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州县城南部湘江东岸的枧塘乡土桥村，距县城约10公里，距屏山渡口约4公里，距脚山铺阻击战主阵地约 8公里，是湘桂古道上一个重要的节点。金鸡岭是土桥地区的制高点，这里是湘江战役期间中央红军少共国际师战斗过的地方，惨烈的土桥阻击战就发生这一带。

        翻开厚重的红一方面军长征史，我们发现了关于土桥阻击战的记载。在一份红一军团长征战事统计表里，记载了1934年11月29日至12月1日红一军团第十五师（即少共国际师，1933年8月扩红时新组建，全师平均年龄不足18岁，最小的才14岁，随军委一纵行动，是长征出发时总预备队）为掩护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过湘江，在土桥地区与湘军发生激战并被迫撤出战斗的战事。

        1934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及总政治部发出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政治动员令，惨烈的湘江血战随之拉开了序幕。27日，朱德电令林彪和聂荣臻：红一军团任务为保证一军团、军委与五军团之通过及在全州与界首之间渡过湘水。坚决打击由全州向南及西南前进之湘敌一路军，红一军团第十五师应派至少一团至小井坪、木叶铺及土桥地区，扼守该处隘口。

        11月27日，第十五师师长彭绍辉、政治委员肖华令第四十四团团长朱水清、政委陈中村率领本部连夜进至鲁塘圩一线，固守鲁枧、五百岭、小岽岭、土桥地区至屏山渡一线的所有交通要隘，防范并扼阻湘敌一路军经由全灌古道袭击红军中央纵队，确保中央红军主力从屏山至界首30公里的湘江渡口渡过湘江。

        29日，湘军一部由全州县城沿全灌古道向石塘、两河方向搜索前进，在土桥地区与红四十四团相遇，战斗随即展开，战况十分惨烈。战斗至11月30日晚，阵地依然掌握在我军的手中。11月30日晚，因红一师米花山阻击阵地失守，红一师、红二师被迫撤退至第二道阻击线白沙河一带继续阻敌。这时红十五师四十四团还坚守在屏山渡至金鸡岭一线，红四十三团驻防屏山渡、红四十五团驻防德桥一线与湘军展开激战。团、营、连、排各级指挥员都身先士卒，敌我双方争夺激烈，阵地上烟尘滚滚，沙石飞扬。战士高呼着“少共国际师，最后的一滴血，为着新中国，人在阵地在，决不让敌人前进一步！”的战斗口号与敌人展开殊死拼杀。直到12月1日午，彭绍辉师长接到军团部命令，要在上午9时之前渡过湘江。红四十四团且战且退，向大坪渡浮桥方向抢渡，刚冲过洛口码头，渡桥即被敌机炸断。红四十五团、红四十三团被切断在湘江东岸。红四十五团转战至上游凤凰嘴渡口和界首渡口渡江。红四十三团退至屏山渡上游兴隆村一带浅水地段渡江。在渡江时，敌人的飞机进行了猛烈轰炸，据当时湘军电文记载，红军死伤约600多人。

        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元师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这样写道（12月1日）：

        准备撤往西边大山时，有一个山隘口叫梅子冲（在全州绍水镇），通过这里，就可以到油榨坪，是我们预定的撤退路线。大家都往这个口子挤，这个口子很窄，部队多了势必谁也过不去。所以一定要安排开。我命令聂鹤亭带一支部队在通向油榨坪方向右边的一条路上抗击敌人，从右翼掩护大部队撤退。布置好后，我急忙向梅子冲赶，当我到达这个口子的时候，罗炳辉和蔡树藩带着九军团过来了。我对他们说，你们部队比较少，可以走左侧的另外一个口子，不过稍微绕点路，但也不远。这个隘口今天一定让我们军团通过，我们也好掩护你们，我亲自在这个口子上调配各个部队的行进道路。

        九军团通过以后，我在口子上等后面渡江的兄弟部队，见到八军团的一位负责同志（罗荣桓），他一见我就说：“糟糕，我们的部队都被敌人打散切断了！”我说：“此刻，过来多少是多少，先安置宿营。”因为这时已经天黑了。第二天，我们才知道彭绍辉、肖华带的那个少共国际师还没有过来。于是又派了一个部队，重渡湘江，把少共国际师接了过来。虽然如此，由于敌人来得快，我们行动太慢，所以仍然有一部分部队没能渡过湘江，像五军团的三十四师和三军团的一个团，还有八军团被打散的部队都被敌人切断了，损失很大，其中有些同志后来转到湘南打游击去了。

