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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桂儿女上新疆
——记献身边疆建设的广西人
1949年年底,新疆和平解放,之后,16万解放军官兵就地转业,垦荒屯田。为了让部队将士安下心来扎根新疆,建设新疆,部队开始向全国各地招募人才及大批女兵援疆。
时任广西省委第二副书记兼广西军区第一副政委的莫文骅(1955年授中将军衔)在其自述中说:
1950年,王震在新疆组建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需要大量的女干部去工作,去组建家庭,他给我来电报,要我们广西给予支持。尽管我们广西也需要大量的女干部,但考虑到边境建设的需要,我们从广西各学校里选拔了500名女学生。给她们在新疆安排了适当的工作,她们组建了美满的家庭,并为边境建设洒下汗水,贡献了美好的青春。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料选辑兵团早期女兵和妇女专辑》序言中称该专辑“主要征集反映了1950年代初进兵团的女兵和妇女们,从甘肃、四川、湖南、广西、山东等地朝气蓬勃、轰轰烈烈的从军和建设边疆的历史”,明确有广西女兵入疆一事。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王震传》则有说明:“王震向中央和内地省份发出的请求,很快得到了广泛的重视和支持。首先是湖南和山东两省的人民群众积极响应。从1950年起,先有湖南青干校、中南军政大学湖南、广西分校的女生,山东的青年妇女、女兵、女学生进
疆……”
循着中南军政大学广西分校这条线索,笔者经过艰辛寻找查证,终于揭开了约800名广西热血青年男女紧随解放大军的步伐分赴大西北,400多人参加新疆戍边与屯垦建设这一鲜为人知的历史神秘面纱。
广西着力培养本地干部
建立新政权需要培养大批干部,1949年10月,以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第一分团和东北军大第一团三营为基础,组建了华中军政大学广西分校,校址设在桂林市,张云逸兼任校长。12月8日,桂林市人民政府成立的当日,分校即在桂林招生。广西各地及广西周边省地区的青年踊跃报名。经面试、笔试之后,录取名单张榜公布,并在《广西日报》刊登。全校工作人员1310名,学员4268名,其中从社会招收青年学生4038名,从部队招收230名,编成5个学员大队,30个中队,每个中队由4个区队组成。
解放初期的广西,干部缺乏,急需人才。尽管省委组织部多次向中南局和华南分局要求增派干部,但在各省普遍缺乏干部的情况下,广西不得不立足本省来解决干部问题。为此,广西省委实行有重点地配备干部,将有限的干部首先放在桂林、柳州、南宁、梧州、平乐、玉林地区,待这些地区的工作打下基础后,再将一部分干部调往其他地区;紧缩上层,充实下层;吸收早期参加革命的广西地方干部和民主人士参加政府工作。至于县以下的区、乡、村,只好暂时留用旧有人员维持社会秩序。
解决干部的根本出路在于培养广西本地干部。为此,继开办中南军政大学广西分校后,又在南宁、宜山、武鸣、玉林等6个军分区各成立一个中南军政大学广西分校大队,各招收300名学生。5月,广西省委党校宣告成立。不久,省委党校在各地开办分校,同时扩大军大分校和党校
的招生名额,以培养急需的军事、行政、党务、财经等干部。
为解燃眉之急,张云逸等在开办军校、党校培养干部的同时,着力抓部队的地方化,将野战部队转变为地方部队,把部队干部转业做地方工作。2000多名军队干部转业到地方工作,他们大部分被充实到各级公安部门,迅速建立公安组织。
经多方努力,到1950年下半年,全省各级干部达到4万多人。其中,学生干部约1万人,本地游击队和地下党的干部1.8万至2万人,留用的国民党旧有人员近1万人,外来干部主要是军队地方化的干部约3000人。
而中南军大广西分校招收的这批学员兵中,有初中、高中、大学文化。由于抗美援朝和平定广西土匪暴乱需要,他们只在校8个月就毕业。
1950年7月,分校举行毕业典礼,校长张云逸在讲话中强调:“碰到本单位、本乡、本县、本省利益与全局、全国人民利益目矛盾时,必须服从全局、全国的利益,反对本位主义。”
当年新疆军区并没有在广西大规模招收女兵。但在毕业典礼前,西北军区的代表来校作了一次专题报告,详细介绍了西北各省的历史和现状,热切希望学员们去保卫和建设新疆。
校长的鼓励和广西人的爱国热情,引发了一大批热血青年,在广西同样急需人才的情况下,积极报名到各军种去。大部分同学响应中共中央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报名参加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一部分参加广西剿匪,解放海南岛等战斗。
当时的大西北,被当作中国未来的苏联西伯利亚,建设大西北是伟大、光荣的任务,有一部分热血学员毅然报名,分赴大西北。
八桂儿女上天山
广西有多少人上大西北?
