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1月下旬，日本侵略军大举南下，武汉、广州相继陷落，大好河山沉沦将半，沿海七省备遭凌虐。1939年6月21日，日军又侵占汕头市，内外交通断绝，潮汕侨汇陷于停顿的状态中，整个潮汕100多万归侨侨眷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生活濒临绝境。

        近代潮汕的经济来源一向皆赖于侨汇、工艺、出口等项。1932年潮汕地区银庄行业全盛，为汕头市首屈一指之行档，但不久，1933年各银庄相继倒闭，至1938年全行业60多家银庄中仅存光益、普通、光益裕、有信、陈炳春、永安、黉利7家。究其原因，这7家银庄皆兼营侨批业，因有侨汇以资挹注，才能继续维持，由此可知侨汇之重要性。

        潮汕地狭民稠，出洋谋生者日众，旅居遍及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及印度尼西亚等国。抗战前，印尼、马来西亚的侨汇都是先累总汇寄到新加坡集中，再由新加坡累总汇寄到香港后，转汇入汕头市各侨批局收发。泰国之侨汇以曼谷为主，东线、西线、北线以及东北线等各埠之侨汇都汇总寄至曼谷各有相互关系之银信局后，径直汇香港客、联号再转汇入汕头市各该联号之批局收发。至于越南、柬埔寨、老挝等地之侨汇则累总寄到西贡、堤岸交玉合、佳兴等批局集中后亦径汇香港客、联号再汇转入汕头市各联号批局收发。这是汕头市各侨批局在抗战前侨汇线路的一般情况。

        日军侵占汕头初期，侨汇尚可以暗中设法带到，如新加坡之广东省银行，越南、柬埔寨、老挝之中法银行等尚有收寄少许，在泰国方面亦闻有一两家银信局向日本银行作有限制之申请，经过其盖章后亦可发出。这种努力，虽只是杯水车薪，但聊胜于无。可是到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及东南亚半岛相继沦陷，整个潮汕侨汇至此完全陷于停顿中，潮汕百多万归侨侨眷因贫病交迫而饿死者有之，参加抗战而牺牲沙场者有之，意志薄弱而自尽者有之，被日军杀害者有之，更有不少妇女因无法谋生而挥泪改嫁。昔日安安乐乐的侨乡，变成了凄凉破碎的惨境，这都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恶果。

开辟新汇路的各种探索

        汕头沦陷初期，海内侨批人员忙于自身生计，自顾不暇，更不用说探索新汇路。海外侨汇机构虽多方努力，但也大多失败。后来有泰国华侨从昆明，越南华侨由东兴各探索出一条侨汇路线来，潮汕各批局才派人往国统区的兴宁等地设站接汇。

        泰国方面新辟的侨汇路线，由于北线之清迈及清莱等地与云南省接近，但须经过无人居住及“三不管”地区，然后进入滇南之车里、佛海等县，才有马车或汽车（用烧木炭为动力）前往昆明，方有银行、邮局可通汇至兴宁、揭阳等地。当时要走这条路是非常费时费力且危险的，经探索者多次尝试后，终因道路艰辛、盗匪如毛、国币价格悬殊，难以为继，因而停止继续通汇。至于越南方面新辟的东兴汇路，则是笔者下文所要叙述的。

        我是1938年秋经西贡、堤岸到金边市和利兴批馆接理侨批职务的。1939年端午节汕头沦陷，金边华侨大部分是潮州人，听闻这一消息，人人惶惑不安。约4个月后，6月24日星期六封寄出的那些侨批被退回金边，使广大侨胞都感到非常失望。事后，中法银行也曾收寄一些侨批，但数额不多，因皆为日军所控制，限制很紧，无可增加。

        1940年冬天，我从金边转到海防定居，当时美洲华侨有大批物资从海防及仰光两地转运入云南，支援祖国抗战，由于日军进驻越南，交涉越督制止援华物资从滇越铁路经过，并限令至10月21日止。越督无可奈何，将限令转达中国政府知照，国民政府认为既然不准用滇越铁路转运物资，北越又进驻日军，于是把河口这条国际铁桥炸毁，并拆除河口至碧色寨这段72公里长的铁路，还将路面破坏，以防日军进攻云南。为探索通汇邮路，我于1941年6月从海防乘火车经河内到达老街。老街是北越西北的重镇，位于南溪河下游南岸，与北岸云南省之河口相对峙，中间仅隔百余米之河口铁桥，老街西面又隔着元江与谷寮相对峙，中间架一条200多米长的士敏土桥，当地越人称为谷寮桥。我从老街到河口，发现河口镇自铁桥炸毁、铁路拆除后，无人往来，已成为一个死镇，厝屋铺户均已倒塌，很难设想使之变成为汇路据点。

