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铁钧

 

　　1934年10月，8.6万红军先后从瑞金、长汀等地出发，踏上艰苦卓绝的长征路。当时，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规定：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的女兵必须政治思想好、是共产党员，有独立工作能力，会做群众工作，还要身强体健、能适应艰苦环境等。经政审、体检等严格把关，蔡畅、邓颖超、康克清、贺子珍等32人随军长征；红二方面军也确定了李贞、陈琮英等22人参加长征；红二十五军选拔出周东屏、戴觉敏等7人参加长征；红四方面军加入长征队伍的女兵最多，有妇女独立团200多人，总供给部女兵500多人，总话剧团200多人，总医院700多人，以及分散在宣传队、卫生队、运输队、被服厂等部门的大批女战士。参加长征的女红军总计8000多人。

 

　　红军女战士在长征路上，以矢志不渝的信念、坚韧顽强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难，突破体能极限，面对强敌围追堵截、粮弹缺乏和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担负起对敌作战、物资运送、征集粮款、战地救护、宣传鼓动等艰巨任务，彰显出巾帼英豪的英勇气概、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为长征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不惧艰险  信念如磐

 

　　长征路上，红军女战士和男战士一样剪短发、扎绑腿、穿草鞋、背斗笠、扛长枪，她们时时经受险境行军、激战强敌、病痛饥饿等艰辛考验，再苦再难也恪守信念、绝不动摇。

 

　　长征初始，红二十五军首长担心女战士在战斗中有危险，决定将周东屏、戴觉敏、余国清等7名女战士留在根据地。她们得知消息后，一起来到军部，坚决要求与部队同行，一致表示再难再苦也要坚决跟着共产党走、跟着红军走。军长徐海东听了备受感动，答应了她们的请求。

 

　　翻越雪山前，许多女战士脚上穿的还是草鞋，在冰天雪地里行军，如果没有保暖的鞋子，脚一旦被冻坏将无法行军，生命安全也没有保障。时任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团长的张琴秋派人想方设法买来牛皮、羊皮和棕树皮等，剪成小块，分给穿草鞋的战士每人两块，用细绳捆在脚上，红四方面军妇女运输连连长王泽南编出歌谣唱道：“裹脚要用皮和棕，包得不紧又不松，坚定信念到山顶，革命道路不能停。”许多女红军就是脚上包着“皮和棕”，翻过了险恶的雪山。

 

　　过草地时，部队多次断粮，时任红四方面军第十二师政委的汪荣华晚年回忆说：“在沼泽地里行军，粮食越来越少，大家只得吃野菜，有的把脸都吃肿了。最后连野菜也不好找到，只好找来皮带或者牛皮，把毛烧掉用水煮着吃，大家靠着意志的坚定、十足的信心走出了草地。”草地里泥沼密布，人一旦陷入就会被吞没。一次，时任中共中央局秘书长的邓颖超陷进沼泽中，挣扎了好一会儿才被人发现救了上来，她却悟出了自救的办法，向同志们宣讲：“陷入泥沼千万不要站着使劲挣扎，更不要失去信心，可在泥里平躺、翻滚、呼救。”后来，许多陷入沼泽的同志都用这种方法逃出了泥潭。

 

　　长征途中，为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部队有时要昼夜赶路，女战士们都会相互鼓励、增强信心，搀扶前行。宿营时，地上潮湿冰冷，只得三五人坐着靠在一起入眠，有人居然还练就了站着睡觉的本领。

 

　　1935年，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中革军委坚持北上抗日的方针，张国焘却执意南下，红军将士在大是大非前面临严峻考验。许多红军女战士信念坚定，坚决拥护中革军委的正确路线。川陕省委妇女部部长刘坚提出充分理由反对南下：“绝大多数红军要求共同北上抗日，‘南下’会引起思想、行动混乱；目前，寒衣和粮食都无准备，我们南下即使不被敌人消灭，也会冻死、饿死。”

 

　　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宣传干事李伯钊，得到一份张国焘在松岗商讨另立“中央”的会议记录，马上交给中革军委，成为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重要罪证；红军总部直属队指导员康克清多次组织召开动员会、报告会等，旗帜鲜明地反对分裂，号召部队按中革军委指挥行动；红一方面军总卫生团干部连战士危秀英通过思想工作，策动红四方面军一个连“北上”，维护了红军的团结统一。

 

　　勇战顽敌  威震川黔

 

