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桂儿女上新疆

——记献身边疆建设的广西人

1949年年底，新疆和平解放，之后，16万解放军官兵就地转业，垦荒屯田。为了让部队将士安下心来扎根新疆，建设新疆，部队开始向全国各地招募人才及大批女兵援疆。

        时任广西省委第二副书记兼广西军区第一副政委的莫文骅（1955年授中将军衔）在其自述中说：

        1950年，王震在新疆组建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需要大量的女干部去工作，去组建家庭，他给我来电报，要我们广西给予支持。尽管我们广西也需要大量的女干部，但考虑到边境建设的需要，我们从广西各学校里选拔了500名女学生。给她们在新疆安排了适当的工作，她们组建了美满的家庭，并为边境建设洒下汗水，贡献了美好的青春。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料选辑兵团早期女兵和妇女专辑》序言中称该专辑“主要征集反映了1950年代初进兵团的女兵和妇女们，从甘肃、四川、湖南、广西、山东等地朝气蓬勃、轰轰烈烈的从军和建设边疆的历史”，明确有广西女兵入疆一事。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王震传》则有说明：“王震向中央和内地省份发出的请求，很快得到了广泛的重视和支持。首先是湖南和山东两省的人民群众积极响应。从1950年起，先有湖南青干校、中南军政大学湖南、广西分校的女生，山东的青年妇女、女兵、女学生进

疆……”

        循着中南军政大学广西分校这条线索，笔者经过艰辛寻找查证，终于揭开了约800名广西热血青年男女紧随解放大军的步伐分赴大西北，400多人参加新疆戍边与屯垦建设这一鲜为人知的历史神秘面纱。

广西着力培养本地干部

        建立新政权需要培养大批干部，1949年10月，以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第一分团和东北军大第一团三营为基础，组建了华中军政大学广西分校，校址设在桂林市，张云逸兼任校长。12月8日，桂林市人民政府成立的当日，分校即在桂林招生。广西各地及广西周边省地区的青年踊跃报名。经面试、笔试之后，录取名单张榜公布，并在《广西日报》刊登。全校工作人员1310名，学员4268名，其中从社会招收青年学生4038名，从部队招收230名，编成5个学员大队，30个中队，每个中队由4个区队组成。

        解放初期的广西，干部缺乏，急需人才。尽管省委组织部多次向中南局和华南分局要求增派干部，但在各省普遍缺乏干部的情况下，广西不得不立足本省来解决干部问题。为此，广西省委实行有重点地配备干部，将有限的干部首先放在桂林、柳州、南宁、梧州、平乐、玉林地区，待这些地区的工作打下基础后，再将一部分干部调往其他地区；紧缩上层，充实下层；吸收早期参加革命的广西地方干部和民主人士参加政府工作。至于县以下的区、乡、村，只好暂时留用旧有人员维持社会秩序。

        解决干部的根本出路在于培养广西本地干部。为此，继开办中南军政大学广西分校后，又在南宁、宜山、武鸣、玉林等6个军分区各成立一个中南军政大学广西分校大队，各招收300名学生。5月，广西省委党校宣告成立。不久，省委党校在各地开办分校，同时扩大军大分校和党校

的招生名额，以培养急需的军事、行政、党务、财经等干部。

        为解燃眉之急，张云逸等在开办军校、党校培养干部的同时，着力抓部队的地方化，将野战部队转变为地方部队，把部队干部转业做地方工作。2000多名军队干部转业到地方工作，他们大部分被充实到各级公安部门，迅速建立公安组织。

        经多方努力，到1950年下半年，全省各级干部达到4万多人。其中，学生干部约1万人，本地游击队和地下党的干部1.8万至2万人，留用的国民党旧有人员近1万人，外来干部主要是军队地方化的干部约3000人。

        而中南军大广西分校招收的这批学员兵中，有初中、高中、大学文化。由于抗美援朝和平定广西土匪暴乱需要，他们只在校8个月就毕业。

        1950年7月，分校举行毕业典礼，校长张云逸在讲话中强调：“碰到本单位、本乡、本县、本省利益与全局、全国人民利益目矛盾时，必须服从全局、全国的利益，反对本位主义。”

