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夕，美国试图改变与中共的关系

● 吴跃农

1949年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美国不甘心因为蒋介石的失败而失去在中国的利益，他们不希望中共夺取全国政权之后，彻底站到苏联一边。因此，美国杜鲁门政府试图放弃支持国民党转而亲近共产党。这时，中美建交悄然成为美国短暂的政策重心。

一

1949年4月22日下午，南京，国民党军开始撤退，解放军部队紧紧追击。23日晚，南京解放。这是国民党即将失去政权的历史转折点，也是各国在即将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共和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之间选择利益者的重要关头。毫无疑问，全世界都认为苏联会旗帜鲜明地站在中共一边，而美国是蒋介石的坚定支持者。

然而，令世界震惊的新闻恰恰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拒绝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叶公超要求他南下广州的请求，坚持“滞留”南京——执意留在南京，静观国民政府总统府楼牌上易帜，仅让参赞刘易斯·克拉克以“代办”名义去广州应付。与之相反，苏联大使将大使馆随同国民党政府一道南下去了广州。当然，这是苏联的外交策略，并不是要一直追随国民党政权。

自此，司徒雷登“滞留”南京71天，司徒雷登留在南京目的就是为了与中共高层接近，看看有没有可能在中共与苏联的关系之中找到缝隙，开拓美国外交利益新格局，使美国能够继续保持在中国大陆的势力范围和战略地位。1949年1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苦心积虑谋划美国二战后与苏联在亚洲长期角力的策略，研究并确定了美国的“当前目标”，即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即将由中共执政的新政府成为苏联力量的“附庸”。

2月，这一阻挠中共执政的新政府追随苏联的政策即由杜鲁门总统批准执行。美国政界称之为摆脱蒋介石的“脱身”政策，有美国政府的撑腰，司徒雷登坚定了与中共接近的信心并付诸行动。

3月10日，美国政府批准司徒雷登要求与中共高层接近的全盘计划，于是司徒雷登在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垮台之前，开始了一系列“亲共”活动。

毛泽东清楚中美关系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世界战争与和平大格局的重要性、决定性，他指令周恩来调派天津外事处处长黄华赶赴南京，任南京军管会外事处处长。黄华的任务，一是为中共接收南京国民政府外交档案做好积极准备；二是迅速利用与司徒雷登的师生关系，与其谈判沟通，看看中美关系是否能够在新的层面建立起来。

二

黄华是在1932年作为流亡学生进入燕京大学经济系时认识司徒雷登的。

司徒雷登1876年6月24日出生于中国杭州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11岁时被送回美国上学，主修神学，1905年又被美国教会派到中国传教。1919年到北京创办燕京大学，担任校务长长达27年，治校颇有成就。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后，他在日军占领的北平被秘密软禁。日本投降后，因他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经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的推荐，1946年7月，他被任命为美国驻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大使。

1949年4月底，黄华到达南京后，将中共南京军管会外事处设置在原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院内。黄华根据周恩来交代的任务，开始具体工作：接管旧政府外交部，安置留用人员，将大量档案运往北京；着手打理留在南京的外国使馆人员和侨民的工作；与苏联参赞史巴耶夫保持经常性联系。

司徒雷登于5月6日派他的私人秘书、中国人傅泾波登门求见黄华。7日，黄华接见了傅泾波。傅泾波为司徒雷登作了一番辩解，诸如司徒雷登一年来渐渐了解过去对国民党的认识是错误的，美国已经停止在军事和经济上援助蒋介石。国民党撤退南京之前，何应钦希望司徒雷登去广州，而司徒雷登决定留在南京不走，就是希望同中国共产党接触，并已获得国务卿艾奇逊同意等等。傅泾波进而表示，司徒雷登甚盼与黄华及中共领导人会见。傅泾波颇为殷切地说，现在是美国对华政策改变的历史关键时期，如果能在“老校长”手中完成这一转变，比换另一个人好些。黄华告诉傅泾波，中共领导人会见司徒雷登的事待报告、待中央批准。黄华严肃表示，美国援助蒋介石打内战消灭中共的政策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极深的创痛，美国现在尚未放下屠刀，没有从蒋介石身后撤走，怎能期望中国人民恢复好感。空言无用，需要美国首先做些对得起中国人民的实事，才能逐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

