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加

　　清末民初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社会转型期，也是中国近代报刊事业经过萌芽期之后的高峰期，多变的时局刺激了人们对新闻的需求，在广大民众对时局关注和新闻需求的期待下，记者作为一个整体走向历史舞台。他们穿街走巷，广泛接触社会，深入市井开展调查采访，收集第一手资料，对于新闻的敏锐性毫不含糊，几乎个个都是抢新闻、编报纸、写专栏的好手。

　　孔昭恺火车站里抢新闻

　　1928年6月，随着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洋政府的部门也纷纷南迁，这时北京改名为北平。总部设在天津的《大公报》为了加强对北平时事的报道，调报社总部年轻的外勤记者孔昭恺到《大公报》驻北平办事处即北平国闻通讯社做记者。此时，北平国闻通讯社主任兼《大公报》驻北平办事处主任是曹谷冰。北平大报、小报很多，通讯社也不少，竞争是相当激烈的。

　　孔昭恺初到北平时，主要是到一些社会团体，总工会、教育工会、妇女协会等处找新闻，经常拿回他们发的油印稿，访问所得无几，新闻内容有点乏味。后来，在采访中，他发现当时的前门火车站是来来往往军阀政客的必经之路，也是各报、各通讯社记者采访政治新闻的主要阵地，他就开始到火车站采访，这也是孔昭恺采访政治新闻的开端。跑政治新闻，也叫跑要闻。下车、上车的军政人员照例有人迎送，很容易辨识，和这些人谈话，且行且谈，有时可跟着他们到住所续谈，但也有时吃闭门羹，加上同行们你问这、他问那，夹七杂八，整理起来就费点功夫，那时这类采访没时间记录，只能用心记，写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尽相同，内容质量有高有低，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竞争。

　　通过跑要闻，孔昭恺认识了北平一些大大小小的官员，也结识了不少本地同业，包括一些报纸通讯社的上层人物，如《北平晚报》社长季迺时。季迺时虽然是社长，仍兼做外勤记者，也跑火车站，他的晚报办得好，日销四五千份，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他在新闻界的人缘好，对《大公报》有好感，对孔昭恺这个刚刚上阵的青年记者给予了不少帮助。

　　孔昭恺后来又发现，不能成天蹲在火车站，得有线索才出好新闻，没有线索同样抓不到好新闻。掌握了一些军政要人进京离京的线索后，可以到丰台站去等车，因为火车循例要在那里停一会儿，在那里上车采访，可以一直谈到北平，采访的内容自然就更加翔实，比在北平接站处匆匆忙忙三言两语得到的“干货”多，这也是跑火车站的竞争手段之一。为了跑到好新闻，孔昭恺千方百计获得这方面的线索，有时他是从采访中得到的线索，有时他是看报得知的线索，后来他找到了一条捷径——火车站警务处的人最了解内情。

　　孔昭恺在跑火车站时认识了平汉铁路局警务处处长鲍午桥。平汉铁路通郑州，南下北上，陇海铁路也穿过郑州，形成中原交通大动脉。平汉铁路局警务处属下各警务段每天都有电报向警务处报告路上情况，电报设备是路上自备的，传递消息迅速。当时蒋冯阎之战正是新闻热点，而河南战事最为激烈，铁路沿线尤甚，平汉铁路在河南的警务段发给警务处的电报常有战争进退的情况。孔昭恺从鲍午桥处得到这些消息，写成新闻稿发给《大公报》天津编辑部。当时《大公报》没有派记者到河南前线采访，这样得来的消息填补了空白。为了给人以前线消息的感觉，这些消息大都没说来自北平，而是冠以“本报特讯”登出来，往往是独家新闻。陇海东段野鸡岗大战，双方死伤惨重，孔昭恺从鲍午桥处得到这个消息不仅快，而且详细，发稿多，吸引了读者眼球。孔昭恺这种从车站上获得的远距离军事采访新闻，受到了《大公报》总编胡政之的嘉许。

　　《北平晚报》记者巧治对手

　　《北平晚报》创刊于1921年1月5日，原名叫《北京晚报》，创刊人是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的刘仰乾，他是第一任社长，后来季迺时继任社长。《北平晚报》是当时北京的第一家晚报，没有政治后台，独立经营16年，主要以政治新闻和社会新闻多、快、确实取胜，很受读者的欢迎。

　　《北平晚报》的新闻几乎全靠自己采访，北洋政府国务院每日公布阁议内容或新闻一次，先前的新闻都是由刘仰乾亲自采访；其他政闻也由他向私人方面约稿；社会新闻方面，多为警察局工作人员提供的盗匪、偷窃、火警之类，报道极为简略。当时各报采访人员很少采访社会新闻。城南游艺园发生房屋坍塌压死人事件，刘仰乾闻讯亲自前去采访，第一家对此事件作了详细报道，并对城南游艺园玩忽人命提出严厉批评，获得社会各方面人士的好评。自此以后，各报都重视社会新闻，凡有重大社会新闻，各路记者蜂拥而至。

　　《北平晚报》创刊时，为了报道好南方新闻，使用的是上海专电，由上海《商报》潘公展发电，专电在报刊上刊登，顺序排列，不加标题，文字用二号或三号字，在北洋政府垮台、南京政府成立后，增添了南京专电，新闻才开始分条刊登，加上标题。那时，北平私人办的通讯社很多，但都不对晚报供稿，而晚报刊登的新闻反被他们利用，他们从晚报刊登的新闻中选择可用的改头换面，作为自己的稿件印发。

