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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 卷
绪 言
纵观世界历史,“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似乎成为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东西方曾出现过的几个文明、多少帝国,无不是循着这条路走到尽头而分崩离析,最终淹没在历史长河中。唯有中华文明总能“分久必合”,绵延五千多年从未中断,饱经风雨长盛不衰,甚至历经劫难浴火重生。创造这一世界历史奇迹的众多因素中,崇尚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安定的“大一统”思想,居功至伟,如定海神针,成为中国几千年政治思想的最大遗产、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核和灵魂。
大一统思想起源于三皇五帝时代。“三皇”之一的伏羲时期,已经有了天下时空统一和整体认识观念,有了天人合一、天下一体的思考方法。夏商西周时期,随着“中土”“中国”“天下”“海内”“华夏四夷”等观念的流行,大一统思想开始萌芽。从夏朝建立起,华夏民族就以“与四夷的统一和文化认同”为主要追求,并逐步融合为一个政治统一体,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有天下的交融格局。商朝和西周延续了夏朝奠定的统一格局,虽然进入东周之后逐渐陷入诸侯割据的分裂局面,但“一统”仍然是一种主流思潮,“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生活在东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战乱不断年代的孔子,一生追求的理想便是中国获得政治统一,他也成为大一统思想的首创者。孔子作《春秋》,在记载历代周王即位时总是冠以“王正月”。对此,《公羊传》解释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是“大一统”一词最早见于经史的记载,也明确了大一统的原始意义,即以周天子为核心,将社会有序地组织起来,使中国完成真正的政治统一。第一位系统阐释孔子大一统思想的西汉大儒董仲舒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战国时期,周王室沦为诸侯大国的附庸,失去了作为统一主体的政治基础和法统价值。在群雄争霸中饱受战争和动荡之苦的各国民众渴望停止纷争,实现天下太平与一统,思想家纷纷探讨政治统一、华夏一统的新路径。以儒家为代表的诸子学说系统提出了以仁政王道和恢复周礼为特征的大一统国家观,后经以商鞅、韩非、李斯为代表的法家和吕不韦整合诸子学说的创新改造,形成了以军事和霸道为途径、以君主集权为特征的新大一统理论,“天下—中国—大一统”成为一个天然一体的政治、文化、道德上的国家统一观念,这既是中国早期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成为周秦之际社会上下共同的政治诉求。
在大国争霸中,秦王嬴政将大一统理论创造性运用于军事和政治实践,“奋六世之余烈”,仅十余年就扫灭六合,首次实现天下一统,并创建了维护多民族中央集权的一整套大一统国家制度和运行体系。秦朝的建立,确立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大势和正道。尤其是“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为大一统打上了鲜明的标记,形成了基于统一的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价值观,国家统一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此后的历代王朝,无不把统一作为政治成就的最高目标和国家兴盛的首要途径。中国封建时代最著名的盛世,如西汉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明朝的“永宣之治”、清朝的“康乾盛世”,无一不是在政治统一的前提下实现的。
在大一统观的熏陶和浸染下,中华民族追求疆域领土统一、推崇中央政府权威、注重文化共识凝聚,反对国家四分五裂、地方各自为政、价值观虚无混乱。大一统思想,成为贯穿中国历代政治格局和思想文化的主线,成为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纽带,并深深地渗入文化血脉中,成为中华民族国家认同和家国情怀的基因积淀。一些时期尽管也曾出现过分裂局面,但统一始终是主流,任何一个号称“正统”的政权,无论华夷,最先必须完成的就是统一疆域的神圣使命。因此,不论分裂的时间有多长、分裂的局面有多严重,国家最终都会重新走向统一。历史一再证明,在中华民族绵延发展的长河中,只要维持大一统的局面,国家就会强大昌盛,社会就会繁荣稳定,人民就会幸福安康!
