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元

　　1894年秋，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帝国博物馆总馆长九鬼隆一将他起草制定的《战时清国宝物搜集方法》呈给日本政府，该计划经日本天皇同意后，派发给日本各部队海陆军将领。从此，在之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针对中国国宝文物的大规模掠夺持续不止。

　　外敌入侵  古籍安危受到威胁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这项中国国宝文物掠夺计划又一次肆无忌惮地推上台面。在中国学界，一场古籍文物保卫战秘密而艰难的开始了。

　　1931年6月25日，国立北平图书馆举行新馆落成典礼。该馆的前身是晚清京师图书馆，清朝灭亡后由中华民国教育部接管，1938年5月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1931年6月，文津街新馆舍建成。国立北平图书馆珍藏的是我国历代典籍的精华，它的善本书是全世界量最大、质量最精的：一部分是历朝皇家藏书的精华部分，包括从清朝的内阁大库、国子监南学继承过来的书；一部分是建馆之初从全国各地征集而来的书；还有一部分是从甘肃运到北京的敦煌遗书。这些都是中国文化的精粹。新馆建成后，馆员们把善本库分为两个库，一个是甲库，另一个是乙库。甲库主要收藏宋、金、元、明这几个朝代的善本；乙库主要收藏清朝的善本，包括清朝的精抄、经校本、名家的抄校稿本，还有一些稀见本、孤本等。

　　就在新馆落成的两个多月后，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这座建筑辉煌、藏书首屈一指的图书馆，被笼罩在紧张不安的气氛中。“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关东军占领了整个东北，侵略者的第二步是侵占华北。1933年1月3日，日军侵占山海关；12日，日军攻占长城要隘九门口，占领热河、直取北平的企图日趋明显，当时日军已经占领了北平周边的怀柔、平谷、三河3个县，并从这3个方向对北平形成了包围，珍贵的馆藏危在旦夕。在这紧急的情况下，为了完好地保护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古籍，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主席胡适，副馆长袁同礼，委员长陈垣和委员傅斯年、刘半农、任鸿隽召开秘密会议，胡适主持会议。

　　会议的议题只有一个——如何保全国立北平图书馆中的珍贵馆藏。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时，日军空袭上海，上海东方图书馆——这座号称世界第三、远东第一的中国藏书馆，在日军的轰炸之下变成废墟，46万多册珍贵古籍全部化为灰烬。对于胡适等人来说，发生在上海的悲剧让他们十分清楚事态的严重性，一旦日军侵入北平，国立北平图书馆必然面临同样的浩劫。山海关失守后，面临同样处境的故宫博物院早就已经开始进行文物的挑选和打包，准备南迁上海和南京，面对国立北平图书馆近80万册的珍藏，主持馆务的副馆长袁同礼面临巨大压力，他必须为那些古籍善本找到一个安稳的家。袁同礼提议，效仿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转移方式，南迁避难。这一方案让与会者犹豫不决，主要顾虑的是，南方天气比较潮湿，不是很适合保存善本；而且将古籍转运到南方，路途遥远，万一运输途中出了什么问题，后果不堪设想。

　　另外，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对于文物是否应该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地方，北平的文化教育界就开始了广泛的争论。此事被媒体曝光之后，社会舆论对文物南迁强烈反对。人们认为，一旦文物南迁，就等于政府向老百姓宣告要放弃北平，动摇抗战的信心，这些顾虑让与会者的任何决定都变得异常谨慎。最终，这次会议形成了一个折中的方案：馆藏的善本既不能继续留在馆内，也没有踏上南迁之路，而是就近转移到北平周边的安全地点。

　　处境艰难  护宝行动一波三折

　　1933年2月初的一个夜晚，国立北平图书馆甲、乙两个善本库房的工作人员正在挑选图书进行装箱，为防止古籍受潮，每本书都用蜡纸包裹，而且每个木箱子在封存之前还加入足量的药物，防止虫蛀鼠啃。木箱子也都是特别定制的，所用材料是坚硬的松木板材，厚重又结实。为了方便典藏和整理，工作人员根据《千字文》的文字顺序，对这些木箱进行编号，内部抽屉也按此顺序排列。组装书箱一律贴封条，除由装箱人负责签名，还必须有胡适、任鸿隽、袁同礼的签名。

