄”，数量之多，是惊人的。晚上是蚊虫叮咬，小咬是傍晚、凌晨出动。有句顺口溜在部队广为流传：“兴安岭三件宝，蚊子、牛虻加小咬，夏天也是三班倒。”

        当时，施工部队没有什么现代化的设备，只有那些条件稍微好些的地段才能用上胶轮手推车，条件不好的地段就全靠人扛肩挑。由于施工的季节性非常强，为了抢工期、抢进度，官兵们风雨无阻地战斗在工地，并且开展了劳动竞赛，几乎是3天一场小会战，5天一场大会战，你追我赶干得热火朝天，常有人带病工作在施工的第一线，谱写了一曲曲英雄的战歌。

        1965年6月30日凌晨，朝阳山1号隧道施工中意外发生塌方，战士郭凤堂被砸昏在地，副班长张春玉等人急忙冲上去抢救，他们刚将郭凤堂推出险区，一块重1万多斤的巨石落下，张春玉腰部以下被巨石卡住，顿时昏迷过去。直到2个小时40分钟后，战友们扛来7个大千斤顶才把他从巨石下抢救出来。他醒来时第一句话是“小郭怎样了”，当听说战士王物件牺牲时，他难过地哭了，一再说“我是副班长，我没有照顾好他”。他对身边的排长说：“昨天我托文书给家里寄了40元钱，请快告诉他，别往我家寄了，寄到王物件家里去吧。”他拿出口袋里的钱请战友替自己交上党费，同时建议领导做好战友们的思想工作，稳定情绪。

        张春玉被送到医院后经检查发现右胸3根肋骨骨折，左腿粉碎性骨折，左胯骨受伤。住院后他的腿先后经过5次手术，每次他都以惊人的毅力与伤残进行着顽强的斗争，终于重新站起来了。由于张春玉的突出表现，铁道兵党委授予他一等功，并发出了“向一心为公的硬骨头战士张春玉同志学习”的号召。1966年，张春玉被国防部命名为“铁道兵硬骨头战士”。

        在修建对开发林区、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工农业生产、巩固边疆具有重大意义的嫩林铁路过程中，铁道兵部队先后有 100多名官兵牺牲，平均每2公里就付出了1名官兵的生命。

战天斗地创人间奇迹

        大兴安岭会战时期，由于当地不产粮食和蔬菜，铁道兵部队的食品都是从遥远的大山外边运送过来的。大米、面粉等细粮很少，多是高粱米和玉米面，副食就是冻菜、压缩菜、酱油粉、鸡蛋粉。“吃水用麻袋，开门用脚踹，男女同穿戴，五黄六月吃干菜”便是当时冬季严寒及夏季无蔬菜可吃的艰苦生活的真实写照。由于官兵们长期吃不到新鲜蔬菜，许多人的视力下降，有的夜间看不清东西。后来调运来大批的黄豆，炊事班开始发黄豆芽、做豆腐，还养起了猪，部队的伙食这才有了明显好转。

        铁道兵部队在大兴安岭会战时期坚持开展“劳动光荣、艰苦光荣、当铁道兵光荣”（简称“三荣”）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治思想活动，使官兵们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向雷锋同志学习”“党叫干啥就干啥”“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等豪情壮志的誓言，已经成为每个官兵的行动指南，化为每个官兵的自觉行动。同时，重视发挥党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及时发现和宣传典型，出现了人人争当模范、人人争做英雄的壮观局面。部队还以连为单位，每月召开一次军人大会，定期公布伙食账目，实现了官兵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民主和谐，密切了干群关系。部队重视开展文体活动，一日三餐前一定要有歌声，若是开大会，那会前各单位的拉歌活动就更热闹了，大家都是直着脖子认真唱使劲唱，因为这不仅是在比唱歌，更是在比作风、比干劲、比团结。当时官兵们最喜欢唱的歌是《铁道兵志在四方》《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下定决心》等。在连队的工作日程安排中，每周都有固定的文体活动时间，官兵们自己办晚会，自编自演的节目内容最常见的是连队发生的好人好事，看起来亲切，又能够起到表扬先进、树立典型的作用，非常受欢迎。但是，那时官兵们要想看一场电影那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穿着军大衣坐在小板凳上，不一会就开始打喷嚏，实在不行了就全体起立围着荧幕跑步，一边跑一边看，跑暖和了再坐下。一场电影往往要跑三四次步才能看完，尽管这样，官兵们仍然看得津津有味。

