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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民援越援老
●韦英思
这是一场因秘密参战而很少宣传的援助越南、老挝抗击外国侵略的战争。
继20世纪50年代初应越南邀请中国派出军事顾问团之后,应越南和老挝政府的邀请,1965年至1975年、1968年至1978年,中国政府派出自己的优秀儿女,组建后勤部队秘密开赴境外,支援越、老两国人民的革命战争,为两国的独立和解放立下不朽功勋。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邻近越南、老挝的中国广西为援越、援老作出突出贡献。
应邀派出军事顾问团助越抗法
1950年1月,越南向中国提出援助越南抗击法国侵略的请求。彼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诞生,百废待兴,但还是于当年8月派出以韦国清为团长的中国军事顾问团抵越。
韦国清(中)在越南
韦国清,广西东兰县人,时任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政治委员。他受命前往,担负起帮助越南人民军抗法的重任,期间最负盛名的是奠边府战役。
当时越军缺乏攻坚作战经验,中国军事顾问团请求中共中央军委从朝鲜战场派出有作战经验的师级干部,补充到军事顾问团。马金案著《援越援老抗美见闻》一书提到,刚完成抗美援朝作战任务的第五十军师参谋长徐成功接到命令赶赴越南,于1953年11月中旬赶到军事顾问团报到。韦国清交代他:“你到越军第三一六师当顾问组长……三一六师是主力部队,师长是黎广波,你协助他组织指挥好部队。”奠边府战役中,最难的是攻坚战,如法军盘踞的奠边府东部山头A高地,构筑有坚固的钢筋混凝土碉堡,碉堡正好位于炮火的死角,难于摧毁。越军用两个主力团先后发起进攻,伤亡惨重仍未攻克。为拿下高地,顾问团领导经军委总参从朝鲜战场调来6名有爆破经验的工兵战士,他们在山脚下和越南战士一起挖掘地道,用15天时间,一直挖到法军山顶碉堡的底部。徐成功建议把奠边府前线1吨多的TNA炸药集中起来,放在地道尽头,深夜越军发起总攻时点响。随着天崩地裂的一声巨响,大碉堡被炸毁,碉堡里和山顶上的数十名法军或死或伤。越军乘势进攻,攻占了奠边府战役中最关键的阵地,撕开法军的防线。在部队进攻前进受阻时,徐成功又与越军团长亲临一线指挥,越军士气顿时高涨,一阵猛攻拿下高地。
奠边府战役的胜利,是越南人民抗法战争的转折性胜利,从此,越军逐步掌握战场主动权。中国军事顾问团协助越军总部组织指挥了一系列抗法战役并取得重大胜利,迫使法国于1954年从越南撤军,越南北方获得解放。
徐成功也与广西有缘。广西电视台1999年摄制的《解放广西》电视片,就有他讲述担任第三十九军某团政委时带领部队参加解放广西的镜头。
广西还有一名将领参加军事顾问团。出生于广西田东县的朱鹤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上海警备师师长,奉命参加军事顾问团,被派到与顾问团相距千里之遥的三〇四师当高级顾问,协助越军取得中国军事顾问团到越后第一仗——红河三角洲战役的胜利。此战确保了中越边界的畅通,免除越南人民军的后顾之忧。朱鹤云在越南近两年时间,协助指挥该师参加东北鸿基战役、西北奠边府战役。回国后,朱鹤云曾担任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员,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援越抗美工程兵部队和防空部队
