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性阅读和批判性阅读

——由王力先生谈阅读说开去

● 孙玉文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阅读成为撷取既往知识的最重要途径。王力先生的《谈谈图书馆》说：“人生于世，需要知识。知识就是力量。没有知识，我们将一事无成”，“知识是从实践中来……个人的实践经验是有限的，我们还必需借鉴于别人的实践经验和古人的实践经验……主要是靠阅读古今科学家、哲学家、文学艺术家的书籍”。

如何进行阅读，有规律可循。阅读活动中存在着理解性阅读和批判性阅读的区别；这两种阅读，根据阅读质量，还都有正误之别。正确的理解性阅读，是阅读者通过阅读活动，把握作品的内容实质，作品的内容是可以被阅读者正确领会的。正确的批判性阅读，是阅读者结合相关知识对作品内容的真假、优劣等进行评判。

正确的理解性阅读是正确的批判性阅读的基础。正确的阅读方式，必须先从事理解性阅读，也就是“走进作品”；然后进行批判性阅读，也就是“走出作品”。当批判性阅读和理解性阅读相符合，也就是阅读者正确理解了作品时，才可能对它进行恰如其分的批判；如果批判性阅读跟理解性阅读对不上榫，也就是阅读者没有正确理解作品，那么他必然不可能对作品进行客观、正确的批判。可见正确的理解性阅读极为重要，只有理解性阅读是正确的，才有可能开展好正确的批判性阅读。

为了提高阅读质量，很有必要对理解性阅读和批判性阅读的关系进行总结。总结的途径有多种，一个比较直接的途径是从前人的认识中寻找答案。阅读是运用语言文字知识，从视觉材料中获取各种信息，认识世界，发展思维，获得审美体验与知识的活动，古今中外语言学家们对于阅读活动的认识成果是最值得注意的。

作为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王力先生在长达大半个世纪的语言研究中，在阅读方面留下了不少言论，值得后人记取。我想提取王力先生著述中涉及理解性阅读和批判性阅读的部分内容，供大家参考，希望大家在阅读活动中重视理解性阅读。

要区分“整理”和“批评”

王力先生的《老子研究》区分了“整理”和“批评”，“整理”指理解性阅读，“批评”指批判性阅读。王力先生明确指出，研究《老子》，先要整理，然后才批评。《附记》说：“整理事较易为，而批评则往往谬妄；故是篇但作整理工夫，至于批评，则有所待也。他日储识稍富，容或继今言之。”他针对既往学者研究《老子》偏重批判性阅读，忽略理解性阅读，得出老子重功利的观点进行商榷、批评，第七章《结论》部分指出：“世惟以老子为主功利，往往捃摭聃书片言，傅会己意，弃全取偏，不知证之全是则扞格难通，甚至以弃智与任术同称，希言与明法并举，自相龃龉，莫衷一是，不亦傎乎？”《做书评应有的态度》谈做书评，先要认真阅读被评论的作品：“要做书评非把那书从头至尾细看一两遍不可”。“把那书从头至尾细看一两遍”，是指要从事理解性阅读；“做书评”则是指批判性阅读。

王力著《老子研究》

《老子研究》内文

因此，王力先生明确认识到，阅读中存在着理解性阅读和批判性阅读这两种过程，理解性阅读和批判性阅读都有正确与不正确之别；强调先要有正确的理解性阅读，才有可能有正确的批判性阅读。

