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跃农

　　按照中共二大关于“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开一次”的规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1923年5月发出通知，决定于该年6月在广州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中共三大”)。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永汉路太平沙“看云楼”召开。大会正确分析中国国情，确定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工作，决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促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迅速扩大了共产党活动的政治舞台，加速了中国革命的步伐，为波澜壮阔的第一次大革命做了准备。此次会议标志着中共从创建时期转入大革命时期，开创了中国革命新局面，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有巨大的历史功绩。

　　国共合作的良好政治氛围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集中力量开展工人运动。在1922年初香港海员大罢工后持续13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发生大小罢工100多次，参加人数30万人次以上。其中，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最具代表性。1923年2月4日爆发的京汉铁路3万名工人大罢工，使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达到顶点。2月7日，军阀吴佩孚血腥镇压罢工工人，共产党员施洋等先后被杀。“二七”惨案发生后，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中共和工人阶级意识到，单靠无产阶级单枪匹马的斗争，革命很难取得成功，只有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政党国民党，并将其改造成各阶级的联盟，才能完成“打倒列强、铲除军阀”的历史使命。彼时，孙中山组织“二次护法”再遭挫折，迫切需要强有力的盟友支持，他开始同共产党人建立联系，真诚地欢迎共产党人同他合作，欢迎苏联对国民革命的支持。

　　广东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故乡，广州是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长期进行革命活动的根据地，革命氛围一直比较浓厚。辛亥革命后，以广州地区为中心的革命运动从未停止过，孙中山屡次举行的护法运动都是以广东为基地，依靠南方各派政治势力进行。1920年国民党势力进入广东，广州成为国民党的“大本营”。1922年12月，孙中山借助滇军杨希闵、刘镇寰的力量，打败了陈炯明。1923年3月，孙中山重返广州，广州再度成了国民党的“大本营”。与此同时，中共也在广州发展力量，建立了“管东渠”(“广东区”谐音)——中共广东区委。在孙中山重回广州前不久，1923年2月，陈独秀在参加“西湖会议”之后，也从杭州来到广州。

　　早在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时期，陈独秀就应陈炯明的邀请来到国民党治理下的广州，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对陈独秀的身份和政治态度，孙中山、陈炯明都是十分清楚的，但他们对陈独秀的革命活动没有任何限制。在陈独秀的直接领导下，广州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很快成立，各项活动迅速展开。一时间，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在广东掀起高潮，工人运动如火如荼，各行业工会纷纷成立，而这时的中国北方还在军阀统治之下。中共一大后，中共广东党组织迅速发展，党员人数由最初的9人发展到中共二大时的30多人，数量仅次于上海，名列全国第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也迅速壮大，到1922年3月，团员人数达500多人，其中广州就有400多人，并组织了佛山、肇庆、新会、东莞、蕉岭和广西梧州6个分团。工会组织发展迅猛，到1922年夏，广东的工会组织达200多个，工会会员有20多万人。一向不被关注的农民运动也在广东展开了活动，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更是开展得有声有色。对共产党开展的各项革命活动，孙中山和国民党不但没有限制，相反，在一些革命活动中，两党还密切配合、互相支持。

　　1922年1月爆发的香港海员大罢工，掀起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是国共两党合作领导取得胜利的一个光辉典范。通过这次合作，孙中山、张继等国民党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刮目相看，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有群众基础的党。同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组织召开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时，热情邀请国民党参加。国民党在大会中也始终配合中国共产党，使大会得以顺利召开。从此，两党有了更多彼此间的理解和信任。

　　国共两党在广州的良好关系以及共同营造出来的浓厚的革命氛围，使前来考察的苏俄和共产国际代表对广州产生非常好的印象，也增强了他们实现国共两党合作的信心。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派往广州的代表在1922年5月给远东书记处的报告中，就广州革命运动的状况做出了很好评价，明确提出中共中央局迁往广州的主张，理由有三：一是在南方有广泛的合法条件；二是在广州有最先进的工人运动；三是广州是国民党的活动中心。利金强调，南方是中国国民党的活动舞台，如果中共中央局迁到广州，就有助于把国民革命运动的各种联系集中到中共中央局手中。在南方，中共中央局较容易把劳动群众从国民党的影响下吸引过来，使之接受共产主义的影响。

