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梓宸

　　《红四方面军长征纪实》一书记载：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后，剩下不到3万人在赤水河一带，陷入近40万川军和国民党中央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形势十分严峻。危急关头，红四方面军总部的一位电讯专家破译了川军和国民党中央军往来电报的密码，这对于正欲突破重围、寻求战机的中央军委来说，无疑是一场“及时雨”。这位破译敌人密电的传奇人物，正是在看不见的战线上屡建奇功的“无名英雄”——鄂豫皖苏区和红四方面军无线电通信和技术侦察工作的创始人之一、红四方面军电台二台台长、红四方面军军部和红军总部二局局长蔡威。

　　英雄少年初长成

　　1907年，福建闽东福宁府蔡家喜添一个男丁，取名蔡泽鏛，小名景芳(在宁德当地的习俗里，有男孩取女孩名字可辟邪的说法)。从小活泼聪明的蔡泽鏛在父母良好的家庭教育下，幼年时期就颇有正义感。在闽东地区，戚继光抗击倭寇的光荣事迹家喻户晓，宁德人民引以为傲，幼年时期的蔡泽鏛经常扮演威风神气的戚继光，跟小伙伴们玩“打横屿”的游戏，打得“倭寇”节节败退，好不威风。心怀远大理想、勤奋好学的蔡泽鏛逐渐长大，走出乡关，在祖父等人的建议下就读福州的教会学校格致中学，接受当时较为先进的新式教育。

　　1923年，16岁的蔡泽鏛在舅舅林振翰的推荐下转学，就读宁波四中。文坛大家朱自清是蔡泽鏛的国文老师，朱自清先进的教育思想观念以及刚正不阿的人格品性深深影响了他。中国共产党青年运动领导人恽代英到校讲演，提出的青年学生应学习马列主义真理、开辟革命道路、为被压迫的劳苦大众求解放的倡导，引发了蔡泽鏛的思考。1925年底，蔡泽鏛如愿考入上海大学，就读社会学专业，他一边刻苦学习，一边参加工人运动。1926年，蔡泽鏛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同年冬，他受到党组织的委派，回到家乡宁德开展党的活动。1927年，蔡泽鏛被捕入狱，幸好未暴露身份，在家人花了大笔银元疏通关系之后，获保释出狱。

　　1927年8月，出狱后的蔡泽鏛做了一个改变自己人生的重大决定，离开家乡，来到被“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寻找党组织，开始使用化名“蔡威”继续进行地下革命工作。1931年，周恩来安排蔡威参加中央特科开办的秘密无线电训练班学习。当时，无线电通信技术是一门先进的技术，蔡威用心钻研无线电知识以及无线电收发报机的组装、维修技术，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终于熟练掌握通信电台的理论知识。之后蔡威严守隐蔽战线的纪律，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全身心投入情报破译工作中。此后，革命的征途上多了一颗闪耀的“红星”，而蔡泽鏛这个名字从此也在上海这座城市里消失了。

　　“红色电波”成功问世

　　1931年10月，鄂豫皖苏区斗争形势十分严峻，请求中共中央派无线电技术干部去帮助他们建立无线电台。无线电训练班负责人派蔡威和王子纲跟随交通员一同去支援鄂豫皖苏区，开创红四方面军的无线电通信和技术侦察工作。当时，在顾顺章叛变事件影响下，国民党军警、特务分布在各个通关口，车站、码头来往的人员都需要接受严格的检查。蔡威等人要从“白色恐怖”气氛笼罩下的上海前往苏区无疑是艰难的，他们佯装成商人，踏上了奔赴鄂豫皖苏区之路。

　　1930年前后，皖西、豫东南、鄂豫边3个苏区都具备有线通信条件，但建立鄂豫皖苏区的电台困难较大：一是无线电侦查技术比较先进，苏区内部却没有自己培养的专业人员，争取过来的人员虽然具备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但是担心有泄密的风险。二是苏区缺乏无线电器材，没办法建立通信电台。蔡威到苏区后，被安排在红四方面军司令部当参谋，如何快速有效地建立无线电通信电台是摆在蔡威和同事面前的首要难题。一次，蔡威听说苏区有一批在战斗中收缴的废旧发电机、废旧收发报机等器材设备，但都堆在一个屋子里，堆得一团乱。他立刻扎进堆放机器的地方，在一堆“破烂”中挑选能用的“宝贝”。对于发掘出来的“宝贝”，蔡威进行了一番拆、洗、擦等操作，通过对零散部件的清洗整理，最终组装了一部可以运作的收报机。