        当年新疆军区并没有在广西大规模招收女兵。但在毕业典礼前，西北军区的代表来校作了一次专题报告，详细介绍了西北各省的历史和现状，热切希望学员们去保卫和建设新疆。

        校长的鼓励和广西人的爱国热情，引发了一大批热血青年，在广西同样急需人才的情况下，积极报名到各军种去。大部分同学响应中共中央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报名参加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一部分参加广西剿匪，解放海南岛等战斗。

        当时的大西北，被当作中国未来的苏联西伯利亚，建设大西北是伟大、光荣的任务，有一部分热血学员毅然报名，分赴大西北。

八桂儿女上天山

        广西有多少人上大西北？

        女学员郑湘乔回忆说：“8月3日凌晨四时许，天还没亮，我们为800名前往西北的同学送行，欢送的队伍从校门延伸到北门大街，长达1公里。”

        而作为赴新疆成员的毛兴中，1950年11月2日在《新疆日报》发表的文章中也说：“我们近800名军大学员，经过五天四夜的火车路程，到达了西安。”另一个进疆学员，曾任副区队长和小组长的黄治国说：“经过动员，以三大队和四大队为主抽调800多名学员到西北军区。”

        800学员来到西安时，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亲切接见了他们，称他们是“军中秀才”。学员们经过介绍和培训西北的历史、地理知识后，除少数留在西北军区机关外，他们大部分被分到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这5个省的军区。

        至于到新疆的学员人数，来自广西罗城的莫顺德说：“我和其他同学400多人分配到新疆部队，同年10月到新的工作单位，不久部队就开展大规模的生产建设。”另一位进疆的黄治国则讲得更具体：广西分校的学员，加上湖南分校及其他分校的500多人，共1300多人，“其中400名广西、湖南分校学员，男女各半分到新疆军区，是分配中人数最多的省区。”

        实际到新疆的这批军大学员以广西分校为主。据新疆军区档案馆资料统计，中南军政大学到新疆的学员为394人。其中，第一中队99人，女学员有95人，以湖南籍为主，应是湖南分校的；第二、三、四中队共计295人，其中以广西籍为主，而第二中队104人中女生为102人，广西籍女生75人。据此看，广西分校有3个中队295人，其中女生104人，广西籍女生75人进疆，她们中最年轻的李可书年仅16岁。

        从西安往新疆进发，一路坐的都是卡车，当时兰新公路路况很差，道路崎岖，沟壑纵横，加上坐的是1930年代老掉牙的美制大道奇卡车，好多同学在路上吐得一塌糊涂。沿途都是民族地区，生活贫困，采购物资和找地方住宿都很困难。汽车每天要边走边修，学员们当助手摇摇把，还要早起赶路，找住处，买东西，解决吃喝问题。

        路上因有与乌斯曼土匪相遇的可能，女生们本来梳着辫子，快到星星峡的时候，带队干部命令她们都把头发盘起来，戴上帽子，不能让人看出来是女兵。

        总共走了20多天，10月3日才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新疆军区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王震司令员致欢迎词并作报告，鼓励大家到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为建设与保卫边疆建功立业。大家在迪化停留了15天，进行培训。部队派教员给大家讲新疆的历史、地理，教大家唱“新疆是个好地方”，鼓励大家要安下心、扎下根、长期建设新新疆。

        之后，400位同学被分配到天山南北的驻军和地方政权机关，加入了新疆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行列。从此，在祖国西陲，从阿尔泰山、喀喇昆仓山到岗底斯山四千多公里的边防线上，在广阔的天山南北，到处都有他们战斗和工作的踪影。

无名丰碑高耸西北边陲

        在英雄辈出的岁月和西部热土，来自广西的儿女们或许是名不见经传的，人数也远少于湖南、河南、山东等省市。但他们响应党的号召，新疆解放之初就从祖国四季如春的南端奔赴遥远的天山南北，戍边屯垦，备尝艰苦，无私奉献，用青春和汗水捍卫了西北边陲，浇灌了天山南北的沃土。他们自己也由一个热血青年成长为各条战线上的工作骨干。