女学员郑湘乔回忆说:“8月3日凌晨四时许,天还没亮,我们为800名前往西北的同学送行,欢送的队伍从校门延伸到北门大街,长达1公里。”
而作为赴新疆成员的毛兴中,1950年11月2日在《新疆日报》发表的文章中也说:“我们近800名军大学员,经过五天四夜的火车路程,到达了西安。”另一个进疆学员,曾任副区队长和小组长的黄治国说:“经过动员,以三大队和四大队为主抽调800多名学员到西北军区。”
800学员来到西安时,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亲切接见了他们,称他们是“军中秀才”。学员们经过介绍和培训西北的历史、地理知识后,除少数留在西北军区机关外,他们大部分被分到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这5个省的军区。
至于到新疆的学员人数,来自广西罗城的莫顺德说:“我和其他同学400多人分配到新疆部队,同年10月到新的工作单位,不久部队就开展大规模的生产建设。”另一位进疆的黄治国则讲得更具体:广西分校的学员,加上湖南分校及其他分校的500多人,共1300多人,“其中400名广西、湖南分校学员,男女各半分到新疆军区,是分配中人数最多的省区。”
实际到新疆的这批军大学员以广西分校为主。据新疆军区档案馆资料统计,中南军政大学到新疆的学员为394人。其中,第一中队99人,女学员有95人,以湖南籍为主,应是湖南分校的;第二、三、四中队共计295人,其中以广西籍为主,而第二中队104人中女生为102人,广西籍女生75人。据此看,广西分校有3个中队295人,其中女生104人,广西籍女生75人进疆,她们中最年轻的李可书年仅16岁。
从西安往新疆进发,一路坐的都是卡车,当时兰新公路路况很差,道路崎岖,沟壑纵横,加上坐的是1930年代老掉牙的美制大道奇卡车,好多同学在路上吐得一塌糊涂。沿途都是民族地区,生活贫困,采购物资和找地方住宿都很困难。汽车每天要边走边修,学员们当助手摇摇把,还要早起赶路,找住处,买东西,解决吃喝问题。
路上因有与乌斯曼土匪相遇的可能,女生们本来梳着辫子,快到星星峡的时候,带队干部命令她们都把头发盘起来,戴上帽子,不能让人看出来是女兵。
总共走了20多天,10月3日才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新疆军区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王震司令员致欢迎词并作报告,鼓励大家到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为建设与保卫边疆建功立业。大家在迪化停留了15天,进行培训。部队派教员给大家讲新疆的历史、地理,教大家唱“新疆是个好地方”,鼓励大家要安下心、扎下根、长期建设新新疆。
之后,400位同学被分配到天山南北的驻军和地方政权机关,加入了新疆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行列。从此,在祖国西陲,从阿尔泰山、喀喇昆仓山到岗底斯山四千多公里的边防线上,在广阔的天山南北,到处都有他们战斗和工作的踪影。
无名丰碑高耸西北边陲
在英雄辈出的岁月和西部热土,来自广西的儿女们或许是名不见经传的,人数也远少于湖南、河南、山东等省市。但他们响应党的号召,新疆解放之初就从祖国四季如春的南端奔赴遥远的天山南北,戍边屯垦,备尝艰苦,无私奉献,用青春和汗水捍卫了西北边陲,浇灌了天山南北的沃土。他们自己也由一个热血青年成长为各条战线上的工作骨干。