一、秦统一之战(公元前230—公元前221)
秦统一之战指秦王嬴政发动总攻,消灭韩、赵、魏、楚、燕、齐等六个诸侯国,建立大一统国家的战争。这是战国末期最后一场诸侯兼并战争,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国家统一战争。
(一)背景
秦国作为战国时期改革最为彻底的诸侯国,自商鞅变法起,逐步确立了比较科学、先进的国家治理体系,国内政治秩序稳定,政权交替过渡平稳,基本上没有出现如“山东六国”(齐国、楚国、燕国、韩国、赵国、魏国)那样频繁上演的政变和内乱。历代秦王赓续自孝公以来的基本国策,选贤用能、励精图治,“人亡政不息”,官员勤勉任事、百姓坚韧尚武、将士舍生忘死,为统一创造了良好的内部环境。
至战国中期,战国七雄(齐国、楚国、燕国、韩国、赵国、魏国、秦国)通过大大小小的兼并战争,基本上将各自的周边小国吞并,形成了局部性的统一,大大扭转了自夏商周以来邦国林立的局面。秦灭六国之战前,“山东六国”经过秦国连年的军事打击和外交瓦解,自保犹嫌不足,再无力“合纵”西向。这些都为秦国加速统一进程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吕不韦、韩非、李斯等人顺应新兴地主阶级巩固政权、结束分裂局面、建立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的政治需要,在继承诸子“天下”“一统”等观念基础上,吸收和融合百家之长,形成儒表法里、以道为根,更具操作性和现实性的新大一统理论,为秦国的统一提供了可行的理论依据。
郑国渠和都江堰两大水利工程,让关中平原和成都平原成为秦国重要的粮仓,更为大规模战争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经过
秦王嬴政即位后,六国实际上已降到秦郡县的地位,秦统一天下已是水到渠成。嬴政以其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充分把握局势,在李斯、尉缭等人协助下,制定“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策略,并在“笼络燕齐,稳住楚魏,消灭韩赵;远交近攻,各个击破”战略方针指导下,开始轰轰烈烈的统一战争。
攻韩之战 韩国在七国中最小,所处地位却最重要,它扼秦由函谷关东进之要冲,秦欲统一天下,必先灭韩。经过此前多次打击,韩国土地日渐缩小,甚至向秦表示愿为藩属。公元前231年,韩国南阳(河南太行山以南、黄河以北地区,中心在今河南沁阳)假(代理)守腾投降秦国。嬴政即以此为前进基地,于公元前230年命腾率秦军突然南渡黄河进攻韩国,一举攻克韩都新郑,俘韩王安,韩国灭亡。秦以其地置颍川郡。以卿大夫分晋独立的韩政权,建国后就一直在列强环伺的夹缝中求生存,但其在政治上抵制改革、排斥贤能,军事上始终无所建树,加之首鼠两端的邦交策略得罪了所有强国,最终在六国中最先被淘汰。
攻赵之战 公元前229年,赵地饥荒,嬴政乘机令王翦长途跋涉进攻邯郸,与赵将李牧对阵,秦军屡攻不胜,形成相持。嬴政见伐赵屡为李牧所阻,无法取胜,遂用反间计。赵王迁听信谗言,临阵换将,并将李牧捕杀。王翦旋于公元前228年大破赵军,攻克邯郸,俘赵王迁。赵王迁嫡长兄公子嘉逃到代地(今河北蔚县)称王。公元前222年,王翦之子王贲灭代,俘公子嘉,赵国最终灭亡。秦以其地建邯郸、巨鹿等郡。赵国地处中原北部,方圆两千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革新政治,富国强兵,国势大振;北拒匈奴,西抗强秦,锻造出一支精锐之师,涌现出一大批名将,尤以廉颇、李牧最为著名,是战国后期实力仅次于秦的国家。然此后的君主多为无能之辈,对奸佞言听计从,长平之战损失45万精锐,一蹶不振,尤其是最后决战关头擅杀大将李牧,自毁长城,自取灭亡。