阅读作品，存在着这两种阅读，特别是存在着正确的理解性阅读。这种认识，古人早已有了，古人非常重视正确的理解性阅读。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假托世外高人“五柳先生”，说他“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区分了理解性阅读和批判性阅读。“甚”应该理解为过分地，“不求甚解”是说不寻求过分地解读书的原意，含有尊重原文的意思；“甚解”则含有批判性阅读的意思。所以陶渊明后面说，五柳先生“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会意”指正确领会原意。可见，陶渊明重视正确的理解性阅读。朱熹比陶渊明说得更透彻。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卷三《集庆路江东书院讲义》记录了朱熹的读书法，其一便是“虚心涵泳”，针对当时人阅读古圣贤作品时只是采取不正确的批判性阅读，“多是心下先有个意思了，却将圣贤言语来凑他的意思，其有不合，便穿凿之使合”，提倡读书不能先有主观成见，要“虚心”，“既虚了，又要随他曲折去”，“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着心去秤停他，都使不得一毫杜撰”，倡导“虚心涵泳”的正确的理解性阅读。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丹铅新录六》说：“凡读古人文字，务须平心易气，熟参上下语脉，得其立言本意乃可”，强调正确的理解性阅读的重要性及阅读方法，还批评了“毛摘片词，傅会胸臆”这种错误的批判性阅读。朱、胡二位都谈到了正确的理解性阅读的要求和途径。

王力先生针对阅读中存在的严重问题，认识到正确阅读的重要性，明确区分“整理”和“批评”，也就是区分正确的理解性阅读和正确的批判性阅读，揭示正确阅读的规律，跟朱熹等先贤看法一致，在当时有积极意义；强调先要进行客观整理，然后从事科学批评，在今天也很有现实意义。错误的理解性阅读是追新逐奇的渊薮，正确的理解性阅读是求实创新的基石。今天我们要创造新文化，必须坚持正确的理解性阅读。

正确的理解性阅读应遵循的原则和方法

对作品的理解性阅读必然有正误之分，也就是存在着理解和误解。这是规律。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于1970年代在文学批评上提出了“误读理论”，倡导对文本进行不合乎文本实际的解读。此说法不乏追随者，也不乏反对者。哈罗德·布鲁姆宣称“一切阅读皆误读”，不免言过其实。人类之所以有语言，就是用来交流思想和进行思维，达到彼此互相理解，提高对世界的认识水平；舍此，语言没有存在的条件。哈罗德·布鲁姆没有办法不承认有“正读”。惟其有正读，所以才能断定有些理解性阅读是误读。理想的理解性阅读，必须不断矫正错误的理解性阅读，达到正确的理解性阅读，形成正读。

王力先生一生大部分时间花在古汉语研究上面，常年跟中国古书打交道，在如何做到正确的理解性阅读方面有相当多的真知灼见。字词句的正确理解问题正是语言学家们研究的目的之一，王力先生《训诂学上的一些问题》（1962年）一文做了新的阐发，他结合古书注释的实践谈训诂问题，实际上也是如何正确理解比较难懂的字词句。他批判训诂时的实用主义和主观猜测，坚持实事求是，“自从胡适提出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用主义观点，许多人受了他的影响，抛弃了清代学者朴学的优点，而在前人主观猜测的缺点上变本加厉，以达到实用主义的目的。于是大禹变成了一条虫，墨子变成了印度人！训诂学上的实用主义，至今没有受到应有的批判”。王力先生区分求实和求新，求实是正确地理解古书，求新是对古书做出新理解，指出：只有求实的求新才可取：“从前常常听见说某人对某一句古书的解释是新颖可喜的。其实如果不能切合语言事实，只是追求新颖可喜的见解，那就缺乏科学性，‘新颖’不但不可喜，而且是值得批评的了。”

怎样正确地理解作品的字词句？王力先生重视方法论，强调必须从语言事实出发对作品进行科学解读：“古人已经死了，我们只能通过他的书面语言去了解他的思想；我们不能反过来，先主观地认为他必然有这种思想，从而引出结论说，他既然有这种思想，他这一句话也只能作这种解释了。”从语言事实出发，就是要避免曲解，还原作品原意，“当我们读古书的时候，所应该注意的不是古人应该说什么，而是古人实际上说了什么”。

怎样从语言事实出发正确理解作品？王力先生就精读的要求，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解决办法，在今天看来仍具有针砭意义：