1955年,侵越法军开始撤出越南后,美国公然违反日内瓦会议协议,先是以提供军事援助为手段,趁机迅速渗入南越,取代法军势力,阻碍越南南北统一。在出枪、出钱、出顾问进行越南人打越南人的“特种战争”失败后,美军干脆赤膊上阵,1964年8月5日,借口军舰在北部湾沿海遭到北越海军攻击,发动“北部湾事件”,当天突然出动战斗轰炸机64架次,对越南北方义安、鸿基、清化等地区进行轮番狂轰滥炸。1965年3月,美国又派3500名海军陆战队员在岘港登陆,派地面部队进入南越参战,同时加紧对越南北方的轰炸,局势演变为美军为主体、“南打北炸”的全面战争,而且美机不断侵入中国海南和广西、云南上空,投掷炸弹和发射导弹,打死打伤中国船员和解放军战士。应越南劳动党和政府的要求,中国自1965年4月起又展开长达8年多的援越抗美斗争。
朱鹤云
1965年4月18日,根据中国政府的决定,解放军总参谋部下达组建援越铁道工程部队的命令,分别称“中国人民志愿工程队”和“中国交通部修路工程队”,后来统称“中国后勤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工程队第一、二、三支队和2个高炮师以及1个高炮加强师赴越执行抢修、改修铁路,构筑海岛防务和国防工程,修筑机场和对空作战任务。出国的不管是工程兵、铁道兵还是高炮等部队,都是加强师或支队,1个支队有两三万人。6月9日,中国人民志愿工程队第二支队首先秘密出境。
1965年5月,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访问中国,提出请中国支持在河内以北抢修抢建12条公路的要求。中央军委为此又作出组建筑路工程指挥部和第四、第五、第六支队及测绘总队的决定。3个支队下辖16个团、1个民工总队、25个测量设计队和4个钻探队,配属6个高炮营及部分高射机枪分队等,共8万多人。
其中,第五支队下辖5个团,由沈阳军区组建第三○七团、三○八团,派曾经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整建制工兵七团,由南京军区、昆明军区各组建1个团,另外有云南的民工第四十大队5000人隶属支队管理。新建团补充新兵3000余人,每个团总人数4100人,团辖5个营、5个直属连。每个支队还配属高炮营和其他作战部队,列入支队建制。
考虑到要适应在热带丛林地区施工战斗,这次组织队伍的一个特点是在南方各省区征兵。第五支队的三○七、三○八团除班长以上骨干是从沈阳军区各部队抽调,三○七团的新兵在与越南接壤的广西南宁地区9个县市征招4009人,三○八团在南宁地区的宾阳、横县、邕宁及百色地区征招4000名,其中田阳籍150名。整个五支队,营以上干部和一部分连级干部都参加过抗美援朝,支队领导班子基本由参加过红军和抗日战争的老干部组成,支队正职为副军级,他们都是高配到支队工作。有抗美援朝和越军顾问团的经历、已是沈阳军区第五十军副军长兼参谋长的徐成功,又被调来担任支队长。
1965年10月,五支队出国前,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专程从北京到文山看望这支部队,极大地鼓舞了部队士气。战士们出去前全部换穿海军蓝色服装,去掉帽徽、刮去扣子上的“八一”字样,以越南的凉盔帽取代解放帽。1966年1月,五支队全部到达指定位置,先是修建纵贯南北的7号公路,全长155.5千米,其中新建127千米,改建28.3千米。工期1年。
完成7号公路后,第五支队又修建11号公路。11号公路全长231.9千米,其中新建148.7千米,改建83.2千米,几乎与7号公路平行,时间为3年。支队克服种种艰难险阻,提前半年完成修建任务。
其间,五支队同时进行防空作战470次,击落美国飞机32架,击伤76架,俘虏美军飞行员6名。
中国帮助越南修筑的7条公路,总长1206千米,其中新建606千米,改建600千米,比原计划提前1个月,1968年6月30日移交。项目不仅符合协议的各项规定,有些还高于规定。越南把这7条公路命名为“友谊公路”,称其为“中越人民友谊的结晶”。