        当年，居住在大兴安岭地区的各族人民积极支持铁道兵部队的施工。部队开进之初，交通不便，运输困难，鄂伦春、鄂温克族人主动为子弟兵当向导，赶着马鹿为部队运送了大批施工和生活物资，谱写了军民鱼水情的新篇章。

        从1964年到1983年，铁道兵官兵在大兴安岭整整奋战20年，克服无数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完成了中共中央所赋予的光荣使命，使嫩林铁路贯穿大兴安岭山脉，一直延伸到祖国版图最北端的城镇——漠河。

光辉业绩永载史册

        1982年12月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下达关于铁道兵并入铁道部的决定。

        1984年1月1日，铁道兵部队集体转业并入铁道部，铁道兵指挥部改为铁道部工程指挥部，铁道兵各师分别改称铁道部各工程局。从此，铁道兵在解放军序列中消失。那一天，几十万铁道兵官兵在祖国的四面八方，面对军旗，敬了一个长长的军礼之后，默默地摘下了心爱的帽徽、领章，眼含热泪再一次唱响了《铁道兵志在四方》：

背上了行装扛起了枪，

雄壮的队伍浩浩荡荡，

同志呀！你要问我们那里去呀，

我们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

        1984年8月，大兴安岭地区隆重举行开发建设20周年庆祝活动。何辉燕应邀出席庆祝活动。这位当年曾担任开发大兴安岭会战指挥部指挥的老将军故地重游，思绪万千。他回到北京，见到铁道部第十三工程局（原铁道兵第三师）局长李赞国和政治部主任王治忠时，提出了自己的一个设想：“大兴安岭是铁道兵持续战斗最长的地方，你们三师在那里呆了20多年，眼看就要离开了（局址由加格达奇迁往长春），能不能在离开之前，在那里留个东西作为纪念。”李赞国和王治忠一再表示一定认真考虑，研究出方案再向老首长汇报。俩人回到加格达奇后召开会议，传达了何辉燕的想法，大家一致提议修建一座纪念碑。于是，第十三工程局很快提出了方案。中共大兴安岭地区委员会、大兴安岭地区行政公署对该方案进行了研究，表示完全赞同修建纪念碑。该方案同时得到了铁道部工程指挥部批准。

        1986年春节前夕，来自北京负责设计纪念碑的中国革命军事纪念馆的高虹、许宝忠等人，迎着呼啸的北风，爬上了加格达奇的北山，望着茫茫的千里雪原，仿佛看到了当年铁道兵进军林海的场面。在查阅了当年的历史资料、游览了加格达奇市区之后，艺术家们确定了设计思路：大兴安岭是我国最大的绿色宝库，而加格达奇是宝库里一颗璀璨明珠，这座纪念碑的建成，既是对打开这座宝库人们的纪念，又是一个艺术品，应超群脱俗、独具风格，成为这个美丽城市的象征。

        1988年7月28日，铁道兵开发大兴安岭纪念碑落成典礼在加格达奇北山公园隆重举行。

        傲然挺立的纪念碑由三部分组成：主碑是两根放大的不锈钢钢轨，各宽1.3米，高20米，中部是一个铁道兵兵徵，像个巨型的解不开的结，把两根钢轨紧紧连接，象征铁道兵志在四方、架桥铺路和大兴安岭开发建设20年。主碑前边为一头高为5米、昂首前行的马鹿玻璃钢雕塑，象征边疆各族人民对铁道兵的无私援助。主碑后面为介绍铁道兵开发建设大兴安岭历史的图文墙，宽10米、高3米、厚1.3米，花岗岩和大理石结构，有“铁道兵开发大兴安岭纪念碑1964-1984”的题字及2幅反映铁道兵生活的浮雕。

        中共大兴安岭地区委员会、大兴安岭地区行政公署的署名碑文写道：

        1964年，遵照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三、六、九师八万官兵进军大兴安岭。广大指战员在举世罕见的高寒禁区爬冰卧雪，宿露餐风，英勇开拓，顽强拼搏，在林区各族人民支援下，到1983年底共修建铁路792公里，桥梁124座，隧道14座，为开发林区，建设边疆，做出了重大贡献。为铭记他们的光辉业绩，缅怀英勇的烈士，特立此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