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英雄血染大别山

——记鄂豫皖根据地领导人高敬亭

● 徐德瑞

1939年6月24日，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在安徽青龙厂被错杀，至今已经80多年了。鄂豫皖革命老区人民至今仍十分怀念这位历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鄂豫皖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兼皖西北党委书记、红军第二十五军七十五师政委、红军第二十八军政委等职，并曾在抗日战争中立过大功的鄂豫皖根据地领导人。

走上革命道路

1907年8月，河南光山县（今属新县）一户贫苦农民家庭中有个孩子出生了，家里给婴儿取了个雅名——高志员。其意是期盼这孩子长大后能成为一个光宗耀祖的“员外郎”。高志员10岁时，入私塾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和《千字文》等启蒙读物，之后又学习四书五经，因勤奋好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高志员16岁时，家境越来越困难，于是他决心辍学回家，同父亲一起种地、宰猪、干家务，好学的他在闲时仍不忘看书学习，增长见识。

当时，光山县一些在武汉中学求学的进步青年，经中共早期领导人董必武、陈潭秋、萧楚女等介绍，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回到家乡，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和先进的文化科学知识，积极开展革命活动。

1926年深秋的一天下午，高志员的好朋友梅光荣来到他家拜访。寒暄之后，梅光荣告诉高志员，他有个表弟叫方进贤，为人讲义气，有才华，好交朋结友，曾在武汉求学，懂得很多新道理，希望高志员见见这位表弟。其实，梅光荣、方进贤在几年前便在武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到光山后在高志员的家乡董家店及泗店一带秘密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共产党小组。

高志员通过和梅光荣、方进贤的交往，听他们讲革命道理和共产党领导各地穷人起来造反的新鲜事，受到很大的教育鼓舞。经过方、梅两人同意，高志员便在自己的家乡开办 “红枪会”（以农民成员为主的武装组织）。因为高志员出身贫苦，为人忠厚老实，爱打抱不平，又有一定文化，所以很受贫苦大众的拥护，一下就有20多名青年农民入会。他们白天各自在家劳动，夜晚便集中到高志员家中练功习武，听高志员讲穷人团结起来闹革命的道理。

1927年11月，与高志员家乡毗邻的湖北黄安（今红安）、麻城两县，爆发了由共产党员潘忠汝、吴光浩等领导的“黄麻起义”。高志员虽没参加这次起义，却受到了巨大的鼓舞，他开始团结越来越多的劳苦大众，不断聚集革命力量。这时高志员的家庭便成了共产党员秘密开会及书写标语、散发传单的联络点，时常有人来来往往，这引起了当地反动势力的关注。1928年春的一天，反动民团突然闯入高志员家，要抓捕梅光荣、方进贤、高志员等人。虽然反动民团捕人扑了个空，但却在高志员家中搜出一些写着“打土豪，分田地”之类的传单。于是反动民团以高家私通共产党为由，将高志员的父亲高立祥抓走进行审问，后又将其押到乘马岗河滩上残忍杀害。与此同时，高志员的妻子王氏也被当地反动富农杀害，不满周岁的儿子也丢失了，从此杳无音信。

突然遭此家破人亡的劫难，高志员痛苦不已，他心中充满了仇恨。第二天一大早，他与几位很要好的农民兄弟一起，毅然离开老家，参加到鄂豫皖农民自卫军的行列中，从此成为一名光荣的职业革命者。为隐蔽身份，高志员从此为自己改名“高敬亭”。

英勇杀敌中身负重伤

高敬亭参加农民自卫军之时，正是中共领导的鄂豫皖边区农民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大发展时期。这时中共派党员石生才、梅光荣等人来到新集董家河一带秘密开展革命活动。不久他们便约见了高敬亭，对他毅然参加农民自卫军，走上革命道路表示热烈的欢迎，并鼓励他与广大农民自卫军一起，苦练杀敌本领。