攻魏之战 公元前225年,趁魏国40万主力集中在北方防御王翦的攻燕大军之际,嬴政派王贲率军绕过楚国城池,突然南下进袭魏国,包围大梁(今河南开封),并封锁黄河,阻挡其援军南下。大梁城坚,秦军强攻无效,遂引黄河、鸿沟之水灌城。3个月后,大梁城坏,魏王假出降,为王贲所杀,魏国灭亡。魏国北方主力被王翦歼灭。秦国以其地置东郡。魏处“天下之枢”,战略地位优越,又率先变法,且人才辈出,吴起创立的“魏武卒”更是横行天下,但由于处“四战之地”,频繁的攻伐大大削弱了魏国的实力,而顶级人才如吴起、孙膑、商鞅、张仪、尉缭等的流失,则造成直接反噬,将魏国从战国首霸打回原形,直至灭国。
攻楚之战 公元前225年,秦国攻灭魏国的同时,灭楚之战也正式开始。嬴政派李信、蒙恬率20万大军,乘楚国内讧,分兵两路进攻楚国,连破楚军。李信孤军深入,楚将项燕率主力尾随秦军,兼程急进三昼夜,乘秦军轻敌无备发起突袭,大败秦军于城父(今安徽亳州市谯城区)。幸得蒙恬掩护,李信带残兵才得以逃回秦境。嬴政认识到楚虽衰弱,毕竟地广人众,仍具相当实力,非轻易可灭,于是亲赴老将王翦家乡,请其统兵出征,并按其要求调军60万。公元前224年,王翦、蒙武率军再攻楚国。楚征调全国兵力,由项燕统领,准备在淮河北岸与秦军决战。王翦采取坚壁自守、避免决战、养精蓄锐、伺机出击的作战方针。楚军多次求战不得,斗志渐懈,项燕只好率军东撤。王翦抓住战机,挑选精兵追击,在蕲南(今安徽宿州南部)大败楚军,斩杀项燕。公元前223年,王翦、蒙武率领秦军继续向楚国纵深进攻,一举攻破楚都寿春(今安徽寿县),俘楚王熊负刍,楚亡。秦以其地置九江、会稽等郡。楚国立国之初,筚路蓝缕,崛起南方,问鼎中原,至战国中期,先后吞并了周边四五十个诸侯国,天下半入楚,兵强马壮,是六雄中唯一能与秦国抗衡的大国。然而自从楚悼王死后,吴起被杀,变法夭折,贵族牢牢把持国政,制度僵化,内政腐败,君臣贪乐,民心涣散,国势江河日下,再无逆转。
攻燕之战 公元前227年,燕太子丹谋刺嬴政,嬴政遂派王翦率军大举攻燕,在易水之西大败燕、代联军。公元前226年,王翦率军一举攻破燕都蓟城(今北京),燕王姬喜及太子丹逃亡辽东。李信乘胜追击,再败太子丹。燕王杀太子丹求和,秦不允,但鉴于燕、赵残余势力已成囊中之物,为集中兵力对付魏、楚,遂暂停进攻。燕王逃到辽东后,秦军主力调往南线。灭楚、魏后,嬴政于公元前222年派王贲率军进攻辽东,俘姬喜,燕亡。秦沿用燕所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及辽东等郡。燕自周初被分封立国后,一直远离华夏核心区,处戎狄之中,直到战国时期,和华夏诸国还隔着戎狄。燕国作为华夏北境的开辟者,将幽蓟之地纳入中华版图,功不可没,但僻居北方边缘,地广人稀,开发度很低。战国后期燕昭王即位后,曾迎来短暂的高光时刻,燕将乐毅曾差点灭亡齐国,但很快陷入内乱,又衰弱了下去。
攻齐之战 秦在远交近攻方针下,采取一切非军事手段争取齐国中立。公元前221年,攻灭五国后,嬴政遂以齐国拒绝秦使访问为由,命王贲率兵避开齐西部主力,从原燕国南部对齐国北境突然进攻,直趋齐都临淄。齐军措手不及,加之士气衰弱,迅速土崩瓦解,齐王田建不战而降,齐亡。秦在齐地置齐、琅邪等郡。早在公元前284年,燕齐之战开启。齐国经燕军进占后,元气大损,实力一直未恢复,没有力量参与各国与秦国的军事斗争;在秦国并灭五国时,齐国由于与秦国没有共同边界,一直未被攻击,独居一隅,置身度外,长期处于和平环境,朝野上下宴然,坐视各国灭亡,不备兵革,不修战备,毫无斗志,甚至讨好于秦,达到惊人的麻木程度,待秦军攻齐国时,虽拥有七十余座城邑,仍不堪一击。
嬴政用十年时间,全部灭亡“山东六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随后又北击匈奴、南征百越,使秦的疆域空前辽阔,“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嬴政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完成统一大业,功垂后世。
(三)秦统一的历史意义以及为维护统一采取的措施
