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往于海内外，专为侨胞、侨眷带运侨批、物品和回批的人，叫水客。17世纪初，就有水客往来于南洋，最初由往来的水手、商人、乡亲帮忙递送，他们先从海外的矿山、农场、种植园以及侨胞的住所收取侨批，然后带回中国亲自将批款和批信交给相关的侨眷。一件件侨批的送达，须由行走海上驿道的水客和奔波内地的派送员共同完成，这两种角色有时由一人扮演，有时由若干人接力完成。水客们虽然为谋利而奔走，但通过他们一步一个脚印将侨汇带回家乡，对维系华侨故乡亲人的生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短短的几个月，先后占领了我国沿海许多重要港口，并对我国海上交通实行全面封锁，企图切断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而此时，有这样一群人，不论是侨批业者，还是默默无名的水客，凭着人性良知和诚实守信的处世之道，铁肩担道义，在烽火连天的危难时期，不怕艰苦，不怕牺牲，长途跋涉，从新开辟的东兴汇路继续带运侨批，拯救了上百万在战乱和饥荒中苦苦挣扎的客家侨眷，这段特别艰难的岁月记载下许多令人感慨的人物和故事，镌刻成一段无法忘却的永恒记忆！

曾仰梅：在商言商仍不忘民族大义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海内外批路中断，泰国振盛兴批局老板曾仰梅不畏侵略者强权，心系同胞苦难，多次派水客从东兴汇路艰难地将侨批转入内地，经转入汕头，缓解了侨乡侨属们的燃眉之急。 

        曾仰梅出生在暹罗（泰国），其父叔都在暹罗打拼，幼年丧父的曾仰梅寄居在婶婶家，是在侨汇的抚养下成长的。生活清贫的曾仰梅人穷志不短，立志要做一番大事业。青年时期的曾仰梅很有经商头脑，通过做干果的小生意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后，又发现国内外货币兑换这一商机，于是开设了“暹兴利钱庄”。 

        胸怀大志的曾仰梅善于抓住机遇，他发现轮船送批之便，便与邻乡人蔡永盛在曼谷三聘街合作开办了一间振盛兴批局。还在家乡潮汕渡头村凤岗里的住宅设振盛兴批馆，由亲人投递侨批，兴旺时期在泰国和在汕头的批局各雇 20多人，渡头村的批馆也雇用了10多名侨批派送员。在泰国的振盛兴总局每周发批一次，每次平均发批300多件，最高的批款额达3万多银元。 

        曾仰梅不仅商业上天赋异禀，且更是有着民族大义，爱国情怀的人。据曾仰梅之子曾益奋在《乱世中的批局》一文中回忆：“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我父亲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向侨胞募捐巨款和抗战物资，支持祖国人民抗战。1939年6月21日，汕头沦陷，交通中断，侨批陷入困境，侨胞和侨眷都急得团团转，父亲当时正在香港，立即把远明银庄改为远明批局，为泰国批局驳汇。 

        就在同一天（6月21日），在家乡，振盛兴批馆的4位批脚，按惯例到澄海车站接批银，在回程时被日军强征当挑夫，其中一位批脚曾秉杰一去不复返，经派人多番寻觅，杳无音讯，谅必是遇难了。父亲在香港得知此事，告知家乡批馆重金抚恤其家属，做好善后工作，使其家属生活无后顾之忧。”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使得侨批业深陷困境，陈植芳开辟的东兴汇路给侨批业者们带来了一线生机，富有胆识的曾仰梅不像一部分犹豫不决的同行们，他决意一试。在走东兴路线前，曾仰梅做了充足的准备，事先派人打探地形及东兴边境的安防情况，并向东兴本地人询问并请求他们带路，作了周全的打算。东兴汇路开通数月后，便被侵越日军宪兵司令部察觉，刹那间侨批业界风声鹤唳，多名批局经理被捕，但曾仰梅仍在不停地为侨批的顺利转送回国不懈地努力着。 

        日军的疯狂打压，令侨批业危机四伏。一次，曾仰梅批局雇的水客从安南（越南）准备进入东兴时被日军发现了，水客携带的侨批全被扣押。 战时时局混乱，曾仰梅关闭了多家工厂、商铺，唯独留下侨批馆仍继续经营，据曾益奋回忆说：“我父亲说过，其他产业可以停，但侨批不能。在潮汕地区有着数百万侨眷依靠着家人从海外寄回生活费，侨批一旦断掉，这些人将失去生活来源，后果难以估量。所以，我们振盛兴批局的侨批，哪怕是在战争时期也一直没有断过，会通过各种方法送到侨眷手中。批局是一种社会公益事业，是因为当时实际上批局在侨批业务上基本赚不到什么钱，说不定还要亏钱，一般的年景而言，批局只收批银的 2%到4%作为手续费，特殊时期——抗战时期，得冒着生命危险带批回国，手续费加到 10%，这些手续费的收入除去水客托运的费用外，一般仅仅够支付批脚及批局账房等人的工资，有些还要略微亏本。”