        男学员陆振欧是广西靖西县人，壮族，进疆后曾到西北军区政治部新闻训练班、新疆分局党校理论教员训练班、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班学习培训。先后任团政宣见习干事、师政宣干事、助理员、连队政治指导员、师政文工团政治协理员、师宣教科副科长、科长。1970年至1983年任团政治处副主任、主任、师宣传科长、团副政委、石河子地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广播事业局长、宣传部长。著名诗人艾青与夫人高瑛在边陲小城石河子生活了16个春秋，与他是好友。1983年后曾任新疆石河子市农八师副政委、石河子市政协主席等。

        苏秀璃出身广西都安县地主家庭，壮族，入学前已是广西人民解放军纵队第五支队一个中队的事务长。到新疆后，分配到新疆军区九军军直政治处宣教股，后为新疆军区党委组织部干事。1957年春转到玛纳斯县委组织部任干事，之后任县直机关党委任副书记。1976年后任玛纳斯县供销社任副主任、县信访办任副主任、县直机关党委任副书记、县委副书记等职，1987年离职休养。他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他曾在玛纳斯县委组织部工作，妻子原来是干部，在县工商联任会计，后因“文革”的影响，成了工人，当了营业员。落实政策时，他是县委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妻子提出要求恢复她的干部待遇，但因全县落实政策的任务很重，他对妻子的问题无暇顾及，加上其它原因，妻子一直干到退休仍是个工人。

        张德奎是广西宜州人，汉族。到新疆不久，入八一农学院水工系学习，1954年毕业后，从事水利工程勘测、设计、施工、管理近40年，曾负责中苏界河之一的霍尔果斯河的工程管理，被评为高级工程师。

        赖其彦到新疆两年后，开始从事测量设计工作，随后的12年中，踏遍新疆的山山水水，野外时间占一年的90%，钻山沟，淌河滩，睡了12年的行军床。

        汪正德到新疆之初，在六军司令部工作，六军的前身就是历史著名的开垦南泥湾的三五九旅。后来在军垦团场当秘书，在军务股当通讯参谋。在进疆的40年中，他参与了准噶尔两沿3个农场包括第一个军垦农场的开垦建设。

        来自桂西乐业的黄国治，曾在师政宣教科、师针织厂、一二二团、师党委办任职。无论在机关还是在基层，他工作富有成效，曾荣立一、二等功，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韦永利是柳州人，与20多位同学分到驻扎喀什的二军，在十团政治处任见习干事，同时到警卫连代职文化教员，白天和战士们下地劳动，晚上用速成教学法教他们学文化。1951年春，寒风如刀，新修的塔孜洪水渠放水浇地，突然渠道低洼处出现渗漏，他与3个战友奋不顾身跳进水渠，连人带麻袋堵缺口，人被冻得失去知觉，等醒过来时已被抬到卫生队抢救。立了二等功。夏天在离喀什40公里的草湖生产地突击种植水稻，拔稗子，中午时分头顶烈日劳动时突然害上眼病，双眼红肿，开始他还不在意，照常下地干活，咬牙坚持干了一星期后，眼睛肿得快看不清东西了，团政治处命令立即将他送回团部卫生队治疗，医生说是急性红膜炎，要是再晚两天双眼都要瞎掉。

        黄秋文所在的连1973年第一次记栽种水稻，就因为他是南方人，让他去管理。为拔除稗草，他整个夏天都泡在水田里，因此患上了关节炎，到1976年，关节疼得六月天还需要带护脐带，多方治疗无效。后来坚持每天晨跑半小时，才好了起来。

        他们开始到新疆时，都一职多业。

        许太斌在二军步兵六师十七团政治处宣教股当见习干事，晚上教团长谢高忠识字学文化，团长多年后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第一副司令员。赵云礽后来转战开都河，孔雀河流域，曾任巴音格楞自治州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站长，高级工程师。退休后发挥余热，受聘当地一家乡镇房地产企业做总工程师。

        黄运鲲先是到骑八师二十四团进行垦荒生产，1953年调到兵团某师属畜牧场任文化教员。那时牧场没有固定的草场合住所，逐水草而居，游牧于天山北麓、尔塔拉河、赛里木湖畔等地，他也就随着牛羊群转，开展教育活动。