一、正确的阅读理解，必须坚持“语言的社会性”原则，要求自己理解的那个词义在写书时代的语言中真正存在过，“如果某词只在一部书中具有某种意义，同时代的其他的书并不使用这种意义，那么这种意义是可怀疑的”，“如果我们所作的词义解释只在这一处讲得通，在别的书上再也找不到同样的意义，那么，这种解释一定是不合语言事实的”。启示我们：对于作品中没有弄懂的词义，不能凭主观想象去定一个“意义”，要多利用工具书；遇到工具书不能解决的词义，应研究其他同时代的作品是否大量出现该词义，加以解决。

二、词典中，一个词可以一词多义；但到了具体上下文，“一个词只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意义”，因此阅读时可以“因文定义”。上下文的这个词义是一个固定的意义，不是临时产生的，“一个词即使有很多的意义，我们也不能说，词在独立时没有某种意义，到了一定的上下文里却生出这种意义来”，不可“望文生义”。启示我们：正确阅读作品，遇到上下文没有弄清楚的词义，一定要将这个词义弄个水落石出，得出“一个独一无二的意义”；清儒王引之提出的“揆之本卷而协，验之他卷而通”的训诂原则是正确的。

三、字有常义，有僻义，“从语言的社会性来看，语言的词汇所表达的，应该都是经常的意义，而不是偏僻的意义”，“我们在注释一句古书的时候，除非有了绝对可靠的证据，否则宁可依照常义，不可依照僻义。依照僻义，曲解的危险性是很大的”。启示我们：要准确理解作品的字词句，一般应按照这个时代的常义去理解它们。

四、正确理解上下文的字词句，不能在语言文字上穿凿附会、随心所欲、主观臆断。就读古书来说，要避免滥用通假。要避免滥用通假，就需要合乎语言的社会性原则，多引证据，多举例子，“如果没有任何证据，没有其他例子，古音通假的解释仍然有穿凿附会的危险”；不能“把古音通假的范围扩大到一切的双声叠韵”，“单凭双声叠韵，并不能在训诂学上说明什么问题”。

五、正确理解上下文的字词句，要重视逻辑思维，不能偷换概念。理解古书上下文的词义，经常要利用故训。古人常常用一个同义词去训释另一个同义词。但是古代一个词的可以表达好几个不同的概念，当古人用同义词为训时，训释的词只是在某一个概念上跟被训释的词所指相同，其他的概念不一定相同。因此，如果被训释的词本来取训释词的甲义，却偷换到乙义，就会出现偷换概念的现象。要避免偷换概念，就必须重视这种逻辑错误，真正弄清楚被训释词和训释词是在表达哪个概念上同义，从而正确理解古书。逻辑学，早先也叫“论理学”，王力先生于1934年出版过《论理学》，这是一本逻辑学著作。

六、正确理解古书上下文的字词句，要重视故训，不要轻易否定故训，以可靠的古注作为理解古书字词句的桥梁。

七、对于作品中的疑难字句，如果没有办法弄懂，就要干脆承认自己不懂，采取存疑的态度，不要勉强提出一个新说。精读古今中外的作品，都要求字词句落实，但确实有些疑难字句没有办法落实下来。这在阅读中国古代作品时尤其常见，例如《吕氏春秋》《淮南子》中有几个字，直到今天，我们还不知道它们该怎么念，怎么讲。遇到这种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当然是要承认没有弄懂，不必强作解人。

人们对于整篇文章、整部著作的理解，必须以对其中的字词句的正确理解为基础，但是不能停留于此，必须把握整篇文章、整部著作的内容和形式，这有一些规律和要求。跟理解字词句一样，理解整篇文章、整部著作，也必然存在误读现象，因此要不断矫正，形成正读；人们阅读整篇文章、整部著作，能力有强弱之分，能力由弱而强，必然有一个过程，应该循序渐进；阅读整篇文章、整部著作，可以有不同目的和侧重，如果跟循序渐进的过程结合起来，不同的阶段应采取不同的目的和侧重；整篇文章、整部著作可以有精读、泛读之别，一般人重泛读，对精读的窍门缺乏必要准备，因此应在精读上多下功夫。就读古书来说，不同时代的阅读方法不完全一样，封建时代阅读古书的办法今天不能完全采用。