        1941年9月间，我又从河内乘火车向北经谅山至同登。同登是北越边境的一个小镇，在它北面约300米，就是镇南关（解放后改为睦南关，抗美援越时又改为友谊关，而当地华人则称为南关），自镇南关步行二三公里才到凭祥县城（当时之凭祥比汕头市之华坞村还小），以这样的地理位置来走侨汇也是不合理想的。

        1941年11月底，我从海防市乘轮到广州湾（即现在之湛江）。广州湾当时是法国租界，由西营和赤坎两市区连成（西营现在改为霞山），两地相距20公里，都有潮州人在那里经商。当时我所接触到的多是澄海人，在该地经营菜籽、豉油、鱼露、杂粮等，有广安、永安等商号。赤坎还建有一座古香古色的潮州会馆。广州湾可以汇款回潮州，但是当时该地之经济情况不可能容纳我们的大量侨汇，而且当地流通国币，国币价高，越币用途少，开辟为侨汇新汇路极不划算。当时海防市的再发行、联兴昌、东成行及河内之桂芳行等潮侨商行都有出口杂粮到广州湾，这些行号往往在其来往账中拨款为其工友或客户寄出批款回潮汕，但惜其价格太昂贵，又要经过北部湾（即东京湾）和琼州海峡这段跋涉的海途，因此我在广州湾观察10天后便返回海防。归途中收听到日本侵略军偷袭珍珠港成功的消息，又听到日军攻打九龙城的传言，探索潮汕侨汇新汇路的心情更为焦急。

        1942年元旦那一天，寒风飒飒，我单枪匹马来到北越东北边疆的芒街市，人生路不熟，在船上我搭着一位旅伴叫陈二哥，钦州人，能说不准确的广州话，他带着我到他的店子里给我介绍了芒街与东兴的情况，并问我到来何干？我说要到东兴一游。他便叫他妹子晚姐带我偷渡去东兴。到了东兴晚姐又介绍一位友人黄女士与我认识，我们3人同到茶店喝咖啡，这时方知东兴市面通用越币。黄女士问我到东兴来做何公干？我就问起银行、邮局、电报局来。交谈中得知这位黄女士是干收找业的，便对她实说：“我是潮州人，我们在南越地方有大批侨汇找不到汇路，故特意来此问津。”经她指点，我在东兴邮局、银行先汇两笔款回潮汕家乡试探。回海防后，知汇款都顺利到达，证明东兴汇路是可通的。农历新年后我往西贡、堤岸、金边等地向同业们介绍，希望大家合力开通这条汇路，谁知他们全不相信，连一些知己也说：“植芳啊，你是在说天方夜谭呀!”我只好无功返回海防。

东兴的地理交通及形势

        东兴汇路之畅通与否，对我潮汕归侨侨眷之关系极为重大，因此，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东兴之地理位置、交通和形势。东兴原是广东省防城县的一个边陲小镇，位于东经108度、北纬21.5度，与北越海宁省省会之芒街市隔着北仑河相对。

        东兴背山面河，风景优美，地势险要，虽是边陲小镇，但它对外要防御法国殖民军和进驻越南的日军；对内又要防御十万大山中之流寇骚扰，因此驻军竟有一营人之多。其营长之官阶相当于团长之级别，以利于对外进行交涉事宜。

        东兴之行政向属广东省钦廉专区防城县管辖，因地与芒街市对峙，乃称“东兴对汛”。建国后，防城县随着钦廉专区划归广西壮族自治区管辖，县治改设在东兴镇，乃把防城县改称为东兴各族自治县，在几年前又改称为防城各族自治县。

        东兴之交通，有一条东良公路，由东兴向西北溯江而上，经毛屋村、那良圩至陈屋村，全长25公里，另一条东钦公路，由东兴向东行经江坪、防城而达钦州，由钦州可到达南宁，由钦州向东行经合浦、遂溪而广州湾（今湛江市）。这些公路都是陈济棠时期所筑成的，至抗日战争时期全部遭破坏，不能行车，因此，当时交通很不便。另一条出口路是从东兴镇之仲凯街头步行上国际桥（桥长约103米），即可到达对岸芒街市之桥头堡，这里划出一片宽广地方为自由区，当平静时期，桥门开放，我们华人可以到自由区活动，又可进入娱乐戏院观看电影，登上群乐楼品茗、喝咖啡、赌博。从自由区进入一步即是关卡、哨站，一般华人要有越南身税字或东兴镇公所之过街证方得进入。如能越过哨站，坐上黄包车，可以到达轿仔头地方，再乘上汽车或轮渡到达岳山。岳山往海防市有汽轮4艘，其船名分别为中山、金山、南宁、南山，每天一班，航程约22小时左右。回程从海防市乘轮船往岳山地方，先要经过日本宪兵之严密检查，然后才能在法、越军警监视下逐一上船，从芒街市要往东兴镇一般都应办理出入口的正当手续（过境手续）但结果我们潮汕人都怕麻烦，多以偷渡的形式过境，虽有危险性，不时还有机关枪之 扫射，但取其快捷便当吧！