　　长征路上，红军总医院遭到川军一个师兵力的进攻，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奉命阻击。团长张琴秋深知敌强我弱，不可硬拼，她指挥部队迅速占领四面制高点，隐蔽待命，待敌人进入最佳射程，一声令下，猛烈的火力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以为被红军主力包围，四散逃命。张琴秋趁机率众冲进敌群，打掉了敌人指挥部，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在反击贵州军阀的“三路围攻”时，妇女独立团在鹰龙山保卫战中佯装败退，诱敌深入，将一个团的敌人围困在山坳里，全部俘虏。这两场战斗让妇女独立团声威大震，之后川、黔敌军如听说遇到妇女独立团，多是应付地放几枪，便慌忙逃窜。

 

　　1935年4月，妇女独立团在攻打剑门关的战斗中，3天就消灭敌人的一个旅，俘虏了敌旅长、参谋长等。在天全、芦山、雅安战役，以及大、小金川和腊子口等战斗中，妇女独立团都担负起攻坚克险的任务，给敌人以重创，赢得胜利。

 

　　1935年8月，在理县杂谷脑地区，百余名藏匪挟持数百名藏族同胞做人质，据守一座喇嘛寺与红军顽抗。在政策攻心、劝和劝降无果的情况下，妇女独立团奉命发起进攻，苦战一天一夜，全歼匪兵，解救出人质，缴获大量粮食、布匹、食盐等物资，被藏族同胞誉为“女菩萨兵”。

 

　　长征途中，除妇女独立团血拼疆场，各部队的女中豪杰也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屡立战功。土城战役中，中共中央局妇女部部长李坚真，率领医护队的女战士沉着勇敢地展开战地救护，冒着生命危险抢救出80多名伤员；四渡赤水时，蔡畅等女战士与敌人一个营遭遇，她们不畏强敌、奋勇拼杀，突出重围；医护队在贵州盘县遭敌袭击，贺子珍率众顽强抵抗，身负重伤；突破封锁线时，干部休养连被敌人围困，邓颖超等临危不惧，率妇女班英勇阻击，一直坚持到增援部队赶到。

 

　　长征路上，康克清负责带领担架队。一天，担架队队员抬着中央机关的40多名伤员行军时，不远处有一股敌人向他们奔来。康克清立刻命令隐蔽，自己到前面观察，发现敌人至少有50多人，如进攻过来，凭担架队的十几支步枪很难抵挡。面对强敌，康克清果断地把枪法好的战士集合到一起，占据3个制高点，强调不瞄准不许开枪，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迷惑敌人。这时，敌人一拥而上，康克清和战士们扣动扳机，打倒了四五个，吓得敌人立刻卧倒，过了一会儿，趴在地上的敌人见没了动静，又起身向前冲，又被红军战士打倒六七个，敌人弄不清红军有多少兵力，只得扔下十几具尸体，仓皇逃窜。

 

　　1936年8月，在腊子口的一个峡谷里，300多名女战士和500多名伤员遭到敌人一个团兵力的追堵。妇女独立团一营一连连长向翠花指挥大家突围，指导员刘桂兰带领70多名女战士阻击追敌，她们与100多个敌骑兵展开大刀肉搏，最后以全部牺牲的惨重代价，换来战友和伤员安全脱险。

 

　　长征路上，红军女英豪出生入死、英勇作战，涌现出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李贞，以及康克清、张琴秋、王泉媛等著名女将领。

 

　　身背肩抬  乐观坚强

 

　　迢迢长征路上，数万人吃穿用的物品除依靠骡马驮行，还需战士们身背肩抬。遵义会议后，中革军委命令扔掉不必要的物资，轻装前进，但还是有粮食、服装、弹药、军工、医护器械等物资必须携带。红四方面军妇女兵工营担负物资运载任务，全营有担架连、运输连、背粮队等。

 

　　担架连的100多名女战士负责运载、照顾重伤员，虽雇用了许多民工抬担架，但行程艰苦，常有民工开小差、逃跑，这时，女战士除背负几十斤重的枪弹、药箱、行李，还要抬担架，她们体能好的4人抬一副担架，弱的8人抬一副担架。不论是翻雪山、过草地，还是躲避敌人，她们都凭着超凡的毅力，克服难以想像的困难，出色地完成运送任务。

 