　　在接下来的3个多月时间里，这些古籍按照贵重程度分4批被运往德华银行北京分行保险库、北京华语学校、天津大陆银行货栈以及天主教主办的天津工商大学。这些机构有外国背景，日本人顾及国际关系，很少去骚扰，相对比较安全。然而，仅仅过去两年，时局的变化却让人们再次紧张起来。

　　1935年10月，日本侵略者挑唆掌控冀东军政大权的殷汝耕首先脱离南京政府，撕开了“华北自治”的口子，接着制造了所谓反共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利欲熏心的殷汝耕担任“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伪主席，公然叛国投敌，成为伪满洲国之后的第二个在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的汉奸傀儡政权，使冀东22个县沦为日本控制区。日本帝国主义在迫使国民党中央势力退出华北后，随即策动华北5个省所谓自治运动，企图成立“华北国”。华北的局势处于危急关头，对中国的文化古籍、文物古迹等都产生了很大的威胁，之前已被保护起来的国立北平图书馆的珍贵古籍仅仅过了两年平稳日子，又变得岌岌可危，如果不及时转运出去，无异于将它们拱手送给日本人。

　　面对如此艰难的处境，11月23日，国民政府急电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令他们将馆藏的古籍善本以极机密之方法，择要转存南方，以策安全。国民政府的急电让袁同礼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对于从20岁开始、从事图书馆工作近20年的袁同礼来说，这些古籍善本不仅仅是国立北平图书馆的珍宝，也是他的精神寄托。当天，袁同礼紧急召开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第二十一次全体会议，经过短暂的讨论，最终大家决定尽快将所有的馆藏善本转移到安全较为有保障的南京和上海。

　　危机四伏  古籍南迁分头保存

　　1935年12月25日，北平正阳门火车站，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古籍善本被小心翼翼地装上开往南京和上海的列车，踏上了一段颠沛流离、危机四伏的旅程。

　　这次中国珍贵古籍的大转移，国民政府未派一兵一卒，一切皆由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员工秘密进行，仅仅用一周的时间，图书馆就向南方运出586箱古籍。当时，除了文津阁的《四库全书》及部分新购善本来不及南运，甲库和乙库善本、敦煌遗书、内阁大库舆图、金石拓片等其余珍籍全部装箱南下。国立北平图书馆在上海和南京分别设立办事机构，负责两地古籍善本的保管工作。

　　运往上海的书籍分两部分，一部分送往法租界仓库存放，另一部分寄存在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中国科学社。运往南京的古籍送存南京地质调查所，对外称为工程参考图书馆。至此，一切似乎都已经安排妥当，但善本南迁以后由什么人员来保管，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袁同礼，正当他为此焦虑时，一个合适的人选出现在他的脑海里，这个人就是在国立交通大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工作的钱存训。钱存训毕业于金陵大学，主修历史，副修图书馆学，他不仅学问基础深厚，而且具有实务经验，袁同礼决定聘请他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南京分馆主任。

　　1937年7月1日，27岁的钱存训接受邀请前往南京就职，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新接手的工作很快就被战争打断了。钱存训到馆刚刚一周，卢沟桥事变就发生，他立即做出决断，短短几天，国立北平图书馆南京分馆近5000册藏书以及旧藏珍贵舆图7000多幅，在南京失守前被转移到南京朝天宫地库保存。

　　11月12日上海沦陷，12月13日南京失守。日军除了在南京城内展开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还实施了空前的文化洗劫。12月19日，日军进入国立北平图书馆南京分馆，当时日军16师团辎重兵16联队士兵小原孝太郎目睹自己所属部队对那里的践踏，记载了这样的场面：“这贝壳、这珊瑚、这古代的茶壶，无论哪个都不是平凡之物。没一会儿，听说为了建宿舍，要把陈列架、陈列品都打算扔出去当作柴火用。如此一来，从世界各地收集而来的昂贵而珍稀的化石、岩石壶也就与路边的石块毫无二致了，而且陈列架也将化作一缕青烟，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人痛惜的了。”

