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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中国积贫积弱,国困民贫。直至共和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广西桂平县(今桂平市)绝大多数人仍然生活异常困苦。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人们生活逐渐得到改善。尤其是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在衣、食、住、行等方面质量迅速提升。作为一个耄耋老人,笔者亲身经历了70年间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此刻忆及,禁不住思绪万千。
衣 着
解放初期,广西桂平城乡居民大多仍然衣衫褴褛。1952年冬笔者在桂平石龙区新隆乡搞土改复查工作,发现有一户四口之家,竟然只有一条裤子,大家只能轮流穿它出门干活,说来令人心酸。后来人们生活稍有改善,但是,为了稳定物价保障供给,从1956年起国家实行棉花统购、棉布统销政策,布料一律凭票供应。当时桂平每年发放的布票数额不等,年景好时国家收购的棉花多,布票就多些,反之布票就少些。记得有一年每人发布票一丈五尺,我家领到了七丈五尺布票,过春节全家五口人都穿上了新衣,皆大欢喜。但是后来有一年每人只领到了九尺布票。
尽管布票不多,但那时城乡居民尤其是农村人民公社社员收入很少,每人每天所得工分一般只值三两角钱,因而有的人家实在没钱买布,只好把布票卖了换钱买口粮。但那时有余钱买布票的人并不多,因而一尺布票仅值三五角钱。
从1960年代初开始,连文化衫之类的针织品也同样凭布票供应了。那时候,报纸上不断有“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之类的文章刊出,《广西日报》有一篇文章还具体介绍旧毛巾翻新延长使用寿命的办法。有一次,社会上盛传以后到百货公司、供销社买毛巾也得凭布票了。在恐慌心理的驱动下,桂平街上有的人赶紧到百货公司抢购毛巾,囤积起来。好在流言并未成为事实,不过是虚惊一场而已。
在“票证年代”,石咀公社有个姓朱的公社干部,走后门从供销社买到了两只日本产的化肥(尿素)袋,染黑后缝了一条裤子,刚穿时引来了不少人羡慕的目光。可是多穿几次之后,逐渐褪色,裤裆处隐约可见“尿素”二字,于是有人打趣说:老朱不简单,裤裆也能产尿素。让老朱尴尬不已。1968年冬在桂平“五七”干校,中教连一位张姓老师,不知从哪里弄到了两只装出口大米用的新袋,请裁缝师父做成衣服,星期天穿着这套新衣回到县城,在大街上转了一圈。让张老师想不到的是,第二天,“造反派”便把他“揪”了出来,召开斗争大会,说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要张老师交代他“抹黑社会主义,企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阴谋。
改革开放以后不久,票证年代宣告结束,人们在告别贫困的同时,开始注意穿衣打扮,用行动印证了“衣食足然后知礼仪”这句古训。记得1978年桂平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对外开放县市后,许多香港同胞前来游览观光,他们的穿着整齐而又光鲜,与内地人截然不同,谁是香港客人,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然而曾几何时,现如今,已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桂平,正吸引着更多的香港游客。但是在桂平城,在西山,在络绎不绝的人流中,人们的穿着一样的整齐、光鲜,光从衣着方面看,再也看不出谁是香港人,谁是本地人了。就是在城区和各乡镇的农贸集市上,哪怕只是一个年轻的卖菜妇人,如果仅从衣着来看,她同当年的“香港富婆”实在没有太大的差别。
饮 食
中国有句古话:民以食为天。在这方面,桂平人经历了更为刻骨铭心的变化。
民国时期,桂平人习惯把每年春夏之间的“青黄不接”(早造庄稼尚未成熟,上年陈粮又已吃完)称为饥荒天。直至共和国成立初期,“饥荒天”仍是桂平农民最难挨的日子。1953年起,为了稳定物价,保障供给,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粮食油料一律凭票定量供应,供应的数量不多,城乡居民一直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之中。1959年至1961年,由于粮油供应指标减少,而且市场上基本没有肉类供应,还出现了共和国历史上罕见的大饥荒。不少公社社员由于营养缺乏患上水肿病。各公社紧急设立临时医院,收治水肿病人。治疗方法十分简单:让病人每天吃营养餐(花生麸加米糠)。直到1962年,因缺粮造成的非正常死亡现象方才结束。据1991年版新编《桂平县志》记载:三年困难时期,本县人口不增反降, 1959年全县总人口为69.5984万, 1960年降至68.7473万人, 1961年再降至68.2146万人。