　　蔡威和王子纲明白，只有一台收报机是没有办法和中共中央进行联系的，要想让一个电台运行起来，还必须有充电机、发电机、发报机和电瓶等设备，这也成了困扰蔡威的一大难题。他只能一面继续清查、修理现有的旧设备，一面寄希望于部队在作战中多缴获敌人的电台。1931年12月23日，红军在黄安战役中获得胜利，缴获了一批枪械武器和1部电台，得知消息的蔡威带着游正刚等人急忙赶到黄安。他们赶到时，负责埋藏电台的战士已经离开，经过打听之后才知道电台被埋藏在距离黄安县城40公里路程的来家河村。当时正值隆冬时节，大雪没过膝盖，蔡威没有一丝迟疑，直接奔往来家河村。到了村里，为了寻找埋电台的地点，蔡威观察地形之后询问村民，村里有没有大的溶洞。在村民的带领下，他们找到一个被大雪封住洞口的山洞，果然在这个隐秘的山洞里发现了埋藏的电台。

　　蔡威把收发报机、发电机的零件拆卸下来，带回驻地后又重新一件件地组装起来，却发现发电机的电容器和电瓶中的线圈锈蚀了，没办法启动，好在新集还有一台发电机，但是却没有汽油。蔡威随即询问鄂豫皖苏区军委会副主席蔡申熙能否弄到汽油，蔡申熙回答：“飞机的汽油可以用吗？”原来，1930年初，国民党军的一架德式双座教练机由于迷失方向后发生故障，被迫降落在苏区。机组人员被俘虏，飞机修复后被转移到新集。依靠飞机上的汽油，发电机可以发电，电台就可以开始工作。蔡威立即召集人员架起天线，开始搜索是否有来自江西中央苏区的消息。

　　1932年1月1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第一次党代会在新集召开。大会进行中，电台收到“嘟嘟嘟嘟”的声音，守在电台旁的蔡威快速抄下电码，随后经过翻译得知，原来是上海党中央向鄂豫皖苏区党代表大会发来的贺电。“收到了党中央的贺电啦！”蔡威和战友们都欢呼雀跃起来，这也标志着红四方面军的第一部无线电通信电台建立完成。这个通信电台的建立改变了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苏区远离中央、孤军苦战的局面，也为红四方面军之后的战斗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遇险吞食密码本

　　1932年9月底，红四方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撤退途中，决定从燕子河前往英山，没想到国民党的军队早已经布下天罗地网，蔡威率领的电台一行人员跟随张国焘和蔡申熙的部队行动。部队从7月底离开新集到10月上旬重返黄安，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蔡威等一行人把整个鄂豫皖苏区绕了一遍，人人都疲惫万分。1932年10月8日上午，红十师和红十二师在黄安县河口镇与国民党军胡宗南率领的第一师、俞济时率领的第八十八师相遇。河口之战一触即发。最终红四方面军歼敌约2000人，缴枪1000多支，而年仅26岁的红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和红十师政委甘济时在河口之战中壮烈牺牲。

　　红四方面军这次兵回黄安损失两员大将，危机已经慢慢开始显现。黄柴畈会议后，蔡威立即对手下的队员进行动员和人员汇编：大部分的队员编入新兵连，身体健康的队员编入警卫连，体弱多病、行动不便、年龄较大、家中还有老小的都一一批准回家。蔡威对下属的关心爱护表现得淋漓尽致。

　　10月12日，天刚微微亮，蔡威带领的电台人员跟随红四方面军右路纵队行军到平汉路附近，在离平汉铁路15公里左右的二郎畈，部队稍作休息。连续行军的蔡威已经很久没有合眼，电台的人员和士兵负重行军也都十分疲惫。突然，由李默庵率领的国民党第十师悄悄将这个小镇团团围住，情况十分危急。面对临时出现的敌情，蔡威大喊：“同志们，带上电台的机器，立即撤离！”但是，由于电台设备笨重，蔡威只好下令将电台埋起来，这时，李默庵的军队离他们只有一两百米远，蔡威带领战士们穿过田地突围，国民党军紧随其后，边跑边叫喊：“抓活的！抓活的！”子弹在蔡威等人身边“嗖嗖”飞过。就在这个紧要关头，蔡威急中生智地将口袋中的银元扔向国民党士兵，银元散落田里和路边，国民党士兵停下脚步，在地上搜寻、捡拾银元，身上有银元的战士纷纷效仿。此时，蔡威边跑边从包里拿出一个记录着电台密码的本子，一页页撕下，将纸塞进嘴里，这一幕正巧被战士陈福初和14岁的小战士胡正先看到。后来胡正先回忆当时的场景，感叹危急时刻，蔡威将生死置之度外，把党的利益、党的秘密摆在首要位置，以大局为重的精神。

　　“捕风”于旷野

　　1935年8月20日，因为松潘战役计划的流产，红军部队接到分左右两路平行穿过草地的指令，蔡威跟随红四方面军第一次进入草地。夏天的松潘草原不仅闷热，而且危机四伏，沼泽密布，草地里的积水腐臭难闻，甚至有毒，稍有不慎跌入水中，皮肤就会发炎溃烂，感染化脓，战士们都小心翼翼，否则就会有生命危险。在草地里行军最大的困难是没有方向感，一旦失去先头部队留下的路标就不知道应该往哪里走，在没有参照物的草原里行走，时不时就会有战友深陷沼泽，年轻的生命瞬间消逝于茫茫草原之中。电台的设备十分沉重，带着设备过草地就更加困难，蔡威将领导分配给自己骑的红鬃马专门用来驮机器。