秦的统一,结束了自春秋战国以来550年的大分裂局面,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奠定了中国两千余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和大一统王朝的统治基础,开创了中国历史新纪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大一统的疆域,消除和避免了分裂割据的攻杀、小国寡民的蒙昧、以邻为壑的闭塞,以及因制度差异、交通阻隔等诸多因素所造成的障碍,促进了社会的交流融合和天下一家的认同,奠定了中华的核心版图和基本文化圈,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人民的安定生活和相互交往提供了有利条件,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
并吞六国后,秦始皇创建了一整套维护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制度和运行体系。创立和推行皇帝制、三公九卿制、郡县制、法制等政治措施,建立起强大的中央集权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权组织形式;实施重农抑商、车同轨、量同衡等经济措施,促进封建经济发展;采取南开五岭设三郡、北击胡貊筑长城、拆除关垒修驰道、移民屯戍固边防等军事措施,加强边疆的开发和稳固;实行书同文、行同伦和匡饬异俗等文化措施,推行华夷一体的民族融合政策,改革家庭制度和编户制度等社会管理措施,构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根基。这一系列制度和措施,对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百代都行秦政法”(毛泽东《七律·读〈封建论〉》),对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西汉统一之战(公元前206—公元前202)
西汉统一之战指秦亡后的天下纷争中,汉王刘邦集团以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式,战胜西楚霸王项羽集团,建立汉朝的战争。
(一)背景
秦末农民大起义过程中,陈胜去世后,项羽集团和刘邦集团成为反秦武装的两支主力。公元前207年末,刘邦、项羽相继率兵入关中,推翻秦王朝。前206年正月(农历,下同),项羽自忖首功,向共主楚怀王(指楚后怀王熊心,楚怀王之孙)邀封,怀王坚持“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的前约。失望之下,功高盖主、兵强马壮的项羽摊牌,阳尊怀王为义帝,实降为诸侯,徙都长沙;接着又分封十八路诸侯,自立为西楚霸王,为诸侯之长,据梁、楚九郡厚实之地。刘邦则被徙封汉王,往南郑(汉中郡治,今陕西汉中市南郑区)就封时,从张良计策,烧毁所过栈道,表示无意东向争夺天下以迷惑项羽,退以汉中为基地,养民招贤,安定巴蜀。
(二)经过
公元前206年五月,项羽东归楚都彭城(今江苏徐州)。故齐宗室田荣因不满分封首先反楚,自立为齐王,邀未被分封的彭越为将军,攻并三齐之地。项羽派兵进击,大败,不得不调遣主力征齐以稳定局势。田荣与同样不满分封的陈馀等人结成同盟,对楚构成直接威胁。项羽认定田荣为心腹之患,专注东方。田荣虽然很快被击杀,但项羽在齐地烧夷虏掠,激起齐民强烈反抗,楚军主力被困于齐地无法脱身。项羽又恐义帝的存在有可能集结起更大的反对势力,遂暗使九江王英布于十月追杀义帝于郴(今湖南郴州)。僻处巴蜀的刘邦乘项羽无暇西顾之际,采纳韩信之计,北出陈仓道(今陕西宝鸡西南部),迅速还定三秦,并乘隙东进洛阳,指责项羽放杀义帝,为义帝发丧,遣使遍告诸侯共击楚。