1928年春，根据中共鄂东特委的指示，石生才召集梅光荣、傅梅臣等中共党员和先进积极分子开会，商议组建了“弦东区工作委员会”。大家一致推选石生才为书记，其他人为委员，虽然尚未入党，但立场坚定、胆量大、热情高的高敬亭被推选为“武装委员”，负责对敌武装斗争工作。会上同时还决定将“农民自卫军”改名为“赤卫军”。

弦东区工委会成立后，积极发动群众、巡逻放哨、防备敌人，工作很有起色，不到1个月，赤卫军成员已发展到八九十人，掌握有10多支猎枪、40多杆红缨枪、30多柄大刀。大家革命热情极高，想尽快打击敌人，扩大革命根据地。经工委会研究同意，决定由高敬亭率领几十名赤卫军队员偷袭新集镇境内的反动地主武装“韩家山寨”。行动当天，赤卫军队员事先准备好了几个装有鞭炮的空铁油桶，挂在山寨周围的大树上。赤卫军兵分三路埋伏在山寨下面，待夜深人静后，高敬亭下令十几支猎枪同时向敌山寨射击，并同时点燃空油桶里的鞭炮。顿时，整个“韩家山寨”响起了“轰隆轰隆”的响声，赤卫军战士趁势向山寨发起进攻。守寨的反动民团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枪炮声，以为是红军主力在攻打山寨，个个惶恐万分，纷纷弃寨逃命。此次战斗，赤卫军不仅攻占了这个令老百姓恨之入骨的反动堡垒，还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和生活物资。经过这次战斗洗礼，高敬亭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1929年3月，经石生才和梅光荣两位党员介绍，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继攻打“韩家山寨”取得胜利之后，高敬亭又带领赤卫军参加了攻打“峰子笼”反动民团的激烈战斗。“峰子笼”位于光（山）、麻（城）边界，是弦东区境内最高的一座山峰。山寨内聚集有韩老八、韩英绍和彭颂臣等反动团伙。老百姓对其恨之入骨，经弦东区工委会研究，决定兵分两路攻打“峰子笼”。

1929年10月中旬的一天傍晚，赤卫军200多人，抬着两门土炮，手握鸟枪和长矛、大刀，静悄悄地分别向“峰子笼”方向进发；另由红军队长邱江浦带领百余名红军战士，迅速向“峰子笼”反动民团老巢靠近。待天刚放亮，高敬亭立刻指挥赤卫军架起两门土炮，装上火药和铁片，并亲自点燃引线。两声“轰隆”巨响之后，“峰子笼”寨墙被炸开一个大缺口。很快，红军战士及赤卫军队员一起从寨墙缺口处冲进敌人老巢。300多名顽敌被这突如其来的枪炮声和喊杀声，弄得晕头转向，吓得不知所措，除少数进行抵抗外，大多数敌人束手就擒……这次速战速决的战斗，全歼“峰子笼”反动武装，并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战斗中，有8名红军战士和赤卫军队员负伤，高敬亭的右腿被子弹击中，受了重伤，被红军战士救下后，立即送往红军医院治疗。

高敬亭负伤后住进红军医院，在医院3个多月的疗伤期间，他先后阅读了《共产党宣言》《联共（布）党史》《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马列主义著作以及中共中央一些宣传文章。从中了解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任务和最终奋斗目标，以及阶级和阶级斗争等有关知识。正如他后来对战友们说的：“我住医院疗伤期间，如同进了一次马列学院，学到了许多革命理论和军事知识，真是受用无穷。”

对敌斗争经验不断积累

1930年春，高敬亭伤好出院，党组织考虑他身体还较虚弱，暂未安排他回赤卫军带兵打仗，而是调他到弦东区苏维埃政府工作。同年6月，高敬亭任鄂豫皖边区特委粮食委员，主抓粮食生产和调配。1931年5月，高敬亭调任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后又任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1931年7月，当选为鄂豫皖边区省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后又兼任中共光山县委书记。他根据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在抓好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同时，重点紧抓军事工作，以不断壮大革命武装。这期间，他先后建立起了光山军区、光山独立团、光山赤卫师和光山游击师等军事组织。

