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人民政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其酝酿、形成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是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发布者、领导者、邀请者和组织者。

中国共产党是新政协会议的发布者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命运何去何从？各党派团体及社会各界人士纷纷提出不同的政治主张。早在1943年3月，蒋介石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着力渲染“一个主义”“一个党”，力图在抗战胜利后，建立由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政府。1945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联合政府》，提出：“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有些党外人士则提出既不同于国民党，也不同于共产党的建国方案。

        鉴于当时的社会舆论，国共双方在重庆进行了谈判，在1945年10月达成的《双十协定》中商定“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事，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现双方正与各方洽商政治协商会议名额组织及其职权等项问题，双方同意一俟洽商完毕，政治协商会议即应迅速召开。”中国国民党于1946年1月10日在重庆被迫召开由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青年党和社会贤达等各方面共38位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史称“旧政协”。旧政协虽然达成包括和平建国纲领在内的五项协议，但国民党在1946年3月召开的六届二中全会上通过推翻政协宪草中各项民主原则的决议及通过了多项反共决议，随后一方面打压爱国民主力量，先后杀害李公朴、闻一多、杜斌丞等民主人士，一方面发动内战，进攻解放区，破坏政协协议。1948年11月15日，国民政府决定单方面召集国民大会，制定伪宪法，选举总统。此举引起全国各界人士强烈反对。民革创始人李济深在香港《华商报》发表《李济深否认伪选及伪国大的声明》，指出：这次伪国民大会选出的“大总统”“副总统”，“不问其为何人，我们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全国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以及全国人民，都是坚决予以否认的。”鲜明提出“愿与全国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携手并进；彻底铲除革命障碍，建设独立、民主、幸福之新中国。”中国民主同盟倡议“各民主党派联合起来，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表声明“对于从伪国大伪宪法所产生的‘总统’‘副总统’，和伪国大的一切决议及未来的X政府和X政府的一切行动，自然一概否认。”中国农工民主党也认为“破坏政协决议，召开伪制宪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本党曾斥为毁法祸国，表示坚决反对。”与此同时，各人民团体也纷纷发表声明反对伪选，并希望中共发表声明建立联合政府。

        1948年3月，中共中央从陕甘宁转战到河北省阜平县的城南庄，为顺应形势发展，决定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毛泽东在1948年4月25日关于中共中央城南庄会议的议题致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电中指出：“此次中央会议拟讨论之问题：一、邀请港、沪、平、津等地各中间党派及民众团体的代表人物来解放区商讨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问题。”那么各中间党派及民众团体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区通过什么渠道和形式来商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和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问题呢？随后1948年4月27日毛泽东在给刘仁的信中做出了回答“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开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讨论：（甲）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乙）关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我党中央认为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例如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会商此问题的时机业已成熟，……会议的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会议的参加者，一切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均可派遣代表。会议的决议必须参加会议的每一个单位自愿同意不得强制。”毛泽东在这封信中详细提出了召开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的名称叫做“政治协商会议”，为了区别和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的旧政协不同，人们把这次政治协商会议称为新政协。1948年4月，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政治主张。这一政治主张在4月30日至5月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城南庄会议上获得通过，并在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正式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这一倡议，既是顺应抗战以来全国上下民主建国的呼声，也是反对伪国大，否认伪总统的战斗号角，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党派团体建立新中国的路线图的第一步，由此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开启了人民政协的航程。

中国共产党是新政协会议的领导者

        中国共产党提出来的政治协商会议，和1945年国共重庆“双十”会谈纪要中决定、而在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名称相同，但本质是完全不同的。旧政协是在国民党一党专政之下，为了结束一党专政，而由各抗日党派参加的，其任务是协商从专政到宪政过渡时期的若干主要问题，是在“承认蒋主席的领导”“承认国民党是第一大党”的态度下召开的，而新政协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已发展到历史转折点的新阶段，由党派团体参加谋划建立新中国的会议。

        国民党作为旧政协的主导者是勿庸置疑的，那么谁是新政治协商会议的领导者？这也是新政协能否成功召开的核心问题。民进创始人马叙伦指出“这次是民主阵线的各方面自己的集合体，而中国共产党是当然的领导者。这是质的不同。”他坚定地认为：“我们没有到解放区，我们都已相信中共领导的革命，是符合我们要求的。农工党也认为，中国共产党过去已领导了中国革命向胜利前进，无疑的，今后当继续掌握正确的领导，固宜照顾各阶层各党派的关系，在群众基础上，指引革命的统一的发展。各民主党派亦应在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下，动员和团结群众，巩固统一的领导，严整和扩大革命的阵线。”致公党在1948年6月9日发表宣言响应“五一口号”中提出，中共在中国革命的艰巨而长期斗争中，贡献最大而又最英勇，为全国人民起了先导和模范作用。因此，这次新政协的召开，无疑我们得承认它是领导者和召集人。

        台盟在1948年8月16日以《一群台湾同胞对召开新政协提出具体意见》为题指出：“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共在中国革命的领导地位，也不能不承认只有中共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到达最后的胜利；所以我们认为请中共来召集这个会议是应当的。”对于新政治协商会议的领导者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也深刻认识到应承担的责任和历史使命。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任何别的革命，它只能是和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个革命不能由任何别的阶级和任何别的政党充当领导者，只能和必须由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充当领导者。”随着解放战争局势的日益明朗，各党派各团体也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当之无愧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的领导者，到达解放区的55名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1949年1月22日联名发表由宦乡在李家庄起草的《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表示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样，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为各方爱国力量的政治共识，也成为人民政协形成与发展的政治基石。

