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月，由于白色恐怖日益严重，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由上海迁至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临时中央政治局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代表李德相继来到瑞金。9月，蒋介石发起第五次军事“围剿”。此时，博古、李德剥夺了毛泽东、朱德的军事指挥权，使红军和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翌年10月，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即长征。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批评博古、李德的军事路线的错误，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毛泽东重新回到领导岗位。遵义会议作为中国革命的重大转折点，中革军委主席和红军总司令朱德，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不赞成毛泽东离开军职

        1931年11月，根据中央指示，由以项英为首的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了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毛泽东和朱德都受到批评，称他们“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是“保守主义”“单纯防御路线”。尤其是批评毛泽东“右”倾，是“狭隘的经验论”，是“富农路线”，是“阳奉阴违的两面派”。会后成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及其组织机构，全国红军统一由“中革军委”领导。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毛泽东职务就这样被取消了。

        临时中央的“城市中心”的路线否定毛朱的“农村包围城市”以及在反“围剿”中以积极防御为特征的战略战术原则。他们指示红军立即攻打赣州，根本忽视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

        朱德作为中革军委主席，虽不赞成攻取赣州，可他是个职业军人，须服从中央的指示，还得要发布攻取赣州的命令。攻取赣州的血战，持续了33天，不仅攻不下赣州，反而伤亡惨重。1964年2月，朱德到闽西视察时，在登临武夷山时感慨地说：

        1932年春，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极力推进进攻中心城市的错误方针。当时红军一部分去攻打赣州，结果没有打下来。毛主席针对这种错误方针，提出向闽、浙、赣地区推进，从这一带一直向浙江方向发展，但是这正确主张未被采纳。

        赣南会议使毛泽东被边缘化，紧随其后的宁都会议，使毛泽东被彻底地排挤出红军的领导层。朱德不赞成排挤毛泽东的做法，因为，作为红军最高的军事指挥者，经历几年来的军事斗争的实践，使他越来越欣赏和佩服毛泽东运筹帷幄的谋略。尽管他们之间也常产生意见分歧，可在整个红军的战略运筹上，他深感到离不开毛泽东。

        1933年7月25日，朱德和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联名向中央提议，“以毛（泽东）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在他们的一再要求下，苏区中央局同意毛泽东任总政委，毛泽东又回到军事指挥岗位。但朱毛的战略指挥方针，仍与苏区中央局的认识分歧甚大。

        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主要领导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等来到前方召开会议，史称“宁都会议”。他们知道毛泽东是前方军事方针的决策者，批评的锋芒主要针对毛泽东。会议决定调毛泽东去后方做政府工作，朱德、周恩来和王稼祥都表示仍然希望毛泽东在前方指挥军事，可是却不为中央局接受，“认为毛同志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这段历史性的错误，朱德一直记在心上，1959年8月，朱德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说：“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同志离开军职，我是举手不赞成的。”

        朱德虽是红军总司令和中革委主席，可又增加博古、项英为中革委委员，并规定朱德前方指挥作战时，由项英代理主席。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大军向中央苏区扑来。月底，中央苏区重镇黎川失守。正是此时，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人员、德国人奥托·布劳恩（即李德）从上海来到瑞金。他和博古熟悉，毕业于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博古不懂军事，凡事都依赖于李德，久而久之也就成了红军的“太上皇”。

        李德虽然也承认“朱德当时就是一个国内战斗中传奇的英雄，同时又是一个少有奢望的谦虚朴素的人”，注意到“朱德经常讲述红军的发展和几次战役，显然是想用过去的经验启发人们，在今天第五次反‘围剿’的条件下找到切实可行的办法。”但他不重视朱德的经验，相反却讥诮朱德已“不再起什么独立的、决定性的作用了”。李德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是与博古等多年来在排挤毛泽东的同时，也一步一步地边缘化朱德有关。李德刚来苏区，博古便把全部的注押在李德的身上，并向其暗示说：“朱德多年来已退居幕后。”

        朱德虽然失去了军事决策指挥权，可他并不消极，而是以主动的积极合作的态度，经常去与李德交流，介绍第四次反“围剿”的打法和红军的情况，总想以自己的方式影响没有实战经验的李德。