男学员陆振欧是广西靖西县人,壮族,进疆后曾到西北军区政治部新闻训练班、新疆分局党校理论教员训练班、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班学习培训。先后任团政宣见习干事、师政宣干事、助理员、连队政治指导员、师政文工团政治协理员、师宣教科副科长、科长。1970年至1983年任团政治处副主任、主任、师宣传科长、团副政委、石河子地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广播事业局长、宣传部长。著名诗人艾青与夫人高瑛在边陲小城石河子生活了16个春秋,与他是好友。1983年后曾任新疆石河子市农八师副政委、石河子市政协主席等。
苏秀璃出身广西都安县地主家庭,壮族,入学前已是广西人民解放军纵队第五支队一个中队的事务长。到新疆后,分配到新疆军区九军军直政治处宣教股,后为新疆军区党委组织部干事。1957年春转到玛纳斯县委组织部任干事,之后任县直机关党委任副书记。1976年后任玛纳斯县供销社任副主任、县信访办任副主任、县直机关党委任副书记、县委副书记等职,1987年离职休养。他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他曾在玛纳斯县委组织部工作,妻子原来是干部,在县工商联任会计,后因“文革”的影响,成了工人,当了营业员。落实政策时,他是县委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妻子提出要求恢复她的干部待遇,但因全县落实政策的任务很重,他对妻子的问题无暇顾及,加上其它原因,妻子一直干到退休仍是个工人。
张德奎是广西宜州人,汉族。到新疆不久,入八一农学院水工系学习,1954年毕业后,从事水利工程勘测、设计、施工、管理近40年,曾负责中苏界河之一的霍尔果斯河的工程管理,被评为高级工程师。
赖其彦到新疆两年后,开始从事测量设计工作,随后的12年中,踏遍新疆的山山水水,野外时间占一年的90%,钻山沟,淌河滩,睡了12年的行军床。
汪正德到新疆之初,在六军司令部工作,六军的前身就是历史著名的开垦南泥湾的三五九旅。后来在军垦团场当秘书,在军务股当通讯参谋。在进疆的40年中,他参与了准噶尔两沿3个农场包括第一个军垦农场的开垦建设。
来自桂西乐业的黄国治,曾在师政宣教科、师针织厂、一二二团、师党委办任职。无论在机关还是在基层,他工作富有成效,曾荣立一、二等功,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韦永利是柳州人,与20多位同学分到驻扎喀什的二军,在十团政治处任见习干事,同时到警卫连代职文化教员,白天和战士们下地劳动,晚上用速成教学法教他们学文化。1951年春,寒风如刀,新修的塔孜洪水渠放水浇地,突然渠道低洼处出现渗漏,他与3个战友奋不顾身跳进水渠,连人带麻袋堵缺口,人被冻得失去知觉,等醒过来时已被抬到卫生队抢救。立了二等功。夏天在离喀什40公里的草湖生产地突击种植水稻,拔稗子,中午时分头顶烈日劳动时突然害上眼病,双眼红肿,开始他还不在意,照常下地干活,咬牙坚持干了一星期后,眼睛肿得快看不清东西了,团政治处命令立即将他送回团部卫生队治疗,医生说是急性红膜炎,要是再晚两天双眼都要瞎掉。
黄秋文所在的连1973年第一次记栽种水稻,就因为他是南方人,让他去管理。为拔除稗草,他整个夏天都泡在水田里,因此患上了关节炎,到1976年,关节疼得六月天还需要带护脐带,多方治疗无效。后来坚持每天晨跑半小时,才好了起来。
他们开始到新疆时,都一职多业。