中国共产党是新政协会议的邀请者

        中共中央1948年4月30日在“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之后，又在第二天即5月1日就关于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来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问题给沪局、港分局的指示中提出“我党拟邀请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李章达、柳亚子、谭平山、沈钧儒、章伯钧、彭泽民、史良、邓初民、沙千里、郭沫若、茅盾、马叙伦、章乃器、张絅伯、陈嘉庚、简玉阶、施存统、黄炎培、张澜、罗隆基、张东荪、许德珩、吴晗、曾昭抡、符定一、雷洁琼及其他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开会。其中有被敌监视不能来者，可派遣本人的代表。”可以说，这是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中央发出的第一份邀请参会的名单。

        随着形势的变化，为设法从沪、港两地多送进一些代表性的民主人士，以便新政协尽快召开，1948年9月20日，周恩来又亲自拟定了包括中共中央5月1日电文名单在内的港沪和长江以南各位民主人士的77人名单、平津各位民主人士的24人名单，并分别致电中共香港分局、上海局、华北局、华北城工委，征询对名单的意见。这两份名单除了党派代表外，还专门列出了邀请南洋华侨、文化界、经济界、教育界、新闻界、学生联合会、妇女联谊会、基督教男女青年会、产业界、各地教授、绅士等方面的人士。根据新政协大团结大联合的需要，194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又致电香港分局邀请文化界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与此同时，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名致电宋庆龄，诚挚邀请她参加新政协。20日，毛泽东致信陈嘉庚、司徒美堂先生，邀请莅临解放区参加新政协会议。同时中共中央致电方方、潘汉年、刘晓：“望即以毛主席名义设法向张澜致意，新政协即将在华北筹备召开，希望他经香港北上，如他愿意即须帮助他到港；设法致意黄炎培，希望他能经港北上，参加新政协。”

        可见，新政协本质上不同于旧政协，参加新政协的成员不仅仅局限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除此之外，还包含工会、妇联、青年团以及海外华侨等社会各界爱国力量。从1948年秋开始，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拟定邀请名单，中央统战部负责具体落实，从香港、上海、北平、天津等地接送党外人士进入解放区，共同筹备新政协，为人民政协的成功召开拉开了序幕。

中国共产党是新政协会议的组织者

        明确筹备新政协会议的负责机构。为做好新政协筹备工作，1948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城市工作部改名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重点负责新政协筹备工作。统战部“首要任务是协助中央作好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具体工作，组织接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各界知名代表到解放区。”当时中央统战部随时把民主人士对新政协的意见向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反映，对于重要问题及时向中共中央请示报告。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于1949年1月25日提交的《一九四八年机关工作报告》中也提到“由于工作开展的需要，在10月份起，行政机构已逐渐扩大，但还不能应付新政协筹备工作的需要。”按中共中央要求，华北、东北、华东和华南相继明确了有关人员负责这项工作，中共香港工委成立五人接送小组，负责具体的接送工作。可以说，为筹备新政协，从中共中央到地方党委形成了网格化系统，在这一系统中，居中指挥的是毛泽东，安排部署的是周恩来，具体落实的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协调配合的是中共各地党委。据不完全统计，从1948年4月到1949年3月期间，中共中央、中央统战部在西柏坡发出关于接送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的有关指示就达30多件，有些电文信函是周恩来亲自拟定的，有些电文信函是毛泽东亲自修改的。在1949年新政协会议召开之前，中央统战部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参加新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界民主人士名单，详细说明每人的简历、历史及现实表现。毛泽东阅后赞扬说：“这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天书。”

        拟定新政协会议召开的地点。新政协会议在何地召开？中共中央与党外人士多次协商。在1948年5月1日毛泽东致李济深、沈钧儒的信函中提出“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而在1948年8月1日，毛泽东关于召开新政协复各民主党派电中又指出：“关于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等项，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讨。”而此时，正值8月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召开，会议代表闻一多的夫人高真等17人率先提出提案及决议，认为地点最好在华北，“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及全国各民主党派，表示华北人民竭诚拥护中共中央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全国民主联合政府之英明主张，并提议由中国共产党召集，地点欢迎在华北解放区，时间愈快愈好。”收到提案后，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随即致电毛泽东和香港各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本会业经研讨，希在最近期间由中共中央召集，并欢迎即在我4500万人民之华北解放区内举行”。在这种形势与呼声下，在西柏坡东侧的东柏坡搭建了准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政协大礼堂，以至于在1948年9月20日中共中央致电香港分局的电文中指出：“视战事发展，明春或来华北，或即在哈市召开新政协。”但随着北平 （今北京） 解放，新政协会议的召开地点最终放在了北平。   

        准备新政协会议相关文件。1948年9月8日，毛泽东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央九月会议报告中指出：“政协今年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要开一次会，现在开始准备。”为做好召开新政协的准备，周恩来和中央统战部在同到达李家庄的民主人士协商后，拟定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经过李家庄、哈尔滨和香港等地的各党派团体及社会各界民主人士的商讨修改，于1948年11月25日达成《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协议。同时在李维汉主持下，中央统战部在1948年10月27日完成《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第一稿，该稿除简短的序言外，分为总则、政治、军事、土地改革、经济、财政、文化教育、社会政策、少数民族、华侨、外交等十部分，共四十六条。这些规定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立国思想，为后来筹备政协的各个稿本所采纳。在第一稿基础上，中共中央统战部在1948年11月又形成《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第二稿。1949年2月27日，周恩来对《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第二稿进行了修改，把它同《关于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各单位民主人士候选名单》《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组织大纲草案》一起编印成册，名为《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有关文件》。1949年3月5日，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全会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协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民主人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为人民政协的召开做好了政治上的准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