        博古唯李德之命是从，言听计从，朱德的中革委主席也只是附署签名而己，实际的军事决策指挥权已经为李德所取代。当时担任朱德作战参谋的吕黎平对此有着十分清楚的记忆。1966年， 他回忆说：

        当时的通常做法是：博古到李德的独立房子（就是专为李德修的房子），或者是博古、李德、周恩来共同对第五次反“围剿”的重大军事问题作出决策之后，由伍修权把李德的口述或写成俄文的指示译成中文，然后给周恩来审阅定稿，再以中革委主席朱德、或者以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的名义签发，事后也仅让朱德过目而已。可以说，从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到1934年12月的黎平中央政治局会议之间这段时间里，朱德是有职无权。在这种处境里，他变得沉默寡言，很少说话。……他利用这段时间深入红军部队，做调查研究，并且经常到瑞金的红军大学和几所红军专科学校讲课，主要是讲红军粉碎敌人前四次“围剿”的成功经验。

避免不应有的损失与保护有生力量

        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说：

        （朱德）常常来看我，我们还一起到前线去了二三次。他在谈话中主要的愿望是争取对方理解毛（指毛泽东）的观点。他经常讲述红军的发展和几次战役，显然是想用过去的经验启发人们在今天第五次反“围剿”的条件下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第五次“围剿”刚开始不久，驻福建的第十九路军发动事变，公开主张反蒋抗日。他们秘密派人与前方的红军将领洽谈停战和联合抗日反蒋。朱德和毛泽东还在瑞金会见前来谈判的十九路军代表，向他们表明红军赞同的态度。双方代表还签订《反日反蒋初步协定》。蒋介石的“围剿”军事部署，因事变而乱了方寸，这本是稍纵即逝的好时机。朱德等已电令前线部队“应抓紧这一机会”，采取积极的相应的军事行动。同时，朱德等又致电博古、项英、李德，希望中央对此尽早作出决定。

        博古、项英、李德根本不采纳朱德等的正确意见，仍持旧的“左”倾观点，并以中革军委的名义给红一方面军发出训令，不同意与第十九路军配合行动，声称“福建所组织的‘人民政府’也是反动统治的一种新欺骗”“它不会同任何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有区别”，他们还断言“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一切想在革命与反革命中间找第三条出路的分子，必然遭到残酷的失败，而变为反革命进攻革命的辅助工具。”

        这么吓人的大“帽子”，且又是以军令的方式发布的，红军主力非但不能主动援助第十九路军，反而从前方的东线调到西线的永丰地域，让第十九路军单独应对蒋介石的军事讨伐。国民党军为了保障讨伐第十九路军的翼侧安全，以一部从黎川南出，向团村、东山、得胜关进犯。12月12日，敌人两个师向团村进犯。本可集中兵力聚歼敌两个师，只因红军主力“分离作战”，兵力不足，而打成了击溃战。

        中国自古就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说法，就是说将领身处瞬息变化的战机，可以有临机决断的权力。然而，李德却剥夺了这一临机决断权，而更令人头疼的是朝令夕改，让人无所适从。

        李德不但不稍微机动地授以前方指挥的权力，反倒以统一前后方的名义，牢牢地把握手中的权柄。经他提议，中央决定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将前方总部并入中革军委，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中央苏区的各军团和其他独立师、团。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徒有其职。

        李德只知道城市街垒战的那一套，命令红军主力担负修筑碉堡的任务，“以堡垒对堡垒”，进行“短促突击”。红军的以木板土块垒起的碉堡，根本经不住敌人飞机大炮的轰炸。

        1934年4月，北线的国民党军队集中了11个师的兵力，分左右两路，沿扶河两岸向南推进，企图占领广昌，著名的广昌保卫战就此打响。中革军委虽在前方成立了野战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员、博古为政治委员，可朱德无实权，实际的军事决定权仍然握在博古和李德的手中。

        这场从4月10日至27日的血战，整整打了18天。3万红军被指定在扶河两岸，同数倍于我且有飞机、大炮、轻重机枪等装备精良的敌军对峙，以碉堡对碉堡，展开红军不擅长的阵地战。红军战士浴血奋战，也根本抵挡不住敌军的进攻。一道道防线突破，一批批战士牺牲，朱德痛心极了，常常对着地图自言自语：不能这样搞啊，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啊！