许太斌在二军步兵六师十七团政治处宣教股当见习干事,晚上教团长谢高忠识字学文化,团长多年后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第一副司令员。赵云礽后来转战开都河,孔雀河流域,曾任巴音格楞自治州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站长,高级工程师。退休后发挥余热,受聘当地一家乡镇房地产企业做总工程师。
黄运鲲先是到骑八师二十四团进行垦荒生产,1953年调到兵团某师属畜牧场任文化教员。那时牧场没有固定的草场合住所,逐水草而居,游牧于天山北麓、尔塔拉河、赛里木湖畔等地,他也就随着牛羊群转,开展教育活动。
梁浩强在1950年代初到石河子时,这块满目荒芜的戈壁滩上找不到一间像样的房子,看不到一条正式的马路。1951年冬,营里派出一个连,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到天山北麓的南山抢运木材,为兴建石河子首座楼房的原市政府办公楼备料。从南山到团部驻地乌兰苏乡有100多公里,沿途都是冰雪。他们凌晨三四点就出发,到南山后,每人步行牵一匹马,拉一根大的或两根小的木头,每根长6米左右,直径30公分以上。当时他还是个不到一米六高的小伙子,第一次牵着这样的高头大马。当他将马赶到卡子口时,风越刮越大,冻得他张开大口也喊不出声来,紧要关头马却突然站下不走了。如果冲不出这个风口子,人和马都要报销,幸亏冲过风口的同志发现他出了事,赶快跑回来帮拉马,才奋力冲了过去。后来,经过艰苦劳动的锻炼,他不但学会了驯马、驾车,还练成了战胜风雪严寒的各种本领。
樊群军大毕业后,在驻雷州半岛和海南部队工作。1961年军队整编,海南军区200多名排以上军官集体转业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他是其中的一员,分到工程第二师修配厂当车间排长。1963年,到十四团修配厂当保管员兼派工员。1964年“社教运动”开始,被下放劳动,参加修国防公路和机场,差点被洪水冲走死亡。1971年随连队调入一四八团场,分到最边远最艰苦的连队浇水、种地、植棉。一次夜间浇水陷进漩涡,稀泥淹到肚脐眼上,幸亏副连长赶来才把他救了出来。后来被调到放羊班当班长,7个人放3群羊,每群350只。每天早上他就背上收音机、水壶、包谷馍、书报,跟在羊群后面,走遍了古尔班通古的沙丘草地。因营里学校缺教师,把他调到一个连队小学当主管教师,领导八九个教师。因工作出色,他被调到营部教初中。1977年恢复高考,又调到团部中学教高中。
农垦科学院的范伟成,和同事一起,经反复试验,在北疆种植棉花成功,为发展新疆的棉花生产做出贡献。他还带领科研小组到广东试种哈密瓜,经过两年的辛勤劳作,获得成功,取得了很好的经验和经济效益。
身在他乡的八桂花木兰
伦瑛是一名壮族姑娘,出生于南宁一个显赫的地主家庭,书香门第,父亲是广东讲武堂毕业生,在部队当过连长,因厌倦战乱生活,弃武从文回乡在一所学校任教。1949年8月伦瑛从南宁女子师范学校中师部毕业,到一所小学当老师。不久广西解放,她从报纸上看到军大招考公告,便毫不犹豫报了名。毕业时,南宁正在搞土改,需要一批人参加。她因不满家人重男轻女思想,填志愿时报了西北和东北, 结果西北先公布,她就来了新疆,被分配到团政治处宣教股, 任干事兼团直文化教员。
他们团在南疆焉耆,少数民族很多。1951年2月,团里派她担任家属队文教兼政治工作员。初到时,她发现队里人员复杂,思想比较混乱,劳动觉悟也不高。伦瑛左思右想,首先在三八妇女节组织家属队报名参加县妇联举办的文艺会演,教她们唱通俗易懂的《三八妇女歌》,演出时家属队因精神饱满,歌声嘹亮,赢得了妇联领导的高度评价。家属队的演员们为此欣喜不已,精神面貌发生了改观。接着她和队长又把她们分成缝军衣、喂猪种菜、托儿所等几个小组,让每一个人都能在劳动中体现自己的价值。经过不懈努力,这支娘子军彻底改变了面貌。1952年1月,团里要她除了做好团政治处的宣传工作,还兼任宣传队的文化教员。宣传队的男战士和十几名女兵,一面和全团指战员一起投入春播备耕工作,一面积极开展文艺宣传工作。三九隆冬时节,他们在零下30多度的寒冷天气里, 把羊粪牛粪运到地里。伦瑛的两只手冻得发麻、 化脓。