        曾仰梅坚守着侨批业这个阵地几十年如一日，不为钱不为名，为的只是一腔热忱、爱国情怀与侨民侨眷间的浓厚情谊，驿道依旧在，故人何处寻，曾仰梅已逝世60 年，但他仍旧会被世人铭记。 

许允全：走完东兴汇路全程的“独行者”

        据现有的文献资料记载，许允全是唯一一位已知姓名的从泰国经越南进入东兴到潮汕，辗转走完东兴汇路全程的水客。对于这样一位见证过侨批业的兴盛并有着传奇经历的老“批脚”（侨批局雇用的送批专差，又称批工、批差），读者兴许有着诸多好奇，但遗憾的是，许允全及家人如今都已不在人世。但我们可以从他们的同乡同行口中略知他和他的“侨批”人生，记者郑成武、袁笙对依然健在的“老批脚”许允生老人的采访，有如下记载：

        今年89岁的许允生老人，是广东省澄海区隆都镇后沟村人。记者见到他的时候，老人家精神矍铄，身体硬朗，提起半个多世纪前的往事，老人家唏嘘不已，向记者回忆起昔日他当“批脚”的经历。

        许允生告诉记者，他22岁开始在村里当“批脚”，虽然只干了4年时间，当时却是澄海沦陷时期。据许允生介绍，当时他工作的万兴昌批馆共有“批脚”10多人，每个人都有自己固定的送批区域和送批路线。送批工具也颇有特色，市篮（装侨批和钱银的竹编篮子）、白帆布袋、长柄纸雨伞，是“批脚”们送批远道步行、四乡奔走来往所必须的“三件宝”，“侨批都是从汕头送到隆都镇，再按不同的目的地进行分拣后，由大家分送到侨属家中的”。

        许允全与许允生是同乡，与许允生不同的是，许允全在暹罗批馆当“批脚”，且被称为“大目”，是行业内的佼佼者，要成为一名出色的水客，需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础、语言天赋、收集信息及交际能力，许允全能成为“大目”，必然在这些方面有过人之处，且备受侨民、侨眷的信赖。

        日军侵占汕头后，市民纷纷逃入内地避难，民间侨批业人员亦多逃入国统区，以策安全，1941年汕头市侨批局仅存38家，且多数都已裁员减薪，侨批业几乎处于停顿状态。一部分从业人员深感时局动乱，明哲保身，暂时放弃了。侨批业在乱世中艰难地生存着，而一些“批脚”们也在铤而走险，为侨眷们的生活缓解压力，许允全就是这样一位。其实“批脚”们尽管家境清贫，在乱世中生存至少能保证基本的生活需求，在当时送批等于是在刀尖上行走，但许允全等人却仍旧不顾艰险，为的就是给深陷苦难中的侨眷送去生存的希望及侨民们深切的思乡寄托。

        一次，许允全像往常一样准备带着侨民的侨批在泰国准备归国，可是局势愈发地紧张，日军将海岸线封锁了，“批脚”们无计可施，但东兴汇路给“批脚”们带来了希望。由于是新开辟的路线，又有日军的严防死守，连十分熟悉路途的“批脚”都不太确定行程的安全性，据陈植芳先生在《潮汕侨眷的生命线——记抗战后期开辟的东兴汇路》中所载路线概述，路线复杂程度可见一斑。

        “海防与河内两座城市都是转接侨汇的中转站，两市相距103公里，乘快班火车仅2个小时，乘的士约走一个半小时。从河内市乘火车往南走至西贡市为1729公里，日夜连续行驶约为42小时左右，西贡往金边则有240公里，中间还要渡过广阔的湄公河下游之渡（即三五渡）。

        从河内往泰国曼谷这条路线，须跨越长山山脉至沙湾那吉（素旺），全程要九百余公里，乘的士要走3个白天，至素旺后还要渡过宽广的湄公河中游，才得进入泰国境内之莫拉限，停留一天办理入境手续。从莫拉限乘汽车向西南行驶至乌汶，再改乘火车经戈叻大城至曼谷市共走3个白天，当时从河内往曼谷还另有一条捷径，可省1天的行车时间，但中间要爬上那耙山。山势峻险，偶一不慎，即会翻车落岭。我们为安全计极少走此路。”