　　南京沦陷后，国立北平图书馆南京分馆的工作人员被迫疏散，钱存训原本打算把家眷安顿在江北，然后再去后方，中途接到袁同礼的电报，说上海办事处需要人，便毫不犹豫于1938年春来到上海。

　　那时上海市区已被日军占领，租界托庇西方势力成为一处孤岛。上海沦陷之初，日军对租界的国际背景有所顾忌，因而相比于南京，保存于上海的善本暂时相对安全。但钱存训明白，这样的安全并不是长久保障，于是，他来到上海办事处后，便对上海的存书进行了多次秘密转移，让部分藏书得以分散保存。其中，最珍贵的300箱古籍于1939年初转存到位于法租界内的震旦大学博物院和一处私人住宅。

　　上海办事处的馆藏实在珍贵，其中包括精选善本5000多种6万多册、敦煌写经9000多卷、金石碑帖数百件，都是国立北平图书馆甲、乙两个善本库的精华。然而，由于战局不断紧张，租界的危险也随之加剧。

　　困境重重  一筹莫展迎来转机

　　1940年7月，日军突袭上海法租界，从此法租界也无法阻拦日本宪兵的随时搜查。中国政府机构在租界区域内寄存、租借的财物开始屡被掠走，国立北平图书馆保存在上海的善本再次令人忧虑。袁同礼思量再三，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将目光投向美国。将书运去美国，这需要横跨太平洋的两个国家之间密不透风的配合，美国人能否提供一处藏书之地，袁同礼首先辗转联系到国立北平图书馆原馆员王重民(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负责中国古籍善本的整理工作)，请他出面协调联络事宜。于是，王重民找到在美国寻求抗日援助的胡适，希望这位曾经的北平图书馆委员会主席能够出面帮助协调。

　　1941年1月18日，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主任恒慕义接待了中国驻美国大使胡适。胡适就中国古籍善本横跨太平洋的运输计划及相关事宜与恒慕义会谈，初步达成以下结果：美国方面同意代为保存这批古籍善本，并在战后将它们全部归还中国，作为交换条件，国立北平图书馆同意美国国会图书馆将这些古籍逐一拍照并制成微缩胶卷，提供给全世界的读者使用。然而，谈到最关键的起运问题时，美方却顾虑重重，始终不愿派人前往，胡适明白，取得这样的结果已经十分难得。暂存在上海法租界的善本总数有400多箱，如何才能避开日军的耳目安全地运出上海，胡适再三考虑后决定个人出资，先让王重民立即回国，协助袁同礼对这些古籍善本进行遴选，再相机寻求运输办法。

　　2月3日，王重民踏上回国的旅程，于28日抵达香港，在这里，他见到阔别已久的恩师袁同礼。袁同礼是从昆明专门前来迎接他的。几天后，他们来到上海。这时，著名版本目录学家、曾担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采访部主任的徐森玉，也从重庆秘密来到上海，和他一起负责善本的遴选工作。他们用20多天的时间，挑选出善本3万册，并做了一份很详细的清单，一式3份，一份留在上海，一份随书带到美国，还有一份交给袁同礼带回昆明。这些善本大都是清廷内阁大库中的旧藏，其中宋、元时期的善本就有200多种，历代的稿本500多卷。所选书中明版书所占的比例最大，数量超过了2000册，其中就包括62册《永乐大典》，这些被选中的善本分装在100个木箱中，等待秘密运送出境。

　　与此同时，袁同礼和钱存训负责的善本运美的联络和协调事宜也在紧锣密鼓中进行。相比于王重民、徐森玉的选书工作，袁同礼关于运输经费、交通工具以及出境方式等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其中最让人头疼的问题是，如何将这100箱古籍善本安全的通过海关，送上去美国的海轮。当时考虑了两种方案，一是由美国的军舰到上海来接运；二是袁同礼写信找人去与海关总监督沟通，通过海关装船出境，但海关控制在日本人手中，这个风险太大。