王力先生认为，中学和大学阶段的阅读应有大差别，中学阶段主要培养阅读和写作能力，重在写作能力；大学阶段主要培养研究能力，因此阅读应有不同。《谈谈提高语文教学水平问题》（1980年）说：“本来小学毕业就应该能写粗浅的文章，当然中学毕业更应该学会写文章，在大学里腾出时间做些科学研究。”

中学阶段主要阅读整篇文章。一篇好文章，必然有它的内容，表达内容的起承转合，结构层次。对整篇文章的正确的理解性阅读，我国历史上形成了以疏通文章字词句和分析文章做法为基础的理解传统，清代家喻户晓的《古文观止》即如此，实践证明行之有效。上个世纪以来，逐步本末倒置，将文本本身的阅读放在其次，重点放在主题、艺术表达等比较抽象的分析上，没有达到中学语文阅读教学的目的。王力先生认为，阅读能力要和写作能力联系起来，培养阅读能力要为培养写作能力服务，他对当时中学语文阅读教学的若干做法提出批评，《谈谈提高语文教学水平问题》说：“讲一篇文章，首先就用很多时间介绍作者，然后讲时代背景，最后才讲文章本身，文章本身又大谈什么主题，什么描写的手法，我认为这是不合适的。应该从写文章的角度、从语言的角度多讲，而不是讲那些作者生平、主题、艺术手法之类的东西。最重要的就是要教会学生能写现代文，不是要把学生造就成文学家。”如何落实到实处？王力先生提出，要选择典范性的文章来读，“学生要学会怎么分析表达，我们中学语文老师应当承担这个任务。文章最重要的是逻辑性问题，文章不通，叫做思路不通，思路不通，就是没有逻辑性，层次混乱，前后矛盾。所以我们在语文教学里，并不要求讲主题、结构、艺术手法，甚至也不要求大讲语法修辞。大讲语法修辞效果也不大，要紧的就是教学生怎么样运用思想。我认为语文水平的提高，有赖于逻辑思维的提高，思想有条理。”王力先生对正确的理解性阅读提出这些具体要求，旨在避免阅读者和作品之间的隔阂，能使阅读者很快进入对文章的思想内容和表达形式的把握之中。

大学阶段主要培养研究能力，因此中学学会的阅读方法要作为基础，但不能局限于读整篇文章，还要有针对性地读整部的经典书。王力先生强调，要想对作品有正确的理解性阅读，就要读序例、序文和凡例，《谈谈怎样读书》（1981年）指出：“首先应读书的序例，序文和凡例。过去我们有个坏习惯，以为看正文就行了，序例可以不看。其实序例里有很多好东西。序例常常讲到写书的纲领、目的，替别人作序的，还讲书的优点。凡例是作者认为应该注意的地方。这些都很好，而我们常常忽略。”还提出，对于书中重要的地方可以标识出来，“最好把重要的地方抄下来”，“读书要摘要作笔记”。

要读懂作品，是基于理解性阅读提出的要求。王力先生强调要培养阅读者的精读能力，达到举一反三、融会贯通，不能“囫囵吞枣，不求甚解”，这就认识到阅读能力是一种系统性的能力，可以通过阅读不同的作品培养出来。如何培养阅读能力？王力先生结合古文的阅读，提出了一些具体办法。《古代汉语的学习和教学》（1961年）中说，在克服古代汉语的语言障碍方面，主张“要重视理性知识，也要重视感性知识”，“要注意通常的语言事实，要扎扎实实地掌握一般的东西”，“应该先抓词汇方面”，“常用词的常用意义……我们差不多在任何一部古书中都跟它们接触，如果不彻底了解它们，不但这篇文章懂不透，甚至完全陷于误解。为了培养阅读古书能力这一目的，我们要有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不能像以前那样，教员讲一篇懂一篇，不讲就不懂……如果说寻求一种系统性的学习方法，使古书的阅读水平提高得更快，这种钥匙是有的，那就是掌握常用词的常用意义。这是一种以简驭繁的方法”。