中国后勤部队援助越南的还有后来由工程兵建筑部队组成的第七支队,奉命与第二支队一起,在越东北群岛和红河三角洲地区构筑永久性设防工程及修建内排机场飞机洞库。七支队政委徐克林是五支队徐成功支队长的弟弟,两人失联30年,直到1967年5月祖国派一个代表团赴越访问,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受中央军委委托,在越南太原慰问出国部队各支队一把手时,兄弟俩才得以见面。
中国通信工程大队援助越南架设通信线路杆330千米,挂线894千米,安装4个载波电话站等。中国海军扫雷队轮番出动帮助越南扫雷,共出海586航次,总航程2.78万余海里。
支援老挝抗美救国斗争
1954年7月日内瓦会议后,法军撤出老挝,美帝国主义乘虚而入,插手镇压老挝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为支持老挝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决定从物资和军事上给予大力支援:从1959年起,在老挝人民抗美救国期间,中国向老挝无偿援助各种枪11万余支(挺)、各种火炮2780余门、枪弹1.7亿发、炮弹267万余发、19套师团修械所的设备以及一批其他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
自1962年开始,中国已有小队伍支援老挝。1968年8月16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签发命令,由援越筑路的中国后勤部队第五支队组成援寮筑路指挥部,率4个工程兵团、云南省第四十民工总队以及防空、警卫和后勤部队共2万人,入老挝承担筑路任务。
经过简短时间的准备,刚撤离越南战场2个月的第五支队,9月18日,从云南玉溪地区分批开赴老挝北部各工程地段。
按照兵役法规定,士兵服役3年就退伍回家,可由于“文化大革命”,征兵不正常,加上继续援老抗美的需要,第五支队人员没有能按规定退伍回家。有的老兵恋人因为3年没有见面而分手,家里托人介绍的对象也因此而“作废”。根据中央军委规定,援越抗美的作战部队如高炮部队每半年轮战一次,工程兵其他部队完成任务后就可以回国。唯有五支队继续出国担任援老修路工作,何时完成任务回国没有时间表。中央军委交给五支队的任务,是在老挝北部修建6条公路,总长841千米。第五支队官兵义无反顾,又开往他乡战场。
首先抢修老西线,打通中老边境的道路,同时以1个团的力量进入老东线,进行施工准备。时值9月老挝的雨季,阴雨连绵,施工部队安家难,做饭没有干柴,加之空中有飞机轰炸,地面有特务袭扰,条件非常艰苦。主力部队克服各种困难,背着沉重的施工器材和生活用品,陆续开进茫茫森林中的施工地段,一边安家,一边投入施工。七○二大队只用3个月时间,就修通老西线102千米的汽车便道,为修筑正线创造了条件。在各大队的共同努力下,经过近一年的艰苦奋斗,老西线于1969年12月竣工,全长100.39千米,有桥梁11座,涵洞315个。筑路指挥部随后将3个大队的主要力量调往新西线。经过抢旱季,战雨季,争分夺秒,1971年新西线竣工。至1972年3月,老东线也宣告竣工。至此,共完成3条公路293千米,老挝北部的交通状况大为改善,有效地支援了老挝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严酷的施工和生活环境
第一批筑路部队完成任务后,陆续回国,三○七团和三○八团调回沈阳军区。从入伍到1972年回国,从军时间在7年以上,他们才陆续退役。在修建新西线、老东线之时,应老挝人民革命党的请求,中央军委又命令另外4个工程大队修建两条北线路,并由昆明军区抽调干部组成新的筑路指挥机关,与原五支队机关轮换;1973年9月又修建新东线路,先调3个工程大队进行施工,中期轮换1次,前后动用6个工程大队,至1978年3月完成,全长280.8千米,有桥梁32座,涵洞904座。
为保障公路的畅通,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72年3月先后派出2个工程大队,承担老西线的维护保养任务,时间长达6年之久。