        许允全作为泰国侨批馆里的“大目”，备受敬重，其他批脚们都愿意听从他的意见，他坚定地对着同行说：“我们大家都是走过无数大山弯路的人，什么凶险的情况没遇过，日本人来占领我们的土地，封锁我们的海岸线，要让我们断了生路呀，村里的乡亲们都还等着我们呢，大家出来的都是不怕死的，我们不能辜负他们的期望啊。”

        就这样，许允全肩负着侨眷的期望踏上了归途，他为了节省路程时间，决定爬上那耙山，走最快捷的路线。那耙山高耸入云，地势极为险峻，稍有不慎就会有性命之危。许允全一心想着尽早送达侨批，为安全计，选择步行辗转到河内。从河内抵达海防后，许允全变得尤为谨慎，国内路途更是险象丛生，当时的许允全已年逾40，长期的批脚生活让他患有严重的肩周炎等关节病，可他顾不上身体的疼痛，为尽早送回侨批，几乎是昼夜不歇，从东兴一路到汕头，许允全没有停过脚，然而在翻越那耙山时他却发生了意外。

        那耙山以“险”著称，许允全所走的那条山路奇窄无比，几乎只容一人通过，许允全身上肩负着众多行李，更是不便，因连日多雨，山石全是湿的，容易打滑，许允全不敢懈怠，小心翼翼地行走着，突然他脚下一滑，跌落了下来，幸好未走到高处，右腿被树枝划伤了，身上的行李散落四处，他顾不上自己身上的伤，急急忙忙将行李整装，袋子破了就拿自己的衣服包好，简单处理好伤口后立马一瘸一拐地赶路。衣衫破败、神情疲惫的许允全孤单地在山中艰难地行走，可他的步伐却是那样坚定。

        1个多月后，许允全终于回到了潮汕澄海隆都后沟，这1个多月仿佛1年一样漫长，许允全的皮肤已被晒得黝黑，身上有着大大小小的伤口，鞋底也都被磨破了，可是他带回的侨批，全部完好无损，没有一点被风吹日晒过的痕迹，许允全说：“就算我在路上遇到什么不测，我也一定要保侨批周全。”

        许允全冒着生命危险独自奔波在这条潮汕生命线上，给侨眷们带去生命的祈盼。许允全是东兴汇路上的“独行者”，他在走过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中，是如此的渺小，而在侨民侨眷的心中，他是“安得侨批千百担，大庇乡间侨眷俱欢颜”的勇士。

吴字顺：专走安南线路15年

        吴字顺是潮汕地区比较有名的水客，专走安南（今越南）线路15年。吴字顺，1887年农历十月廿五日出生，揭东县曲溪镇诸美乡人。年少时在家乡务农，当过码头搬运工，后来在航行于榕江的“揭汕轮”号上当驳船工。吴字顺为人诚实讲信誉，做事认真，手脚勤快，读过书有文化，头脑灵活，深得乡亲的信任，是家乡宗亲理事会和存德善堂执事，乐于助人。

        1929年初，因家中穷困，生活所逼，吴字顺随乡亲下南洋到安南（今越南）西贡当苦力谋生。1930年至1944年期间当水客，来往于越南西贡、河内，柬埔寨金边，泰国曼谷，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以及中国广东潮汕地区的揭阳、潮安一带，为侨胞带送侨批、物品，为侨眷送去回批和带侨眷及亲友出国，深受乡亲信赖。1943年潮汕闹饥荒，民不聊生，逃荒求乞者不计其数。吴字顺带一批乡亲从陆路前往越南西贡谋生，然而此去杳无音信，生死不明。其家属四处打探其下落，有传闻吴字顺曾在湄公河一带以饲养业为生，确切什么时候离世，无从查知。

        吴字顺的孙子吴道和在《我的祖父吴字顺，一个为潮汕侨眷尽劳的带批人》一文中，这样回忆：“70多年前，是潮汕饥荒年（1943年前后），我才六七岁。在揭东县曲溪镇关前三巷26号的简陋、矮小的平房里挤满了人。一天凌晨，大概二三时，天还漆黑，一盏小油灯照着许多愁苦的贫民。黑压压的，我在朦胧中听出他们是要追随我的祖父到南洋去找寻亲朋谋生。那里交通不方便，听说只有从陆路沿着西去的海边步行到南洋去。因为我祖父在我未出世时就为在南洋谋生的潮汕侨民带信息或番批回潮汕各地分发给侨眷侨属，所以在潮侨中颇有声誉，许多侨眷侨属、侨民有灾难都会争着求我祖父为其帮助解困。