        梁浩强在1950年代初到石河子时，这块满目荒芜的戈壁滩上找不到一间像样的房子，看不到一条正式的马路。1951年冬，营里派出一个连，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到天山北麓的南山抢运木材，为兴建石河子首座楼房的原市政府办公楼备料。从南山到团部驻地乌兰苏乡有100多公里，沿途都是冰雪。他们凌晨三四点就出发，到南山后，每人步行牵一匹马，拉一根大的或两根小的木头，每根长6米左右，直径30公分以上。当时他还是个不到一米六高的小伙子，第一次牵着这样的高头大马。当他将马赶到卡子口时，风越刮越大，冻得他张开大口也喊不出声来，紧要关头马却突然站下不走了。如果冲不出这个风口子，人和马都要报销，幸亏冲过风口的同志发现他出了事，赶快跑回来帮拉马，才奋力冲了过去。后来，经过艰苦劳动的锻炼，他不但学会了驯马、驾车，还练成了战胜风雪严寒的各种本领。

        樊群军大毕业后，在驻雷州半岛和海南部队工作。1961年军队整编，海南军区200多名排以上军官集体转业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他是其中的一员，分到工程第二师修配厂当车间排长。1963年，到十四团修配厂当保管员兼派工员。1964年“社教运动”开始，被下放劳动，参加修国防公路和机场，差点被洪水冲走死亡。1971年随连队调入一四八团场，分到最边远最艰苦的连队浇水、种地、植棉。一次夜间浇水陷进漩涡，稀泥淹到肚脐眼上，幸亏副连长赶来才把他救了出来。后来被调到放羊班当班长，7个人放3群羊，每群350只。每天早上他就背上收音机、水壶、包谷馍、书报，跟在羊群后面，走遍了古尔班通古的沙丘草地。因营里学校缺教师，把他调到一个连队小学当主管教师，领导八九个教师。因工作出色，他被调到营部教初中。1977年恢复高考，又调到团部中学教高中。

        农垦科学院的范伟成，和同事一起，经反复试验，在北疆种植棉花成功，为发展新疆的棉花生产做出贡献。他还带领科研小组到广东试种哈密瓜，经过两年的辛勤劳作，获得成功，取得了很好的经验和经济效益。

身在他乡的八桂花木兰

        伦瑛是一名壮族姑娘，出生于南宁一个显赫的地主家庭，书香门第，父亲是广东讲武堂毕业生，在部队当过连长，因厌倦战乱生活，弃武从文回乡在一所学校任教。1949年8月伦瑛从南宁女子师范学校中师部毕业，到一所小学当老师。不久广西解放，她从报纸上看到军大招考公告，便毫不犹豫报了名。毕业时，南宁正在搞土改，需要一批人参加。她因不满家人重男轻女思想，填志愿时报了西北和东北， 结果西北先公布，她就来了新疆，被分配到团政治处宣教股， 任干事兼团直文化教员。

        他们团在南疆焉耆，少数民族很多。1951年2月，团里派她担任家属队文教兼政治工作员。初到时，她发现队里人员复杂，思想比较混乱，劳动觉悟也不高。伦瑛左思右想，首先在三八妇女节组织家属队报名参加县妇联举办的文艺会演，教她们唱通俗易懂的《三八妇女歌》，演出时家属队因精神饱满，歌声嘹亮，赢得了妇联领导的高度评价。家属队的演员们为此欣喜不已，精神面貌发生了改观。接着她和队长又把她们分成缝军衣、喂猪种菜、托儿所等几个小组，让每一个人都能在劳动中体现自己的价值。经过不懈努力，这支娘子军彻底改变了面貌。1952年1月，团里要她除了做好团政治处的宣传工作，还兼任宣传队的文化教员。宣传队的男战士和十几名女兵，一面和全团指战员一起投入春播备耕工作，一面积极开展文艺宣传工作。三九隆冬时节，他们在零下30多度的寒冷天气里， 把羊粪牛粪运到地里。伦瑛的两只手冻得发麻、 化脓。