三○八团五连在越南义路省文振平坝修路时,被美军轰炸。到老挝后,为锻炼其他部队,该团被安排在很少有美机空袭的1号公路靠近中国边境的地段施工,但美军轰炸并非没有。1966年10月3日,三○八团二营修筑的路段被美机轰炸中断,第二天早晨,五连三排赶到现场抢修,敌机突然来袭,炸弹、火箭弹疯狂轰炸,我战士躲避不及,2名营技术员和8名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69年6月12日17时,三○八团二营五连二排放炮,有6个炮眼,由1名广西平果籍老兵负责点炮。他点完后立即撤退到安全地方,炮眼响后,观察到有1个炮眼没有爆炸,需要一个人去检查,并把那个炮眼点炸。全排战士都争先恐后高喊“我去!”那名点炮的老兵冲出来说:“炮眼是我点的,我了解情况,还是我去吧!”不等排长出声,他已经冲出去。当他翻开未爆炸的炮眼时,哑炮突然爆炸,他随即被炸飞。全排战友一起跑过去抢救,但他已被炸牺牲。这位平时话很少、只知道像老黄牛一样做事的老兵,被战友们抬回连队,烧热水洗干净,装进棺材送到烈士陵园,永远长眠在老挝的土地上。
他们自称是“比农民还苦的工程兵”,农民可以早出晚归,他们却几年都回不了家,还随时有牺牲的危险。
除了五支队在南宁、百色地区征招,各部队或多或少都有广西籍干部战士。据香港凤凰台新闻记者透露,在中国出兵的32万人中,广西占4万人,居全国首位。玉林市后来获得审批的援越抗美烈士就有55名,陆川县援越抗美参战退役人员有392人。
济南军区组织9000人编为工程兵2个团出国,配属六支队,方式也像沈阳军区那样,从各部队抽调优秀干部、骨干组成团、营、连、排、办等领导架构。1965年8月,三一四团南下,在梧州地区藤县、蒙山、昭平、贺县、钟山、富川、苍梧以及湖南的衡山县招收新兵,仅藤县就有850多名,是在广西征招人数最多的县。
广州军区组建第四支队,在由工兵十二团组成的第十七大队中,营、连、排干部有不少广西籍的,在原钦州地区招1200多名新兵,后来,广西籍的连长云保德、排长庞忠令到北京,受到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人接见。李兆勤是山东人,抗美援朝第一战役时已担任连队指导员,所在连队被授予“黄草岭英雄连”称号,一直打到第五次战役结束。1966年7月,李兆勤任工程建筑三○二团团长,出国期间为四支队十九大队长。他在回忆录中说,该团8月初在湖南省耒阳县成立,9月从广西、江苏征集新兵2426名,12月便开赴越南北太省前线,23名官兵光荣牺牲在那里。
广州军区还分别在南宁地区、钦州地区特招18名、6名学生兵,学习东南亚语言。毕业后在第五支队做越语翻译的马金案,就曾在老挝遇到负责机动后勤保障工作的后勤第二十三分部的1名广西老乡。他看到一位士兵赤脚挑东西,走过去问:“你为什么不穿胶鞋?”从士兵回答的口音,听出是来自广西的老乡,两人异国他乡相见,格外亲切。那士兵对他说:“我刚从农村入伍,我们在家乡时就没有穿鞋的习惯,刚到部队,穿发的军用胶鞋走路不习惯,所以就不穿了。”马金案闻言无语,那时广西农村确实太穷,平时一般很少穿胶鞋,只是到节日或者上街才舍得穿。看着老乡赤脚挑着沉重的担子,全身大汗淋漓前行,他更觉得广西与越南在地形和气候上差不多,广西兵出国后适应很快,特别能吃苦和打仗。他们与其他省的战友就这样默默无闻地为援越援老抗美作出他们应有的贡献。学生兵中,吴晓周是后来担任崇左县委副书记吴仕洪的儿子,1967年随第三十二支队三○五大队(高炮)赴越,6月21日因美军飞机轰炸牺牲。靖西、那坡、东兴等县(市)选派56名懂越语的民兵群众,南宁市从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抽调10多名能讲越语或英语的干部,为援越部队当翻译。
克服亚热带地区恶劣环境
援越部队不是在一般地区修一般的路,工作生活条件十分艰苦。