        当时东兴镇的街道仅有10条，主要有仲凯街、中山街、松坡街、廷芳街、克强街等，这几条街中尤以中山街和仲凯街最为热闹，庄口商行大都在这两条街上。当时广东省银行东兴办事处及东兴镇公所在松坡街，邮局及一中和二品楼两旅店在仲凯街，钱庄找换店都在中山街和廷芳街，克强街头和街尾（继园）都有驻军，这条街中间一段大部分为小商店，其余街道均系住宅区。当时东兴房屋多为砖瓦贝灰建筑，洋灰三合土建筑为数不多。

        东兴镇的商业主要是庄口商行，宛似汕头市昔时之进出口商，其经营业务是将广西桂皮、桐油、八角等土特产，以及川、滇、桂等省之名贵药材，运销往越、柬、老、泰等国以至于东南亚各国，进口则以棉纱、布匹、五金器材和生胶、胡椒、煤油等为主。因当时沿海七省均被日军封锁，唯此一小口岸可以吞吐！所以东兴各庄口商行所抢运进口洋货之金额多于运销出口土特产物品之金额。待到1942年东兴汇路开通，得到侨汇之挹注，这贸易逆差方得到平衡。

        海防与河内两座城市都是转接侨汇的中转站， 两市相距103公里，乘快班火车仅2个小时，乘车约走1个半小时。从河内市乘火车往南走至西贡市为1729公里，日夜连续行驶约为42小时左右， 西贡往金边则有240公里， 中间还要渡过广阔的湄公河下游之渡（即三五渡）。

        从河内往泰国曼谷这条路线，须跨越长山山脉至沙湾那吉（素旺），全程900多公里，乘车要走3个白天，至素旺后还要渡过宽广的湄公河中游，才得进入泰国境内之莫拉限，停留一天办理入境手续。从莫拉限乘汽车向西南行驶至乌汶，再改乘火车经戈叻大城至曼谷市共走3天，当时从河内往曼谷还另有一条捷径，可省1天的行车时间，但中间要爬上那耙山。山势峻险，偶一不慎，即会翻车落岭。我们为安全计极少走此路。

东兴汇路的开通

        上文说过，我自探明东兴可以汇款回潮汕之后，前往南越、金边等地告知各批局、批馆人员，但他们都不相信。我返回海防后，并没有放弃，再次写信向各批局、批馆重申打通汇路的真实性。之后有些批局、批馆回想我如此不远数千里之遥来透露这一消息，总有原因。所以，1942年3月便有西贡“黄泰记”经理黄绍球以怀疑的态度，前来海防观察。我带他到东兴镇一行，使他亲眼看到了开辟东兴汇路的可行性。随后有堤岸的为顺批局经理张为长，半信半疑前来探汇，也证明东兴汇路是可通行的，靠得住的。他回到堤岸，与玉合批局经理张良春及澄记批局经理佘武二人一说，张、佘也请张为长带路一同到东兴试探。彼等的侨汇都是汇交揭阳魏启峰批局收转汕头市玉合批局林壬癸收发的。张、佘二人把侨汇任务办理完毕之后，疑云顿开地说：“此事大有可为。”并向我道歉说：“太委屈你了!”他们二人回到堤岸后，乃大张旗鼓地揽收侨汇。这一来使玉合批局的对手佳兴批局经理吴益仁很为着急，亦于4月初旬赶到东兴来。确认可行后，亦回到了堤岸也即刻开始揽收侨汇。此后接踵而至的又有堤岸的德兴隆、荣记、集丰等批局，河内的侨批个体户赵开钳等、金边的批局老奇香等也前来东兴镇设点转汇。福建帮的批局也闻讯前来芒街洽汇。