　　长征途中，妇女兵工营还经常担负修路、架桥、开辟道路的任务。红军总医院有一台X光机，上级特批要带上这台珍贵的设备，由担架连负责运载。X光机连同附属的发电机等总共有七八百斤，需要二十多个人，六七副担架才能全部抬走。1936年2月，翻越党岭雪山时，负责疏通道路的女战士遇到一道200多米长的冰坡，光滑陡峭，难以攀登。女战士们不畏艰难、团结协作，硬是用石头砸出一级级台阶，把笨重的X光机等设备抬过了3000多米的雪山，时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李富春称赞道：“不愧为革命劳动妇女的模范。”

 

　　一次，部队通过马尔康地区的一条河流时，刚刚架起的浮桥被敌机炸断，50多名女战士毅然跳进冰冷的河水，一个紧挨一个，用肩膀扛起断桥，保障了部队和物资顺利通过。运输连的女战士钟月林晚年回忆说：“长征时，我们许多女同志抬担架、运粮食，有些背棉花，都搞得一大包、一大包的，很沉。过雪山草地时，大家一步一滑、三步一摔，没有人喊苦叫累。”

 

　　有一次，部队打土豪收缴了1000多斤羊毛，上级指示由运输连纺出毛线、织成毛衣。白天，女战士们身背肩扛羊毛行军，晚上用手搓毛线，累得筋疲力尽，一晚也只搓出半斤多毛线。后来，军中的能工巧匠为她们做出纺车，一人一天可纺出10多斤毛线。在妇女运输连连长王泽南的传授下，全连100多个女战士互教互帮，全都学会了织毛衣。夜以继日地忙了2个多月，将羊毛全部纺成线织成毛衣，看起来粗糙但穿起来特别暖和，分发给部队后，许多将士穿着它抵御雪山飞絮，抵挡草地寒风。

 

　　红一方面军将女战士编入干部休养连妇女班，以便让她们得到更好的休整，但女战士们却主动请缨，承担起扛运60副担架的任务。一副担架虽只是缠着网绳的两根竹竿，但为躲避敌机轰炸，夜行军不准点火把，行走崎岖坎坷的夜路十分艰难。为保证安全，妇女班按体力分成强、弱两组，强组抬5副担架，弱组抬3副担架。她们还编了一首《担架歌》为自己鼓劲加油：“担架担架，既担又架。巾帼好英雄，须眉也认下……”

 

　　消解隔阂  民族团结

 

　　长征路上有一部分路途需要穿越苗、瑶、彝、藏等少数民族聚集区，这些地区或空旷偏远，或山深林密，与外界沟通甚少，加之语言不通，难以交流，国民党匪帮、反动豪绅在红军将要经过的地方大肆散布谣言，污蔑红军“杀人放火、抢男霸女”等，被欺骗的群众对红军产生恐惧，甚至抱有敌意。许多地方的百姓闻听红军要来，便封掩水井、埋藏粮食，拖家带口远远逃避。为消除群众的戒备和敌意，红军总政治部指示各部队除了用演讲、标语、墙报、召开群众大会等形式消除误解，还要求通过文艺演出来宣传党的方针、红军的主张。女文艺战士为了更好地联系、争取少数民族同胞，编排了许多抨击反动派、歌颂红军的文艺节目，如话剧《打倒国民党》《当红军去》，歌曲《苗家救星》《一举一动为穷人》，快板《气得蒋介石掉眼泪》《红军铁腿走千里》等，向沿途各族群众宣传演出。

 

　　1936年2月，红二方面军抵达黔西北苗族聚居地，为消除群众戒心，红二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李贞带领蹇先任、陈琮英等5名女战士，由当地向导(翻译)引领来到苗寨。寨里的头领见全是女战士，也没带武器，就打消了戒备。她们进到寨里之后，通过当地翻译向群众讲述“共产党为人民求解放、红军为穷人打天下”等革命道理，并演唱《红军歌》《送郎当红军》等歌曲，跳起苗族舞蹈，学唱苗族山歌。苗寨百姓十分感动，也即兴填词，唱起山歌：“苗山的树林根连根，苗家和红军心连心。”

 

　　1936年3月，红四方面军抵达甘孜地区，当地藏族同胞受反动宣传，敌视红军，宣传干事李伯钊带领一队女战士去做宣传发动工作。她们见到藏族妇女就主动上前打招呼“扎西德勒”，还故作笨拙地跳起锅庄舞，有的藏族同胞见跳得不对，就上前纠正、示范。通过学习舞蹈，拉近了感情距离，疑虑、戒备的坚冰渐渐融化，最后红军与藏族同胞的关系情同鱼水。

 