司徒雷登出任驻中华民国大使后，尽管也曾劝蒋介石停止内战，但他的着眼点是加强援蒋压共，维护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至1948年10月，辽沈战役开始，国民党在东北的处境万分危急，他还频频致电美国国务院推动加强军事援助蒋介石。国务卿马歇尔不愿美国更深卷入中国内战，并没有同意他的要求。看到解放军南进，所向披靡，国民党大势已去，司徒雷登就有了改变为蒋介石打气撑腰的想法。他于1949年3月致电美国国务院请求不去广州留在南京，以便同新政权接触，建立美中新的关系。国务卿艾奇逊（1949年1月上任）于4月6日复电，授权他与中共领导进行会谈，但要他不要把话说得太肯定，并注意保密，免得走漏风声，遭人抨击，引起国会中反对派的反对，引发麻烦。因而在国民党政府要求外国使馆同他们一道南迁广州时，司徒雷登坚持留在南京不走。

1949年5月13日晚上8点半，经批准，黄华在南京以私人身份拜访了“老校长”司徒雷登。对这次拜访，中共中央要求黄华少说多听，了解美国政府的意向，精心进行中美对话。拜访会见交谈了近两个小时。司徒雷登表示，美国政府是愿同由共产党人执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新关系的！他话锋一转，说，希望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政府能广泛吸收民主人士参加政权，并说，美国已停止援助蒋介石，不愿参与中国内战。他已建议将美国在上海的经济合作分署所存的援助蒋介石的面粉、棉花等物资，待上海解放后统统移交中共，以支援上海恢复生产。黄华当即表示，关于中国新政府的组成，中国人民有权自己决定，不需要美国方面干涉、提任何意见建议。黄华清楚，华东野战部队在陈毅司令员领导下即将解放上海，可以从国民党手中接收上海的所有物资，包括美国援助蒋介石的物资，司徒雷登所谓“移交”，完全是作秀和自找台阶。黄华正言说，美国既然表示不干涉中国内政，就应该将美国驻青岛等地的海军舰只和陆战部队全部撤走，以免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发生武装冲突。

司徒雷登答应转告美国有关方面。

三

这次会见之后，司徒雷登又派傅泾波来见过黄华两次。

傅泾波除谈有关上海解放和司徒雷登申请去沪的事之外，还说司徒雷登对上次所谈军事问题采取负责任态度。美国舰队已于5月21日撤离青岛，一部分驶往日本，一部分驶往其他地方；在解放军进入上海之前，美国舰队即行撤走；解放军打到别的地方，美国舰队也将从该处撤走。

黄华回复说，美国如愿意同中国人民重新交好，打开双方的外交关系，首先必须撤退美国在华的一切武装力量，断绝和国民党政府的官方关系和来往，放弃一切有损中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政策。

经请示中共中央，黄华于6月6日又约司徒雷登和傅泾波在南京军管会外事处办公室进行会晤。这正式谈判，核心是探讨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可能性。

司徒雷登首先提出自己去上海和回美国的问题，黄华告诉他可以按侨民身份来外事处申请护照。司徒雷登又说，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曾允许将台湾交中国托管，待对日和约签定后归还中国，但关于对日和约的会议，因种种原因，特别是因美苏之间存在误解，迟迟未召开，何时召开无法肯定。黄华正色说，台湾历来是中国的神圣领土，甲午战争后刺刀下签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台湾被日本侵占，中国政府从未予以承认，中国人民也从未停止过斗争。1945年8月15日二战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作为战胜国，台湾已经归还中国，中国政府在台湾恢复了省政府建制、行政权力和驻军，现在，我们绝不容许国民党政府出卖台湾，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或外国政府借口合约问题对台湾属于中国的地位横生枝节、图谋动摇，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企图将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的阴谋和行动。

