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建立八路军航空机构

        八路军的第一个航空机构，是1941年3月10日在陕北安塞成立的第十八集团军工程学校。这是一所培养航空机械工程人员的学校。1940年10月，从苏联学习航空后回到延安的王弼、常乾坤，即向中共中央提出在延安建立航空学校的建议。毛泽东为此接见了他们，给以热情的鼓励。

        中央军委随后便作出成立第十八集团军工程学校的决定，指定王弼、常乾坤负责建校的筹备工作。同时开始在部队选调学员，其条件：一是有3年以上军龄、中国共产党党员、政治表现好；二是具有高小以上文化程度；三是身体健康。当时选调的学员有马杰三、刘玉堤等100多人。1941年3月6日，中央军委任命王弼为校长、丁秋生为政治委员，常乾坤为教务主任，刘风、王琏等担任教员。学校于4月6日开始上课，先学语文、数学、物理、俄语等，经过一段文化补习后，进入航空理论学习。10月，工程学校根据中共中央“精兵简政”的精神，合并到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缩编为一个工程队。不久，抗大三分校改为延安军事学院，工程队随之编为学院第三大队的工程队，队长王弻、副队长刘风。这时学员除学文化，学俄语外，还学习一些航空理论，同时组织学员到军械修理厂实习，掌握白铁工、电焊工、钳工、木工等技艺。

        1943年2月，延安军事学院与抗大总校合并，工程队随之撤销，一部分学员后来转赴东北参加了创建东北航空学校的工作。从工程学校到工程队，先后不到两年，培养了100多名学员，因环境艰苦，办学条件简陋，未能开展系统的航空工程理论学习。

        1944年，为适应形势和任务的需要，中央军委决定在第十八集团军总参谋部下成立航空组，处理航空方面的事务。航空组于同年5月成立，由王弼任组长，常乾坤任副组长，组员有刘风、王琏等。

        为了适应日益增多的对外联系的需要，航空组负责修建延安机场。当时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到延安的广大军民，都参加了修建活动，到年底便建成了一条长达2000米、宽60米的“三合土”（碎石、沙子、黏土）跑道。翌年二三月间，成立了一个机场管理机构——延安卫成司令部机场勤务股，油江任股长。勤务股下设一个勤务连。勤务股的任务是调度过往飞机的起降、维护和管理机场。当时美军在延安设有一个观察组，常有美军的飞机来往，机场勤务股担负了保障工作。1945年8月28日，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飞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时，乘坐的飞机就是由延安机场负责保障的。在此之前的8月20日，汪精卫伪政府的“建国号”飞机，从扬州起义飞向延安，也是在这个机场降落的。

        1945年10月间，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航空组人员分批赴东北筹建航空学校，航空组即行撤销。

        1945年9月成立晋察冀军区航空站。9月初，王弼、刘风、蔡云翔、陈明球等乘“820号” （即汪伪“建国号”）飞机赴东北途经张家口时，由于飞机出故障，未能飞往东北，晋察冀军区请示中央，决定留下王弼组建航空站，王弼任站长。11月，油江接任站长。航空站接收了张北、灵丘、张家口的机场，还有2架飞机以及一批航空器材设备，航空站设有场务科、修理厂、管理科，全站约90余人，主要任务是管理机场，接送过往飞机。当时由延安调往东北航校的人员，都经这里转站。航空站的同志边执行任务，边开展训练，学习航空理论课程和机务维护技术。

        他们当中，一部分人如徐昌裕、熊焰、胡华钦、马杰三、孟力等后来被输送到东北航空学校工作。1946年10月，国民党军队进攻张家口，航空站奉命将飞机、器材、油料和其他物资转移，完成撤离任务后即告结束。

        在延安，1946年7月又迎来了一批新的航空人员，这就是经中共中央营救从新疆盛世才办军校学习航空归来的31人，他们得到中共中央的亲切关怀和优厚照顾。8月29日，朱德总司令将他们召到八路军总部开会，根据中央指示，宣布成立八路军总部航空队，任命方子翼为航空队队长，严振刚为航空队政治指导员。会后，他们根据朱总司令的指示，抓紧复习航空理论，锻炼身体，为赴东北尽早恢复技术、参加航校建设做准备。9月20日，航空队以及当时驾机起义飞到延安的刘善本机组一道离延安奪赴东北，于1947年1月到达牡丹江，被分配到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担任各级领导工作和教学工作。至此，八路军总部航空队宣告结束。