1932年初，高敬亭调任豫东南省委书记。同年10月，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高敬亭随省委留下来继续坚持游击战争。11月下旬，省委在湖北黄安檀树岗召开会议，决定重建红二十五军，由吴焕先任军长、王平章任政委，下辖第七十四、七十五两个师，共7000多人。高敬亭任第七十五师政委，该师是当时的一支劲旅，为保卫大别山革命根据地打了不少漂亮仗。

1934年11月中旬，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二十五军在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等领导下，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大旗，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鉴于高敬亭有丰富的游击战经验，又熟悉大别山区的地形和风土人情，于是鄂豫皖省委决定让他留下，继续坚持革命根据地斗争。一心想消灭红军的蒋介石，这时趁主力红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之机，很快集结20多万兵力，对革命根据地实行 “清剿”。

面对如此严重的白色恐怖，高敬亭没有被吓倒，而是主动担当起了继续坚持革命根据地斗争的重任：他很快将留在皖西的不同建制的红军余部进行整编，组建起了一个正规团。1934年12月下旬，在豫皖结合部鹞落坪，高敬亭率部与鄂东北少共书记方永乐和独立团政委徐诚基等率领的部队会师，使革命武装力量迅速壮大，并在此地以“守株待兔”之计，成功全歼国民党军第六十四师三八四团的1个营，毙伤敌军100多人，缴获长短枪200多支，子弹近万发，从而大长了我军民的士气。

1935年2月3日，高敬亭根据方永乐带来的中共鄂豫皖省委的指示信，在安徽岳西县凉亭坳召开了边区党政军领导干部会议。重点分析了当前的对敌斗争形势，制订了坚守革命根据地、大力开展游击战的意见，并确定将红二十八团和鄂东北独立团1000多人合编为红二十八军，下辖第八十二师、手枪团及特务营。高敬亭担任军政委，统一领导鄂豫皖边区党政军工作。从此，鄂豫皖边区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斗智斗勇讲究斗争策略

自1935年2月红二十八军重建后至1938年2月，在此间长达3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中，红二十八军在远离主力红军，与中共中央联系几度中断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坚持对敌斗争。

1935年元宵节前，高敬亭得到情报：时任安徽省副省长兼省财厅厅长的余谊密，将带领一个中队，回到潜山县小王庄老家过春节。于是高敬亭便命一个班装扮成国民党军队，以 “贺喜” 之名，混入余谊密宅院内，里应外合，不费一枪一弹便将余谊密及其次子余竹僧（时任潜山县公安局局长）抓获，缴获步枪和盒子枪各20支及大批子弹。之后高敬亭又相继用计打了不少漂亮仗：1936年金秋时节，智取安徽太湖“野猎队”反动武装，击毙“野猎队”头目易元虎；随后又成功指挥河南泌阳官蔡家之战，歼敌1000多人；在攻打光山斛山铺战斗中歼敌一个团，俘敌军300多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生活物资；1937年6月中旬，率领手枪团第二、三分队，在光山南向店鹭鸶湾设下伏兵，一举击毙反动豫南民团司令易本应……

 1938年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的高敬亭

经过一次次与敌人的较量，高敬亭与红二十八军广大指战员共同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原则和作战方针，即著名的“四不打”原则：在根据地内不打，情况不明不打，部队伤亡太大不打，估计不能打胜不打。在战术上，高敬亭曾使用过伪装、埋伏、声东击西、化整为零、集零为整、杀回马枪等妙招。同时根据地形、气候、敌情及我军战力等实际情况，率领部队先后打过阵地战，运动战、防御战、进攻战、阻击战、歼灭战及远距离奔袭战等。

为使战争不断取得胜利，高敬亭在调兵布阵的同时，也十分注重思想政治及宣传教育工作。部队每到一地，总要及时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我党我军的革命宗旨及严格的军事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借群众的东西要还，用群众的东西要付钱；同时尊重群众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高敬亭还重视做好统战工作。

