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爆发朝鲜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节节胜利，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为了挽回战局，多次企图对中国使用原子弹。

        1951年下半年，世界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约里奥·居里让从法国回国的中国科学家传话：“请转告毛泽东同志，你们要反对核武器，自己就应该先拥有核武器。”

        1952年，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下达命令，将携带核弹头的导弹秘密运到日本的冲绳岛。

        虽然美国的原子弹最终没有派上用场，但一次又一次的核讹诈，却是实实在在地敲打着新中国领导人的心。

        1954年，毛泽东对来访的赫鲁晓夫提出在制造核武器方面给中国以援助。当年2月，我国成立了地质普查委员会第二办公室（简称普委二办），负责筹备铀矿地质勘查工作。并在国内也迅速调集各方面的技术力量，邀请苏联卫国战争时曾任团政委的铀矿地质专家菲·拉祖特金担任技术顾问。

        制造原子弹的核心材料是铀。有没有铀资源，决定着中国能不能自力更生地发展核工业。

        找矿先从已有资料开始。铀矿被誉为矿石家族中的“玫瑰花”，但它比沙里淘金难多了。技术人员们夜以继日地工作，查阅各种地质资料，悉心搜集，从中找到了两份有放射性信息的报道。

        一份为伪满时期日本人富田达记述的辽宁海城大房身伟晶岩长石矿中发现有铀。

        为此，1954年7月，普委二办派出了由拉祖特金和普委二办的负责人、北大副教授高之杕领导的技术小组，到辽宁海城对大房身伟晶岩露天长石采场进行放射性调查，果然发现了放射性异常，并采集了标本。技术小组经过估算，计算出采场区的铀只有800公斤，无利用价值。

        另外一份为南延宗、吴磊伯记述的广西富钟县 (今钟山县和富川瑶族自治县)发现有放射性矿物。

        1943 年5月，民国中央研究所的南廷宗应邀到广西进行矿产地质调查，在黄羌坪（今属钟山县）一个废弃的锡钨矿窿口上，看见很多鲜艳的黄粉末状东西，出于职业敏感，他用刀刮了一些带回去，交给同行吴磊伯化验。在显微镜下，这些物质呈四面体结晶，这正是铀元素的特征！他们认为铀矿的生成与伟晶花岗岩有关，气化矿床经风化作用沿裂隙形成次生铀矿，并鉴定出晶质铀矿、脂铅铀矿、磷铀矿。

        南延宗因此被称为“中国铀矿之父”。南延宗是浙江温州乐清人，自幼聪明好学，读小学时因成绩优异，跳级考上浙江省立第十师范学校。进入中学后，按规定要读满5年才能毕业，但他仅读3年，就再次跳级考进南京的中央大学。1931年，南延宗进入人才济济的北平地质调查所，因具有超常天赋，常发表独特创见，且痴迷于找矿，又不辞艰辛，时有重大发现，对中国地质矿藏贡献巨大，被誉为当代“石伯乐”。

        为了明确当地铀矿物的产状，同年8月，南延宗和吴磊伯随民国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来到广西，对该铀矿点进行复查，发现千真万确是铀矿。李四光还在当时的西湾矿务局礼堂作了一场学术报告。

        这是我国第一次发现铀矿，在国内外地质界引起轰动。

        1946 年，地矿专家谢家荣重新调查花山铀矿，认为铀矿生成可能与硫化矿脉有关，属热液矿床。同年5 月，广西第一区矿务局管理处的秦崇晓与当时的国家经济部地质研究所徐克勤、国家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张兆瑾等人又前往花山调查，认为花山铀矿为次生磷酸铀矿和沥青铀矿。

        共和国成立后不久，1954年的金秋10月，普委二办再次派出由拉祖特金和高之杕领导，由地质、物探、测量等20多人组成的花山工作队，对广西富钟县花山区铀矿进行调查。当时寻找铀矿的工作是十分隐密的，这支由20多人组成的工作队，来到花山乡三叉村的深山里，有解放军站岗，不让群众靠近他们居住的地方，连山上开的那个龙口也有人看守，开矿的工人都是外面请来的。

