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楷模”：开国上将李天佑的风采

□ 韦英思

李天佑少小从军，在长达几十年的军事生涯中，他纵横疆场，驰骋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是人民军队中的一代战将。他智敏矫健，身经百战而所向披靡，功勋卓著，在他身上，既展现了我军杰出将领英勇善战的风采，又体现了广西兵忠诚、勇敢、机智、敏捷、顽强和不惧牺牲的特性，更反映出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的博大胸怀与高风亮节。

1914年1月8日，李天佑出生于广西临桂县六塘圩高坡寨，父亲读过几年私塾，家里当时靠租种一亩薄地和卖草席谋生。李天佑五六岁时，父亲送他上了私塾。

李天佑兄弟姐妹5人，他排行第三。知道家里送他读书不易，他十分刻苦，但到七八岁时，家里穷得再也支付不起他念私塾的费用，读了两年私塾的李天佑只好辍学，帮着干活养家。白天，他上山砍柴，下水摸鱼，摘野菜，晚上还要同大人一起编席子，小小年纪就忙活不停。1925年，桂北连续大灾荒两年，一家人被迫外出逃荒，以上山砍柴烧炭糊口。时间一长，山路走惯了，李天佑也就练就了铁脚板，走出了翻山越岭的气力。

靠烧炭去卖毕竟难以养活一家人，为了一袋米，弟弟李天保被卖给一家富户当家徒。二姐被卖给船工，从此不知下落。因走投无路，14岁的李天佑偷偷去报名当兵。

这是李天佑的运气，他加入的是李明瑞的独立团，当时正驻军武汉。李明瑞是北伐名将，练兵以严格著称，对来到武汉的家乡新兵训练抓得尤其紧。训练开始前，李明瑞专门召集教官和新兵训话，号召士兵要有勇敢精神，学好军事技术，成为优秀士兵，一定要学好打枪，只有枪打得准，才能消灭敌人。他看到士兵打枪都不太好，便亲自讲解，要新兵当场照着操练，自己还随手拿过一支步枪，对准靶子便打，枪枪击中靶心，全场掌声雷动。贫苦家庭出来的李天佑，立志要当李明瑞那样百发百中的神枪手，刻苦训练，射击水平达到了神枪手水准。

1929年春夏之间，李明瑞率兵回桂，统领广西军事。其时，李天佑因表现出色，当兵一年即被提为上等兵，调入中共建议李明瑞创办、由张云逸负责的广西教导总队学习，这为他后来的军事生涯奠定了基础。邓小平、张云逸率领教导总队和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到百色发动起义，年仅15岁的李天佑是其中的一员，而且表现突出，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任命为教导营机枪连排长，很快又升任特务连副连长。特务连负责保卫邓小平等军首长。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李明瑞，往往在战斗最危急时刻，亲自带领特务连出击。

1930年2月，桂系一个师向红七军前哨阵地隆安发起攻击，李天佑参加了夺取一个制高点的战斗，撤退时，走在最后一批的他脚板被子弹打穿。16岁时，李天佑成为了红七军最年轻的连长。部队攻打贵州榕江县城，久攻不下，他拦住要带兵前冲的李总指挥，自己带队冲向城墙，左小腿外侧负伤后，仍坚持战斗，为红七军成立后打赢的第一个大胜仗立下了汗马功劳。部队回师百色，李天佑又率领特务连突入城内，脚板被打穿，第三次负伤。

因勇敢善战，李天佑获得了“小老虎连长”的赞誉。在一次军部会议上，政治委员邓小平专门点到他，说：“这个小鬼头哟，还不到16岁，就这样凶！到26岁、36岁，那还得了。广西军阀没得混啰！”

红七军主力北上江西，进行了跨越5个省境的“小长征”。李天佑和特务连一路保护军首长，一路在紧急关头摧锋陷坚。

1931年7月，红七军到中央苏区后，划归军团长彭德怀指挥的红三军团编制，成为中央红军的一支主力部队。在东固之战，李天佑奉命带领特务连占领方石岭制高点，广西战士发挥从小就善爬大山、攀悬崖的优势，突袭取胜，并乘胜追击，不到两个小时，就全部歼灭韩德勤的五十二师和第九师的一个炮团，敌师长韩德勤当了俘虏，装成伙夫才得以逃脱。红军取得了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最后一仗的胜利。