　　参加完中共一大后到广州考察和拜会孙中山的马林，对这次的南方之行非常满意，认为这是他在中国期间最重要的一次旅行。他说，在上海看到的情景曾使他对中国革命运动及其前途感到悲观，而南方之行却使他坚信，在那里能够为革命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于是，共产国际于1922年7月18日致电中共中央：“立即将驻地迁往广州并与菲力浦(马林)同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但是，国共两党共同推动革命运动掀起高潮的良好政治环境，因陈炯明的叛变受到很大的冲击。8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又通知中共中央，由于“孙逸仙和陈炯明之间的斗争使南方的政治局势很不稳定，我们的工作中心向南方的转移应该推迟到南方各种力量的对比更加明朗的时候”。

　　1923年1月，陈炯明被驱逐出广州，孙中山重新回到广州，重建军政府，革命的形势迅速好转。广州不但是当时南方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也是国民党的活动中心，共产党在广东也有较好的发展，此时的国共关系是良好的。广东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得到了整顿和恢复，各项工作迅速展开，工会组织得到重建，工人运动也重新活跃起来。重新回到广州的孙中山奉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对引导民众的革命斗争更加积极，对共产党的态度更加友好，对实现国共合作更加主动，特别是他领导进行的国民党改组更是如火如荼。为了彻底使国民党脱胎换骨，孙中山任用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等大量共产党员参与国民党改组工作，吸收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基层群众充实国民党。这样，在广州，国共两党的关系愈发密切，革命斗争的政治气氛愈发浓厚。

　　这时，第三次来华指导中国共产党实现国共合作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非常看好广州良好的革命氛围，再次提出将中共中央局迁移到广州的意见。1923年4月底，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迁驻广州。同年5月，马林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红色工会国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和东方部远东局的报告中说：“我们在广州有充分的行动自由，而且只能在这里公开举行党的代表大会和劳动大会。曾问及湖南代表，是否可在长沙举行青年代表大会，也问及北京代表，回答是，只能召开一个秘密的小会。”

　　中共一大、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时，要时刻提防特务、巡捕，气氛极为紧张，而广州在国民党控制之下，对中国共产党采取友好态度，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三大定在广州召开也就顺理成章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在中央三大报告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要准备召开党代表会议，所以我们就把中央委员会迁到广州。”

　　立足于广州的中共中央以“钟英”为代号，指示各地大致从每10名党员中选派1名代表，前往广州参加中共三大。中共中央规定参会代表的条件是：以产业工人为主体，从事工农革命运动的主要负责人和省、区的书记。当时中共中央下设北方、两湖、江浙和广东4个区，区党组织的名称叫区委员会。各区委员会在接到中央通知后，根据通知精神，按民主程序进行中共三大代表的推选工作。

　　中共三大提出“国共合作”主要议题

　　中共成立后，在对国民党的方针路线上，党内有不同看法，但基本的看法是，中国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因此，在中共一大的路线方针草案中，明确了中共不与其他政党结盟的发展策略。在此之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对当时中国南方的革命事业进行广泛的实地调查之后，认为国民党在南方有着很深厚的执政根基，受到当时南方市民的拥护，便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国共两党联合的意愿。中国共产党在当时还属于小党，而国民党已经是一个大党，国民党高层对于党外合作的方式表示拒绝，更倾向于党内合作的方式。国民党的这一表态引起中共党内同志的广泛争议，有不少同志都表示了不满。

　　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根据马林提议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极力倡导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采取“党内合作的方式”。正因如此，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主张把讨论国共合作、通过国共合作政策作为中共三大的会议主题和结果方向。1923年6月12日召开的中共三大，筹备工作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全盘主导，中共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持。会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找各地参会代表谈话、进行政策斡旋，特别是找工人代表谈，内容主要是交待和解释国共合作的必要性。马林还向代表谈到了新一届中央的组织人事安排、党章和决议的准备情况，不厌其详地反复说明这样做的理由。陈独秀为中共三大起草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其根据也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923年1月12日的这个决议精神。