为了培养阅读古文的能力，王力先生主张要继承传统的熟读和背诵的办法。《古代汉语的学习和教学》说：“只有熟读一二百篇古文，然后感性认识丰富了，许多书本上所未讲到的理论知识，都可以由自己领略得来”，“通过熟读和背诵，对古代汉语能有更多的体会，不但古代的词汇和语法掌握得更加牢固，而且对古文的篇章结构和各大家的风格，也能领略得更加深刻……如果对自己的辞章修养提出更高的要求，古代的诗文可以供给我们更多的借鉴……就原则上说，背诵是好事，是值得鼓励的。”

如何开展正确的批判性阅读

王力先生认为，正确的批判性阅读比正确的理解性阅读更难。《老子研究》的《附记》说，“故是篇但作整理工夫，至于批评，则有所待也。他日储识稍富，容或继今言之”，王力先生明确指出，《老子研究》一书，只是在理解《老子》方面做了“整理工夫”，对《老子》的内容的“批评”，“则有所待也”，需要“储识稍富”，需要在正确的理解性阅读基础上进行，“容或继今言之”。这种治学态度甚为可取，在今天不失其积极意义。

今天有的研究生同学写论文时，似乎以为对前人的作品进行评价比理解它更容易，所以多选取前人名作进行学术评价作为学位论文，有一些没有下足深入理解的功夫，对原作的理解时有缺失，所作评价往往犹如隔靴搔痒，不着要害；甚或颠倒正误，以错为对，以对为错。有些论文主要是受当今党同伐异或无限吹嘘之类恶劣书评，以及互联网上率尔为文的陋习的消极影响，看轻了严肃书评的难度，自以为是，对前人作品缺乏“虚心涵泳”功夫和“储识稍富”的准备，一好百好，一坏百坏。王力先生说，对作品的“批评”难于“整理”，这是值得大家切记的。

王力先生强调必须开展批判性阅读，《谈谈怎样读书》说：“一本书，什么地方重要，什么地方不重要，你看不出来，那就劳而无功，你白念了。现在有些人念书能把有用的东西吸收进去……有些人并不死记硬背，有些地方甚至马马虎虎就看过去了，但念到重要的地方他就一点不放过，把它记下来”，“应考虑试着作眉批，在书的天头上加自己的评论……试试看，我觉得这本书什么地方好，什么地方不合适，都可以加上评论”；“要写读书报告……好的读书报告简直就是一篇好的学术论文”。

《做书评应有的态度》（1937年）阐述了用书评形式反映正确的批判性阅读成果时应有的态度和做法，强调做书评要视被评价的作品为天下公器，不能有私心杂念，要有良好的学德和学风：“我以为书评是可以做的，只应该守着做书评应有的态度。态度对了，总算行吾心之所安；态度对了，纵使得罪了人，也可说罪不在我。一个人不能不读书，读了书有意见尽可以发表。又何必学那些‘阅世深，趋避熟’的人们，只顾‘独善其身’呢？”将做书评的态度分为对人、对事两个方面。对人方面，主张做到几点：用真姓名；对非名流的书也该批评；对朋友的书，也该批评；曾经批评过你的人，尤其是曾经以不正当态度批评过你的人，他的作品你不必批评。对事方面，主张做到几点：没有价值的书有时也可批评；批评的话应专对本书内容而言；书评里用不着挖苦或讽刺的语气；书评里应尽量避免反诘的语句；评者与被评者辩论起来的时候，更该互相尊重，不可流于谩骂；做书评不一定要找错处。王力先生最后总结说：“书评的文字应该‘质而寡文’，就是多谈是非，少说废话。要恭维时，我们只须说何处好，怎样好法；要指摘时，我们只须说何处错，何故弄错，或该怎样才不错。除此之外，什么都不必谈。这样做去，才能保全批评家的道德。”