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指挥下，1932年，红七军参加攻打赣州的战斗，特务连组成敢死队，冲向城墙崩塌的缺口。当李天佑向反击的敌人冲去时，遭到背后敌人射击，右手和背部3处受伤，从高高的城墙上摔下来，落在城墙下许多战士的尸体上昏死过去。伤好后，他升任五十八团副团长，不久被选入瑞金红军学校学习，毕业即提拔为团长。

1933年夏部队整编，李天佑任主要由左右江子弟组成的红五师十三团第一任团长，随即参加第四次反“围剿”，东征福建。在沙县芹山，与十九路军最精锐、据称从未打过败仗的六十一师三六六团对战。十三团发挥能打能走能爬山的优势，取得了以一个团的兵力全歼敌人一个主力团的光辉战绩，被军团授予“英雄模范团”的荣誉锦旗，李天佑被授予三等红星勋章。军团长彭德怀拍着19岁的李天佑的肩膀，高兴地夸奖道：“小鬼，别看你年纪轻轻，指挥打仗可真有本事！”

仅过半年，即1934年1月，李天佑被任命为红五师师长，是中央红军实行大师大团编制后最年轻的师长，时年20岁。在高虎垴，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在飞机大炮配合下的数十次冲击，他以极顽强的意志，在负伤的情况下，指挥部队坚守阵地三天三夜，击退了敌人9次大冲击，毙伤敌五六千人，取得了中央苏区对敌的最后一次胜仗。红军撤出后，胆寒的敌人在石城40多里之外，一个多月仍不敢进城。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中打得最苦、最惨烈的一仗。作为军团前卫的红五师，奉命在广西灌阳新圩阻击桂军，掩护中央纵队抢渡湘江，以2个多团对付敌人的7个团，兵力悬殊明显，而且对方是李天佑的临桂老乡李宗仁、白崇禧的麾下，有国民党军所谓“钢军”之誉的桂军第七军，而红军又已连续长途行军作战一个多月。接到的命令电文字句像钢铁铸成：“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天至四天！”李天佑的回电也字句铮铮：“坚决完成任务！”经过无数次恶战，新圩阵地始终屹立不动。三天两夜，红五师3000多人，损失就达2000多人，自师参谋长以下的团、营、连干部几乎非伤即亡，这些骨干多是来自广西的子弟兵。

遵义会议后，李天佑调军团部任作战科长，在参谋长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协助军团首长指挥部队。1936年5月，李天佑重回军事指挥一线，任红四师师长，政委是后来的开国大将黄克诚。在西征战役中，四师仅一个小时的攻击作战，就将敌人一个旅压缩到一条深沟，将其大部分歼灭。在曲子镇，击溃狂野的马鸿逵一个骑兵师。进入宁夏固原县，歼敌骑兵师一个团。10月，在山城堡战斗中，当红一师多次攻击未能奏效的情况下，李天佑率一个团袭击敌军的指挥所，占领阵地，经一昼夜战斗，全歼敌1个旅及2个团，击溃1个军，在结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仗中作出了贡献。

全面抗战爆发，一一五师在平型关对日作战，取得了八路军对日军首战的大捷。此战中，李天佑是主力第六八六团团长，和六八五团担任战斗主攻任务。李团为中间突破的主攻，打响了战斗的第一枪，并果断夺取老爷庙，保证了整个战斗的顺利进行。一夜激战，日军一个联队1000多人被歼灭，八路军缴获大量军用物资，单是日本军大衣就够全师每人一件，战果震惊中外。

1938年2月，李天佑率部在山西午城镇歼灭守敌百余人，日军的172辆汽车和军用物资被我缴获烧毁。当敌人前来增援时，又在龙王庙、井沟一带歼灭日军500多人，将张庄的100多日军大部分打死。3月，李天佑挑选六八六团一个连在白儿岭阵地，利用两边悬崖、中间只有一条路，抗击日军800余人在飞机大炮配合下的多次进攻，激战3个多小时，敌人丢下近百个伤员和尸体，狼狈溃退，我军仅伤亡20多人。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在一旁观战，对此很惊讶和欣赏，战斗结束后，特地拨给六八六团10万发子弹。