　　1923年6月12日，中共三大开幕。陈独秀代表中共中央作大会报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作国际形势报告。陈独秀在报告中介绍党的组织情况，公布大会开销账目，说明决定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依据和过程。紧接着，大会主要议题便转入讨论国共合作及共产党员是否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接下来一个多星期的会议展开了充分的民主讨论，争论激烈。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必须实行国共合作，是既定的会议出发点，但大会并不把这些指示和意见强加于人，而是组织认真讨论，让到会的代表们充分发言，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陈独秀和马林强调国民革命是中共在当前阶段的中心任务，不要忽视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主张把一切革命力量汇合起来，实现国民革命。这符合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和资产阶级暂时妥协与合作的策略思想。共产党员中很多工人和从事工运的代表对于国共合作的问题很不理解，在他们看来，国民党并不注重工人运动，在工人中影响甚微。还有一些同志的意见是：国民党脱离群众，成分中官僚、政客不少，鱼龙混杂，不愿与之为伍，反对加入国民党。在发言中，多数代表从维护共产党的利益出发，坚持原则表达意见，没有有意的帮派和小团伙行为。

　　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争论，已不是共产党员要不要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而是全体共产党员加入还是部分共产党员加入的问题，特别是要不要动员产业工人加入以及共产党如何在国民党内为国民革命工作的问题。马林、陈独秀等人提出，既然共产国际已有指示，“我们就应该加入国民党”。他们认为，中国目前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故应与资产阶级联合。关于产业工人是否加入国民党问题，陈独秀等人主张不保留产业工人，因为保留就是减少国民革命的势力，而中国无产阶级在数量和质量上都非常幼稚，中国共产党目前又不能公开，所以，“要做工人运动只有加入国民党，集中势力于国民党”。

　　共产国际和马林、陈独秀等人明确表示，赞同意见要听，反对意见也要听，对持反对意见的少数人不采取高压政策和组织打击手段，而是互相说理，把问题讲清楚。瞿秋白、张太雷等发言赞成马林、陈独秀的主张。瞿秋白发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的主要观点是：尽管现在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是不革命的，但为了自身利益，他们将会革命。如果我们等国民党发展以后再参加进去，这是不合理的。假如我们希望壮大力量，假如我们有明确的目标，我们会有充分的机会在国民运动中壮大自己，走俄国十月革命的路。如果我们作为唯一革命的无产阶级，不去参加国民党，后者就势必将寻求军阀、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帮助。

　　张国焘、蔡和森、林育南等反对马林、陈独秀的意见，担心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会丧失党的独立性，会使党腐化；认为不能期望中国资产阶级起革命作用，“发展共产党的唯一途径是独立行动，而不是在国民党内活动”，“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口号“这是取消C.P.存在的主张”。张国焘等人后来虽赞成加入国民党，但反对产业工人加入；邓中夏则明显表现出对国民党的不信任；蔡和森在发言中坚决反对陈独秀的意见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后来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时，蔡和森以高票(40票中的37票)当选，说明在中共三大上发表与共产国际代表和陈独秀不同甚至相反意见的同志，并没有受到打击和排斥，中共三大为各位代表创造了一个非常宽松的政治环境。

　　显然，张国焘等人持“左”倾观点，反对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特别是反对中共的领导干部和从事工人运动的党员加入国民党；陈独秀等人则未免有持右倾观点的嫌疑，他们虽然坚持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但是又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革命性及其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提出“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口号。李大钊提出了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他说：“过去和将来国民运动的领导因素都是无产阶级，而不是其他阶级。”“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不要害怕参加国民运动，我们应站在运动的前列。”毛泽东的意见与李大钊相同，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又坚决主张实行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毛泽东的态度是严肃的，会议争论最激烈时，毛泽东发言说：“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行不通。所有反帝运动都是由饥寒交迫者而不是由资产阶级发动的。”“我们不应该害怕加入国民党。”会议在坚持原则、充分行使代表权利和追求团结上趋于统一。在中共三大会议中经过激烈的争论，全体代表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意义有了统一的认识：改组国民党为左翼的政党；在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扩大国民党；把优秀的国民党员吸收到我们党里来……