创建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

        日本投降后，中共中央派出大批干部去东北，创立东北根据地，在延安成立的航空小组的同志们也在焦急地等待中央的决定。一天清早，叶剑英参谋长把常乾坤找去，对他说：“枣园有电话来，要你去，想是谈你们去东北的问题。”听到这话，常乾坤高兴得连早饭都没有顾得吃，就急忙赶往枣园。在任弼时同志的窑洞里，任弼时同志直截了当地说：“你们的愿望快要实现了。中央要你们马上赶到东北去，设法创办一所航空学校，培养一批技术骨干。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你看怎样？”

        常乾坤激动地连忙回答：“这是我们早就盼望的，我们要坚决完成党交给的这个光荣任务！”

        “我很了解你们的心情，长翅膀的人是坐不住的，你们需要辽阔的天空，是吗？”任弼时笑了笑，接着又说：“赤手空拳办航校，会有料想不到的困难。遇到问题要随时请示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总部。”

        吃中午饭的时候，少奇同志来了。他一再叮咛：这次到东北去创办航校是件大事，是党和中国人民创建航空事业的一个开端。要有坚强的信心和决心，要有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的勇气和克服困难的精神，一定把航校办起来，而且要把它办好。

        中央首长的谆谆教导，一直是鼓舞他们勇往前进和不断战胜困难的力量源泉。10月15日，延安航空小组一行20多人，肩负着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告别了革命圣地——延安，星夜赶赴东北。

        经过1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他们终于在冰天雪地的季节到达了东北，首先向东北局报告了中共中央的决定。根据当时的局势发展，东北局又对建校方针、原则和具体做法做了许多重要指示。当时，日本丢弃的航空器材散布东北各地，许多机场和飞机、器材，都遭到了日伪、土匪、特务的严重破坏，仅留下来的一些飞机，也是残缺不全，有的缺翅膀、少尾巴，有的没有胶皮轮子，有的座舱仪表都被砸碎。为了不使这些器材落到国民党手里，或被土匪特务抢走，进一步遭到破坏，东北局指示依靠各地党、政机关的领导，依靠广大群众，动脑筋，想办法，把一切可以搞到的器材全部搞到手，迅速把航校建立起来。

        毛泽东同志关于自力更生的伟大思想鼓舞着大家去迎接困难，战胜困难。在他们到达目的地后，和东北局原先派去搞航空的同志组织在一起，进行了紧急动员。同志们冒着大风大雪，不分昼夜地四处寻找器材。除锦州、沈阳等地几个机场的器材没有来得及抢运外，辽阳、铁岭、东丰、朝阳镇、佳木斯、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北安等地，凡是在航空器材的地方，同志们的足迹都踏遍了。甚至连机场附近的山沟、村镇也都到了。大家一个一个地寻找飞机轮胎、仪表、铝皮、胶皮垫子，一桶一桶地寻找汽油、滑油。各地党、政机关，民主联军，土改工作队和广大农民群众，给了很大的支持。不仅帮助他们摸情况，提线索，当向导，看管器材，还支援运输工具。当时最感困难的是交通不便，火车不通，收集起来的破残飞机和笨重器材运不出去。老乡们就用牛马大车帮助转运到目的地，解决了运输不便的困难。搜集器材的工作是相当艰苦、紧张的，不少同志累出了病，有的同志在抢运器材时轧断了手脚，成了残疾；有的在寻找器材时误入原日军的毒菌场，中了毒，得了疾病；有的还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然而，收获也是巨大的。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前后从各地共收集了不少破飞机、发动机、油料、仪表，以及其他航空器材。稍加修理就可使用的飞机为数不多，绝大多数只能拆点零件来拚凑使用，但这就是航校的全部家当，也是保证航校训练的主要物质基础。

        由东北局派出的同志，首先在凤凰城、桥头等地接收了一些航空器材，成立了航空队，驻辽阳、宫原等地。国民党军占领沈阳后，其四周临近的中小城市都直接受到威胁。东北局指示他们迅速离开宫原向通化转移。到通化后，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又派来了一批干部，紧接着，又从山东抗大分校送来100多名学员。航空队奉命扩建为航空总队。经过了三四个月的紧张、积极的准备工作，终于在1946年3月1日，正式成立了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所航空学校。

在极其艰苦困难的条件下培养人才

        争取尽早开始训练，培养出我们自己的飞行员和航空技术人才，是中共中央和东北局的意图，也是航校全体同志的光荣任务。但航校的训练需要有个比较稳定的环境，可是航校成立以后，不到半年功夫，就来了两次大搬家：一次是1946年4月中旬，由通化搬到牡丹江；另一次是1946年11月间，又由牡丹江搬到东安。