        那时部队里的女兵少。刚到部队，已是处长的陈继高给伦瑛写了封求爱信。他比伦瑛大6岁，从小就没有母亲，因出身贫寒没机会受教育，所以他信中满篇都是错别字，这让伦瑛很看不上，就随便编了个“家里有个老娘将来肯定要回老家”的理由回绝了。组织上得知她这么说，很快派人找她谈话：“你不要太担心，我们可以把你母亲接过来。”她又找了个理由搪塞：“我要找也不找别人，找个广西的。”但当时一起来新疆的同学资格不够，上面规定要8年军龄，28岁左右，并且要达到一定的级别才能申请结婚。就因为她反感这个规定，当好多女同学陆续结婚时，她还是一个人晃着。

        陈继高虽然文化程度较低但忠厚老实，早年就参加革命工作，后来他去西安进修学习文化课。伦瑛逐渐从内心接受了他。1953年元旦两人结婚。部队也兑现诺言，把公函连同车票都寄过来，将伦瑛的母亲接到南疆。

        刘美华与伦瑛一样，被分在文工队，后来当一区队长，这个区有17个女工作人员，33个家属，43个小孩，同样被她组织得有声有色。

        唐珍是南宁邕宁人，分到了九军二十六师宣传队。队里因她广西口音太重，演不成正戏，上台只安排当群众，同时分她到乐队拉手风琴。开始她不会拉，又没有老师教，全凭自己乱摸索。后来学会了简谱，学会了唱歌，多难唱的河北梆子，她都能凭着听觉一段一段地记下来，再教给别的同志。当年兵团的宣传队下连演出，要步行去，有山过山，有水过水，日行一二十公里不等，而且不能耽误演出。日行夜演，脚上起满了泡却没有药，好心的战士拿点灯的煤油给她们擦。有一次分散下连，她教战士们唱歌，办板报，还帮战士洗衣服，忙到天黑归不了队，只得留宿。那时全连住一个大营房里，房子中间只放了一张破桌子，一张床板，到了睡觉时间，指导员指着那张床板对她说：“唐同志，你就在那儿歇吧!”整个晚上，煤油灯亮了一夜，住了满房子的汉子，到处都有汗臭味，打呼的，放屁的，咬牙的，说梦话的。她翻来覆去通宵达旦睡不着，心想要是让妈妈知道的话，可不得了。

        由于当时部队汉族官兵的婚姻是个大问题，唐珍所到之处，不断有谁人找谁人的传言，她听了特刺耳和讨厌。当宣传队解散，她分到宣传科后，干脆推了个小分头，被师政治部的同志称她为假小子。师副政委为此对她说：“唐珍，我给你找个对象怎么样?”她说：“我不找!”政委郑重其事地跟她谈话，批评她思想落后。为此她回到宿舍饭也不吃，大哭了一场……

        来自桂林的高莲芳，先后在奎屯农场和乌尔禾一三七团从事卫生医疗工作。她刻苦钻研，对工作精益求精，热情为农场职工和地方少数民族服务，是团医院为数不多的主治医生。

        唐善英籍贯广西全州，1951年来到新疆最北的阿勒泰，负责给挖水渠的同志做饭。她感叹说：“冬天，生疮的手肿得像面包，风刮起来石头都跟着跑，人必须蹲着。”水渠通了，她和做饭的同志集体立了三等功。

        曾明18岁时，她毅然放弃了即将上大学的机会，到柳州参军。后来在军大学习期间， 因刻苦上进，成绩优良，1950年入团。她到兰州后，被分配到西北军区政治部《人民军队报》报社。时西北军区政治部人才济济，有画家黄胄、作家魏钢焰等，《延安颂》的词作者、才女莫耶任报社主笔。在他们的谆谆教导下，曾明等人进步很大。1954年，曾明调到新疆军区，先后在《战士报》《新疆日报》工作。后来支援地方办报，到巴州报社做主任记者。曾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广播、电视上累计发表过上千篇稿件。

出师世界屋脊

哨所冲天立，电波连北京。

半年雪中困，孤泉石下鸣。

雎鸠难飞越，边民安牧耕。

北哉三不怕，矢志作干城。

        “三不怕”即不怕战死、病死、冻死。曾南辉写下的这首诗，是他们进疆从军的真实写照和生动描绘。

        广西学员到新疆部队之初，祖国大陆除西藏外均已解放。为了解放西藏，中共中央决定从四川、新疆、青海分路进军西藏。新疆军区组建了独立骑兵师为进藏的部队。

        新疆与西藏之间，横亘着魏巍昆仑，号称地球第三极。要进军西藏，首先必须打通道路。独立骑兵师组建后，1951年3月奉命开赴昆仑山修筑新藏公路，曾南辉等到骑兵师的同学投身其中。