1945年日军投降，李天佑随刘伯承等我军高级将领，乘坐一架美国运输机离开延安，赴山东途中紧急改赴东北。他被调任北满军区参谋长，是解放哈尔滨市的总指挥，后任松江军区司令员。

1947年4月，李天佑担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在东北战场的第一次大规模攻坚战中，他统一指挥一纵、七纵和六纵7个师的兵力，加上5个炮兵营，攻打由国民党军骁将陈明仁指挥，3.5万人防守，在日本人占领时就建立了永久性防御工事，陈明仁又加修，因而被视为“固若汤池”的四平。激战中，我军共毙敌万余人，俘敌团长以下6000余人，连陈明仁的胞弟、敌特务团长也被活捉。但因蒋介石的另外4个军已迫近四平市郊，我军全线撤出。

经过认真总结和充分准备后，1948年1月，已改名的东北人民解放军再次由李天佑和万毅负责，3个纵队及4个炮兵团攻打四平，整个战斗仅用23个小时，全歼守敌1.9万人。四平之战，为解放全东北创造了条件。四战四平，李天佑指挥了后两战。

同年秋的辽沈战役中，李天佑再现虎威，参加了攻打锦州、歼灭廖耀湘第九兵团的辽西会战、解放沈阳等大战。一纵进行大小战斗20余次，毙伤和俘敌2.9万人，缴获汽车近400辆。

浴血征战中的李天佑，有一次出国治病和留学的经历。

1938年5月下旬，因长期紧张的战斗，极端艰苦的生活，加上多次负伤，李天佑的健康受到严重影响。他在长征途中就患疟疾，但凭着惊人的意志爬雪山，过草地。七七事变后，部队战斗频繁，他又经常为战斗接连几天彻夜不眠，结果在参与开辟吕梁游击根据地时严重神经衰弱，彭德怀令他回延安治病。因战时延安的医疗条件有限，组织上安排他到苏联治疗和学习。他从西安转经新疆，于1939年6月到达莫斯科。病愈后，当年10月与刘亚楼等人，进入苏联培养军队高级军官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在特别班学习。他以惊人的毅力，努力学习俄语，很快就能用俄文进行对话和阅读。之后他阅读了大量的参考资料，写了几十本记述学习体会的笔记并带回国，这为他日后指挥大兵团作战，克敌制胜，奠定了良好的根基。

1941年6月，德国发动对苏联的侵略战争，李天佑等十几名中国同志启程回国，8月份到达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过了3个月，在党中央派来的交通员陪同下，李天佑等3人打算越过中蒙边境，经内蒙古跨过大青山地区和黄河进入陕北。但因日军在边境大青山地区封锁严密，根本无法通过，他们只好返回，在苏联驻蒙古大使馆安排的地方住下。这时的共产国际已经不管他们的生活，待机回国的同志们只得自谋生计，李天佑先是喂兔子，后来找到戏院卖票的活。

时光易逝，一年多过去了，李天佑还无法回国，不能参战杀敌让他度日如年。听说从乌兰巴托向西，可绕过日军控制的中蒙边界，从额济纳旗进入中国内蒙古阿拉善盟，再经宁夏、陕西可回到延安，但这条路迂回曲折，有三四千公里，要经过蒙古大沙漠无人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其他人感到风险太大放弃了，回国心切的李天佑和李世英在夏天冒险启程，装扮成蒙古商人，找了一个向导，每人3匹骆驼，在戈壁荒漠上一连走了13天，才在沙漠边缘碰到一个牧羊人。

一路艰难险阻，1943年10月李天佑辗转回到西安。因国民党特务多，检查十分严格，他只得耐心等待回延安的时机。又过了半年，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一些同志经西安回延安，他们持有特别通行证，李天佑借机同行，于1944年3月回到延安。

两人的行动，受到党中央的高度赞扬。

1948年11月，第一纵队改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军，李天佑为首任军长。四野入关，在平津战役中，李天佑担任解放天津西线指挥员，指挥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全歼国民党军13万人，活捉了警备司令陈长捷。

不久，李天佑升任第十三兵团第一副司令员，所部一路向南，打到广西。他被任命为广西军区副司令员，主管军事，同时兼顾广西省委的工作，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