首先是吃住。越南和老挝是亚热带地区,到处是茂密的山林,有的地方还是原始森林,河流纵横,气候炎热,常年多雨,空气潮湿,基本没有冬天,白天基本都在30度以上。山涧小河沟多,水都是从阴暗的树林腐草地里流出,老鼠携带的勾端螺旋体病毒流向这些小河,水不仅不能喝,人去洗澡也易感染,出现生命危险。野兽出没,毒蛇乱窜,蚂蟥遍地,蚊虫成群,各种病菌多而且繁殖快,亚热带疾病肆虐,生活环境恶劣。当年法国军队侵略越南时发病率高达43%,美军的发病率也在30%。我军曾有1个连,全连186人,不到1个星期就有160多人病倒,有山蚂蟥钻进牙床、鼻腔甚至尿道里的,还有被毒蛇咬伤不幸牺牲的。指战员特别是北方人很不适应,说:“天上有飞机,地下有蚂蟥,空中有蚊子,草地有毒蛇,河里有病菌,不炸死也得病死,不病死也得被咬死。”五支队在越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人烟稀少,不能像在国内那样借助民房,还要防敌机轰炸,就请当地老百姓指导建草棚营房。为防蚂蚁和蚂蟥,他们在房子周围洒敌敌畏,挖一条1米多宽的排水沟,把草木堆放在沟里烧成灰以防蛇和蚂蟥,床架高地面1米左右。吃的方面,干菜、花生米、黄豆、榨菜等副食品一般都靠国内供应,因路途远,蔬菜运到时不少已经腐烂。官兵们长时间吃不上蔬菜,加上施工体力消耗大,多雨多汗而衣服几天不干,结果就发生营养缺乏症,如口角炎、阴囊炎、夜盲症、手脚溃烂等。这引起我军高层的重视,除要求广西、云南有关地方尽量给予解决,也号召部队发扬南泥湾精神,自力更生就地种蔬菜。到1968年4月,各支队共耕种3600亩,不少分队实现蔬菜全部自给。越南有些地方没有种菜的习惯,我们部队给村民种子,教他们种。部队按照“爱护越南一草一木”的要求,连烧火都向越方购买烧柴,为节省外汇,自己开车去捡开路余下的树根残枝。
顶着高温酷热潮湿的环境艰苦奋战的我军工程兵战士
2015年,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她所研制的青蒿素与援越抗美有关。为扫除疟疾威胁,1967年5月23日,解放军总后勤部组建攻关小组,后称“523工程”,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屠呦呦临危受命,挑起有4名成员的课题组长的重担,研究制成治疗疟疾的特效药——青蒿素。当时正处于“文革”时期,成果的归属没有引起重视。20世纪80年代,他们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提出的申请报告被退回,理由是一个奖项最多只能有3个人并列申请,不授予集体,以致又被延后多年才获授。
其时在东线也有援越的一个苏军导弹营,他们的生活标准是牛奶加面包,土豆炒牛肉。越南缺少这些东西,为了养他们,越南领导人只得向中国求助。
其次是工作环境。1966年11月开始修建11号公路时,三○七团修筑的31千米路段上,横卧着一座高1926米、长25千米的考法山。考法山位于越南北部的义路省秀丽乡,地处亚热带,冬天本来是比较温暖的,可由于海拔较高,山上每天晚上气温降到0摄氏度以下,有时还飘起雪花,即使在夏天的三伏,人们晚上睡觉也离不开棉被,而且山上一年四季阴雨连绵。“考法山,考法山,半截插进天,晴天烈日晒破皮,阴雨飞雪刺骨寒……”这是当年流传在第五支队的一首诗歌。为此,昆明军区后勤部门给部队每人发一套棉衣棉帽。施工中,有的地方上山时要四肢着地向上爬,一不留神就会滑倒,摔得浑身是泥,每次从林中回来就得换洗衣服。在这里,太阳也是宝贵的,因为在雨季有时1个月都见不到几天的阳光,一件衣服要一周甚至半个月才能晾干,衣服只能用火烤干。这座山还有三大绝壁,像三把利剑垂直耸立,穿破云天,绝壁上顽石嶙峋,利硬如刀。当地民谚称:“进了考法山,衣服别想干;到了考法嘴,要用四条腿。”当年,侵越法军用26年时间都没有把它打通,法国的专家视之为修路的禁区,所以称之为“考法山”。我们修路初期,上山根本没有路,所需的各种施工和食住用物资全靠肩扛运上山,战士们每天要沿着螺旋形脊背上的马帮道往返40多千米,春天都是汗流浃背。运面粉到山上,汗水渗透进面粉里,战士们为此说“我们吃的是不用加盐的咸馒头”。就这样,日均8800人,工程队硬是肩扛人抬将各种物资292.5吨运上山,保证部队施工。二营六连一排推土机三班广西籍战士李长富,施工中推土机起火,为灭火不幸牺牲。