谈到中美关系问题时，黄华表示，中美要建立新的国家关系，美国首先应停止援助并断绝同国民党政府的一切关系。司徒雷登说，我国使节留在南京，这就表示了对国民党的态度。如果今后国民党政府再由广州他迁，则可肯定美国代表也不随往。但因目前尚无一个新政府成立，美国没有承认对象，国共两党现在毕竟各占据中国部分地区，都没有完全控制中国，美国对许多地区的情况很不了解，按照国际法，美国尚不能断绝与国民党旧政府的官方关系。如果过去美国有所谓干涉内政的评论，今天美国则更应慎重从事，不能表明拥护或反对国共哪一方。故美国采取被动态度，等待产生了为中国人民所拥护的新政府，而这个新政府也证明了愿意并有力量担负起国际义务时，问题自然解决，中国新政府完全可以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至于对蒋介石的美援问题，现在所运来的，已所剩无几，今后再无援助。

黄华对司徒雷登说，根据我个人观察，中国的新政治协商会议不久就要召开，联合政府将由新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产生。最后司徒雷登表示，中国问题不只是一个美中关系问题，而且也是关系到世界大局的大事，他希望中美关系能够完善解决。

最后，司徒雷登对黄华直言，只要中共不“一边倒”向苏联，在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保持一定独立性，采取中间态度，不仅可以中美立即建交，中共还即可获美国政府的经济援助，用于恢复战争创伤，建国立业。

然而，还没等中共研究司徒雷登传达的信息，出台对策，美国方面的态度却徘徊犹疑起来。

四

6月8日，傅泾波再次来见黄华，说，经与司徒雷登研究，认为美国现在对中共新政府的关系上很难正式表示，需要司徒雷登返美后作努力，但他需要知道中共更高领导人的意见，回去讲话才有依据。

傅泾波问黄华能否向周恩来总理转达意见。黄华告诉他有什么话都可以谈，不必顾虑。傅泾波说，马歇尔、艾奇逊和司徒雷登都对周恩来先生甚为敬重。司徒雷登近期接到副国务卿魏伯来电，希望他在返美前能赴北平与周恩来先生会见一次，了解中共方面对中美关系的意见，请黄华代为转达。

黄华告诉傅泾波，美国在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上至今没有正式表示，个人认为去北平并非简单易事，铁路在战争中被损坏严重，目前交通尚未恢复，旅途很不方便。傅泾波说，司徒雷登在明孝陵机场有一架小型飞机可用。黄华表示这事涉及领空主权，恐不可行。

美国在试探中共，中共也要了解美国的底牌。黄华将司徒雷登的新要求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当毛泽东得知司徒雷登提出打算赴北平拜见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时，回复说“他会被作为许多中共人士的老朋友而受到欢迎”。

中共中央考虑通过非官方渠道同司徒雷登接触较方便，6月16日，通过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去信邀请司徒雷登访问燕京大学（每年6月24日，司徒雷登都要回燕大过生日）。陆志韦表示司徒雷登可以个人身份到北平参加燕大校庆，在那里过70寿辰。

6月27日，傅泾波再次到黄华办公室拜访，携来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6月16日给司徒雷登的英文信一封。信中说陆志韦已见过周恩来，周恩来感谢司徒雷登的问候，并说司徒雷登如要来北平，可获中共同意。司徒雷登不知是何用意，希望通过黄华去电问明、证实北平方面的意见。经报告周恩来并获得指示后，6月28日，黄华转达了毛泽东、周恩来欢迎司徒雷登前往北平的信息，周恩来还通过黄华表示，欢迎司徒雷登回燕京大学一行，并表示可能一晤。

黄华表示，司徒雷登可在中共人员护送下乘汽车和火车北上，但不可以乘坐他自己的飞机。中共的答复如此明确，而司徒雷登的态度却有了反复，他表示，获此消息极为高兴，但美国国会于7月底即将休会，时间恐怕来不及，同时国会内部派别错综复杂，此时去北平很容易引起一些抨击，于事不利。他决定将此事再报艾奇逊，由艾奇逊决定。