《中国语言学史》

王力先生《中国语言学史》总结清代小学发达的原因时，引用清王筠《说文释例》里一段话，肯定清儒“学风是优良的”，强调正确的批判性阅读要坚持实事求是、百家争鸣的优良学风：“且著书者每勇于驳古人，而怯于驳今人，谓今人徒党众盛，将群起而与我为难也。然使群起难我，我由之讲其非以趋于是，则我愈有所得矣；或以非义之词相难，则人皆见之，而我亦无所失矣。”这是说，阅读既往的作品，无论是古人的还是当代人的，都要勇于批评，“讲其非以趋于是”。

王力先生在《略论清儒的语言研究》（1965年）讲到学术批评，对被批评的作品不能“一知半解”，也就是要以正确的理解性阅读为基础；不能“偏于颂扬”，少于批评；对作品进行正确的批判性阅读要立足于学术本身，实事求是，不能纠缠于作品的政治立场；不能“空洞恭维”，缺乏“深入批判”，“要站在今天的思想高度”。批判既往，“不是为了昨天，而是为了明天”。

这些有关正确的批判性阅读的理念，贯穿着王力先生治学的始终。他根据自己对正确的批判性阅读的理解，写了《评Word Families in Chinese》《评〈爨文丛刻〉甲编》《评〈汉魏六朝韵谱〉》《评黄侃〈集韵声类表〉、施则敬〈集韵表〉》《评〈近代剧韵〉》等文章，后来的《中国语言学史》《清代古音学》《黄侃古音学述评》等著作都鲜明地反映了王力先生在正确的理解性阅读的基础上，进行正确的批判性阅读的成果。

由此看来，王力先生对于如何进行正确的批判性阅读具有系统性的认识成果，留下了相当多理论和实践成果，至今还仍具有浓烈的现实意义。总结这些成果，对于青年学生们如何从事阅读活动，会有很大帮助。

庸智效应

王力先生强调正确的批判性阅读比正确的理解性阅读难度要大很多，今天不少学生却以为写硕博论文，选一个代表性作品进行评价更容易。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反差？原因很多。认为选一部代表性作品进行评价更容易，显然看轻了正确的理解性阅读的重要性，不少人有意无意忽视正确的理解性阅读的积极意义，将主要精力放在批判性阅读，甚至只放在错误的批判性阅读上，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出现“躐等”现象，许多评判先入为主，断章取义；有的不到位，甚或歪曲作品原意，以对为错，以错为对；有的只是低水平重复既有的成果，没有独见。人们看轻理解性阅读，是没有明确意识到阅读中存在着这么一个阶段，没有明确认识到正确的理解性阅读是正确的批判性阅读的基础。

造成这种浮躁的阅读现象的一个原因，跟近几十年的语文教学有关。强调培养学生的理论素养、抽象思维能力，这没有错，但是所设计的具体教学方式往往是一厢情愿，难以达到这样的培养目标，甚至南辕北辙。从中学到大学的阅读教学，常常忽视了深入理解作品这一环节，学生学到的往往是一些浮泛的抽象知识和空洞的教条，没有养成沉潜作品、虚心涵泳的扎实功夫。学生们后来写的文章或著作，理论和实践两张皮，有时目空一切，自以为是，夸夸其谈，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议论问题表面上头头是道，实则多经不起推敲。

由于大家接受这样的阅读教育，因此，有时候，这种不到位、对错易位、重复既往的作品，在社会上得到一定追捧，形成“庸智效应”。庸智效应，指作品中一个十分错误的观点，一个尽管正确但并非新颖的观点，一个尽管新颖、正确但并非需要经过艰难求证得出的观点，在阅读者那里产生巨大的连锁反应，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同或赞赏。出现这种现象，跟阅读者忽视逻辑性训练有关，思维不清晰；也跟阅读者的偏好和惰性有关，在批判性阅读中缺乏自主性，没有反复斟酌，盲目跟风，因为适合自己的口味，就轻易相信一个在一段时间内吸引眼球的说法，这也就是《墨子》所说“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