        在潮汕，尤其是揭阳一带，我祖父吴字顺的名字同村里的喜鹊是同称，往往他每到一村一寨去分送‘番批’时，侨眷侨属都说是‘客鸟’（喜鹊）投林啦！相迎着打探自己在南洋的亲人是否有托带番批，还是有寄几个钱给在‘唐山’的家人做生活费。听母亲说，有时祖父为了把‘批’尽快送到急盼的侨眷手里，不辞劳苦，不分白天黑夜赶路。一天要背市篮走上百公里地，就是风雨天也要在乡村泥泞小道把信送到侨眷家里去，以免其挂念，许多侨亲把送批人看作为‘天使’（信使），用潮汕的习俗煮甜圆和红蛋恭敬地送给我祖父吃。

        现在还在世的已82岁的成母姨说，小时候她曾跟我祖父到农村去送信，说到那些侨眷对待我祖父热情的景况，是难以形容的。我祖父就是这样为潮汕在南洋的侨民和故乡的亲人辛劳了大半辈子。

        在1943年潮汕饥荒年间，祖父为带侨眷侨属跋涉到南洋去谋生，一去再也没有回潮汕家乡了。许多在故乡的侨眷侨属还惦念着他的去向，慰藉着我们这些留在家里的妇孺老弱、没男人持家的亲属，我们合家也怀念着他老人家，因他客死异国而深感悲痛。”

伍清莲：在日军刀枪下冒死运送侨批 

        伍清莲，广西东兴人，祖籍是现广东茂名市一个名叫“安浦”的地方。 

        伍家早年在东兴经商，家境较为富裕，家风严谨。伍家父母十分注重对儿女的培养，伍清莲与妹妹伍如英从小饱读诗书，姐妹俩活泼能干，少年时就是人群中的焦点。长大后，伍如英嫁给从事侨批业的赵开钳，家庭和睦，事业上顺风顺水；而伍清莲的命运却尤为坎坷，青年丧偶，她带着年幼的儿子投奔了妹妹，尽心帮助妹妹照顾孩子、守护家业、管理内务。 

        当时妹夫赵开钳的侨批事业正如鱼得水，家中财物的管理与侨批的派送让伍如英忙得焦头烂额，伍清莲就与妹妹共负重担，料理生意上的琐碎事务。凡是伍清莲经手的侨批财物，伍如英从不疑心过问，而忠厚勤劳的伍清莲也分毫不取，从不中饱私囊，很得赵开钳夫妇信任。

        东兴汇路开辟后，源源不断的侨汇和黄金，包括南洋各地支援抗日的资金由东兴进入国内，进入潮汕地区，有效缓解了潮汕地区的大饥荒。然而国难当头，侵略者嚣张气焰日盛，时局十分动荡，人心不古。赵开钳自家经营的一艘货轮开除的一位品行不端的船员，因怀恨在心，向日军告发，招来日军登船搜查，结果搜出大量的金条，上面均盖有赵开钳、伍如英的姓名印鉴。日军随即在越南全境通缉赵开钳夫妇，幸得在日伪机构中办事的朋友及时透露消息，于是赵氏夫妇提前逃离，方免遭难。

        赵开钳、伍如英遭到日寇在越南全境的通辑，自然需暂避风头，保全性命，可侨批业务不可中断，积压在越南的侨批数额庞大，不赶紧运回国又恐有再次被扣押之风险，且潮汕侨眷们急等着侨批活命，可当时要找到熟悉业务线路且可靠的人帮助运送侨批难上加难。 

        赵开钳夫妇心急如焚，伍清莲不忍见到亲人如此焦急，思虑一番后向妹妹、妹夫自告奋勇，愿以身试险。伍如英与伍清莲姐妹情深，不愿姐姐冒如此大的风险。伍清莲语重心长地对妹妹、妹夫说道：“我们母子命苦，幸有妹妹一家相助，待我的孩子如亲生的一般，让他受到良好的教育，我自应当感谢报答你们。再者，帮妹妹料理侨批事务的这段时日，我也多少对此有些了解，我本生长在东兴，对边境地形、地势自是熟悉不过，还有我脸生，又是女人，难以引起日军的怀疑。”赵开钳夫妇拗不过她，便同意了这桩事。伍清莲此举也能称得上是“受命于危难之间了”。 

        于是伍清莲乔装打扮，巧妙地避开了日军的岗哨和耳目，经常往返于界河两岸递送侨批。每次送批，伍清莲都临危不乱，沉着冷静，总能涉险过关。经这些事后，伍清莲就更得赵开钳夫妇的信任与敬重，屡屡随船押送侨批。