司徒雷登请示国务卿艾奇逊，遭到坚决拒绝。美国政府的主流派因怕司徒雷登北平之行可能提高新中国的威信并造成美国即将承认新中国政权的错觉，引发整个西方阵营的立场混乱，要求司徒雷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

7月2日，傅泾波来访，告诉黄华，艾奇逊来电指示司徒雷登于7月25日以前赶回华盛顿，中途不要作任何停留，并决定司徒雷登现在不去北平，以免引起各方议论。

7月25日，司徒雷登为办出境手续，又与黄华会见了一次，询问黄华对美国今后的对华政策有何希望。黄华告诉他，现在首先需要美国放弃错误的中国政策，要用实际行动证明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民有友好诚意。司徒雷登说，他认为美国政府现在也不能做什么政策大转变，只能过一个时期看中国的发展情形再谈。他还说，毛泽东主席在新政协筹备会上的讲话和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评论，前者说容纳各国，是美国政府愿意看到的，后者偏于一方，美国政府不希望如此。因此，美国政府目前也颇为纠结，拿不定与中国关系的最后主意。

此外，司徒雷登还提出关于上海美侨的问题。黄华回答说，我们对一切外国侨民同等看待，凡愿意留在中国并遵守法律的，我们都保护其生命及财产安全。

五

司徒雷登在1949年确实非常想去北平会见中共领导人。为此，司徒雷登曾多管齐下，6月在与黄华接触的同时，还请前往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委员会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领导人陈铭枢和民主同盟领导人罗隆基，再次向中共领导人转达美国政府对中国问题的看法。

他要陈铭枢、罗隆基转告，如果新中国采取中间态度，不完全亲苏，与美国接近友善，美国可以一次性给新政府50亿美元，这个数额是举足轻重的，完全可以表明美国政府对中共领导的中国政府的用心。

赤裸裸地将政治与金钱放在一起谈，这不是毛泽东喜欢的方式，而且，中美建交是中美建交，为什么会涉及与苏联的亲疏关系？中苏两党关系，不是中美两国关系所能替代的，这分明是要中共摆脱苏联，站到美国一边去，站到西方阵营中去，成为美国在中国利益的蒋介石继任者。

中共显然不会采取这样的选项，多年的浴血奋斗和二战后的世界政治走向也必然不会是这样的选项；中共选择的国家道路必然是摆脱西方政治压迫奴役的革命之路、最终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走上无产阶级专政之路。

中共百万雄师在渡过长江之前，毛泽东五次向斯大林及苏共中央提出欲去苏联请教苏共治国方法，但因种种原因没有成行，结果于1948年派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专程秘密访问莫斯科，听取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对中共建立全国政权、创建苏联式政治体制国家的建议。斯大林亲口答应，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必定在同一天外交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有了可以傍靠的强大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中共本来就坚定不移照搬采用苏联行政模式建立计划经济的治理模式和政府机构，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更是顺势顺理，能够防范内外两重危机，一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不蹈南斯拉夫被苏联抛弃孤立批判的覆辙，二是利用苏联的东方阵营力量，在世界格局中站稳脚跟，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建设新中国，实现国家的现代工业化。

罗隆基见过司徒雷登回到北京之后，知道并清楚毛泽东此时已经坚定不移地采取的外交政策立场后，他认为没有必要向毛泽东主席转达司徒雷登的口信，也没有将口信转达给中共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罗隆基再也没把“50亿美元援助保持中立之事”转达给任何人，只是在许多年后，他才将此事告诉周恩来。

实际上，看到中共在中国大陆推进解放战争势不可挡、雷霆万钧，特别是打过长江，夺取全国政权已经没有任何悬念。斯大林也调整确定了与中共新国家政权结成军事同盟的政策，以中共取代国民党，以确保苏联与蒙古、中国东北、西北接壤的漫长边界的亚洲国土有辽阔的安全后方。