        朱德心情沉郁，心中的痛只能跟夫人康克清说：“像这样打下去，只能把苏区根据地丢个一干二净。”又说：“怕打破坛坛罐罐，只怕弄得什么也没有了。这两个人（指博古、李德）不懂打仗，一意孤行，又主观又顽固，谁的话也听不进。”广昌终于失守，苏区的大门洞开。广昌东面的建宁原是红一方面军总部的所在地，红军拼力保卫建宁，可仍阻挡不住潮涌般进攻的敌军。广昌失守后，中共中央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博古主管政治，李德主管军事，周恩来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

        在广昌、建宁被攻占后，敌军自7月上旬起，以31个师的兵力，从6个方面向中央根据地中心区域发起全面进攻，被动挨打的红军继续以阵地战与敌拼消耗，结果是敌节节推进，我节节后退。东西南北四条防线就这样或被突破，或打开缺口，或陷入日益难摆脱的困境。军机危殆，已是焦头烂额的李德抱病告退了，朱德责无旁贷地担负起支撑战争局面的责任。他发挥红军打运动战的特长，9月初，亲自指挥的温坊大捷就是以运动战变消极为积极的实例。

        温坊大捷虽给敌重创，可毕竟改变不了整个战略指导所铸成的大局。到了9月中下旬，中央苏区已缩小到只有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几个县。中央苏区不保已是不争的事实，在这种情况，朱德以军委的名义发出指示，强调：“无论如何应该以保存自己有生力量和物质基础为我们作战的第一等基本原则。”9月24日，他致电林彪、聂荣臻：“预先没有充分的准备及侦察，并以密集队形冲锋，这是不适当的。”“第一等的原则是爱护兵力，由此主要的行动方式是防御和局部的反突击。”

        在整个战局已成颓势的状况下，朱德指示前方各部队不要冒险拼命，要极力避免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尽量采取“运动防御”。他致电三军团彭德怀、杨尚昆在撤出战斗时，“必须避免坚决的战斗，而首先要保存我们的有生力量”；在给九军团罗炳辉、蔡树藩的电报中指示，“为爱惜兵力，应避免坚决的战斗”；他指示一军团林彪、聂荣臻，不要硬拼硬打，“特别要注意在开阔地作战须极端隐蔽，不要堆集一起并利用地形，避免不应有的损失与最高度的保持有生力量。”指挥各军团有序地撤出战斗，保证了长征前的有生的战斗力量。

没有带过兵的人就会搞空头计划

        据伍修权回忆：“在广昌失败后，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已经在商量转移的问题，确定的目标是湘鄂西，向二、六军团靠拢。所以，进行长征是有半年的准备时间的。”“转移的意图开始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最后才决定转移的。”这“少数几个人”中唯独没有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1941年9月11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朱德旧事重提时说：“长征是一种搬家式的长征，而一切准备工作都未通过我。”如此重大战略决策的运筹，竟然绕过朱德。

        最初，长征的高层领导人名单中没有毛泽东，只是由于朱德、周恩来的一再争取，以及毛泽东在军队中的影响力，才同意他参加长征。李聚奎将军回忆说：

        完全可以看出， 他们 （指朱德、周恩来）对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很尊重的。后来我才听说，中央决定红军转移时，开始有的人甚至不同意毛泽东同志随军行动，后来是周恩来和朱德等同志一再坚持，说毛泽东同志既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又是中央红军的主要创建者，应该随军出发。在这种情况下，他才被允许一起长征。

        战略转移的路线图是，向西突围到湘鄂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创建新的中央根据地，故而称之为“西征”。参加“西征”的主力红军有一、三、五、八、九军团，还有由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及直属单位组成的中央纵队、军委纵队，计86800多人。

        红军主力于1934年10月18日由于都南渡赣水后，于21日晚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之间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再过信丰河，向湘粤边境转进。11月8日，全军通过第二道封锁线。在突破湘南郴州、宜章之间的第三道封锁线时，朱德于11月7日命令“野战军于宜章北之良田及宜章东南之坪石（均含）之间通过”，这里曾是朱德领导湘南起义的旧地，当地群众积极配合，红军顺利地占领宜章城和白石渡，通过了第三道封锁线。