        他们先是在黄羌坪发现了附着在蛋白石、方解石表面的钙铀云母等次生铀矿物。不久，在同岩体的杉木冲找到云英岩化锡石脉中的铀矿石，局部很密集，矿的强度很高，所以连忙挖了几个大坑，把一些好矿石取出来。这是中国自己发现的很有价值的铀矿标本，工作队如获至宝，采集了一块最好的标本立即带回北京。

        10月下旬，这块铀矿石标本被带到北京。拉祖特金请时任地质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刘杰及苏联专家组组长库索奇金观看了铀矿石标本，并汇报了调查的情况。

        1955年1月14日下午，这块铀矿石头被刘杰带进了中南海周恩来的办公室，李四光、钱三强等也应约来到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周恩来向钱三强细致询问了反应堆原子弹的原理和建立原子能事业所需要的条件等问题。刘杰准备了相关的文件资料，呈请总理审阅。

        谈话结束时，周恩来告诉大家，毛泽东主席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我国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要他们进一步做好汇报准备，到时还可带上铀矿石标本和探测仪器，以便现场演示。之后，周恩来亲自执笔向毛泽东写了报告，附上有关文件，建议第二天下午3时后开会，请李四光、钱三强来谈。

        1955年1月15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作出了建立和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这标志着中国核工业建设的开始。会议没有文字记录，也没有拍摄照片。毛泽东亲自主持，并开宗明义地对李四光和钱三强两位科学家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发展原子能的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

        李四光讲了铀矿资源勘查与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密切关系，分析了中国有利于铀成矿的地质条件，并对中国的铀矿资源前景进行预测。钱三强讲了世界几个主要发达国家原子能发展的概况和我国近几年开展原子能科学研究，聚集、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的情况。李四光、钱三强讲完后，周恩来提示刘杰做些补充。刘杰主要讲了在广西地区发现铀矿的经过，并向在场的领导展示了再次带进中南海的从广西采来的矿石标本。当听到用于测放射性的盖革计数器测量该矿石发出“嘎嘎”的响声时，与会领导都感到十分欣喜和兴奋。

        毛泽东一边用探测器测量着矿石一边对汇报的人说：“我们的矿石还有很多没被发现嘛！我们很有希望，要找！一定会发现大量铀矿。……我们有丰富的矿物资源，我们国家也要发展原子能。”毛主席还握着刘杰的手说：“刘杰，这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好好干！”

        毛泽东最后总结：“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这一天后来成为中国核工业创建纪念日，中国自此开始了研制核武器的艰巨而又伟大的征程。5天之后，即1955年1月20日，周恩来和苏联的全权代表尤金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订了在中国进行放射性元素的寻找、鉴定和地质勘查工作的议定书。同年2月，由刘杰、高之杕和苏联的格利波组成的中苏委员会开始工作。4月，成立了专门从事铀矿地质勘查工作的管理机构——地质部第三局。

        此后，铀矿石标本在1958年又先后进行了两次重要的公开展示。第一次是在北京展览馆，第二次则是在中南海，主要是向中央领导和其他领导展示。

        这块新中国成立后由我国科技工作者首次发现和采集的铀矿石标本，被地质专家誉为中国核工业的“开业基石”，在中央领导亲自见识了“芳容”之后，被精心保护起来，至今珍藏在中国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的标本库里。

        这块“开业之石”让我国核工业正式起步。之后，在周恩来的亲自主持下，中国核工业踏上了发展的征程。

        花山的深山随后来了更多的矿工，当时叫地质队，最多时有矿工1000 多人，办起了学校，有大礼堂放电影，1958 年还通了公路。

        多年后，刘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发现第一块铀矿石时，大家都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中国有没有原子弹，决定着在世界上的地位。大家有责任创造一切条件研制成功，来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1955年5月，中央决定调刘杰任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负责组织原子能事业的筹建工作。