        这两次大的搬家，虽然给航校增添了许多新困难，打乱了航校的全盘工作计划，影响了训练工作的开展，但也锻炼了航校的干部，培养了同志们在艰苦条件下进行转场的能力。

        训练快开始了，一连串的难题也出现了。要飞机上天，首先要有各种航空技术人才，要有教飞行的、教领航的；要有机务维护人员，修理人员，仪表、电气、无线电等特设人员以及气象人员等等。但教员知识差，学员文化低；教材在哪里，怎样训练，由谁来教，怎么个教法，特别是在依靠谁办航校和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意见。党中央要求建立的是培养航空骨干，为未来人民空军打基础的航校。航校中共党组织坚持了共产党建军的根本路线和培养工农骨干的正确方针，保证了共产党对航校的绝对领导，保持了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同时贯彻执行了共产党的争取团结、教育、改造旧技术人员的政策。

        旧技术人员在航校训练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是有贡献的，但是这些同志在训练中曾提出了一些脱离实际的意见，如在教学方法上，他们主张：先学习一些抽象的理论，书本知识，后接触实际。按照他们的意见，训练一期学员至少得几年。事实证明他们的意见是行不通的，既是浪费了时间，走了弯路，也遭到了学员的反对。因为学员都是工农子弟，仅有的一点文化还是参军后学的，连算术四则运算都不懂，硬要他们马上去啃代数、几何、物理、飞行原理等等，怎能吃得消？有的学员说：“党要我们快点把技术学到手。我们怎能老牛拉破车呢？！”

        学校领导毫不迟疑地纠正了这种脱离实际的作法，采取了行之有效的互教互学，包教保学，互相帮助，一切重视教学实效，理论紧密结合实际，迅速把技术学到手的学习方法。教员、学员一起动手，把不能用的破飞机、发动机和仪表都搬进教室。上课时教员讲一机件，让大家看看实物，讲一个原理，给大家实际表演一番。学员称赞这种教法很好，学习的兴趣很高，个个废寝忘食，刻苦钻研，开始掌握了复杂的航空技术。

        当时，世界各国训练飞行员的常规都是三阶段——先飞初级教练机，再飞中级教练机，后飞高级教练机或战斗机。初级教练机航校倒是有几架，但都是木头做的。由于长期在机场上风吹、雨淋、日晒，框架都糟朽了，蒙布也扯光了，加上几次的长途转移，都已完全变形，能不能飞行，谁也没有把握。经过左挑右选，选出了一架变形较轻的初级教练机，又经过仔细修理和多次检查之后，开始试飞。结果糟糕的很，试飞失败了，飞初级教练机的门被堵死了。中级教练机一架也没有，只有一些破烂的99式高级教练机和几架日式战斗机。怎么办？可不可以打破世界各国普遍彩的三级教练法，越过初、中两级，直接飞高级教练机呢？这是个新问题，是前人没有遇到过，一部分人坚决反对这样干，认为这是违反科学的，是航空史上从未有过的。有的还讽刺地说：“想一步登天，只怕飞得高，摔得重！”

        怎么办？学校在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总部的支持和鼓励下，征求了学校广大干部和学员的意见，学员们坚决地回答：“我们愿冒任何风险！上高级教练机，怕什么？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上级的鼓励，群众的坚决态度和勇敢精神，大大增强了学校“三步并成一步走”的信心和决心。学校一面发动群众动脑筋想办法，一面采取了加强地面准备，增长带飞时间，改进训练方法等一系列措施。特别在保证飞行安全方面，针对器材破旧，教员技术不熟练，设备简陋，制度不健全，缺乏经验，各方面条件很差等不利因素，要求全体同志，特别是飞行人员、机务人员、修理人员要小心谨慎，认真负责，细致扎实，兢兢业业，如姑娘绣花一样地做好一切工作，保证飞行训练少出事故或不出事故。经过全体同志的努力，1946年7月下旬的一天，学员终于驾着99式高级教练机，飞上了万里无云的蓝天。这时，原来反对一步登天的同志们也慨叹道：“奇迹，了不起！今天我们才真正懂得了共产党无往而不胜的道理。”

        教练机解决了，油料又成了问题。油快用完了，没有来源，还谈什么训练飞行？大家非常焦急。有人建议：用酒精可以代替汽油开汽车，能否用酒精开飞机呢？大家都没有听说过这方面的先例。学校领导想，既然找不出更好的办法，还是试验一下吧。第一次用酒精试飞时，因为天气太冷，酒精度数不够，眼看着飞机飞上天了，突然，听不到马达声，飞机一直往下猛坠，在空中停车了……不成功，再试！先使用汽油和酒精的混合燃料，逐渐减少汽油的分量。经过无数次的试验、研究，在提高了酒精度数和加大燃料喷嘴之后，试用96度的纯酒精飞行，终于宣告成功。

“你们为今后正式建立空军做了准备工作”