那时部队里的女兵少。刚到部队,已是处长的陈继高给伦瑛写了封求爱信。他比伦瑛大6岁,从小就没有母亲,因出身贫寒没机会受教育,所以他信中满篇都是错别字,这让伦瑛很看不上,就随便编了个“家里有个老娘将来肯定要回老家”的理由回绝了。组织上得知她这么说,很快派人找她谈话:“你不要太担心,我们可以把你母亲接过来。”她又找了个理由搪塞:“我要找也不找别人,找个广西的。”但当时一起来新疆的同学资格不够,上面规定要8年军龄,28岁左右,并且要达到一定的级别才能申请结婚。就因为她反感这个规定,当好多女同学陆续结婚时,她还是一个人晃着。
陈继高虽然文化程度较低但忠厚老实,早年就参加革命工作,后来他去西安进修学习文化课。伦瑛逐渐从内心接受了他。1953年元旦两人结婚。部队也兑现诺言,把公函连同车票都寄过来,将伦瑛的母亲接到南疆。
刘美华与伦瑛一样,被分在文工队,后来当一区队长,这个区有17个女工作人员,33个家属,43个小孩,同样被她组织得有声有色。
唐珍是南宁邕宁人,分到了九军二十六师宣传队。队里因她广西口音太重,演不成正戏,上台只安排当群众,同时分她到乐队拉手风琴。开始她不会拉,又没有老师教,全凭自己乱摸索。后来学会了简谱,学会了唱歌,多难唱的河北梆子,她都能凭着听觉一段一段地记下来,再教给别的同志。当年兵团的宣传队下连演出,要步行去,有山过山,有水过水,日行一二十公里不等,而且不能耽误演出。日行夜演,脚上起满了泡却没有药,好心的战士拿点灯的煤油给她们擦。有一次分散下连,她教战士们唱歌,办板报,还帮战士洗衣服,忙到天黑归不了队,只得留宿。那时全连住一个大营房里,房子中间只放了一张破桌子,一张床板,到了睡觉时间,指导员指着那张床板对她说:“唐同志,你就在那儿歇吧!”整个晚上,煤油灯亮了一夜,住了满房子的汉子,到处都有汗臭味,打呼的,放屁的,咬牙的,说梦话的。她翻来覆去通宵达旦睡不着,心想要是让妈妈知道的话,可不得了。
由于当时部队汉族官兵的婚姻是个大问题,唐珍所到之处,不断有谁人找谁人的传言,她听了特刺耳和讨厌。当宣传队解散,她分到宣传科后,干脆推了个小分头,被师政治部的同志称她为假小子。师副政委为此对她说:“唐珍,我给你找个对象怎么样?”她说:“我不找!”政委郑重其事地跟她谈话,批评她思想落后。为此她回到宿舍饭也不吃,大哭了一场……
来自桂林的高莲芳,先后在奎屯农场和乌尔禾一三七团从事卫生医疗工作。她刻苦钻研,对工作精益求精,热情为农场职工和地方少数民族服务,是团医院为数不多的主治医生。
唐善英籍贯广西全州,1951年来到新疆最北的阿勒泰,负责给挖水渠的同志做饭。她感叹说:“冬天,生疮的手肿得像面包,风刮起来石头都跟着跑,人必须蹲着。”水渠通了,她和做饭的同志集体立了三等功。
曾明18岁时,她毅然放弃了即将上大学的机会,到柳州参军。后来在军大学习期间, 因刻苦上进,成绩优良,1950年入团。她到兰州后,被分配到西北军区政治部《人民军队报》报社。时西北军区政治部人才济济,有画家黄胄、作家魏钢焰等,《延安颂》的词作者、才女莫耶任报社主笔。在他们的谆谆教导下,曾明等人进步很大。1954年,曾明调到新疆军区,先后在《战士报》《新疆日报》工作。后来支援地方办报,到巴州报社做主任记者。曾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广播、电视上累计发表过上千篇稿件。
出师世界屋脊
哨所冲天立,电波连北京。
半年雪中困,孤泉石下鸣。
雎鸠难飞越,边民安牧耕。