再者是防空。美军依仗空中绝对优势狂轰滥炸,从1962年2月在西贡设立军事司令部,到1975年5月越南人民军取得抗美战争胜利,美军12年间共向越南投下800万吨炸弹,远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各战场投弹量的总和。在我援越期间,美军实行的是“南打北炸”策略,轰炸重点是北方,每平方千米平均投弹162吨,不到1平方米就有1枚炸弹爆炸,而1枚重型炸弹可炸出20多米宽、10多米深的大坑。三○八团在越南和老挝的6年多时间,除修建4条六级军用公路外,还对空作战99次,击落敌机6架,击伤29架,击毙敌飞行员1名。全团伤亡600余人,其中牺牲74人,重伤58人,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授予该团“戒骄戒躁发扬更大光荣”锦旗。三一四团还俘虏1名因父亲在朝鲜战场被打死而到越南来报仇的女飞行员。
中国在帮助老挝抗美救国斗争中,既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援助,也帮助训练军事技术人员,1962年至1978年,共派出工兵、地面警卫、防空和后勤部队及民工大队11万余人,帮助老挝修筑
公路800余千米。1975年12月1日,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
援越援老,中国付出巨大牺牲
当时,全国先后有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数千家科研单位、工厂承担援越抗美任务。越南要求中国援助的东西,品种多,数量大,时间紧,要求高,但不管是军用的、民用的,只要越南需要,我国有现成的马上供给,没有现成的及时生产,没有生产的马上研制。仅军事物资援助,就有枪、炮、汽车、坦克、飞机、舰艇、弹药、军服、油料、食品等,这些物资约合当时40亿元人民币,可装备200余万人的部队。
除此之外,从1950年到1978年,中国还向越南提供援助201.8亿多人民币,其中无偿援助188.3亿多元,无息贷款13.5亿多元,无偿援助占93.3%。同时,中国还帮助越南培养干部和技术人员6000余人,汽车司机和修理工3800余名,协助组建首批航空兵歼击机团,培养飞行员和机务人员280名;帮助组建6个高炮营、1个工兵团、1个舟桥团、1个坦克团,并派出专家、顾问2万余人。
在援越抗美中,中国支援部队有4000余人光荣负伤,1430人壮烈牺牲。在老挝,残酷战争夺去我军269条生命。据有关资料,广西籍的革命烈士中,援越抗美战争期间有265名。而在支援老挝牺牲的筑路部队殉职烈士陵园内,129名烈士中有20人是七○一、七○二大队各分队的,也主要是广西人。
至1978年,中国先后派出18个工程大队,其中包括闻名全军的沈阳军区雷锋团、3个民工大队,直接施工力量7万人,投入主要施工机械250多台,无偿为老挝修筑7条沥青路面公路,总计修建公路822.4千米,桥梁131座,涵洞2677个,铺设沥青路面458万多平方米。其间,随着美国侵越战争的不断升级,战火蔓延到老挝,为了保障筑路工程的顺利进行和施工人员的安全,根据老挝人民革命党的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自1969年3月至1973年11月,先后派出高炮3个支队和1个大队,担负援老筑路工程的防空作战任务,在4年多的时间里对空作战95次,击落美机35架,击伤24架。