率部英勇抗击日军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此大敌当前之际，根据国共达成的协议，1938年1月，由中共领导的江南8省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后，军部移驻南昌，由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下辖4个支队。高敬亭任第四支队（由原红二十八军等改编而成）司令员，下辖第七、第八、第九3个团和直属手枪团，共3100多人。

1938年3月上旬，新四军第四支队在高敬亭率领下，在黄安县七里坪召开誓师大会。当时，日军第六师团坂井支队从芜湖北渡长江，先后占领和县、含山、巢县，百姓遭殃，四处逃难。高敬亭立刻率领第四支队经扶县（今新县）、商城、立煌（今金寨）、霍山等地，东进至安徽巢县、全椒、和县和含山、桐城、舒城一带抗击日本侵略军。第七、第八团进驻无为地区，第九团和支队部进驻巢县地区，手枪团、后方机关也积极寻找战机，伺机打击敌人。日军攻占巢县后，除留下守备队，主力继续向合肥进攻。高敬亭通过侦察发现，巢县东南5公里蒋家河口是敌人乘船常出没之地，于是决定利用此地河道纵横、芦苇丛生、地形复杂的优势设伏。5月12日上午，日军20多人正准备乘船进犯蒋家河口，第四支队第九团二营以密集火力攻击敌人，经过20分钟激战，毙敌20多人，缴枪数十支。5月25日，《新华日报》刊登了此战胜利的消息，蒋介石发文称：“蒋家河口出奇挫第敌，殊堪嘉慰。”

随后，1938年9月2日，第四支队在安徽棋盘岭伏击日军汽车队战斗中，共炸毁敌军车32辆，歼敌144人、俘敌3人，缴获步枪49支、手枪5支、指挥刀2把，取得了东进抗日的第一次大捷。9月11日，第四支队七团一营在六安公路上，又迎头痛击日军运输辎重营。激战3个小时，歼灭300多名敌军，缴获马6匹、步枪128支及其它大量军用物资。12日，在舒（城）合（肥）公路花子岗一带设下埋伏，袭击日本军车车队。经两个小时鏖战，共击毁军车45辆，缴获步枪24支，轻机枪1挺及其它军用物品……

根据新四军四支队战史统计，该支队奉命东进皖西抗日前线，仅1年零3个月时间里，四支队指战员在高敬亭的有力领导和指挥下，先后与日军及地方反动武装进行大小战斗90多次，毙敌2300多名、俘敌军400多名；缴获敌长短枪1400多支、轻机枪17挺，军马20多匹，击毁军车156辆，汽艇2艘。同时抗日游击区也不断扩大，由开始时的皖西地区的6个县，扩展到皖中、皖东地区的17个县及江苏的江浦县，达24个县之多，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给人民群众以极大鼓舞。

在敌后军民抗日热情高涨的情况下，高敬亭领导第四支队先后组建了东北抗日挺进纵队、淮南抗日游击队和游击第二纵队，部队发展壮大到近万人，开辟了苏皖豫抗日根据地。

错杀悲剧令人惋惜

高敬亭原本是一名普通的穷苦农民，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毅然走上革命道路，参加农民自卫军，并很快成长为一位有威望的指挥员，在开辟鄂豫皖根据地斗争中立下功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与日本侵略军展开殊死的战斗，表现出英雄的本色。而他在革命斗争中，也犯下了严重的错误。1932年春，他对张国焘过于信任和盲从，参与了张国焘发动的“肃反”扩大化运动，错杀过一些革命同志。在3年游击战争中，红二十八军曾几度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高敬亭成为革命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后，自恃有功，开始居功自傲，养成独断专横的作风，因远离党中央，缺乏组织观念，对许多问题思路不清，导致没有坚定的执行党组织的命令指挥，甚至一度消极执行中共中央关于东进皖东、向敌后挺进的战略方针，“拒不执行新四军军部命令”等，这些都是以治军从严的新四军主要领导人所无法姑息的。不久，即根据国民党回复执行五战区报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所请将高敬亭处于极刑照准”电报，1939年6月24日，高敬亭于安徽省肥东县青龙厂被枪决，时年32岁。第四支队与军部战略发展上的分歧和矛盾，最终酿成了高敬亭的悲剧。