　　由于争论激烈，大会决定对《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付诸表决，表决结果21票赞成，16票反对，3票弃权，仅以多5票的优势通过，反映了中共党内对这一决议的真实态度。

　　确定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策略

　　中共三大把国民革命确定为党的中心工作，工作重心开始由中共一大确立的组织、发动、领导工人阶级开展反对中外资产阶级的工人运动，实行“社会革命”，转变为组织、发动、领导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

　　促成这一转变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国际方面，当时的共产国际组织十分赞同这种党内合作方式；二是国内方面，国民党对于党外合作明确表示不赞同，这是主要的原因。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进行谨慎分析后，及时调整了党的方针路线，以党内合作代替了党外合作。中国共产党人怀着对革命的极大热情，毅然接受了这种合作方式。中共中央最终同意中共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这也是当时能够为孙中山和国民党所接受的唯一合作方式。

　　这次大会，对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这一问题作出了决议。决议对国民党进行分析——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同时依社会各阶级的现状，很难另造一个比国民党更大、更革命的党，即能造成，也有使国民革命势力不统一、不集中的结果。决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时的4条注意事项：一是在政治的宣传上，保存我们不和任何帝国主义者、任何军阀妥协之真面目。二是阻止国民党集全力于军事行动，而忽视对于民众之政治宣传，并阻止国民党在政治运动上妥协的倾向，在劳动运动上改良的倾向。三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及青年团团员在国民党中言语行动都须团结一致。四是须努力使国民党与苏俄接近，时时警醒国民党，勿为贪而狡的列强所愚。

　　中共三大明确规定，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样，国共两党就能够在孙中山颇有号召力的革命旗帜下，通过共同努力，广泛发动群众，发展革命力量，加速推进民主革命的进程。这既有利于国民党的改造，使国民党获得新生，又有利于共产党走上更加广阔的政治舞台，得到锻炼和发展壮大。

　　从历史的大势来看，中共三大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革命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历史进程也证明，中共三大所制定的方针和政策是正确的，是经得住历史考验的，是中国共产党实现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中共三大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原理和我国的具体情况，正确制定了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这使中共能够团结各民主阶级的力量，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军阀的革命斗争，大大加快中国革命的步伐，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做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中共三大后，共产党人积极推动国民党改组。1924年1月20日至30日，由孙中山主持的国民党一大在广州举行。出席开幕式的165名代表中，有20多名为共产党员。大会通过的宣言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做出新的解释。新“三民主义”纲领与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基本一致的，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国民党一大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10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革命的新局面迅速形成，中国大地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中共一大后，发动和领导了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这些罢工规模大，参加者均为现代产业工人，是中国无产阶级中最有组织纪律性、最有团结性、觉悟最高的一部分。其中又涌现出一大批符合入党条件的积极分子，由于未能将这一部分积极分子吸收到党内来，不但影响了党组织的发展，也影响了党的工作的开展。中共三大召开之前，中共处于秘密状态，组织发展一直比较缓慢。中共三大制定实施国共合作政策，为中共党组织的建设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中共三大提出要把党建成一个群众性政党的任务，大会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同时强调：“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这是党在组织建设方面的一个重大决策。

　　国共合作为中共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但由于中共起初集中全部精力帮助国民党发展组织，忽视了自身建设，一度使中共的发展出现停顿、徘徊的状况，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中共党员数量下降的趋势。为此，中共中央在1924年5月召开的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纠正了工作中的偏向，强调发展产业工人入党的重要性，指出：“这些工人都是我们党的基础，只有联结这些工人，我们的党才能发达而成一政治上的势力。”此后，中共党组织获得较快的发展，到中共四大召开前，党员发展至近千人，比中共三大召开时增加了1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