举两个互联网的例子来说明当今存在庸智效应。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强调要“批判继承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这话本身没有错，但有人忽略了“批判继承”是建立在正确地理解的基础上，片面理解和强调“批判”，导致“批判”失真。例如有人不顾及《商君书》的全书及其产生的历史背景，“毛摘片词，傅会胸臆”，只取《商君书》中极端错误的言论，对《商君书》全盘否定；还歪曲历史，捏造事实说 “数千年来，《商君书》都被统治者列为禁书，是有名的天下第一禁书”；民间流传《商君书》的，“一经抓获，死罪”。但是没有告诉人们这种说法的根据，其实是无中生有。还没有论证：《商君书》中那些没有提到的内容是否都是糟粕。因此，有理由怀疑《商君书》“祸害中国三千年”这样的说法是否读过原文；或者只是囫囵吞枣地读了一下，没有正确地理解《商君书》原文。但是这种无根之谈在互联网上大获点赞。

再如最近在网上常常有中医和西医比较的帖子，争论中西医哪个是科学，哪个不是科学，以及中西医在我国的存废问题。观点非常对立，各有大量拥趸：有人说中医不科学，应取消中医；有人说西医不科学，应取消西医。很显然，这种争论已经不单是一个科学问题了。中西医的具体问题，比方说某中医书列的一个药方，有没有疗效，有什么毒副作用，这是可以研究清楚的，不过这种工作要由行家里手来做，一般人无力置喙其间。但我可以从阅读的角度论证这种争论是没有多大科学价值的。为什么？赵元任先生给王力先生的研究生论文《中国古文法》所做的批注有“言有易，言无难”，这是至理名言。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比如，如果你说中医有可取之处，这样的课题就容易做，你只需要在你读懂的中医书中找出若干例子出来，证明中医有的方子能治某某病、某某病，因而有科学性，就可以。如果你说中医一无是处，这样的课题就很难做：你必须将中西医的作品一一研究过，具有正确的理解性阅读和正确的批判性阅读，得出真知灼见；然后才谈得上客观比较，在比较中见结论。中西医的书籍浩如烟海，不将所有的中西医的书籍读完，是没有办法从总体上论证中西医哪个科学、哪个不科学的问题的。世界上没有人能将中西方的医学著作全部读完、全部消化，因此谁也没有能力从整体上得出所有的中医或西医著作都是科学或都是不科学的。刚好我跟中国古书打交道比较多，对它稍微熟悉一点，大概有一点发言权吧。要否定中医，最起码要真正弄懂古代的中医书的内容，仅凭第二手材料，是不可能讨论好这样宏观的问题的。历代流传下来的中医书那么多，光《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医学类及存目，就列196种，内容庞杂，加上古今语言的隔阂，任何个人一辈子都不可能研究清楚；里头药方不少，要证明这些药方有疗效没有，那要经过反复实验、反复论证的。不经过这样的功夫，怎么知道古人列的药方的疗效。这些问题不研究清楚，就不可能有比较中西医优劣的知识储备。

庸智效应是一种客观存在，中外古今概莫能外。王力先生《论理学》讲到“归纳推理的谬误”，注意到这种谬误容易在某些领域出现，也谈到归纳推理出现的谬误结论能引起社会效应。例如在“扩大作用与类比的谬误”中说，“至于类比的谬误……推理到了社会问题与政治问题，就是最容易发生类比的谬误的。社会与政治的言论最美，最能诱惑人们的想像，对于民众普通的意念最易成功；然而从论理学上看来，也就是最容易发生谬误的园地”。可见推理中的谬误结论“对于民众普通的意念最易成功”。庸智效应不能真正给阅读者传达新知，还会传达错误的知识，给阅读者在知识的撷取上造成伤害，也给真正的文化建设带来负面效应。

当然，十根指头有长短，我们不必给这种庸智效应上纲上线，定性为“国民劣根性”，也不必霸气十足地按照自己的设计去改造它们，因为这是一种客观事实，今天有，今后还会有，不能强迫别人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作为语文工作者，我们要做的事只能是：深入研究正确的理解性阅读现象，揭示其中的规律，正确运用到阅读实践中去，贯穿到语文教学中去；对症下药，引导学生把作品读透，读出其中的道理，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从这个角度说，将王力先生对于阅读活动的真知灼见总结出来，是很有意义的。文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