公元前205年四月,刘邦率诸侯联军进占守兵寥寥的彭城。项羽留诸将继续攻齐,亲率精兵3万闪击彭城。56万联军一败涂地,几乎全军覆没,刘邦仅率十余骑逃脱,父、妻被俘。五月,刘邦退守荥阳,诸侯除彭越外皆背汉向楚。刘邦重新调整部署,政治上争取英布叛楚,军事上以关中为根本,实施正面坚持措施,同时联络彭越在后方扰楚,派遣韩信开辟北方战场,攻楚侧、后。项羽将战略重点移至西线,主力与刘邦相持在荥阳、成皋(今河南荥阳西部)一线,陷入胶着。韩信接连平定魏、代、赵、燕,矛头直指齐地,项羽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
公元前204年四月,楚军攻荥阳甚急,刘邦先使缓兵计求和,继施反间计致项羽主要谋士范增辞离,最后通过诈降逃入关中。项羽夺占成皋。刘邦趁项羽领兵东征彭越之际,很快收复成皋。项羽击败彭越后,急率主力回师西线,力克荥阳、成皋。刘邦再次脱逃,北渡黄河,执韩信部兵权,避开项羽锋芒;采取“高垒深堑勿与战”的战术,牵制楚军主力,使项羽进一步陷入两线作战、首尾难顾的困境,并调兵遣将对项羽实施战略包围。彭越在汉军的协助下攻徇梁地,连克十七城,截断荥阳、成皋一线楚军粮道。项羽大惊,留大司马曹咎固守成皋,再次率师东援,迅速夺回梁地十余城。项羽一转身,刘邦乘机激曹咎出战,大破楚军,再复成皋,进围荥阳。项羽再率主力西返,解荥阳之围。此后,楚汉各据荥阳、成皋,形成对峙。十月,韩信攻破齐历城(今山东济南)、临淄,随后在潍水消灭楚大将龙且的20万援齐大军,略定齐地。项羽在正面和侧翼战场上接连遭到重大失败,腹背受敌、疲于奔命,主力基本损失殆尽,陷入汉军的战略包围之中。
公元前203年八月,项羽日渐孤立,兵疲粮尽,向刘邦提出议和,约定以鸿沟(今河南荥阳以东)为界,中分天下,东归楚、西属汉。项羽放还刘邦家人,率兵东返。刘邦采纳张良、陈平计策,撕毁刚签的和议,趁楚疲师东返之机在背后发动偷袭,并调多路大军围攻项羽。项羽退至固陵(今河南太康南部)时实施反击,大破汉军。为不让楚军立足和得到补给,刘邦两次预前屠城,项羽只得越空城而过。韩信见项羽败象,知三分天下无望,遂从齐地南下与刘邦会合,彭越也来会合。十二月,楚军被围困于垓下(今安徽灵璧),楚歌四起,军无斗志。项羽率数骑突围至乌江(今安徽和县),无意东渡,自刎江边,西楚覆灭。刘邦遂有天下,于公元前202年二月称帝,建立汉朝,定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史称西汉。
(三)西汉统一的历史意义以及为维护统一采取的措施
楚汉战争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统一战争,战地之辽阔,规模之宏大,用兵韬略之丰富,前所未有,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六国贵族趁着秦末农民起义之机,纷纷加入反秦行列,想要复辟秦王朝以前的旧政权。出身于楚国旧贵族的项羽,凭借手中武力,大封诸侯,使得割据局面重新出现,这是历史的倒退。底层出身的汉王刘邦顺应时势,打破割据局面建立汉朝,确保历史重回正轨,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巩固、发展、扩大了秦始皇开创的统一事业,使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汉朝的建立与统一,第一次形成了汉民族的概念,并由此奠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凝聚核心,也奠定了中国的政治版图。在大一统疆域基础上,融合发展形成统一性与多样性、开放性与包容性相结合的蓬勃向上的汉文化,成为中华民族象征和文化核心,不仅对中国、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奠定了中华两千年大一统广泛而深厚的思想基础。
在汉朝初年“文景之治”所奠定的物质条件基础上,汉武帝刘彻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上采取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通前朝之所未通,创造了继秦之后的又一个大一统局面,这不仅是西汉强盛的顶点,也是中国封建时期的第一个鼎盛局面。