        至此，重新开辟侨汇新汇路的探索尝试，经过多方的艰苦努力终于获得成功。此乃潮汕华侨及侨眷之幸。

        然而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越南、柬埔寨、老挝之侨汇才重新开汇路不到几个月，便为日本驻越军的宪兵司令部所发觉，西贡、堤岸两地之批局、批馆负责人多人被捕，受到灌水、踩肚，又再灌食鱼露液等酷刑。在严刑之下，玉合批局经理张良春首先供认他们之侨汇收揽后，是由我一人前来带去东兴汇出，吴益仁、张开、吴荣祖等多人亦分别予以证实。日本宪兵司令部遂发布对我的通缉令，并将所拘捕之人员分期分批予以释放。经此打击，各批局、批馆只得转入秘密收汇，不敢张扬。

        稍后，曼谷各社团也知悉东兴汇路的消息，曼谷各银信局亦纷纷收揽银信，径赴河内、海防二市找寻汇路。因此越、柬、老、泰等国侨汇全面开花，形势一片大好，潮汕归侨侨眷生活得以有济。

        新开辟之侨汇汇路虽然畅通，但长途跋涉，人们翻山越岭，沿途舟车之劳顿，疲于奔命，且危崖峭壁，时有强盗出没，惊险万分，诚非笔墨之所能形容。然而每位侨汇业者，为了能把每一笔侨汇早点送到侨眷手里，无不争分夺秒，极力奔波。

东兴汇路开辟后的侨汇状况

        东兴汇路既已形成，越、柬、老、泰等国之侨汇人员深受鼓舞，西贡、堤岸、金边、老挝、曼谷等地之批局、批馆、银信局纷纷打电话、写信到内地（山岜）各州府代理店告知汇路已通，请从速恢复收汇，以便接济唐山之归侨及侨眷，另方面派出能言善道之干员（收批员）前往各有挂钩之商店、工厂、矿区、工场等地方接洽侨汇，所有华侨闻讯之余，雀跃莫名，纷纷解囊，争先恐后地到各代理店寄批回唐山。不旋踵，各地之侨汇，一笔又一笔地集中到各个代理店来，各个代理店又一宗一宗地解到西贡、堤岸、老挝、金边、曼谷等地集中。

        当时侨汇汇集路线有4条：西堤线（电括西贡及堤岸两地）、金边线、老挝线、曼谷线。各线之批局、批馆、银信局之负责人把侨汇款越币（泰币亦应事先换成越币）集中之后，才派干员带到北越河内、海防与收汇商（中转站）结价，各中转站把款委托各开赴岳山轮船之买办带到芒街（后来各买办进一步带到东兴）交给驻东兴各个代理收汇者，以便办理汇交潮汕国统区之批局收发。

        河内之中转站计有振发行经理许铭史，天和堂经理许嘉鱼，个体中转站经理刘炳南和赵开钳等。海防市之中转站为和祥庄经理黄中，天兴行经理许熊，再发行经理许长翌，联兴昌经理许友竹等。

        当时在东兴经营侨批局的计有：和祥庄代理人我、天兴行代理人许雅亭、联兴昌代理人许两之、再发行代理人王联芳、天和堂代理人许乃广、刘炳南代理人刘阿八、赵开钳代理人赵开光、秦国进步银信局代理人翁向东、南源代理人陈敬维、芒街合兴经理苏炳宗、堤岸玉合代理人吴承智、佳兴代理人陈森墀、金边老奇香代理人许宗绵等。广东省银行东兴办事处有：陆主任、马会计、屈出纳、会计员区先生、王学锐（庵埠人）等十余人。至1944年春东兴还新增加光裕银行、农民银行、华侨联合银行等，可见其时侨汇之兴旺。当时的广东省银行东兴办事处，其业务出入和库存均以国币为本位，没有收受外汇或外币，但市面流通的货币倒是以越币为多，几乎占70%以上，所以各侨批局驻东兴代理人，每天要拿出越币到各收找钱庄找换国币，钱庄则拿越币到各庄口商行购买国币，而各庄口商行便用这些越币前往芒街或海防抢购进口物资。

        东兴各侨批局之代理人每天收到海防、河内各个中转站托由各轮船买办人员代转来之越币（至1943年后亦有径汇海防之款，即在东兴到庄口商行之越币，由批局代理人写具收条到海防向各个中转站领取越币。如此更为安全无危险），当即向各收找钱庄购买国币，并即交入银行分别汇往兴宁、揭阳、潮阳（当时潮阳县城失陷，其办事处迁往善闻即仙门城）等地交各批局收发。

