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最后一次长沙之行

● 戴安林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务院（1949年至1954年称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曾先后5次到湖南考察指导工作，为湖南人民送去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关怀，送去祖国大家庭的温暖。他的深切关怀成为湖南人民不断进取，开拓前进的强大动力。本文现将周恩来第五次到湖南，也是他最后一次长沙之行的具体情况作一番历史回顾。

周恩来于病中奔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筹备情况

周恩来第一次到湖南是1958年4月底。他去广州参加毛泽东主席主持召开的一次中央专题工作会议后，乘坐专列回北京途经株洲站，停留了半个小时，听取了市委书记代表株洲市委、市政府汇报的工作情况。

周恩来第二次到湖南是1960年5月中旬。他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商讨即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具体内容安排。这一次他还陪同毛泽东游览了长沙城，并留下一段佳话。当两人乘车来到橘子洲时，毛泽东触景生情，即兴道出一副对联的上联：“橘子洲，洲旁舟，舟行洲不行。”并请周恩来对个下联。周恩来思虑良久，未有佳句，当车行至天心阁时，忽见一群鸽子从阁中飞出，展翅翱翔在万里蓝天。周恩来凝望着远去的飞鸽，刹那间灵感迸发，脱口而出：“天心阁，阁中鸽，鸽飞阁不飞。”

周恩来第三次到湖南是1964年4月中旬。他陪同一位刚果贵宾到长沙会见毛泽东，并一起前往韶山毛泽东旧居参观。

第四次是1966年2月26日，周恩来陪同加纳共和国总统到长沙会见毛泽东。这一次他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周恩来最后一次长沙行是在1974年12月下旬。由于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即将召开，而最关键的人事安排问题必须马上向毛泽东汇报，还有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筹备情况以及政府工作报告的审定等，也都必须向已在长沙居住了两个多月的毛泽东汇报，而能够承担起这一重任的只有周恩来。

此时的周恩来已身患癌症，身体十分虚弱，住在医院里治疗。周恩来是1972年5月被发现患上癌症的，由于他工作太忙等原因，未能得到应有的休息，化疗等措施亦是断断续续进行，未能获得理想的治疗，从而使得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到了1974年6月1日，严重的病情使周恩来不得不告别他工作生活了20多个春秋的中南海西花厅，住进医院进行手术治疗。离开西花厅之前，在邓颖超的陪同下，周恩来在办公室外的院子里来回踱步。他反复嘱咐着身旁的秘书带上要看的一些书籍和待批的文件。临上汽车之前，周恩来似乎有某种不好的预感，又返回办公室。他久久地凝视着室内所熟悉的每一件物品，然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习惯性地挥挥右手，转身走了，再也没有回头。当天下午，周恩来住进了位于北海公园西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在这里，他度过了生命里最后也是最为艰难的一段时光。

1974年10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正式发出近期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其中还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12月中下旬，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准备工作进入倒计时阶段，周恩来审阅了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各类代表名额分配方案后，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批准。至此，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完成。

12月23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周恩来前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具体筹备情况。但在临出发的前一天，医务人员突然发现周恩来的便中带有潜血，必须马上进行检查治疗。周恩来自己也清楚此时远途奔波会促使病情恶化。但是，他以国事为重，毅然决然向医生表示说：“既然把我推上了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

周恩来医疗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之一的叶剑英获得这一消息后，心情十分沉重。他从整个全局考虑，反复叮嘱随同前往长沙的医护人员说：“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不能改变计划，但是，你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绝对保证周总理的安全！”

1974年5月30日，毛泽东与周恩来握手告别，当晚周恩来住进了解放军305医院，这是两位伟人的最后一张合影。

有一位跟随周恩来乘飞机前往长沙的机组人员后来回忆说：“总理跟我过去见到的完全不一样了，他明显消瘦了，穿着一件灰呢子大衣，戴一顶蓝呢子帽，还围着围巾，戴着口罩。以前我送总理上飞机，他在舷梯上一步一步地，走得很有劲。这次登机时，总理走得很慢，很费劲，而且还有点晃。总理端杯子时手还微微发抖。看到这种情况，我的心一下就提起来了。”

可以说，周恩来此次长沙之行是为国为民、赤胆忠心、义无反顾、舍身忘死之举。

毛泽东向周恩来交办实现全国安定团结局面的工作

这一次前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情况的还有王洪文。周恩来出发前曾让王洪文和自己同乘一架飞机，好为国家节约一点经费。但是王洪文不情愿，他带着秘书乘坐另一架飞机晚到了1个小时。到长沙后，周恩来住在蓉园l号楼，王洪文住在九所3号楼。毛泽东当天就接见了乘机飞到长沙的周恩来、王洪文。

毛泽东和周恩来上一次见面是在1974年7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自那以后，这两位老战友已有5个多月没有见面了。周恩来一踏进会客厅，毛泽东马上请他坐在自己身边的沙发上。见到相伴半个多世纪的老战友，毛泽东的心情格外舒畅欢快。一见面，两位老人便互相询问起彼此的健康状况。