        部队没有任何机械，只能用铁锹、十字镐、钢钎、铁锤，手工来劈山开路。山上缺氧，连草也很少，晚上睡觉，常因氧气不够而憋醒过来。因空气稀薄，水烧到80℃就会开锅，煮的面条糊了还不熟，喝了这些水和吃下这些面，都容易拉肚子，而且指战员们很少吃得上青菜，只能以干菜和咸菜佐餐，因而出现营养不良。一些险峻地方，他们只能腰系绳子，进行艰难危险的高空作业。在修路的7个月中，老乡用数十万头毛驴和马为部队运送粮草燃料，仅摔下深沟的毛驴就至少死了10多万头。同学叶    启良在工作中砸伤了腰，落下终身残疾。

        通过这条路，几个仍留在国防部队的广西干部，参加了两场著名的战斗。其中，陈启湘参加了阿里地区的清剿叛匪。3年多后，程步超参加了举世闻名的对印自卫反击战。

奉献无疆

        原籍武鸣的黄明家，先是在师部当放映员，后到八一农学院学习。毕业后，长期从事野外工程勘测设计，转战各地，后成为高级水利工程师。1965年曾支援大港油田建设，后来又出国，赴扎伊尔承担外援任务。

        来自靖西的张之宸，1952年进到军区农学院深造，结业后分到石子河市工一师搞水利工程，参加修建的市北18公里处的“大泉沟”水库，不仅保证了农场灌溉用水，而且成了当今的旅游胜地，被誉为“戈壁明珠”。后来，他又作为 支援开发北大荒的先遣队队员之一，调到农垦部东北黑龙江密山铁道兵农垦局，再次搭窝棚、住马架、睡地铺，进行第二次创业。

        曾任兵团劳改工作管理局副局长、公安局副局长等职务的苏秉谦，出身名门，父亲苏希洵曾任民国广西省政府秘书长，省教育厅长等。苏秉谦先是在新疆军区运输部队（后改为生产建设兵团运输部队）工作了近20年，1970年春调到西昆仑一个生产军工原料的矿山任副矿长。矿部离乌鲁木齐约2000公里，环境极为艰险，从南疆边远的县城只有一条100多公里长的专用公路可通到那里。每年夏天山洪爆发，公路多处被毁，奔腾咆哮的叶尔姜河从这里流过，来往车辆稍有不慎，就会车毁人亡。位于西昆仑山腹地的矿部与外部来往之路，山高路崎岖，沿途要淌过36道水流，有的地方水深流急。一次，苏秉谦独自骑马到矿点上传达文件，过激流时突然马被冲倒，从马背上翻下来，一下子冲出好几米远，幸亏他会游泳，在冰冷刺骨的雪水中挣扎，游到一块大石头边才爬了上来。从矿部到矿点没有公路，全靠牲畜代步，走三天换三种牲畜。冲过激流，再走一段山路，马已无能为力，需要换上行走稳定的骆驼。骆驼走起来一颠一颠的，晃动的幅度很大，骑的时间一长，就腰酸背疼，肚子难受。接近采矿点的崎岖小路，连骆驼也走不上去了，要换成牦牛。但矿点位于海拔4000多米的雪线上，牦牛走一段后也无路可走了，人只得用手脚爬着向上攀登。这里极度缺氧，人爬几下便气喘吁吁。矿山的同志就是长年累月在这种条件下工作的。

        来自南宁的女学员黄旋英，是转到地方工作较早的。到新疆时，她被分到二十六师七十六团政治处搞宣传工作，参与了建设石子河新城，到南山冬天去伐木。1952年因土改工作需要，被送到自治区党校土改班学习，半年后分配到乌鲁木齐专区土改试办队，后来调自治区党委当文化教员。1958年，为了开辟“天池”旅游新区，一批刚从部队转业的青年，到“天池”开路，她是其中的两名女同志之一。