　　新闻要多，还要快，只要快，就可以抢先登出独家新闻，才能有卖点，《北平晚报》和当时许多报纸一样，以争取新闻占先来扩展报纸的销路。同业之间，抢新闻的方法多种多样，有的不择手段，甚至偷窃同业的新闻电报。1933年，《北平晚报》从南京拍来的无线电报经常被另一家晚报偷抄，不但如此，它的收报技术比《北平晚报》还强，偷抄的电文很完整，而且还在外面扬言《北平晚报》偷抄它们的电报，所以有挂漏处。继任社长季迺时十分气愤，想出了一个妙计惩罚他们：由《北平晚报》在南京的发报人员捏造一条南京政要“被刺”的新闻，发来电报。那家晚报偷得这条新闻后，为了审慎起见，其主编还托人向《北平晚报》探询，后又直接向《北平晚报》查证，还约定标题，同时刊登。《北平晚报》佯装答应他们，却不刊发这条新闻。当天，正在北平的张学良看到那家晚报刊出的这条新闻，急忙致电南京慰问，那位政要得到电报后大为惊诧，追查到原因后，勃然大怒，给这家晚报来了个警告处分。此事被南京路透社记者获悉，向国内外发了新闻通稿，海内外有多家报纸予以刊登，影响不小。

　　《北平晚报》因大胆抢发一些独家新闻，触怒了当局，曾3次被查封。其中第三次是1933年5月下旬，侵华日军进迫北平，北平市民陷于恐慌之中，纷纷逃难。5月22日夜，侵华日军与国民政府双方秘密签订了卖国的《塘沽停战协定》，季迺时从北平军分会获得此消息后，为了揭露卖国真相，于23日上午，赶印数万份号外，不计任何代价，雇了汽车向四城分发，产生了较大影响。当天中午，国民党宪兵第三团团长派人来查封报社、搜查账册等，并要逮捕季迺时，幸好此时季迺时不在报社。报社被封后，宪兵司令部人员将刚印好一面的1.7万份晚报全部取走，勒令该报停刊，经同业代为疏解，第三日才恢复出版。

　　后来才知道，国民政府同日军约定双方不发表此协定的新闻。《北平晚报》号外发出后，日方立即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并要推翻此项协定，还将季迺时列入黑名单，指责季迺时为抗日分子，要逮捕季迺时。季迺时闻讯避往南京，从此，他再没有回北平。1937年8月12日《北平晚报》停刊，共出版5929期。

　　深入市井的王柱宇

　　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市民家中最常见的两份报纸，一是《世界日报》，二是《实报》。《世界日报》是由民国著名报人成舍我创立，对开八版，以夹叙夹议的新闻报道和评论见长；《实报》由管翼贤于1928年10月创办，是一张四开小报，北平人称“小实报”，以社会新闻、梨园动态和副刊吸引市民读者。

　　王柱宇(1895—1961)，湖北荆门人，早年在《舆论报》《亚东报》等任编辑，以“无赖子”为笔名闻名于北京报界，在《实报》《世界日报》均开辟有访谈专栏，因其取材精当、采访深入，深受欢迎，连载数年而不衰。

　　1930年，王柱宇在《实报》第二版开辟《每日丛话》的访谈专栏，使用笔名“无赖子”，每日刊发一篇千字文，写的都是日常生活琐事，结尾阐明一条哲理，文笔轻松而隽永，很受广大读者欢迎，影响很广泛。据说当时北平人一日不看“丛话”，便觉得若有所失，当时画坛的齐白石、梨园的余叔岩、名医施金墨都喜欢读他的专栏。风度翩翩，常穿纺绸长衫、手持折扇的王柱宇和北京各报的记者一样，出现在常有名人聚集的“柳泉居”酒馆采访时，其吸引力是很大的。每次他都是借饮酒的名义在“柳泉居”搜集各方信息，所以他的专栏文章接地气、有烟火味。作家周作人读了他两篇关于北平烟土的文章后，连连称赞有价值。因为采访，王柱宇与书画界名流齐白石结下很深的友谊，齐白石不仅为他镌刻过名章，后来又为他画了一幅《中流砥柱图》，画中一石如擎天一柱，昂然独立于海中，极目天际，红日冉冉升起，寓意“柱宇”，可见齐白石对王柱宇是很欣赏的。

　　王柱宇同时还在《世界日报》兼职，最初在商业界版设有《漫谈》专栏，后改为《漫言》。1932年，王柱宇又在《世界日报》创办访问栏目，专门采访北京的艺人和各种行当。王柱宇起初自定的访问范围是名人、名地和名事。渐渐地，王柱宇的访问不避琐细，雅俗共赏，既有旧时人物访谈，也有贩夫走卒的身影，一派旧京风貌跃然纸上。

　　1935年，有一件影响很大的事情：梅兰芳应苏俄文化委员会邀请出访苏俄。为了把专栏做好，王柱宇专门访问了梅兰芳的琴师、号称“胡琴圣手”的徐兰元。徐兰元以琴师的角度讲述了一些北平梨园界趣闻轶事，以及他随梅兰芳去苏联访问演出的见闻和感受，尤其是将他观察到当地的平民之苦和华人的遭遇，都向王柱宇娓娓道来。这次访问王柱宇连载50多天，大受北平市民欢迎。

　　王柱宇对于北平各行当的访问，既有传统的当铺和镖局，也有现代的看守所和饭店，还有北平的鸡毛小店，涵盖北平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他以传神的写作手法，向北平读者展现了一个精致复杂而又充满底蕴和烟火的旧京江湖。这也许是王柱宇赢得“报纸专栏圣手”美名的原因吧。

　　这些记者在民国时期的北平新闻媒体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们通过报道传递了许多重要信息，并推动中国新闻业务的发展和进步，他们的努力和贡献在中国新闻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