1950年1月广西各地土匪暴乱，全省102个县，匪乱蔓延到97个县，毛泽东致电严厉批评。11月，毛泽东再次来电报督促，要求广西在1951年5月1日前完成肃清全省土匪的任务。叶剑英、陶铸同意李天佑提出的剿匪观点和军事部署。在一年多的剿匪斗争中，广西军区部队共歼灭土匪33万多人，其中军（纵队）级以上匪首190人，收缴各种武器38万余件，如期完成了毛泽东规定的剿匪任务。李天佑亲自组织指挥的瑶山封锁线达千余里，土匪组织40余次突围，一次也没有得逞，无一漏网。毛泽东曾两次致电嘉奖广西后来的剿匪工作。年为37岁的李天佑升任广西军区司令员。

忙于剿匪的李天佑虽没有参加抗美援朝，但他所带出来的三十八军，因在朝鲜战场上打出了威名，被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称为“万岁军”。

195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首次授衔，李天佑被授予上将军衔，时年才41岁，是最年轻的上将之一。

1957年，李天佑出任广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不久，军区司令员调出学习，他被任命为代司令员，主持军区全面工作。金银岛属于南海中的西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有一天突然传来南越反动当局要派军队侵占的消息。李天佑当机立断，立即指示有关部门，将这个紧急情况和军区的意见报告中央，同时命令部队协同武装民兵，迅速开赴金银岛驻守。他采取的这一果断行动，捍卫了我国神圣领土的尊严，粉粹了南越反动当局妄图侵占我国海岛的阴谋，得到周恩来总理的表扬。

李天佑在50年代初任广西军区副司令时，就奉命执行援越抗法的任务。韦国清出国任军事顾问团团长，在后方，广西军区成立了以李天佑为主任的专管委员会，全面负责各个战役所需粮食、弹药、药品等援助物资的筹集和运输工作，并负责在中国境内组建野战医院医治越南前线撤下来的伤病员，在南宁建立招待所接待越方来往人员，对越军两个团进行整训。广西成为越南战场最直接的大后方。1962年秋，李天佑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在主持交通战备领导小组工作时，多次参加研究与开辟中国—巴基斯坦公路以及中国—尼泊尔等公路，改善了边境地区的交通状况。为支援越南的抗美救国战争，他率中国军事工作组到越南实地勘察2个月，为越南的未来反侵略战争出谋划策。之后，我军先后派出高炮、工程、铁道、后勤等部队赴越，军队援越任务的具体组织和日常工作由李天佑主持。

李天佑不仅军事才能杰出，而且具有战略眼光。他认为，中国幅员广大，地域辽阔，边境线长，兵力部署既要照顾全面，又要突出重点，同时还要拥有能快速机动、善于打硬仗的战略预备队。他的这一关系战略全局的建议，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都十分赞成，予以采纳。1967年，我国进行氢弹空爆试验，由李天佑组织总参气象局、通信兵部执行气象和通信保障任务。

李天佑还在百色当特务连长时，一次，有些好吃狗肉的战士，宿营在老乡家时宰杀家犬来吃，一为打牙祭，二来增加能量以御寒。他们知道李天佑过去也爱吃狗肉，便端了一碗来给他，没想到被他断然拒绝了。李天佑对送狗肉来的战士说：“谢谢同志们的关心，我不能吃老百姓的看门狗肉。”他马上集合全连人，对他们讲不能随便杀狗吃肉的道理：“山村常有豺狼出没，狗可以看门、报信，对主人非常重要。我们杀狗吃，伤害了群众利益，会引起群众的不满，损害军民关系。”战士们深受教育，立即向群众道歉，赔偿了损失，此后再不打狗来吃了。

解放后，李天佑因工作需要，常坐车外出，有时司机开车不慎，撞死群众的鸡、鸭、狗等，他都要立即停车，找事主道歉，并给予赔偿，说这不是小事，关系到群众的柴米油盐。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粤、桂、湘三省的许多地区粮食严重减产，口粮供应紧张，他和军区有关领导、部门商量，决定全军区平均每人每月按规定的定量减少3至5斤。此举受到三省领导和群众的赞扬。