　　要穿越草地已十分不易，蔡威等人身上还肩负着严峻的任务：侦察敌情。一到休息地点，蔡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刻架好天线，戴上耳机专心致志地搜索国民党军的信号。负责红四方面军第二电台的蔡威与负责第一电台的宋侃夫约定：为了保持消息信号的连续性，通常都是一部电台关闭，随部队行进，另一部电台就开始工作搜索信号，等行军的队伍停下休息，电台人员再收起天线去追赶队伍。8月的草原昼夜温差很大，夜间的温度在0℃左右，在草原中行军的战士吃不饱、穿不暖，困乏交加，饥寒交迫，夜里别人可以躺下睡一觉，身负重任的蔡威却不行，在夜幕降临的时候，他的工作才刚刚开始。第一次北上草原的经历无疑是艰难的，无数的战友献身于茫茫草原中。

　　1935年9月，由于中共中央北上策略与张国焘南下策略的意见不合，两方队伍又重新分开，蔡威带领的电台跟着右路南下的部队第二次进入茫茫草原。1936年3月，张国焘借“北上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名义，妄想强行带领其部队向青海、新疆的方向进发。恰在此时，蔡威所领导的红军总司令部二局通过电台侦察获得一份重要情报：由马步芳和马步青所带领的国民党军队为了阻止红军部队进入青海等地，已经派出“马家军”骑兵团约1500人，每人两匹马并且自带军粮，日行50多公里，正在前往西宁的路上，但这支部队经过草地之后，马匹损失过半。得知“马家军”粮草充裕尚且如此，张国焘从甘孜去青海的计划就不了了之，此一计划的战略转变正是因为蔡威所领导的无线电电台获取到国民党的密电，才使得红四方面军脱离险境。带着困惑和不解，含泪告别长眠于草地里的战友，蔡威终于艰难地第二次走出草原。

　　1936年7月，在川西高原上集合的红军队伍再次过草地，这次过草地的部队为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两军混合编为左、中、右3个纵队，从不同的方位向草地进军，大部分红四方面军将士已是第三次过草地。进入一望无际的绿色草原，不仅有敌人前后夹击，饥饿和严寒也严重困扰着战士们。经过前两次穿越草原的奔波劳累，高强度的行军和熬夜工作加上长期的饥饿，蔡威的身体开始出现不良反应，上吐下泻，患上了严重的伤寒。但是，他坚持和大家一起行军，仍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因为电台的工作十分重要，电台的信息情报获取很有可能决定着战争的胜利。他强忍痛苦，以坚强的意志支持着，再一次和大部队一起走出了草地。9月底，红军长征到位于甘肃省岷县的一个小镇，由于药物资源十分紧缺，已经20多天没正常进食的蔡威病情加重，最终于10月病逝，29岁的生命戛然而止。

　　英魂归故里

　　自从1931年10月，蔡威接受党组织的秘密派遣，前往鄂豫皖苏区之后，便与家人断了联系。1927年，妻子薛品瑄生下一个男孩，根据蔡威的来信为孩子取名为“植生”，寓意将革命信念植根于生命中，后根据家族辈分取名为“作祥”。妻子在苦苦等待中期盼着丈夫归来，然而却没有任何消息。蔡植生9岁那年，薛品瑄在无尽的等待和思念中郁郁而终。由于蔡威在革命工作中采用了化名，又长期没有任何关于他的消息，1955年，宁德地区的民政部无法将失踪、生死不明的人员认定为革命烈士，10年、20年就这样过去，家人在无尽的思念与等待中始终没有关于蔡威的任何消息。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郑长璋的烈士身份被确认后，1985年夏天，蔡威生前的战友马文波、陈福初等人都为蔡威认定烈士提供了有利的证据。1986年7月，徐向前元帅回忆起蔡威的种种事迹，悲伤之情顿时涌上心头，眼眶也湿润了，每一场重要的战役都需要无线电侦察情报作为战略依据和行动指南，如果没有像蔡威等优秀的无线电台侦察人员艰辛的付出和努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胜利是遥不可及的。整整50年，这位29岁的年轻战士终于有了下落，眼眶湿润的徐向前元帅挥毫写下6个字：无名英雄蔡威。

　　1997年10月，蔡威的亲属向蕉城区相关部门提出申请，“到甘肃的小镇寻回烈士的遗骸”，市区领导当即表示同意。1998年5月20日，蔡威的亲属将他的遗骸与其妻子薛品瑄合葬。

　　人的躯体会随时间消亡，但精神却可以一直传承。蔡威以忠于职守的工作精神、废寝忘食的工作态度、高超的专业技术、为无线电情报侦察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以默默无闻、无私奉献、无惧牺牲的精神为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