政治上 改革官制,削弱相权,打破封侯为相的惯例,起用布衣为相,将丞相、三公九卿组成的决策机构,演化为一般的执行机构,称“外朝”;任用低级官吏和侍从人员为尚书令、侍中等,参与军国大事,形成“中朝”决策机构,直属皇帝。完善郡县制和监察体系,分全国为十三个监察区(州),在中央设立司隶校尉,监督和检举京师百官和皇族的不法行为;在地方十二州设刺史,监督地方官员、打击豪强地主势力。实行察举制的选官制度,从全国各地大量选拔人才,重视官吏的任用和考核,加强中央对地方官僚的控制。颁布推恩令,对诸侯的政策由削藩改为推恩,以“分家”的方式削减诸侯的势力,直至化整为零,最后将其权力收归朝廷,基本解决困扰中央的王国问题。
思想上 尊儒尚法,提倡大一统,把融合诸子而成的儒学升华为经学,作为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文化核心和主流意识形态。创建中央太学与地方郡国学两级官学,大力推行儒学教育,为汉代直至以后历代的长治久安提供了强大的儒表法里的政治思想。
经济上 将盐铁经营权、铸币权收归中央,均输平准,平抑物价,向大商人、高利贷者征税,实现了经济上的大一统,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为反击匈奴奠定了物质基础。
军事上 翦除分裂势力:汉高祖刘邦集中力量,逐一铲除楚汉战争中为拉拢同盟军而分封的异姓诸侯王,汉景帝刘启平息了刘姓诸侯王的叛乱,解决了中央集权下郡县制与封国制并行所导致的颠覆性矛盾,从根本上巩固了政权内部。解除外部威胁:经过汉初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汉武帝刘彻对匈奴大举用兵,从根本上解决了匈奴南下对政权的威胁问题,巩固了国家的安全。维护疆域一统:收复南越、闽越、东瓯等国,恢复和加强中央王朝对西南和东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打破了周代开始奉行的华夷之防的界限,综合利用军事和外交手段统一西域、辽东等边地,将北部边疆纳入统治范围,扩大了华夏的天下观,维护了中原以及边疆地区的安定,为现代中国的疆域奠定了初步基础,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巩固和发展。“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成为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维护统一的历史座右铭。
三、东汉统一之战 (25—36)
东汉统一之战指东汉建立后,汉光武帝刘秀削平关东、陇右、蜀中等地的割据势力,重新完成国家统一的战争。
(一)背景
西汉元帝之后,豪强地主势力膨胀,皇帝只得依靠外戚和宦官来对其进行压制和对抗,国家统治权逐渐落入外戚和宦官手中,政治也越来越黑暗。在西汉王朝危机四伏的时候,外戚王莽代汉而立,建立了“新”朝。王莽各种不切实际的改制加深了各阶层的灾难,激起各族人民的强烈不满,最终发展成赤眉、绿林农民大起义。新莽王朝很快被推翻,贵族和豪强集团篡夺起义胜利果实,拥兵割据,争权夺利,国家陷入混战状态。统一全国,重建社会秩序、恢复安定生活成为历史的要求。出身于南阳(今河南南阳)豪族地主集团的宗室刘秀,顺应历史潮流,以复兴汉室为号召,通过出色的政治才能和出众的军事韬略,逐渐形成了较大的优势。25年,刘秀称帝,沿用汉国号(史称东汉),攻取洛阳为都,开始消灭割据势力、恢复刘家天下的统一战争。
(二)经过
刘秀根据形势,采取“先关东,后陇蜀”的战略决策,针对割据势力分散的特点,采取由近及远、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
