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底，我在北京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以后，赶到广西去，参加解放全广西的战役。这天，本来想赶到兴安宿营的，但车子来不及，便在临江的一个镇子上停下来。我向老板打听这是什么地方，老板回答说:“界首。”

        啊！界首！这是多么熟悉的地方呀！恰巧是在15年以前，我们曾经在这一带进行过艰苦的战斗，粉碎了敌人企图全歼我中央红军的阴谋，撕开了敌人苦心布置的第四道封锁线。我们掩埋了烈士的尸体，告别了伤残的战友，就在这个镇子西头的渡口上，踏着用美孚油桶搭成的浮桥，跨过湘江，继续走上长征的道路。          

        当晚，我立即找到几位年长的老乡，谈起了当年。这些老乡们还清楚地记得那时红军战斗、渡江的情景。这时，正是刚刚进行了衡宝战役和解放桂林以后。我们一道从今天的胜利谈到过去的日子。一位老人很风趣地说：“当年反动派中央军、广西军几十万人围着你们打，也没有消灭你们；现在，你们一下子消灭了他们，打到他们老窝去了。”是的，经过长年的艰苦斗争，我们胜利了。

        这一夜， 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这偶然的历史的巧合，把我又带回到了当年掩护党中央渡湘江的战场上。

        1934年11月末，长征中的中央红军，在突破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以后，正以急行军的速度向湘水兼程前进，因为敌人早已发现了我军西进的意图，利用湘江这条天然障碍，构成了第四道封锁线：左右有桂敌、湘敌夹击，后有五次“围攻”中的中央军主力和广东军队的尾击，企图在全州、兴安、灌阳之间一举消灭我们。情势是十分危急的，我们必须打过江去！

       行至文市附近，部队经过半日休息之后，正准备继续前进，译电员走过来，递给我一封电报。电报是军团发来的，命令我们师（红三军团第五师）的十四、十五两团（十三团调归军团直接指挥），立即行动，赶赴灌阳的新圩附近，阻击广西军，保证整个野战军的左翼安全，掩护中央机关纵队过江。电文的语句像钢铁铸成的：“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天至四天！”任务是艰巨的。就在道旁，我打开了地图，借着手电的亮光找到了阻击位置，当即向部队下达了命令：部队行进方向转向西南，以急行军向新圩前进。

        下午4点多钟，我们赶到了预定的地点。显然敌人是掉队了，我们比敌人先到达了这里。派出了侦察、警戒以后，我和师政治委员钟赤兵同志、参谋长胡震同志及两个团的指挥员、政治委员来到原定阵地上。这里，离湘江有七八十里路。一条通往灌阳的公路正在我们面前通过，这是敌人进逼江岸的必经之路。公路两侧则是一片连绵的丘陵地带，紧紧地扼住公路的道口。时间已是深秋了，公路两侧稻田里的庄稼已经收割，但树叶还没有脱落；满山的松树和簇簇的灌木丛，约有一人深，刚好成了隐蔽部队的场所。但是这个地形也告诉我们：一定要在这片山岭上守住，否则，过去背后的新圩直到江岸，就是一片大平川，无险可守了。我们把部队布置一下：十五团在左翼，十四团在右翼，师的指挥所就在离前沿二三里路的地方。还有临时归我师指挥的、武亭同志带领的军委“红星”炮兵营，也配置了适当的地方。

        刚刚布置好， 侦察员带来了报告，敌人是广西军队第七军的两个师，由夏威率领，离这里已经不远了。以现有的两个团来对付敌人的两个师，兵力的悬殊是很明显的。而且，我们的部队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连续行军，部队减员很大，也很疲劳，更重要的是，从这里到新圩只有十二三里路，又没有工事，在这样的情况下，估计坚持两三天有把握，4天就有困难了。但是部队的情绪还是高涨的，我和师政治委员十分信赖我们的战士们，为了打击敌人，为了中共中央和兄弟部队的安全，他们会做出奇迹来的。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参谋长胡震同志，他正对着地图出神，显然也是想着同样的问题。听了我的话，他把拳头往桌子上一砸：“让他们来吧，只要有一个人，就不让敌人到新圩！”