李天佑心中不止有纪律、有群众，而且有大局、有同志。广西展开大规模的剿匪行动后，中央和中南军区为增强兵力，调第二十一兵团参加广西剿匪，兵团司令就是打四平时的对手陈明仁。李天佑特地到桂林去迎接，并专门设宴款待，他对陈明仁说：“我们是老相识了，彼此了解，希望合作得很好。”席间自然谈起了当年的四平之战。陈明仁说：“往事真是不堪回首，我对人民有罪，对共产党有罪。”李天佑说：“陈司令员在湖南起义，对人民有功。这次来广西，将为人民立新功。”他详细地向陈明仁介绍了广西剿匪的全面情况，并宣布由陈明仁指挥桂西北剿匪部队。陈明仁深为感动，上书党中央和毛泽东，表示“一定不辜负党的信任，坚决完成剿匪任务”。陈明仁后任解放军第五十五军军长，驻守广东湛江，又在李天佑的领导下，两人联手无间。

桂北解放，李天佑回到阔别21年的家乡，但父母和小弟因生活艰难，1942年桂林传染病流行时已相继病故，5个姐妹中，除大姐外，其他4个不是失踪，就是已不在人世。他率全家人在父母坟头立了一块墓碑，便挑起参加领导解放广西和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重任。1958年桂林市区扩建，市政府通知迁坟，费用本来由政府拨给，李天佑说：“我们有条件支付，不必给政府增加负担。”叔叔、姐姐给他写信，要求把父母的坟地建得阔绰一点。李天佑认为这是封建意识，有“光宗耀祖思想”，没有同意。在做通叔叔和姐姐的工作后，他派秘书去请了几个民工，简单地办理了父母的迁坟事宜。他的举动，受到当地政府和群众的好评。

亲友获知李天佑身居要职，来信甚至找上门，希望他帮安排工作的，李天佑都一概拒绝。他叔叔住在农村，年老多病，姐姐也孤苦伶仃。经济困难时期，不少同志都劝他给当地领导打招呼，要求关照，当地部队的领导也曾主动提出由部队给予照顾，他都婉言谢绝道：“有困难的不是一家两家，都要求照顾，那还得了。我们不能脱离群众，党和政府给我的照顾够优厚了，我有条件救济和照顾他们，不能麻烦政府。”

1960年初，李天佑第二次回到家乡，看到叔叔一家住的木房，四周的木板都已破烂，根本挡不住风，离开后，他拿出钱请部队的同志来帮助修理。修理中，部队的同志本着简易实用的原则，认为把门板直接钉好就行了，叔叔则想让部队的同志按照当地习俗，在隔板上“抽槽子”，能来回拉动。这件事李天佑知道了，马上给叔叔婶婶写信说：“部队现在工作很忙，这样要求是不好的，也容易脱离群众。因此，我要求你们，如果房子现在还没完全修好，就请你们马上告诉他们只把木板钉好，能避风、抗寒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再作其他过高的要求。”

广州的冬天，气候仍温暖如春，每年都有很多老首长、同事、战友从严寒的北方来此。李天佑为了表示情谊，都会请他们，但他从不以公家名义请客送礼，而是自备饭菜待客，不花公家一分钱。

李天佑对战士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关怀备至。他到万山群岛视察，连一些只有几名战士的小岛也上去看望，战士们感动地说：“想不到在这荒岛上，还能见到我们的上将。”他看到岛上战士的床铺很潮湿，立即指示后勤部门给战士发毛毡毯，发现岛上战士文化生活单调，又指示机关政治部门组织文艺小分队上岛巡回演出。保姆邱英，从东北跟到华东、华南，最后一起到北京，前后工作30多年，就像一家人，她的儿子就在李天佑家长大，高中毕业后参加工作，而邱英也就一直同李家住在一个院子里。

李天佑7次负伤，2次生命垂危，加之长期肩负繁重的工作，1952年患急性肾炎后又医治不及时，发展成慢性肾炎，以后备受肾病折磨，却没有长期休养。他1966年任中央军委委员，1969年当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是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身上的担子更重。周总理的办公桌上，经常有他送来的工作报告。

1970年1月，李天佑终于得到命令，赴广州疗养。一段时间后回京，他病情却加重，被送进医院。他只让身边唯一的警卫员留在医院照顾自己。病痛时，整夜睡不着觉，为了不影响别人，他就到离病房较远的休息室关上门，在里面不停地走动，以分散注意力减轻痛苦。有关部门请一些老中医来会诊，事后请吃饭，他坚持要自己掏钱。

9月27日，一代名将李天佑与世长辞，年仅5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