北哉三不怕,矢志作干城。
“三不怕”即不怕战死、病死、冻死。曾南辉写下的这首诗,是他们进疆从军的真实写照和生动描绘。
广西学员到新疆部队之初,祖国大陆除西藏外均已解放。为了解放西藏,中共中央决定从四川、新疆、青海分路进军西藏。新疆军区组建了独立骑兵师为进藏的部队。
新疆与西藏之间,横亘着魏巍昆仑,号称地球第三极。要进军西藏,首先必须打通道路。独立骑兵师组建后,1951年3月奉命开赴昆仑山修筑新藏公路,曾南辉等到骑兵师的同学投身其中。
部队没有任何机械,只能用铁锹、十字镐、钢钎、铁锤,手工来劈山开路。山上缺氧,连草也很少,晚上睡觉,常因氧气不够而憋醒过来。因空气稀薄,水烧到80℃就会开锅,煮的面条糊了还不熟,喝了这些水和吃下这些面,都容易拉肚子,而且指战员们很少吃得上青菜,只能以干菜和咸菜佐餐,因而出现营养不良。一些险峻地方,他们只能腰系绳子,进行艰难危险的高空作业。在修路的7个月中,老乡用数十万头毛驴和马为部队运送粮草燃料,仅摔下深沟的毛驴就至少死了10多万头。同学叶 启良在工作中砸伤了腰,落下终身残疾。
通过这条路,几个仍留在国防部队的广西干部,参加了两场著名的战斗。其中,陈启湘参加了阿里地区的清剿叛匪。3年多后,程步超参加了举世闻名的对印自卫反击战。
奉献无疆
原籍武鸣的黄明家,先是在师部当放映员,后到八一农学院学习。毕业后,长期从事野外工程勘测设计,转战各地,后成为高级水利工程师。1965年曾支援大港油田建设,后来又出国,赴扎伊尔承担外援任务。
来自靖西的张之宸,1952年进到军区农学院深造,结业后分到石子河市工一师搞水利工程,参加修建的市北18公里处的“大泉沟”水库,不仅保证了农场灌溉用水,而且成了当今的旅游胜地,被誉为“戈壁明珠”。后来,他又作为 支援开发北大荒的先遣队队员之一,调到农垦部东北黑龙江密山铁道兵农垦局,再次搭窝棚、住马架、睡地铺,进行第二次创业。
曾任兵团劳改工作管理局副局长、公安局副局长等职务的苏秉谦,出身名门,父亲苏希洵曾任民国广西省政府秘书长,省教育厅长等。苏秉谦先是在新疆军区运输部队(后改为生产建设兵团运输部队)工作了近20年,1970年春调到西昆仑一个生产军工原料的矿山任副矿长。矿部离乌鲁木齐约2000公里,环境极为艰险,从南疆边远的县城只有一条100多公里长的专用公路可通到那里。每年夏天山洪爆发,公路多处被毁,奔腾咆哮的叶尔姜河从这里流过,来往车辆稍有不慎,就会车毁人亡。位于西昆仑山腹地的矿部与外部来往之路,山高路崎岖,沿途要淌过36道水流,有的地方水深流急。一次,苏秉谦独自骑马到矿点上传达文件,过激流时突然马被冲倒,从马背上翻下来,一下子冲出好几米远,幸亏他会游泳,在冰冷刺骨的雪水中挣扎,游到一块大石头边才爬了上来。从矿部到矿点没有公路,全靠牲畜代步,走三天换三种牲畜。冲过激流,再走一段山路,马已无能为力,需要换上行走稳定的骆驼。骆驼走起来一颠一颠的,晃动的幅度很大,骑的时间一长,就腰酸背疼,肚子难受。接近采矿点的崎岖小路,连骆驼也走不上去了,要换成牦牛。但矿点位于海拔4000多米的雪线上,牦牛走一段后也无路可走了,人只得用手脚爬着向上攀登。这里极度缺氧,人爬几下便气喘吁吁。矿山的同志就是长年累月在这种条件下工作的。
来自南宁的女学员黄旋英,是转到地方工作较早的。到新疆时,她被分到二十六师七十六团政治处搞宣传工作,参与了建设石子河新城,到南山冬天去伐木。1952年因土改工作需要,被送到自治区党校土改班学习,半年后分配到乌鲁木齐专区土改试办队,后来调自治区党委当文化教员。1958年,为了开辟“天池”旅游新区,一批刚从部队转业的青年,到“天池”开路,她是其中的两名女同志之一。
青山处处埋忠骨