广西地处祖国南大门,在军事上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中越边界广西段全长1020千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当作越南抗法、抗美战争的后方和中国援助越南的前沿阵地的广西,在战争期间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持。李天佑,广西临桂人,曾任广西军区司令员,1962年已是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后任中央军委委员、总参谋部党委副书记,为了统一组织支援越南和处理有关援越的涉外事宜,中央、国务院和军委有关部门组成中央国务院支援越南小组,由杨成武、李天佑任正、副组长,修路施工方面由李天佑主持具体工作。他自始至终参与组织和领导这项异常艰巨复杂的工作,多次应邀率代表团访问越南。
我军指战员在老挝烈士陵园祭奠牺牲的英烈
1950年至1954年援越抗法期间,中国提供的援越物资多从广西口岸出境,广西动员组织几十万军民抢修援越铁路、公路、航道、港口和输油管道,将物资装备源源不断地运到越南前线。
1965年至1969年,为支援越南抗美救国战争,广西又动员10余万民兵抢修公路1000多千米,完成大批援越人员、物资出境及回国的运输保障任务。
援越的运输任务十分艰巨。据1965年至1979年不完全统计,铁路共运输援越物资3.05万余车。1972年8月开始的1年多时间,光从中越边境地区开辟的5条公路,运往越南物资就有62万余吨。据广州军区统计,经水路运输的援越物资达12.5万吨。
广西组建3个民兵运输团共2万多人随军运输作战物资,田阳县奉命组建1600人的民兵运输团,那坡县在县城周围组建1500人的民兵运输团,抢运援越物资。在海上被封锁后,从1972年5月31日至1973年2月12日,广西先后抽调部队和民兵8000多人次,并配备大量机械车辆,从凭祥至友谊关、防城港至滩散两地段,铺设5条援越野战输油管,总长159千米,连同新建扩建的油库、泵站、通信设施、铁路专线等工程,共完成土石方10万多立方米。应越方要求,野战输油管至1976年6月才停止。
为保证援越物资安全,1965年各边境地区建立民兵对空监视哨和对空射击组,配合空军部队加强对空警戒,经常执勤的民兵有4300多人。
1965年,广西组建一支从实战出发、平战结合、机动灵活的军事化战备车队,命名为广西公路运输公司汽车大队,后改为二五车队,初期即有4个中队,168辆货车,后来发展到750辆汽车,1000多名司机,专门运输援越物资;同年成立规模较小的商业汽车队,主要是应急运送抗美援越物资,也称六五车队。
1968年,中国在靠近越南的防城港北码头建设战备港口,让运输船只沿着中国海岸线附近隐蔽航行,向越南运送物资,越南军民称之为“海上胡志明小道”。1972年8月,防城港成为新的隐蔽的海运援越物资运输装运港口,9个月内,主要由防城港装运的越南物资有16万多吨。
边境县市肩负着其他地区少有的生产、援越、战备三大任务。不单我国支援越南、柬埔寨、老挝的大部分军用物资、成套机械设备、汽车、粮食等,苏联、东欧、朝鲜等援越的过境军事物资,也通过中国广西凭祥友谊关口岸转运。为保障部队,支前办公室派出15名采购员到区外广东、湖南、陕西、浙江、黑龙江、辽宁、沈阳等省市采购;从各单位抽调40多人,最多时为150人配合,为过往部队煮饭送饭,有时每天4次送饭到部队临时宿营点,1964年至1969年,每天为500人至3000人送饭,数十人在开水站烧开水。
龙州被誉为“越南的延安”,1930年至1940年,越南多名高级干部都曾以这里为落脚点,在中越边境地区开展革命活动,龙州人民为他们提供吃住,担任交通联络,掩护他们安全。援越抗美中,龙州县接待出国部队,组织粮油、肉类、禽蛋、蔬菜等各种物资供应出国部队和越南人民军。1964年至1974年,共提供蔬菜6527万公斤,活猪152.6万公斤,鲜(冻)猪肉197.7万公斤,家禽10.9万公斤,鲜蛋11.36万公斤,粮食791.59万公斤,食油20.54万公斤。