　　很快，袁同礼有了新的办法：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寄出这批古籍，然而经过一个多月的文件流程，当海关接到行政院敕令，发放出口许可证的时候，这个计划被海关总税务司劝阻了，原因是箱子太大，比较显眼，有些码头工人已被敌伪收买，太不安全。此前计划的几个方案都行不通，而时局的恶化对于古籍的转运更是雪上加霜。由于运输的事情毫无进展，已经滞留上海3个多月的王重民只能暂时返回美国。与此同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原本答应拨付的3000美元运费，也因运送之事毫无进展而被收回，失去经费支持的袁同礼开始自己出资抢救书籍，最后竟致破产。

　　1941年9月，一筹莫展的袁同礼从上海前往香港，此时香港已经被日军占领，被困香港的他经历了人生中最惨痛的时期。他的3个孩子同时患上盲肠炎，小女儿因家中无钱支付医疗费而夭折。孤军奋战的袁同礼此时已经山穷水尽，然而转机在不经意间到来了。10月的一天，钱存训爱人的一位同学来钱家做客，相谈中得知，这位同学的大哥在海关做检察员。钱存训很快拜访那位海关检察员并获得帮助。

　　从10月开始，钱存训把100箱古籍分成10批，用中国书报社的名义开发票，标注为寄给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新书。他每隔几天便推着装有古籍善本的平板车前往海关，前后经过两个月的时间，最后一批古籍善本终于在12月5日装上从上海驶往美国的“哈里逊总统”号邮轮。

　　就在钱存训将所有的古籍送上轮船的第二天，报纸刊登了“哈里逊总统”号邮轮被日本海军截获的消息。第三天，一个即将成为“二战”转折点的重大事件发生：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美国正式对日宣战。

　　1942年6月的一天，钱存训翻看早报，多年以后，他还清楚地记得报纸上那则消息带给他的疑问：该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宣布，102箱中国货物已经完全收到(1938年、1939年曾有两箱古籍善本由国立北平图书馆寄到美国国会图书馆用作展览文集，与1941年运美的100箱善本合并，最后形成102箱古籍善本)。至今无法确切的知道，这个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但值得庆幸的是，这批善本完好无损的到达美国。

　　善本运往美国的消息引起了日方的注意。1941年10月，日伪运走藏在中国科学社和法租界民房内的部分藏书。时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是周作人，实际负责人是王钟麟。一天，王钟麟带着两个日本人到上海来检查，得知善本保存在中国科学社，他们就从中国科学社把那些西文书全套抢走，但由于很多古籍已转运别处，他们没有查到，包括敦煌遗书在内的多种珍贵文献得以保存至抗战胜利。

　　在南京被日军劫掠走的善本古籍则被日伪政府转移到伪图书专门委员会书库、伪中央图书馆等处。

　　完好保存  中华珍籍得以回归

　　在美国，王重民开始了《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中国善本书录》的编撰工作，近5年的时间，拍照、制作缩微胶卷，都由他一人完成。袁同礼当初也想将国立北平图书馆内的藏书拍成胶卷，但因为费用过高，没有经费做这项工作，趁国宝在美国避难时机，制作胶卷，也是一举两得。王重民一共拍了1070个胶卷，这批胶卷送回中国3套，中国国家图书馆现在保存有1套。1947年10月，钱存训以交换学者身份前往美国芝加哥东亚图书馆工作。同年，王重民回国。

　　抗战胜利后，国立北平图书馆藏在上海的部分珍贵古籍于1947年至1948年迁回北平。1948年底，袁同礼因始终挂念着运至美国的那批古籍善本，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做这批善本的监护人，直至1965年他在华盛顿逝世。

　　袁同礼逝世后，时任台北图书馆馆长的蒋富璁，以保存在美国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无人掌管为由，向美国国会图书馆提出将书运至中国台湾台北市保存。1965年11月17日，漂泊海外长达24年的102箱精华古籍善本抵达中国台湾。

　　1966年，钱存训赴台北参加“古籍鉴定与维护研究会”，再次见到那批当年由他亲自运美避难的善本，当看到木箱上隐约可见的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封条时，这位70多岁的老人心中充满感慨。他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这批善本回归到中国国家图书馆，尽管他晚年对这批书已无责任，感情上却总有一份牵挂，多年来一直和各有关方面联系，希望这批书能早日物归原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