　　长征路上，缺粮是最严重的问题，许多女战士每到驻地，安排好自己的工作后，就马不停蹄地去筹集、采购粮食和物资。筹集方法主要有3种：一是打土豪收缴；二是向群众购买；三是与富户协商、谈判征购。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进入藏族聚居区时，已近断粮，附近的喇嘛寺有大量牲畜和存粮，为消除藏族同胞的疑虑，张琴秋、吴富莲、王泉媛等10多位女红军干部来到喇嘛寺，商谈购买粮食和牲畜。她们耐心、详细地宣讲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并赠给寺院一批枪支弹药，让他们保卫自身。挚诚的宣讲和行动，让寺院打消了误解，双方商定“成交1000头牦牛、3万只羊、45万斤青稞麦和炒面”的协议，解决了红军的缺粮危机。1935年9月，红军抵达四川马尔康地区，反动派煽动藏族同胞敌视红军，阻挠征粮。妇女独立团出动2个连，冒着冷枪到地里收割青稞，完成任务后，在田里留下银元，并插上木牌写明是购买青稞的钱，藏族同胞发现后大为惊奇，感叹红军纪律严明，真是穷人自己的队伍。

 

　　红军女战士以实际行动传播党的民族政策，把红军的主张和影响一点一滴地渗透到群众中，赢得了百姓的信任和赞誉。红一方面军在过草地途中，有数百名藏族同胞报名入伍，使红军队伍得到有效补充。

 

　　扶危助难  战地救护

 

　　长征路上，战斗时有发生，救治和护理伤员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有女医护员100多人，她们担负着战场救治、行军护理、抬运伤员、筹集药品等任务。

 

　　时任医护组组长的赵桂英晚年回忆说：“长征中的工作，要负责给伤员洗血绷带，每次洗起来，水里都是刺鼻的血腥味，然后就是为伤员包扎创口、打针换药、喂水喂饭等，千方百计减少伤员的痛苦。遇到飞机轰炸，首先要保护担架上的伤员，有的医护员就是为掩护伤员受伤或牺牲的。”

 

　　红一方面军的女战士危秀英既是文艺宣传员，也是卫生团的医护员，她扶危助难、救护伤员的事迹多次在长征途中出版的《红星报》上登载：一次，危秀英和战友邓六金去寻找粮食，邓六金吃野菜时不慎中毒，腹部剧痛、四肢无力、难迈双腿。危秀英面对险要的陡坡、崎岖的山路毫不畏惧，毅然背起邓六金艰难前行，实在背不动了，就架着她一步一步挪动，本来几十分钟的路，她们用了2个多小时，才与前来寻找的战友会合。

 

　　攻打娄山关时，危秀英发现一位因腿部受伤掉队的战士，她立刻上前搀着他行走。身材矮小的危秀英几步一歇，伤员见她异常艰难，劝她说：“同志，放下我吧，不能拖累你。”这时，后面响起追敌的枪声，危秀英不知哪来的力气，猛然背起伤员，踉踉跄跄地走到200多米远的山坳隐蔽起来，两人成功脱险。1957年，危秀英到北京开会，再次遇到当年那位被救的伤员，这才知道他是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廖志高。

 

　　红二十五军医院的7名女医护员曾两次被上级劝说留在革命根据地，但她们坚决要求随部队行动，既担负繁重的医疗救护任务，又负责战地宣传、发动群众、筹集粮款等工作，行军打仗中，她们尽心竭力、细心周到，没让一个伤员发生意外。“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在回忆录《长征中的医院》中评述女医护员时说：“她们要沿途雇担架民工，进行民工及伤病员教育和关照工作，但所雇民工不够时，自己也抬担架……女同志总是从道路的两旁到群众家里去宣传鼓动。因此部队行五十里，她们就走了六十里或六十五里。”

 

　　长征途中，对于医护员来说最担心的事情是缺少药品，当时西药很难得到补充，女医护员就向中医请教，每到一个乡镇，都要寻访当地有名的老郎中，学习病症治疗和草药知识，她们一路行军一路采药，疗伤治病。红三军团卫生部的饶正锡有一本《中草药手册》，许多医护员在长征途中都参照这本书采药治病。部队到达遵义时，当地流行伤寒，王泉媛等人根据《中草药手册》的药方采来草药，治愈了许多战友和百姓。过草地时，董必武双脚发炎，疼痛难忍，李坚真就将草药“钻地蜈蚣”捣烂后为其敷涂，董必武的脚疾很快治愈。

 