        如此大规模的战略转移，组织者却是以非军事性的方式进行组织和实施。这就是庞大的非战斗人员队伍，庞大的“坛坛罐罐”。朱德没有发言权，只能无言地执行。据此他只能将主力红一、三军团分左右两路向前开进担任前卫，将红九、八军团跟随两翼护卫，夹在中间的是由党政军官员和各个单位组成的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后面由红五军团担任后卫。野战部队的行动唯非战斗人员而定，长长的队伍绵延100公里左右。

        朱德后来总结这段历史时说：

        长征就像搬家一样。什么都搬起来走，结果太累赘，很吃亏。补充来的新兵没有来得及搞到团里、营里去——没有带过兵的人，就会搞空头计划，他们不知道没有训练过的新兵，不跟着老兵怎么走，结果，就让新兵去搬运东西——整个司令部、党政军机关、干部都很重要，连印刷机、兵工机器都搬出去。结果，一个直属机关就有1万多，所以需要的掩护部队就多了。因此，部队动起来很慢。

        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才察觉红军的意图。他任命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薛岳、周浑元两部共16个师的兵力加紧“追剿”； 同时， 命令粤军陈济棠、桂军白崇禧各率主力部队扼要堵截。国民党的各路重兵云集湘江沿岸，企图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局势异常严峻。

        先头部队于11月27日晚顺利地渡过湘江，并控制了界首至脚山铺之间的渡河点，可是，后续部队却迟迟不能跟进。两个纵队1.4万多人，“坛坛罐罐”有1000多副担子，被各战斗部队夹护着缓缓前行，每天只能走20多公里。敌人在飞机配合下向湘江扑来，企图夺回渡河点，“围歼”红军于湘江两岸。形势可谓一发千钧，面对如此混杂险恶的处境，“钦差大臣”李德慌了手脚，不知所措。

        朱德临危不乱，同周恩来一起，指挥各战斗部队顽强血战，掩护中央、军委纵队渡江。经过四天四夜的血战，红军主力部队终于在12月1日渡过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封锁线。但极为惨重的战斗，让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

        红军突破湘江后进入湖南境内，于12月10日，攻占通道县城。如果按照在瑞金所定的战略计划，中央红军将由此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而此时蒋介石已在前往湘西的通道上埋伏了5倍于红军的兵力，如同一个大口袋正等着红军往里钻。在此生死攸关的时刻，已经赋闲的毛泽东提出绝不能往这个口袋里钻。他提出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贵州前进，力争在运动中打几个胜仗，以扭转红军突围以来被动局面。他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响应，中央几个主要负责人在通道临时召开紧急会议，对此作出决定。会后，朱德命令各军团、纵队“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

        红军的改变行军方向的主张，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他还在那里张网以待，却完全没有想到红军已折回贵州，把10多万敌军甩在湘西，从而赢得了主动。红军战略方向改变的决定，在通道会议上仅是权宜之计，且博古、李德一直坚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就此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朱德尤为信服毛泽东的意见，他和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站在一起，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会议通过决定，正式否定去湘西的主张， 指出： “新的根据地应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这一战略转变，使红军避免陷入绝境。

        中央红军在向黔北重镇遵义进军中，于12月底到达乌江南岸瓮安县猴场一带。朱德发布渡过乌江的命令。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通过《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强调：“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猴场会议后，完全停止了李德对于红军的指挥权。1月2日至6日，中央红军分三路渡过乌江天险，占领遵义。红军在这里休整了10多天，有四五千青年报名参加红军，使红军队伍得到转移以来最大的补充。

朱毛是一个整体的两个方面

        长征中，毛泽东在中央纵队，朱德在军委纵队，两人几乎没有交流的机会，但是，历史已把他们紧紧地联系成一个象征性的符号“朱毛”。五次反“围剿”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长征中背离毛泽东以来的失败的事实，更使朱德认识到毛泽东作为政治领袖的才干和谋略，在中国共产党内是无人可以比肩，而他作为军事领袖，只有与毛泽东相联系才能是珠联璧合。据跟随朱德多年的雷英夫说：

        总司令又说，“朱毛不可分”的思想，我也不是一参加革命就有的。1927年南昌起义时，还没有这个思想。1928年井冈山会师时，我初步有了这个思想，但不够明确牢固；到遵义会议时，我才彻底地树立起这个思想，因为无数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证明毛主席的路线是正确的，领导是高明的。