青山处处埋忠骨

        李保基家在宜州，由柳州高中考入分校。柳州解放前夕，已是中共领导下的青年团员，在校开展护校，接管活动，迎接解放。到新疆后，分配在步兵五师政治部工作，甫一放下背包，就投入到秋收劳动，几天下来，双手便满是血泡。秋收完了又修公路，天山作枕，戈壁为床，露宿荒原苦干20多天，直到1951年元旦才回营房。那时，为响应上级“节衣缩食，发展生产”的号召，部队不发津贴费，自己动手，生产自给，生活十分艰苦。他和战友们早上天不亮就出操，须眉霜白。白天挑着筐子外出拾粪，脚踢手抓，不怕脏累，满脸灰土。到沙井子参加夏收劳动，他们吃在麦地，睡在麦场，又苦干70多天，和机关干部收割小麦1100多亩。1952年底部队整编，他调任师卫生部秘书，令人痛惜的是，因患肋膜炎，不幸于1953年去世，时年仅22岁。

        韩立建肥壮结实，玉林人，1951年从苏联学习开、修拖拉机，分在高工机械四班，当大渠南机耕农场机耕队的组长，在开荒犁地中大显身手，却因拖拉机失事身亡，长眠在自己开垦的土地上，年仅24岁。

        女学员李丽琼和15个男女同学分到沙县小拐屯的二十五师，一开始在师政文工队和直工政宣、组织等部门。她身体虚弱，但任劳任怨，长期带病工作。她重病在师卫生所留医，感情浓厚的同学们不顾工作疲劳，日夜来轮流守护，但她还是医治无效，跟同学们永别了。

        籍贯上林的卢文鼎到新疆后，分配到二十六师七十七团政治处保卫股。全团近20个连队，分散在近几公里，远几十甚至上百公里，他坚持徒步下连，把这支起义部队每连人员的思想状况，现实表现，甚至个人的姓名、机关、出身、文化都了解清楚才离开。他因工作出色而立功，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升为派出所长，1966年调任莫索湾第五农场政治处副主任，主管政法工作。1972年11月任师政治部保卫科副科长。后来他以自己长期在基层、不适应大机关工作为由要求到条件最差、最穷的农场，到一四四团场当政治处副主任。因“文革”的影响，所在场亏损严重、吃国家回销粮，一年发不出工资。卢文鼎一家六口，组织上给他100元的帮助，他说全团职工都困难，坚决不收。后因病重被送到杭州治疗，已是肝癌晚期，不幸病逝他乡，时年49岁。

        周文武出生在广西柳城县一个壮族家庭，三代单丁，祖传的几亩地因无劳力耕种，全靠出租维生。高中未毕业的他考入中南军政大学广西分校。进疆后，分到二十六师七十八团干部轮训队当文化教员。经过他一冬的努力，使轮训队基本上达到会读会写，会用约1500个汉字。新疆八一农学院成立，他被选送到农经系学习，毕业后担任团财务股的主管会计，工作的同时为基层培养了第一批财会骨干。1957年，因出身不好，平时又心直口快，被打成“右派分子”，开除出干部队伍，工资降了一半，下放到连队劳动改造。部队建立一批新农场，位于沙漠边缘的共青团农场领导了解他的为人和业务能力，要他去担任会计。1962年秋收后，团领导对他说“你今年30出头了该成家了”，农场的姑娘少，便让他休探亲假回家乡找一个。临近春节，他回到阔别十几年的家乡，经亲友介绍，与一位农村姑娘结了婚，接到农场，此后三年喜得一子一女。“文革”初，他被列入“牛鬼蛇神”关进“牛棚”，发配到最边远、最艰苦的连队去监督劳动。后来安排当副连长兼会计。1980年平反冤假错案，团领导准备调他到团部任成本会计，他以长期在基层工作，身体较差为由婉拒，到仅有五六十人的打井队任会计。两年时间，由于他精打细算，善于理财，队里的经济效益大增。1983年石河子农学院邀请他去讲课，并给他发出商调函时，他却因心脏病复发去世。

        “年少从军保边疆，两鬓斑白未还乡。”进疆的学员，因关山迢递，有很多人几十年始终都没有再回广西。

        至1998年，赴疆的广西学员中，离退休后仍有70多人留在了新疆。而大部分则转业和退休回桂，受到家乡人民的尊敬和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