宁明县组建10个援越蔬菜队,先后运出援越蔬菜75万公斤,因援越工作量增加,抽调国家干部、民兵常驻供应站、接待站工作,任务特重时还发动附近机关干部、群众、学生参加接待。1965年8月至10月,参加接待的干部、群众4870多人次,光接待用豆腐就有96810斤,萝卜干3.3万多斤,酱料9000斤。
广西是产铝重要基地。为抗美援越提供军需,铝制品产量逐年增加,1969年为956吨,1975年达1770吨。南宁市钢精厂生产的军用水壶和铝锅,无偿送到援越抗美前线,军用锅被称为“友谊锅”,受到胡志明主席的称赞。柳州通用机械厂在国内创先的混流式卧轴水轮机等工业产品,出口甚至优先保障支援越南。
为支援“同志加兄弟”,广西各地响应中央的号召,无私援助,在粮食不能自给的困难条件下,年年发动群众卖爱国粮、余粮、双超粮,由粮食部门直接运往越南支援抗美。1966年,仅全州县第一次直调援越稻谷就有17万公斤,1967年第二次调10万公斤,1968年第三次调5万公斤。
都安瑶族自治县首先试验成功“都安”系列玉米杂交种,适应性强,国家不仅派县农业局长和一名技术员赴越传授玉米制种和栽培技术,1972年还支援越南玉米良种“都安二号”350万公斤。
田林县1967年9月22日调出支援越南黄母牛320头,母马100匹。西林县1965至1968年共收购耕牛3587头,大部分派人运送到越南作为援越抗美物资。
广西水电工作组到越南,无偿援助越方进行小型水电站的勘测、设计、施工、设备供应及安装工作,建成一批小水电站。
越南战争中,有不少越南船舶疏散到我国北海港。仅1967年5月15日至25日10天中,就有各种船舶509艘,船员4986人。当时越南已有两年未进行任何预防接种,北海卫生检疫所对全部船民渔民进行天花、霍乱疫苗接种,防止检疫传染病传入。
除为我方驻防和出国部队服务,朝鲜派出1个500多人的女炮兵营经过凭祥时,也得到周到的接送和帮助。
有个细节很能说明广西人民的艰辛付出。当时,为能让子弟兵吃上好的花生米,广西有些老人剥花生,手都剥裂。而由于广西是前线,“文革”以前国家基本没有在广西建重点项目,只搞了一个西津水电站。
越、老两国人民反侵略的坚强后盾
美国对中国出兵援助虽不明言,但心知肚明。我们所活捉或击毙的美飞行员,身上都有一张内容相同的求饶书,上面印刷有13种文字,中国的汉字排在最前面,而且是两种字体,大字号,特别显眼。第一种字体是竖排,隶书繁体字,似乎是要给中老年人看;第二种是横排,楷书简体字,下面还注有汉语拼音,想必是要给青少年人看。其全文为:“我是美国公民,我不会说中国话,我不幸要求你帮我获得食物、住所和保护,请你领我到能给我安全和设法送我回美国的人那里,美国政府必大大酬谢你们。”
美国在越南直接投入地面战争的兵力达55万人,死亡5.8万人,30多万人受伤,当时耗资1650多亿美元,而其在朝鲜战争的花费只有180亿美元。这是美国历史上最长、耗损最大的对外战争,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说:“这场战争对美国人来说是受尽创伤的经历。”
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中国援越抗法、援越抗美、援老抗美的斗争前后持续20多年,美军始终没有从中获得多大的便宜,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广西各族人民在援外斗争中作出了突出贡献。
时隔约半个世纪,在广西南宁的原第五支队三○七团和三○七团的战友,包括部分在外省的老兵,每年“八一”建军节聚会时,都为当年能执行援外斗争任务感到光荣与自豪。他们退伍以后大都回乡当农民,但都还是那么淳朴。
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到桂林游览,在兴坪渔村的一户人家发现一张破旧的花纸镶在镜框里,仔细一看,原来是越南政府颁发
的援越抗美奖状……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