        1956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我们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同年11月，全国人大通过决议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2月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作为国务院对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归口管理部门，首任部长为宋任穷，刘杰、刘伟、钱三强等为副部长。

        要发展核工业，必须要找到铀矿，而广西钟山的铀矿产量不多，品位也不是很高。按照毛泽东指示，刘杰和核地质人开始了寻找更多矿山的发现之旅。

        南延宗当年发现铀矿后没有止步，隔了两年，他大胆撰文预言，除了广西，江西、湖南皆可能存在铀矿。1951年，南延宗旧创新疾并发住院，发现时病情已经恶化，终年45岁。

        地处湖南郴州的金银寨，传说中藏有无数金银的山峰。1956年，核地质系统的一架搭载了精密探测仪器的飞机掠过金银寨上空时发现异常，机上人员扔下石灰包，用于标识山峰潜在的宝贝——铀矿。

        1958年，相关部门提交了第一批可供开采的铀矿山。“核工业第一批厂矿”七一一矿批准建设，自此拉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天然铀生产的大幕。南延宗生前所预言的省份都成为产铀大省，其慧眼令人叹服。

        开发铀矿，是中国人过去没有干过的事业，设备不足，人才不足，建设者们只有依靠自己，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

        建矿最早、当时出产铀矿井铀矿石最多的七一一矿，为此做出了巨大牺牲，包括长眠于此的74位找铀采铀捐躯的勇士。

        当年，中苏两国经过多次谈判，于1957年10月两国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协议主要内容就是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但协议只执行了一年多的时间，中苏两党就出现政治分歧，并进而扩大到国家关系的恶化。

        1960年7月16日，赫鲁晓夫撕毁了协议，决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8月23日，苏联将在我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00多名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回国，并且把重要的图纸资料全部带走，原来应该供应的设备也不供应了。

        1960年代初期的中国，因自然灾害等，国家经济严重失调，财政相当困难。对耗费人力物力巨大的原子弹研究还是否搞下去，出现了争论。中央领导对此进行了多次讨论，周恩来和陈毅、贺龙、聂荣臻、叶剑英等老帅，坚决主张继续。

        当时，陈毅说了句体现他鲜明性格特征的话：“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 

        中央果断决定，自己动手，自力更生搞出原子弹。核武器研究院很快组成三大部——理论部、试验部、总体部，排列出原子弹的各项技术关，分工到各研究小组，分配到每个人，全面开始攻关。

        苏联专家撤走5年之后，也即中国第一块铀矿标本发现的9年后，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在罗布泊成功发射了第一枚原子弹。

        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试制起步的“两弹一星”事业，为我国的国家安全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支撑，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发展核工业是提高我国国际威望和影响力的战略性举措，为共和国大国地位的确定提供了强大支撑。

        值得一提的是，广西三一○核地质大队早在1957年就提交了我国第一份铀矿储量报告。广西铀矿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提供了核原料。之后探明，广西的铀矿资源储量排在中国前几位，桂北、桂东北是中国重要的铀矿资源基地之一。广西地质人为我国核工业和国防科技事业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三一○核地质大队于1991年被国家地质矿产部、人事部、国家计委、中华全国总工会命名为“全国地质勘查功勋单位”，被核工业总公司命名为“功勋地质队”。

        开业之石，大器功勋。中国核工业由发现一块铀矿石起步，这块中国铀矿地质事业的开拓石，见证了共和国建国初期核工业和地质事业的光荣历史，见证了中央领导人对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思考和英明决策，也彰显了我国铀矿事业的发展由弱到强的进程，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国防工业办公室为平桂矿务局七二五矿颁发“功勋单位”光荣称号。而中国第一块铀矿遗址，也成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