        李德注意到与毛泽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比较年青的干部，如王明、博古、洛甫和周恩来，他们中只有周恩来在军队中有支持者。”

        红军到遵义后，朱德的总司令部就设在黔军第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公馆，周恩来与朱德同住三楼。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在《周恩来传》中说“据说，他（指周恩来）的老朋友朱德大概事先跟周打了招呼，表示自己准备推举毛。朱的这一举动在两派竞争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是至关重要的。……周同意了朱德的做法。”又说：“参与者之一后来说，如果朱德将军投周的票，而不投毛的票，那么毛很可能失去机会。因为朱在红军内举足轻重。”

        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说到毛泽东“还邀请了临时革命政府委员、总参谋部的工作人员，以及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等来参加1935年1月7—8日（应是15—17日，引者注）举行的会议。这些人形成了多数，他们违背党章的规定和党内生活的一切准则，不仅参加讨论而且还参加表决。”遵义会议的参加者除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外，还扩大到7名红军的高级将领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李德作为军事顾问列席会议。此外还有李德的翻译伍修权，担任会议记录的邓小平。

        李德的回忆有明显的两大硬伤即错误。毛泽东虽是政治局委员，可他分管地方工作，“三人团”早就不让他过问军事。他十分明白自己的位置和处境，不可能也不会违反组织原则和纪律，如李德所说邀请一些人参加会议，再说他当时也没这权力。如果说遵义会议扩大到7位军队将领的建议不是毛泽东提出的，那么，只能是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因为只有他在这个问题上最有发言权。至于李德所说还邀请其他人员参加会议，更是无稽之谈。

        在遵义会议上，当躺在担架上伤势未痊的王稼祥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发言并提出改变权力决策结构、撤销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起用毛泽东时，朱德立即极为鲜明地表示支持。据伍修权回忆：

        朱德历来谦逊稳重，这次发言时却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了毛泽东同志，依靠外国人李德弄得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他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虽然事隔多年，对他在会议上发言的具体言词已经记不清了，但对他那慷慨陈词的神态和是非分明的原则性，我却一直铭记在心里。”1984年，他在接受中央文献研究室采访时还说：“总司令在遵义会议上的态度是明确的，是坚决拥护毛主席路线的，这是感人的，是使人印象最深的。”

        朱德作为军队的最高指挥官，他的一句“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在当时是很有份量的一句话，这个“我们”不仅是朱德，也包括下属的军团首长乃至往下的指战员。李德对此记忆尤为深刻，不得不承认“与会者的大多数都同意这个（毛泽东）报告，这一点不容置疑的”。他只是选择性地记住了“竭力操着粗暴声调的林彪”，因为，在他完成《中国纪事》的1974年，林彪在中国已经受到批判。

        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常委分工中，“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后，红一军团进入土城。川军也尾随红军向土城进攻，毛泽东决定利用土城以东山谷夹峙的地区，迎头痛击，予以歼灭。战斗打响后才发现川军决非情报所说六七千人，而是1万多人，且增授部队不断涌来。形势危急，朱德和刘伯承到达前沿阵地，亲自率领红一、三、五军团及干部团分路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阻止住了敌军的猖狂进攻。29日，他来到前线的红四团阵地，当时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肖华也在这里。他回忆说：

        当时，天下着雨，刘湘的模范师向我们阵地压来。朱老总手提驳壳枪，来到我们这里亲临指挥，掩护大部队过河。我很担心朱总的安全，几次劝他赶快撤下去，都被他拒绝了。他一直同我们坚持到天黑，才和我们一起渡过赤水河。

        一渡赤水河，红军进入川南。2月18日至21日，红军在川黔交界的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重入贵州，克桐梓，夺娄山关，再取遵义。3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组成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16日，经茅台三渡赤水，再次进入川南。21日晚，在太平渡、二郎滩、九溪口四渡赤水。蒋介石感叹：“我们有这许多军队来围剿，却任他东逃西窜，好像我们军队玩弄一般，这实在是我们最可耻的事情！”

        红军重新选择了毛泽东，这一选择奠定了中国革命最终胜利的基础，而朱毛的结合更如两位外国学者所言，朱毛是中国武装革命的“孪生天才”，“毛泽东是智慧，是理论家，是‘主席’。朱德是心脏，是军队”，他们是“一个整体的互为补充的两个方面，不可分割。”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