        1946年初，中国通往香港地区及东南亚各国的陆、海、空运交通全面恢复，东兴汇路也悄无声息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伍清莲也过上了她平凡的生活。多年后，每每有人提起有勇有谋的伍清莲花以身试险，运送侨批的事迹，都会令受益的侨眷侨属们心怀感恩与崇敬之情。

潘得勤：一份热爱续写三代传承 

        潘得勤，广东省澄海人，家住汕头市澄海区隆都镇上浦村堤兜经联社。他的祖父、父亲和叔伯以及他，三代人都在“潘合利”侨批馆派送侨批，三代传承，不忘初心。 听当地侨办的负责人说，如今还健在的老“批脚”中，90多岁高龄且能清晰记得并讲述当年分送侨批历史的，潘老算是仅存之人了。

        谈起当年的送批经历，潘得勤老人回忆说，他们家称得上是当地的“批脚世家”，几代人都在潘合利 银信局派送侨批，“潘合利”是当时一家大型的侨批经营机构，在泰国和汕头都设有批局。接到送批任务后，“批脚”们将汇款和信件包在潮汕特色水布里，然后缠在腰间，后来改用布袋（“批袋”）装起来背着走，每天从早到黑，都靠双腿行走将汇款和批信一分不差、一件不少地送到隆都各个乡村，以及潮安的官塘、铁铺等地的侨眷家中。有时一天下来要走近百公里路，最多时须送 100多件侨批。

        潘得勤说，送批后，“批脚”们还必须一家一家将侨眷的回批收集起来，送回批局。再由批局往暹罗（泰国）、实叻（新加坡）、安南（越南）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批脚”们的工作是复杂而又繁琐的，潘得勤的一生都与侨批有着紧密的联系，从小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下，潘得勤也有着子承父志，从事侨批业这个念头，并且他也继承了父辈诚信不欺的优良品质。据潘得勤回忆：他入行时只有十几岁，当时的“工资”是每天 1 元外加 50 钱“交通费”，到潮汕沦陷时，便成了每天两斤米的报酬。当时大多批脚生活清贫，待遇低微，但送批的时候，他们却是经常“腰缠万贯”，有时每天带在身上派送的现金多达几万元，但他们从来都没有侵吞海外侨胞的汇款或丢失他们的侨批。 

        有趣的是，当了10几年的批脚，潘得勤竟一次也没有碰到过抢劫。据说那时的盗贼都有个“共识”——“盗亦有道”，侨批是不能抢的，它是海外侨胞寄回养家的，抢了就是作孽，会断子绝孙。 

        哪怕生活再怎么困难，潘得勤始终坚守着“诚信”的原则，从不多取一分一毫，这种抱诚守真的这种品质连盗贼都敬畏三分。 

        潘得勤一天的送批工作是十分忙禄的，“潘合利”银信局所接收的侨批十分繁多，潘得勤不仅要去到海外接收侨批，特别是从东兴汇路转运而来的侨批他负责派送得更及时，每日穿梭在人来人往的街头巷尾，他送的侨批总是最早最及时的，所到之处，乡民们都会热情款待，宛如家人，送批原是件极为辛苦的差事，可潘得勤却乐此不疲，他说这是受祖父、父亲的影响，他们每次送批回来都是喜笑颜开， 侨眷们的开心也是“批脚”们的开心。 

        在解放后不久，随着批局的功能逐渐被取代，潘得勤的“批脚”生涯也就画上了句号。追忆往事，潘得勤对送批的种种过往仍记忆犹新，他说他们祖孙三代的“批脚生活”并非容易，但他们感到无比幸福，他们是侨民与侨眷的桥梁，他们始终带着爱出发，带着希望回家。 

        在得知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世界记忆名录》的消息时，潘得勤显得有点激动，他很开心，如今有更多人关注侨批和“批脚”们走过的路，“批脚”走过的足迹也正是那个时代的烙印。侨批、水客、东兴汇路虽已成为历史，但对于经历过这段历史的客家侨乡来说，却是记忆犹新，难以忘怀的，由于特殊时代的关系、又因地域分布较广，在抗日战争后期，究竟有多少水客为了侨眷的生存、生活，奔走往来，历经艰辛和艰险，我们无法作确切的统计，但在一个个华侨家庭、一个个侨眷家属的心中，永远对危难时期伸出的援助之手深怀感恩与敬佩。水客故事还在流传，向人们不断讲述那段珍贵的往事，那段感人的同胞真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