平定后院 刘秀起家主要依靠南阳与河北两大地方豪强集团的支持,南阳是起家的基本依托,河北则是崛起的根据地,偏偏这两地在他称帝后相继反叛。渔阳(今北京密云)太守彭宠功重赏薄,又数被上司幽州牧朱浮构陷,刘秀偏信,彭宠进退维谷,终于在26年春被激反,导致刘秀后院起火。彭宠自称燕王,连取河北多郡,数败汉军。28年,刘秀遣大将耿弇进剿彭宠,彭宠节节败退,于次年二月为家奴所杀,河北重归刘秀。
26年八月,有大功于刘秀的破虏将军邓奉回南阳探亲,目睹在本郡平董之乱的同僚吴汉纵兵劫掠,邓奉本就对刘秀打压南阳势力政策不满,又激于义愤,遂率乡民驱逐吴汉。刘秀处置不当,邓奉走向反叛,并与流民军董、楚黎王秦丰等结成同盟。刘秀派征南大将军岑彭率朱祐、贾复、耿弇等一众名将前往平叛,被邓奉打得大败,朱祐被俘。27年三月,刘秀亲征,大胜,董投降,邓奉光膀入刘秀大营请罪。刘秀有意赦免,岑彭、耿弇等以冠冕堂皇的理由谏阻,邓奉被诛杀。汉军乘胜进击黎丘(今湖北宜城),秦丰坚守两年后投降。
扫平关东 26年四月,刘秀命大将盖延率军进击定都睢阳(今河南商丘)、同样以汉为国号的同宗刘永集团。盖延攻破睢阳,刘永出逃。次年,刘永乘隙重据睢阳。刘秀命大司马吴汉再击刘永。十月,刘永粮尽突围,为部将所杀,余部被全歼,关东地区最大的割据势力覆灭,京师洛阳的最大威胁解除。
27年六月,刘秀亲征刘永集团东海郡董宪,大破其于昌虑(今山东滕州),董宪退保郯城。吴汉跟踪追击,于八月攻下郯城,全歼董宪主力,董宪逃往朐县(今江苏连云港)。30年正月,吴汉破朐,击杀董宪。
28年秋,刘秀命扬武将军马成攻打割据庐江郡称帝的李宪,围其驻地舒县(今安徽庐江)。30年春,舒县陷落,李宪出逃途中被部下所杀。
割据青州、徐州的豪强张步曾依附刘永,并杀害刘秀的使节。29年十月,消灭了关东其他割据势力后,刘秀派大将耿弇讨伐张步,并亲率大军跟进。张步惨败,依刘秀先降为侯的许诺,杀部将苏茂投降,被迁居洛阳。32年,张步逃出洛阳,纠集部下意图东山再起,被汉琅邪(郡治今山东诸城)太守陈俊全部诛杀。关东遂平。
并吞陇西 刘秀一直争取在天水自立为王的隗嚣,隗嚣明受汉封,实则虚与委蛇,暗通巴蜀,企图凭险割据。30年四月,刘秀派耿弇、盖延等人分兵直攻陇山,隗嚣居高临下,以逸待劳挫败汉军攻势。31年秋,隗嚣得巴蜀援兵后,亲率3万大军发动进攻,企图夺取关中,为汉军击败。32年春,刘秀乘隗嚣戒备松懈,率军直捣其天水大营后背,隗嚣大败,主力被歼,部众开始瓦解。33年春,隗嚣忧惧而死,其残部于次年被彻底消灭。
攻灭蜀中 35年三月,刘秀从南、北两个方向进攻称帝巴蜀的公孙述。南路岑彭率战船溯长江入蜀,北路来歙从陇右南下。来歙被公孙述暗杀,适值羌族在陇西起事,北路军主力遂转用于陇西。岑彭率南路主力倍道兼行,出其不意迂回到蜀军主力背后,包围成都。公孙述故技重施,将岑彭暗杀。刘秀以吴汉接替统领伐蜀诸军。36年十一月,吴汉大破蜀军,公孙述于阵中被汉将刺中,伤重而死,余众举城投降。
至此,刘秀彻底平定割据势力,取得了统一战争的胜利。
(三)东汉统一的历史意义以及为维护统一采取的措施
东汉的统一,结束了由于王莽篡权造成的混乱局面,重新建立起大一统王朝,并在西汉已取得的成就基础上继续发扬光大,承上启下,共同创造了两汉四百年的文明。
鉴于西汉时期权臣干政、外戚篡国以及地方权重等历史教训,刘秀采取一系列维护中央集权的措施:整顿吏治,防范功臣、宗室诸王及外戚专权;削弱“三公”,即司徒、司空、太尉的权力,“事归台阁”,把实际权力集中于尚书台,直接听命于皇帝,皇权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和加强;加强监察制度,提高刺举之吏,如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和部刺史的权限和地位;取消郡国都尉的设置,以抑制地方军权,扩大中央军队的编制,增强了中央的军事实力。但这些努力最终都走向了反面。东汉一朝,门阀世族和地方豪强尾大不掉,皇权始终羸弱,皇帝只得依靠外戚和宦官来压制、对抗,由此又陷入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擅的恶性循环中,最后走向崩溃。成也豪族,败也豪族。文(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