李保基家在宜州,由柳州高中考入分校。柳州解放前夕,已是中共领导下的青年团员,在校开展护校,接管活动,迎接解放。到新疆后,分配在步兵五师政治部工作,甫一放下背包,就投入到秋收劳动,几天下来,双手便满是血泡。秋收完了又修公路,天山作枕,戈壁为床,露宿荒原苦干20多天,直到1951年元旦才回营房。那时,为响应上级“节衣缩食,发展生产”的号召,部队不发津贴费,自己动手,生产自给,生活十分艰苦。他和战友们早上天不亮就出操,须眉霜白。白天挑着筐子外出拾粪,脚踢手抓,不怕脏累,满脸灰土。到沙井子参加夏收劳动,他们吃在麦地,睡在麦场,又苦干70多天,和机关干部收割小麦1100多亩。1952年底部队整编,他调任师卫生部秘书,令人痛惜的是,因患肋膜炎,不幸于1953年去世,时年仅22岁。
韩立建肥壮结实,玉林人,1951年从苏联学习开、修拖拉机,分在高工机械四班,当大渠南机耕农场机耕队的组长,在开荒犁地中大显身手,却因拖拉机失事身亡,长眠在自己开垦的土地上,年仅24岁。
女学员李丽琼和15个男女同学分到沙县小拐屯的二十五师,一开始在师政文工队和直工政宣、组织等部门。她身体虚弱,但任劳任怨,长期带病工作。她重病在师卫生所留医,感情浓厚的同学们不顾工作疲劳,日夜来轮流守护,但她还是医治无效,跟同学们永别了。
籍贯上林的卢文鼎到新疆后,分配到二十六师七十七团政治处保卫股。全团近20个连队,分散在近几公里,远几十甚至上百公里,他坚持徒步下连,把这支起义部队每连人员的思想状况,现实表现,甚至个人的姓名、机关、出身、文化都了解清楚才离开。他因工作出色而立功,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升为派出所长,1966年调任莫索湾第五农场政治处副主任,主管政法工作。1972年11月任师政治部保卫科副科长。后来他以自己长期在基层、不适应大机关工作为由要求到条件最差、最穷的农场,到一四四团场当政治处副主任。因“文革”的影响,所在场亏损严重、吃国家回销粮,一年发不出工资。卢文鼎一家六口,组织上给他100元的帮助,他说全团职工都困难,坚决不收。后因病重被送到杭州治疗,已是肝癌晚期,不幸病逝他乡,时年49岁。
周文武出生在广西柳城县一个壮族家庭,三代单丁,祖传的几亩地因无劳力耕种,全靠出租维生。高中未毕业的他考入中南军政大学广西分校。进疆后,分到二十六师七十八团干部轮训队当文化教员。经过他一冬的努力,使轮训队基本上达到会读会写,会用约1500个汉字。新疆八一农学院成立,他被选送到农经系学习,毕业后担任团财务股的主管会计,工作的同时为基层培养了第一批财会骨干。1957年,因出身不好,平时又心直口快,被打成“右派分子”,开除出干部队伍,工资降了一半,下放到连队劳动改造。部队建立一批新农场,位于沙漠边缘的共青团农场领导了解他的为人和业务能力,要他去担任会计。1962年秋收后,团领导对他说“你今年30出头了该成家了”,农场的姑娘少,便让他休探亲假回家乡找一个。临近春节,他回到阔别十几年的家乡,经亲友介绍,与一位农村姑娘结了婚,接到农场,此后三年喜得一子一女。“文革”初,他被列入“牛鬼蛇神”关进“牛棚”,发配到最边远、最艰苦的连队去监督劳动。后来安排当副连长兼会计。1980年平反冤假错案,团领导准备调他到团部任成本会计,他以长期在基层工作,身体较差为由婉拒,到仅有五六十人的打井队任会计。两年时间,由于他精打细算,善于理财,队里的经济效益大增。1983年石河子农学院邀请他去讲课,并给他发出商调函时,他却因心脏病复发去世。
“年少从军保边疆,两鬓斑白未还乡。”进疆的学员,因关山迢递,有很多人几十年始终都没有再回广西。
至1998年,赴疆的广西学员中,离退休后仍有70多人留在了新疆。而大部分则转业和退休回桂,受到家乡人民的尊敬和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