高敬亭上述缺点错误，对其进行严肃的批评和教育，帮助其提高思想认识，及时改正错误，是完全应该的，必要的。但这属于思想认识问题，可以采取帮助教育或调整工作等方式加以解决，但片面地把高敬亭的缺点错误无限夸大，指责他拥兵自重，擅自“招兵买马”，破坏统一战线，消极抗日，率部投敌等罪名。最后在没有经过中央批准的情况下就以枪毙处置了这样一位有功的新四军高级将领，实在令人惋惜。

高敬亭雕像

其实，中共中央和中原局在发现高敬亭的错误问题之后，为慎重起见，曾有一些设想：1939年4月18日，当时的中原局代理书记朱理治在向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处理高敬亭问题的三种意见：让高到延安学习或择地养病（当时高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病）；委任其为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其部队交由其他同志带领；撤销其职务。在这三种意见中，都没有要处决高敬亭的意图。然而，这一重要报告还未等中共中央审查批复，高敬亭即被处决了。在处决高敬亭仅2个小时之后，中共中央关于处理高敬亭的电文到了：“对高敬亭采取一些过渡办法，利用目前机会由军部派遣一些得力干部到四支队工作，以帮助四支队改造与整理。”

高敬亭被错误处决的讯息传到延安后，引起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关注，严肃批评了新四军主要领导人的错误。中共中央曾在电报中质问：“我们要送高敬亭来延安学习，你们为什么要杀他？要查明原因报中央。”1943年，毛泽东曾当面询问来延安参加整风学习的原四支队八团团长周骏鸣：“高敬亭不枪杀，送来延安学习好不好？”表达了对“反高斗争”的反思。1953年，毛泽东在安徽考察时，在与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的谈话中，再次提出“高敬亭不应该杀”的问题。从而引起人们对这一事件的广泛关注，尤其是高敬亭的亲属及老部下。高敬亭被错杀之后，对他的批判仍未终止，高敬亭年轻的妻子史玉清被当作“异己分子”“反革命家属”对待，开除了党籍，直到1942年才重新入党。高敬亭被错误处决时，女儿高凤英才10个月大，长大后成了一名军医，她在原红二十八军一些老同志的鼓励支持下，于1975年11月10日，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审诉信。

毛泽东于1975年11月30日，在病中看过高凤英的来信后，指示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要他向了解高敬亭一案情况的同志询问此事，“以其结果告我”。12月9日，汪东兴将了解到的情况向毛泽东写出了书面报告：“经过了解，从中央当时给新四军的复电看，未查到同意枪决（高敬亭）之事。”为慎重起见，毛泽东于12月14日在汪东兴的报告上批示：“请军委讨论一次，我意此案处理不当……”但此后因毛泽东的辞世，有关对高敬亭一案的复议和讨论，被搁置了一年多时间。

1977年4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终于正式发出了《关于为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该“通知”指出： “高敬亭同志参加革命工作后，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在坚持鄂豫皖地区的革命斗争中是有功的。虽在四支队工作期间犯有严重错误，但是可以教育的，处死高敬亭同志是错误的。遵照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指示，中央军委决定对高敬亭同志给予平反，并恢复名誉。”随后，国家民政部也为此发文，追认高敬亭同志为“革命烈士”。1980年4月19日，高敬亭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安徽合肥市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先念、徐向前、谭震林、粟裕、张劲夫、程子华、郭述申及其老部下万海峰、肖望东、林维先、李世安等敬送了花圈，南京军区及安徽省党政军负责同志、高敬亭家乡代表及其生前所在部队代表和生前友好共300多人，出席了骨灰安放仪式。

高敬亭被错杀至今已80多年，为他平反昭雪也已过去43年。对于这样一桩尘封已久的历史冤案，对于这样一位忠贞地为捍卫大别山革命红旗永不倒而立过功的传奇人物，最终能得到一个公正的评价，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优良作风和宽阔胸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