        他的信心也有力地感染了我。我们一道给军团首长起草了一份电报：保证完成任务！

        一切准备就绪，敌人也赶到了。敌人的企图是十分明显的，他们正沿着大路急进，要想快些赶到新圩，来控制我们渡河进路的左翼，但是却被我们这只“铁拳”迎头挡住了。

        战斗一开始，就十分激烈。敌人在猛烈的炮火、机枪掩护下，向我们前沿阵地猛扑。我走出指挥所，站在一个山头上，向前沿阵地观察。指挥所离前沿不过1.5公里，在望远镜里一切都清清楚楚，敌人的排炮向我们前沿猛击。一时，卧在临时工事里的战士们全被烟尘遮住，看不见了。敌人整营整连暴露地向前沿冲击，越走越近。但是我们的前沿还是沉寂着，仿佛部队被敌人的炮火杀伤完了。但是，当敌人前进到离我们只有几十公尺时，突然腾起了一阵烟雾——我们成排的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了。战士们就像从土里钻出来似的，追着溃退下去的敌人的屁股射击。“红星”炮兵营的炮弹也在敌群中炸开来。敌人的冲击垮下去了。这个情景使我想到不久以前我们师所进行的高虎垴战斗。那时，我们的战土们也是这样杀伤敌人的。从敌人溃退的情况来看，我们给敌人的杀伤是不小的。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工事，在敌人的炮火和机枪扫射下，我们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第一天在连续不断的战斗中过去了，从第二天拂晓起，战斗更加激烈，敌人加强了兵力、火力，轮番冲击，并以小部队迂回我们。 情况越来越紧张。前沿的几个小山头丢失了。我知道，这不是由于我们的战士不勇敢，有的山头是全部战士伤亡之后才被敌人占领的。伤亡增多了，一列列的伤员从我们身旁抬到后面去。十四团报告：团政治委员负了伤。 十五团参谋长何德全同志来电话：团长、政治委员负伤，3个营长2个牺牲，全团伤亡约500人。

        团、营指挥员有这样多的伤亡，部队的伤亡是可以想见的。而在当时各团人数并不充实的情况下，一个团伤亡五六百人，也说明我们付出的代价实在不小。但是，尽管如此，我们的部队还在顽强地坚持着。

        这样，军团的电报不断传来后面的情况:

        “‘红星’纵队正在向江边前进。”

        “‘红星’纵队已接近江边。”

        “‘红星’纵队先头已开始渡江。”

        几乎每一通电报都要求我们“继续坚持”。我知道，我们的任务是繁重的，稍有不慎，让敌人进到新圩，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但我也深深地感觉到：我们的后方机关是太庞大了，从五次反“围剿”防御失败以后，仓促地转入长征，又不好好地精简组织，坛坛罐罐什么都带上，使得我们的行动迟缓，有些能够摆脱的形势也摆脱不了，不能主动歼敌不说，现在还不得不付出更大的代价来掩护这庞大的机构转移，我不由得暗自希望中央纵队走快一些——他们走快一步， 这里就减少一点伤亡。

        我和钟政委简单地交换了一下意见，走到参谋长身边，告诉了他各团的情况：“十五团团长白志文牺牲了，政治委员罗元发负伤了。”我说：“你去负责，去组织他们顶住，在黄昏以前，一个阵地也不能失掉！”他严肃地点点头，没有说什么。我知道，在这种严重情况下没有什么好说的。我接着抓起电话找十四团的黄冕昌团长，我要他适当收缩一下兵力，把团的指挥所转移到我们师指挥所位置上来。

        敌人的机枪、炮火已经打到师指挥所旁边来了。黄团长冒着弹雨来到我这里，他刚来到，十五团就来了电话，他们报告，师参谋长胡震同志牺牲了。他是在刚才反击敌人的一次攻击中指挥战斗时牺牲的。

        我手捏着电话机愣了好大一会，我几乎不能相信这是真的。才这么短的时间，他就牺牲了。胡震同志到这师里还不久，但我们相识却很久了，早在瑞金红校学习时，我们就在一起。 他年青、勇敢，指挥上也有一套办法。但是，永远不能再见到他了。

        我硬压住自己痛苦的心情，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钟政委，也告诉了黄团长。接着，向黄团长谈了谈中央纵队渡江的情况，并严肃地交代他：“无论如何不能后退。”说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战斗开始时，胡震同志用那响亮的湖南口音说过的话，我重复了它一句：“只要有一个人，就不让敌人到新圩！”

        可是，当我刚刚到达新的师指挥所时，又接到了报告，黄冕昌同志也牺牲了。这时已是下午，我们已整整抗击了两天，中央纵队还在过江。现在两个团的团长、政治委员都已牺牲或负伤了，营连指挥员也剩得不多了，负伤的战士们还不断地被抬下来。但是，我们是红军，是打不散、攻不垮的。我们的战上们在“保卫党中央”这个铁的意志下团结得更紧，伤亡的指挥员有人自动代理了，带伤坚持战斗的同志们越来越多……我们以拼死的战斗，坚持着第三天更险恶的局面，阵地仍然是我们的。敌人被困在这几平方里的山头前面，不能前进！

        下午4时许，接到了军团的电报：中央纵队已突过了湘江，正向龙胜前进，我们的阻击任务已经完成，军团命令我们把防务移交给六师，部队迅速过江。我把来电仔细地看了两遍。我轻轻地吐出了一口气，紧紧握住钟政委的手：“好，中央纵队总算安全地渡过江去了，我们的任务完成了！”

        我一面等待着六师的到来，一面向部队发出了准备撤退的命令。

        事情已经过了许多年，仍然不能磨灭我对于这次战斗的深刻印象：无论敌人何等的凶恶、强大，要想消灭革命的武装力量——中国工农红军是不可能的。我也不能忘记“左”倾分子在军事指挥上所犯的错误，由于他们惊惶失措的逃跑主义，在这样大的战略转移中，不能主动灵活地歼灭敌人，行动迟缓，只以消极的防御作战来被动应付，致使我们付出了这样大的代价。我更不能忘记那些为了红军的生存，为了革命胜利而牺牲的烈士们。他们以自己的胸膛阻击敌人，保存了革命的力量。

        烈士们永垂不朽！文

      （李天佑，时任红三军团第五师师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