三年困难时期食物短缺,生产孩子是一件让人头痛的事。我的头一个儿子偏偏出生在1960年。妻子平时身体就不好,产后急需补充营养。但那时候所有食品一律凭票供应,市场上根本买不到肉。情急之下我只好“走后门”,坐单车跑到社坡,通过公社书记的关系,好不容易才在集体养鸡场买到了两只鸡、100多枚鸡蛋, 解了燃眉之急。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汲取过往的经验教训,一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农业体制改革,首先是推行土地承包责任制,继而进行农业产业和农村专业合优经济组织建设,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与此同时,实行科技兴农,推广农业新技术,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农民收入显著增加,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农业现代化建设稳步推进。桂平农业在广西乃至全国占有重要地位。1985年被列为广西粮食生产基地县;1990—1992年,连续两年被评为广西经济发展十佳县(市)称号;1993年被评为全国农物渔业总产值百强县(市);1995年被列为全国粮棉大县,并获“中国荔枝之乡”称号。进入21世纪我国实施“西部大开放”以来,桂平连续八届进入西部县城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行列。
1990年代中,有位美国学者发表《谁来养活中国人?》一文,预言若干年后中国将因人口问题爆炸而陷于崩溃。然而曾几何时,中国已是世界有名的产粮大国。就拿桂平来说,早在1990年代,人们的温饱问题已经获得解决,如今只是如何吃好的问题了。
改革开放以前,寻常人家吃的几乎全是粮所供应的陈粮“三号米”,现如今,出现在各家各户餐桌上的白米饭,几乎全是相当于“一号米”品质的“西山油占”等,而桂平已是广西和全国有名的大米出口生产基地县(市);改革开放以前,菜市场上人们买肉时爱挑肥肉买,如今精瘦肉、排骨、猪蹄成了人们的首选,而荠菜之类的野菜,则成了酒家饭店吸引食客的时尚菜。
居 住
桂平人口众多,向来是广西数一数二的人口大县。但是长期以来,人们的居住条件却很差。共和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城乡居民的住宅十分逼仄,而且破破烂烂,几乎全是过去老一辈人留下来的房子。不少人家几代同堂,十几个人挤在三两间破屋里。“屋满又遭连阴雨”,可说是那时多数桂平人居室破漏的生动写照。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70年代末。
改革开放以后,当地党委、政府认真贯彻执行中央一系列“三农”政策,一方面采取取消农业税等各种措施,减轻农民负担;一方面实施“科技兴农”,引导农民调整产业结构,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再一方面大力发展商贸业,活跃城乡经济交流。三管齐下,使城乡群众经济状况迅速改善起来。
在温饱问题得到解决之后,人们开始考虑改善居住条件,纷纷告别从老一辈人传承下来的破旧老屋,另建新居。进入21世纪,改革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众多新村、新街纷纷涌现。昔日满日疮痍的桂平城乡,如今面貌一新,仿佛换了人间。
农村新建住宅大多是混砖结构的三层、四层、五层楼房,室外有阳台,室内有厕所等卫生设施,与城里人居住的“洋楼”没有大的差别。老远望去,一座座雪白的楼房掩映在绿树丛中。每个新村几乎都通了汽车,有水泥路与外面的县道、省道或国道公路连接。
出 行
共和国成立初期,桂平交通主要靠水路,但搭船的人并不多,浔、郁、黔三江1950年的客运量只有0.78万人次。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船舶客运量维持在每年10万人次左右。轮船的航速很慢,桂平—南宁、桂平—广州往返得花四五天时间,人们出行极为不便。后来随着陆路交通的崛起和迅速发展,水路客运逐渐处于从属地位,淡出人们的视野。
桂平陆路交通向来十分闭塞。1980年代笔者在县方志办工作时,曾在武宣县方志办公室看到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版《武宣县志》,志书中一幅地图,将由武宣东交乡通往桂平紫荆山区一条又高(海拔1313米)又陡的羊肠小道——东乡界,标注为“通衢大道”,让人惊讶不已。武宣方志办一位同行告诉说:这并不奇怪,东乡界虽然又高又陡,但地处桂平、武宣、象州三县交界处,晚清时期是沟通浔州、柳州、梧州三府的陆路咽喉。鸦片战争后大批洋纱样布、煤油、鸦片等洋货从广东涌入广西,就是沿着西江经桂平江口、紫荆山,通过东乡界进入武宣,再运往柳州、桂林等地的。那时候,穿梭来往于东乡界的“过山客”(指运销洋货和土特产品的小商贩),每天有好几百人。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民国年间。记得1950年代初笔者在桂平石龙区公所工作,每逢县里通知开会,便打起背包,卷起裤腿,迈开大步朝县城走去。不过那时我还年轻,才20出头,并不把区区七八十里路程放在眼里。
1955年修复桂贵公路,情况有了变化。但是由于车辆缺乏,开初每天只开一两趟班车,搭车的人很少。六七十年代,桂平—玉林、桂平—平南公路相继开通,但客运站汽车每天只有三四个班次。总体而言,人们出行仍然十分不便。
改革开放以后,桂平公路建设步伐明显加快。1991年南梧二级公路全线修通,桂平从此有了高等级公路。随后,桂平—玉林、桂平—平南公路相继扩宽为二级公路,人们出行便捷多了。
进入21世纪,桂平也随着广西和全国交通建设事业的突飞猛进。梧(州)贵(港)高速公路和来(宾)桂(平)高速公路相继修通,桂平被纳入了密如蛛网般的广西高速公路网。2014年,过境本市的南(宁)广(州)高速铁路修通运营,桂平不通火车的历史宣告结束,一步迈进了高铁时代。过去,桂平人去一趟南宁、广州,那是出远门,非同小可,坐船得花三四天时间,坐汽车也得一两天;如今改坐高铁,来回只需几个小时。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