“主席身体怎么样？”周恩来问道。

“老了，人老百病生。”毛泽东接着说，“明年1月起，外宾我不见了。要求见，我也不见了。我吃饭、睡觉还好，游了5次泳。就是讲话、肺、腿……”说着他摇摇头，还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双腿。然后关心地问：“你的病怎么样？”

“不要紧，开四届人大没有问题。”周恩来故作轻松地回答。

其实，毛泽东知道周恩来是在硬挺着。周恩来住院以后，毛泽东就十分关心他的病情，不时有关周恩来的病情报告送来，这样的报告他看得格外仔细。

毛泽东当时的身体状况也不佳，病情时有反复，周恩来关切地蹲下身，撩起毛泽东的裤脚，用手按按他的下肢说：“有没有浮肿啊？！”这一举动充分反映了他们两位战友之间真挚深厚的情谊。

12月24日至27日，毛泽东又连续同周恩来、王洪文进行了多次谈话。周恩来汇报了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筹备情况，同时提出一些需要请毛泽东决断的重大事宜。他说：“主席交给邓小平主持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的任务，他已经完成了，报告稿我已审阅过了，按照主席的指示，报告不超过5000字。”

毛泽东考虑到周恩来的健康状况，提出《政府工作报告》不要写得太长，如果太长，周恩来肯定坚持不下来。所以，他认为报告的字数三五千字即可，并把《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重任交给了邓小平。

从11月下旬开始，邓小平开始组织写作班子，抓紧起草《政府工作报告》工作。期间，邓小平与“四人帮”进行了坚决斗争，排除种种干扰，确立了总纲和方针。12月20日，周恩来仔细认真审阅修改后，对《政府工作报告》的内容表示“基本同意”。

周恩来在长沙期间，正值毛泽东81岁生日。26日下午，周恩来把湖南省公安厅负责人找到自己的住处，对他说：“今天是毛主席生日，我请大家吃顿饭，一起高兴高兴，不叫为主席祝寿。你去通知省委负责同志，安排一下。”

张平化等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及部分接待处的工作人员来到周恩来住处，摆了两桌酒菜。周恩来一生十分俭朴，用餐从不超过四菜一汤，但为了感谢工作人员对毛泽东的精心照料和辛勤服务，他破例加了几个菜。事后人们才知道，这两桌酒菜是周恩来自己掏的钱。

席间，周恩来不时和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谈工作，并要求他们照顾好毛泽东的生活，让他休养好。他举杯说：“同志们，为主席的健康长寿干杯！”大家瞧着周恩来愈来愈消瘦的脸，带着发自内心的崇高敬意和深深的痛惜之情，举起酒杯同声说：“祝主席健康长寿！祝总理健康长寿！”

这天深夜，周恩来按照事先约定好的时间来到毛泽东住处，和他促膝长谈，共商国是。两位伟人的谈话一直持续到凌晨，对党内、国内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决策。毛泽东在同周恩来的谈话中进一步强调“安定团结”的重要性。他认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倡导要“团结起来”，禁止搞宗派、搞分裂。他还就如何实现全国安定团结的局面作了3点重要的部署：

一是制止武斗、反对派性，加强对民兵武装的统一领导。毛泽东在长沙了解到在湖南和全国存在着利用民兵搞派性斗争的情况，为此，他明确地对周恩来作了指示：“凡有两派的地方，民兵不要搞进去。”当毛泽东得知邵阳造反派组织所谓“民兵指挥部”冲击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时，严厉指出必须在全国解散这类“民兵指挥部”。1975年1月18日，中共中央下发文件，正式向全国传达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各地区按照文件精神对民兵指挥部进行整顿，收缴枪支，有效地遏止了“四人帮”在民兵体制上另搞一套、煽动派性斗争、扩建所谓“第二武装”的情况，使“四人帮”自始至终没有掌握到武装力量。

二是解放干部，解决“文化大革命”以来被关押、受监护的干部问题，把他们解放出来。毛泽东交待周恩来，四届人大开过以后，要把被关押、监护和“挂起”（指的是组织上已下达免去职务的决定，而暂时没有作后续如何重新安排工作的决定）的干部解放出来，重新安排工作。周恩来、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精神，大力进行解放干部的工作。1975年3月，毛泽东亲自批准了《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文件，把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中央立案审查的660多人中（不含林彪反革命集团有关人员）的绝大多数解放出来，为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以后全国各条战线的整顿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增加了一批领导骨干。

三是释放战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谈话还提到要尽快把一些解放战争时期俘虏的国民党战犯释放出来。

这些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和部署，说明毛泽东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前期“打倒一切”的教训，决心以最大的努力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局面，尽快实现安定团结的局面，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而这些都是周恩来一直以来想做或在做的事，有了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就可以不遗余力地加以迅速贯彻落实。