陈铭枢则向毛泽东和周恩来转达了司徒雷登的要求，对此，陈铭枢得到了毛泽东的明确回答，并请他信函回复司徒雷登。陈铭枢的回信转达了毛泽东的答复，可谓态度鲜明：“政治上必须严肃，经济上可以做生意。”

这件事后来得到了周恩来的证实，1967年4月7日、10日、11日，周恩来同越南领导人范文同举行多次会谈。在回答关于斯大林是否建议中国人民解放军不要过长江的问题时说，对于1949年我们能不能渡过长江，斯大林是有怀疑的。他们还以为，蒋介石顶不住解放军时，美国会出兵。但美国知道蒋介石是扶不起来了，而长江挡不住解放军，如果美国出兵，就要负起战争的责任。美国不会这样做。我们解放南京时，美国大使还留在南京，并向我们一位民主人士说，如果中共政府愿意和美国建立联系，他不仅不走，而且美国愿意承认中共政府，还可以援助中国50亿美元。我们根本不理这一套，结果美国大使就跑掉了。

六

1949年的美国，不仅在中共和国民党中选择盟友，也在中国和日本中选择盟友，对其亚洲政策的中心和倚重究竟是中国还是日本？美国当政者一直在犹疑不决之中。

倾向中国、落脚中国一直是美国政府的重要考虑。

1949年，美国国务院选择在司徒雷登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8月5日，发表《美国与中国之关系》白皮书当中承认台湾为中国内部事务并无意干涉。而这时，美国政界两派激烈争斗的结果，又拟将其在亚洲的工作中心放到日本。最终，中美错过了实质性谈判的机会。而艾奇逊电令司徒雷登立即回国述职，终于关上了中美谈判的大门。这样，1949年初，“中美建交”接触便戛然而止。

8月2日早晨，司徒雷登在解放了的南京逗留了100多天后，不得不离开中国。司徒雷登偕傅泾波一行8人，在南京军管会派人到机场监督放行之下，乘美国运输机按南京军管会指定的出境航线返回美国。司徒雷登登机向我方人员挥手道别，带着遗憾心情飞离南京……国民党政府希望他先到广州，再回美国，认为这将是对国民党政府精神上的支持。司徒雷登没有这样做，乘飞机从南京直飞冲绳，并在那里发表声明，赞成中共领导的中国政府，但美国国务院未让这个声明在美国发表，还电告他不得再作任何此类声明。

8月18日，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撰写的《别了，司徒雷登》。将司徒雷登作为美国的象征——“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文章写道：“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夹起皮包走路。”

毛泽东还写道：“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

七

然而，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没有从一开始建立关系，并不是不可探讨的一段历史。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应邀列席，代表团团长维塞林诺夫是塞尔维亚共和国的党中央书记、南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在中共八大全体会议上，维塞林诺夫代表南共对大会的召开表示了热烈的祝贺。他说，南斯拉夫的党和人民以及铁托本人，一直非常敬佩中国共产党过去的斗争业绩和现在的建设经验，认为两党两国所走过的道路有许多共同点，他们希望这种创造和中南两国两党之间友谊能够得到发展。

毛泽东主席接着向客人解释1949年中国没有同南斯拉夫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因。毛泽东说，1949年你们表示愿意承认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没有回答，也没有反对，当然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反对。那时没有回答你们，也有一个原因。就是苏联朋友不愿意我们和你们建交。那时苏联提出这样的意见，我们不同意也很难办。显而易见，中国与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只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保持经济关系的南斯拉夫建立外交关系，苏联都不愿意，与美国建交又谈何容易？

1950年2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与苏联外长安德烈·维辛斯基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毛泽东、斯大林及苏共高官出席签署仪式。中国与西方国家建立关系更是受这个军事同盟条约和苏联因素制约，而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以第七舰队为标志的军事力量进入台湾和台湾海峡，公然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干涉中国内政。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痛击美军，中美关系旧仇新恨叠加，两国就此隔绝20多年。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