        东兴各收找钱庄都在中山街及廷芳街，中山街有黄昌隆经理李有升、合盛样经理黄智超。廷芳街有诚信庄经理莫树荣、周兴样老板周馏鹏、经理王復卿、个体户张富清、陈大炮等。这些钱庄找换店对我们侨批局每天所需之国币尽量代为搜寻购买，并代交入银行，记入各家侨批局之账户中，对我们侨批工作者的帮助，是十分得力的。

        再谈谈汇回潮汕国统区的侨汇派送情况：从东兴汇款回潮汕国统区的侨汇都是以国币为本位，如在揭阳要转汇给其他国统区代理时仍用国币，但如果侨汇目的地是失陷区，则潮汕各批局汇款给沦陷区之代理时，皆须由私商按汇率折算，换成伪储币，开始是以二比一计算，即国币二元折为储币一元。如伪储币价格有浮动时，由临时浮动价格推算之，多退少补。至于各县之代理店都要雇用足够之批工，一待侨批到达之时，即分别路线，逐乡逐村挨家挨户迅速分送之。

        东兴汇路畅通以后，越、柬、老、泰等国之侨汇纷至沓来。当时经东兴汇回潮汕国统区的侨汇数字并无正式统计，从当时的情况看，1942年东兴侨汇初创时，仅限于越、柬、老挝等地而已，所以上半年之数字不多，至7月份起泰国侨汇涌到，故侨汇数字骤增，估计当时东兴每月汇回潮汕的侨汇约值越币1000多万元。至1943年中秋后，泰国到达东兴的侨汇有以金条支付的，金条同样可以代替越币，因而侨汇数字仍不减退。泰国金条成色足赤，金艳夺目，并铸有各该金行字号，当时到达东兴之金条计有：马泰益、萧质如、金联盛、成兴利等号，每条金条都各铸有重量若干克，其计算方法很简易，即六规加原码等于金条的重量，很足秤，因其信用卓著，各庄口商行多买进，上川、滇、黔、桂等地销售牟利。

东兴汇路形成后的繁荣

        东兴汇路形成后，大量侨汇涌入，各地行商前来采购洋货者，亦相应大增，因而钱庄业繁荣，庄口商旺盛，运输额剧增。市镇人来人往，熙熙攘攘，茶楼酒馆，通宵达旦。许多归侨侨眷也通过东兴这个关口往返于中越间，当时的侨务部门有一辅导委员会，为此而专门在东兴等地设有归侨指导站，解决过路华侨碰到的实际困难，避免旅宿、车船、夫役、乘轿等方面受抬价哄价之苦。

        当时僻处一隅之东兴，荟萃着很多潮州人，在省银行东兴办事处、电报局、归侨指导站、侨商行等机构，以及在东兴从事侨汇工作的共有数十人，还有因搞侨汇业务而临时出入国境者有百多人。至于水客及华侨、侨眷因出入境而途经东兴者，则不可胜计，且有几批因逃荒而不能立足于江西再假道东兴转入越南的潮汕难民，皆由在东兴之侨汇人员予以接待，援助其旅费，并帮助彼等进入越南境。当时北越海宁省华侨领袖吴仕华先生曾评价说：“潮人荟萃，东兴增辉。” 

东兴汇路的结束

        1944年夏，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图谋打通平汉、粤汉铁路，建立一条纵贯中国大陆到印度支那的交通线，至11月上旬，桂、柳相继失守，不旋踵南宁亦告陷落。钦州、东兴危如累卵，因此银行先撤退，东兴各批局亦纷纷走散。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广东省银行才搬回东兴办公。9月底，我又从海防陪同泰国各银信局代表陈培南、许庄潮、许允全、许两之等15人到东兴、钦州出售金条，把金条兑出后所得款项皆由银行汇回潮汕，作为分发批款之用。这可说是东兴汇路之尾声。至1946年初，香港与东南亚各国的空运和海运已经畅通，东兴汇路已无存在的必要，东兴汇路遂正式宣告结束。

        一个僻处边陲的小镇，在抗日战争后期竟因时势的关系，肩负起沟通侨汇的任务，使潮汕百万归侨、侨眷之生活得以复苏，成为潮汕经济史、 侨汇史上重要的一页， 同时又不知有多少归侨、 侨眷凭借着东兴路线前往越、 柬、老、 泰等国投亲靠友， 从而得以在异域落地生根， 这批人之后经过努力成为富商巨贾的又不知有几多人， 足见东兴在抗日战争后期的重要作用，这是东兴历史上光辉的一页，也是我们潮汕数百万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等国的华侨、侨眷们所久久不能忘怀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