　　文艺宣传  激励斗志

 

　　长征路上，大多数师以上部队都有以女战士为主的文艺演出队，她们在政治宣传、激励斗志、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影响等方面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

 

　　李伯钊是军中有名的艺术家，擅长歌舞，精于戏剧、音乐创作，担任多个剧社的创编、导演。为做好文艺宣传，她跟随红二、红四方面军两翻雪山、三过草地，一路创作出戏剧《无论如何要胜利》《一起抗日去》，歌曲《打骑兵歌》《两大主力会合歌》，舞蹈《红军舞》《雅西雅舞》等40多个(部)展示红军英雄气概、宣传北上抗日、表现军民团结的优秀作品。危拱之是天赋、能力俱佳的文艺队女队员，登台演出她能歌善舞，鼓动宣传她能言善讲，在朔风呼啸的雪山、人迹罕至的草地，都能听到她宣讲的声音，凄风苦雨的行军途中、月明星稀的露天营地，都留下了她动人的歌声。老红军高励晚年仍熟记危拱之在长征途中唱的《野菜歌》：“野菜吃来甜又香，喂饱红军饥饿肠，没米没面算什么，红军粮库遍山岗。”

 

　　翻越雪山时，文艺队女队员与大部队紧紧相随，用歌声、口号、锣鼓为官兵鼓劲加油。高励回忆：“一鼓作气爬到雪山半腰，忽听前面传来‘呱哒呱哒’的竹板声，是女战士们在说快板鼓励大家：‘翻雪峰、看本领，比比哪个是英雄，看谁最先到山顶……’越往上爬，空气越稀薄，呼吸也急促了，大家又饿又累，很想歇一会儿，竹板声又响了起来：‘同志们，不能停、快加油、登山顶……’”

 

　　草地行军时，文艺队女队员的演出方式机动灵活，战士们疲劳了，她们就说唱鼓励：“同志们，别泄气，你帮我，我帮你，齐心协力过草地。咬紧牙，鼓足力，穿过草地是胜利……”看到某同志力气足、走得快，就编几句顺口溜表扬：“这个同志走得急，把敌人甩下几百里，这个同志两腿快，走出草地拿奖牌……”

 

　　一次，李坚真等人参加了一场伏击战，归来后，她们根据战地体验，创作出一首铿锵有力的《反攻歌》：“战士们，高举鲜红的旗帜，奋勇的前进，配合那全国的红军，要实现总的反攻，创造新的革命根据地，大家齐努力！大家齐努力！”

 

　　当时，文艺队演出的节目中，有激发斗志的歌曲《杀敌歌》《上前线去》，有号召守纪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红军纪律歌》，有宣传政策的《红军歌》《新战士歌》，有瓦解敌人的《唱给白军听》《白军妻儿歌》，有展现斗争生活、英勇战斗、民族团结的话剧《打土豪》《为谁牺牲》《阶级决战的胜利》等，这些作品情感真挚、通俗易懂，备受好评。

 

　　文艺队女队员除了演戏、唱歌、跳舞、说快板等，还担负着许多其他工作。清晨她们要提前起床，到部队即将行进的路上贴标语、写口号，同时要收集木棒、柴草等搭建“鼓动棚”，用来说唱时遮阳挡风，给战士们烧开水，为伤病员煮稀饭，部队通过后，又帮助后卫团做好收容工作。时任红军俱乐部主任的罗瑞卿曾回忆说：“文艺队的女战士不单单唱歌、跳舞、演戏，更重要的是做鼓舞士气、激励斗志等工作，是军中的宣传队、工作队、战斗队。”

 

　　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长征被誉为地球的“红飘带”，是中国革命的一场播火之旅，是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长征路上的红军女战士，用她们炽热的能量，为“红飘带”镀上了一道耀眼的亮色，为播撒火种之旅燃起了一道炽烈的炬焰，为英雄史诗谱写出恢弘与磅礴。1936年，红军胜利到达陕北，时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的董必武赋诗赞誉长征途中的女战士：“四渡赤水若等闲，大渡天险亦心坦。夹金山上积雪奇，茫茫草原何足难。红军女英爽夙志，风卷神州红烂漫。古来旧观须推翻，巾帼敢顶半片天。”长征路上的巾帼英豪，恪守初心、不负使命，以责任担当、忘我付出，在二万五千里征程中，坚贞勇毅、踔厉前行，谱写出一部光辉闪烁的华章典卷，铸就了一座永远屹立的不朽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