        航校搬到纵深地区后，距离前线远了，环境似乎比较稳定了些，可是参加飞行的人多了，训练也更加紧张了，随之而来的是器材日益缺少，来源毫无着落，训练无法持续下去。这是当时大家最感不安的一个问题。飞机本来就是补了又补的，渐渐地连补丁都补不起了。航校想遍了办法，实在再想不出好办法了，只好坏一架，停一架。胶皮轮子和螺旋桨更是奇缺，几架飞机轮换着使用。到了1947年下半年，情况越来越困难，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器材已经用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几乎连飞行技术都有保持不住的危险。无可奈何，航校只得请示总部，下决心减少飞行次数，压缩部分人员，按“保养技术，短小精干，持久延长”的方针勉强地坚持着训练。这种情况也很自然地在航校引起了一些思想波动。根据上级决定，全校开展了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的新式整军运动。先干部，后学员，先党内，后党外，通过各种会议，利用各种方式，反复讲清道理，打通思想，稳定情绪，鼓舞斗志，教育和动员大家咬紧牙关，坚持过苦日子，渡过难关。

        敌人把航校当成眼中盯，千方百计要消灭这支新生的嫩芽。国民党空军集中了15架轰炸机，轰炸扫射了通化机场，打坏了6架飞机，伤6人。在牡丹江，特务纵火烧毁了一个汽油库。以后，学校一步步纵深转移，敌机也一步步跟了上来。凡是有航校飞机飞行的机场，都遭到了敌机的袭击。前后被敌机打坏的有10多架飞机。当时学校既没有高射武器，又没有能打仗的飞机，只能躲避，不能还手。那些驾着美国飞机的国民党飞行员常是早晨八九时飞临航校机场上空，盲目扫射、投弹，有时轮番在空中巡逻，直到午后三四时才飞返老窝。大家气得红了眼，气愤地朝空中骂：“狗强盗，看你还疯狂多久，你们的狗命长不了。”

        在敌机频繁骚扰的情况下，学校只好打游击。抓紧早8时以前，15时以后的时间，钻敌机的空隙进行训练。白天把一些能飞的飞机搬到临近的山沟里隐蔽起来，傍晚再拉回机场。为了对付暗藏的匪特，飞行员随身还得带着步枪和手榴弹保护飞机。我机速度小，飞机上又缺武器，于是，学员们学会了超低空飞行，以便在空中遇见敌机就可以同它周旋。超低空飞行，对学员来讲，是很吃力的；飞行归来，个个都累得两腿酸痛，疲劳不堪。当时的物质条件又非常艰苦，不仅吃不上肉和油，连细粮和蔬菜也很少见。有时吃的是苞米窝窝头和苞米糁儿。飞行员、机务人员就组织起来，开荒种地，上山打柴烧木炭，冬季到草塘里，敲开厚冰抓泥鳅，春、夏季挖野菜，拣雁蛋，秋季打猎，来改善生活。住的房子是因陋就简、紧急赶修起来的，既无取暖设备，窗户又不严实，夜晚西北风卷着雪片打担窗户哗哗响，大家只得带着棉帽睡觉，冻醒了就裹着被子在屋里兜圈子。没有冬季飞行服、皮大衣和毡鞋，也没有保险伞和保险带，飞行员只好穿着棉被和单布鞋，用麻绳捆起来飞行。地勤人员的工作服是补了又补的。就是处在这样食不饱腹、衣不暖体、屋不遮寒的情况下，大家仍然干劲很大，起五更睡半夜，在雪深没膝、北风刺骨的寒冬腊月，忍受着严寒与劳累，顽强地苦练着、工作着、战斗着，尽快地掌握航空技术，他们常常说：“我们一定要争回这口气，等我们的翅膀硬起来敌人就要耍不成威风了。”

        1948年以后，航校随着整个形势的好转，由东安搬回牡丹江，以后又搬到长春。环境安定了，人们的心情更加兴奋了，干劲更足了，训练的成绩就更加显著了。遵照东北局的指示，航校一面抽调一批干部大力搜集国民党在南满各地丢弃的航空器材，一面加紧训练，迎接大发展。当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命令向全国各地进军时，航校又派出了大批干部和学员，随军前进，赶赴全国各地接收国民党丢弃的航空器材和人员。

        平津战役胜利结束以后，航校的领导同志到中央所在地，向毛泽东和中央负责同志汇报航校的工作时，毛泽东鼓励说：“很好，过去在延安办不到的事，今天办到了。你们为今后正式建立空军做了准备工作，培养出了一些种子。”

        1949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正式宣布：“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强大的海军。”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时，由这个航校训练出来的飞行员，以17架子飞机编成整齐的队形通过了天安门上空，接受了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首长的检阅。

        我国闻名的空军战斗英雄王海、刘玉堤等和参加空军建立的一部分技术领导干部，大部分也是在这个航校开始学习航空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