毛泽东与周恩来单独长谈作出具有深远意义的“长沙决策”

1974年11月上旬，主管财政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曾陪同外宾来长沙与毛泽东会面，他向毛泽东汇报了国家财政经济方面的情况。毛泽东对国家的经济状况不佳深表忧虑，指示李先念“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在这次和周恩来的谈话中又一次强调“一定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毛泽东在同周恩来的谈话中，还重申了关于学习理论的指示。他说：“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以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都知道。”“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的书。”“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毛泽东这些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周恩来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作了传达，1975年2月22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部分内容。于是，在全党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活动的高潮。

周恩来与邓小平在天安门城楼上

后来，邓小平就是依据周恩来传达的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这“三项重要指示”，与“四人帮”进行坚决斗争，大刀阔斧地领导并开展全面整顿工作。

在1974年12月26日晚上的谈话中，毛泽东、周恩来不顾身体上的病痛，本着对党和国家高度认真负责的精神，对当时中央领导成员的情况作了分析和比较，以便确定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的人事安排。有关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和中共十届二中全会的重要事宜就是在这次谈话中最后敲定的，具有深远意义。

毛泽东十分尊重和支持周恩来，同时也明确表态支持邓小平，这对于当时开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是至关重要的，对于未来的党内斗争也是举足轻重的。毛泽东高度评价了邓小平的思想才干。他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边说边在纸上写了一个“强”字，这是毛泽东重病中表达意见的常用方式。

谈到人事安排，毛泽东对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具体人选提了一些意见。当周恩来汇报到拟任叶剑英为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的提议时，毛泽东明确补充说：“我看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还指示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开会之前先召开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周恩来建议在全会上补选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或中央副主席，毛泽东同意他的意见，提出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这一重要决策，把邓小平推到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毛泽东还对周恩来关切地说：“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之后，你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小平同志去顶。”

这样便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负总责的国务院领导体制，把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的艰巨任务交给了邓小平。毛泽东又进一步强调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

在长沙的5天5夜里，周恩来和毛泽东一起就有关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事项作出了重大决策，后来历史学家把他此行称誉为“壮行长沙定国是”。

毛泽东以其特殊的地位，明确支持周恩来、邓小平，批评“四人帮”，决定了党和国家的重大人事安排，使“四人帮”的阴谋未能得逞。

周恩来此次长沙之行不辱使命，顺利圆满地解决了许多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事项。因此，他乘坐飞机返回北京时，犹如卸下了背负千斤的重担，心情显得格外的轻松舒畅。

四届人大确立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班子

周恩来回到北京第二天，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如何贯彻落实 “长沙决策”。这是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以常委的身份出席政治局常委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75年1月13日至17日在北京

 1975年1月，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抱病作《政府工作报告》。

1975年1月3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传达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讨论将由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确定的人事安排方案。会议通过由邓小平起草的国务院所属部、委的设置和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人选的报告。5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8日至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召开。全会讨论了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成员的候选人名单等，提请四届人大一次会议讨论。全会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在会议的闭幕词中强调说：“希望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各省、市、自治区的工作，解放军的工作，各级革命委员会一直到人民公社的工作，都要遵照主席的指示做好。一九七五年是安定团结的一年，是争取跃进胜利的一年。我相信，在毛主席的谆谆教导下，安定团结，一定要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1月13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有2864人。这次大会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历经波折磨难后才得以召开的。大会共有3项议程：一是修改宪法，二是讨论《政府工作报告》，三是选举和任命国家领导工作人员。周恩来以无比顽强的意志力，战胜病痛的折磨，代表国务院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郑重地重申了在1964年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两步走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他那铿锵有力、充满激情的声音，使得出席会议的代表们精神振奋，热血沸腾，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他为中国人民重新鼓起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斗志。这篇《政府工作报告》成为周恩来50多年革命生涯和20多年政府总理任职上又一个光辉的里程碑。

1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胜利闭幕。

2月1日，周恩来召开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后的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审定通过了国务院12名副总理的分工。会议确定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会上，周恩来对大家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随后，周恩来又主持有各部、委负责人参加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他在讲话中说：“今天没有什么议事，就是同大家见一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决定，我们从今天开始来完成四届人大以后的工作，把国务院的组织健全起来。今天是开始，恐怕我也只能够完成这个开始的任务。”他重申了毛泽东关于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的评价，并强调说：“现在我病了，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希望新的国务院成立以后，出现新的气象，争取今年第四个‘五年计划’能够完成并且超额完成。”

第二天，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报告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的情况。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从这时起，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邓小平开始代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并在实际上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产生的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机构，为不久后开展的全面整顿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也为后来解决“四人帮”问题，结束“文化大革命”，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时光荏苒，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40多年了，泪水洗面万巷空、十里长街送总理，已经定格成难忘的历史瞬间，但是，他用毕生的勤勉奉献，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树立起一座永恒的灯塔，照亮了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