        突破第四道封锁线这一仗，是离开中央根据地打得最激烈也是受损失最大的一仗。这时，红军由江西出发时的8.6多人，经过一路上的各种减员，过了湘江，已不足4万人。博古同志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在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瞎比划。我说：“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不是瞎闹着玩的！越在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我们在油榨坪没有敢休息，因为敌人在后面紧追。过了油榨坪，摆脱了敌人，到了一个大树林里，我们才得到休息。几天几夜的紧张激烈的战斗，这时候才感到又饥又饿，疲劳极了。我把身上带的干粮拿出来吃，也分了一些给林彪吃，他觉得真是香极了。艰苦的岁月就是这样，紧张的战斗会使你忘记饥饿和疲劳，一旦休息，能睡上一小觉，或吃上一点干粮，就会觉得是一种极大的享受。

        时任少共国际师政委肖华在《忆少共国际师》里写道:

        追击的敌人已经逼近了，而且集结在全州和桂林两地的敌人，拼命地沿着湘江西岸向我们出击，企图强占湘江渡口截断我军。当时的情况是十分紧急的，军团交给我师的任务是阻击敌人，掩护主力渡湘江，通过全州桂林公路的第四道封锁线。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们曾派出了一个团，直扑全州城东南的鲁塘圩，配合已渡江的红五团佯攻牵制全州敌人，另以两个团和尾追的敌人死打硬拼，保卫湘江界首地段渡口。一连几昼夜的激烈战斗，战土们都打红了眼，饭也吃不下，水也喝不进，在浓密的炮火下，用刺刀和手榴弹等待敌人。从早上直打到黄昏，敌人不敢靠近我们。12月1日下午，全州、桂林两路的敌人，沿湘桂公路向我军渡江地段猛攻，到天色快黑的时候，相距我们的渡口不过3公里了。这时情况十分紧张，我师有被敌人切断的危险。当我们率领师的主力从咸水圩渡江以后，忽然发现一个团没有过来，而敌人却快逼近渡口了。这真把我们急坏了，可是当我们翻越了上下几十里的大王山，到达油榨坪集结的时候，原来那失掉联络的一个团也已英勇地抢渡过湘江，冲破了敌人的包围，并在当晚以强行军赶上了师的主力。”（肖华回忆里的鲁塘圩，便是如今的石塘镇鲁塘坪自然村）。

        据少共国际师师长彭绍辉同志的日志记载：

11月28日     晴

        行军。

        3时由文市出发，经大竹山、鸭田、两河圩、长屋、大塘屋、跨越湘桂公路，到白竹田、鲁塘圩宿营。行程约70里。今日在行军途中扩大红军百余人，大多数是修马路的工人，情绪很高。

11月29日     晴

        在鲁塘圩。

        今日我师在鲁塘圩担任向全州警戒，掩护后续部队的到来。早饭后，我到警戒线上去看地形，并在警戒线附近地区扩大新兵20余人。这一带群众生活很苦，向往红军。新兵成立了两个连。

11月30日    晴

        原地待机。

        今日我师的任务是防敌渡河攻我，配合红二师夹击由全州出动之敌。为此调整部署，下午，四十三团移驻平山渡，师直移驻土桥，

四十五团移驻德桥。今日敌机几次来骚扰。

12月1日    晴

        急行军、备战。

        上午到四十五团去看地形。刚到该团，即接军团来电说，全州之敌由湘桂公路南下，我红二师正与敌对战中。我赶回师部通知部队立即出发，在9时之前须渡过湘江（已搭浮桥），跨越湘桂公路。部队行进至大坪附近时，闻全州方向枪声甚急，迅即由浮桥通过，向咸水圩前进。正过马路之际，敌机十余架低飞侦察和轰炸。同时，右侧已发现敌人。我令四十四团迅速登山抵抗。200余新兵全被打散。渡河后，敌情如何，未接到红二师通告，他们已依托西面大山脚撤退，未通知我，敌人向我压来。我四十三团、四十五团被截断。在咸水圩不能通过的情况下，四十三团、四十五团迅速绕道界首圩渡江。师直率四十四团依据南木山、九龙安（庵）要险阵地抗击敌人，同时用号音和派通信员联络收容，将冲散的队伍集合起来，经整理，恢复了秩序。部队继续行进，过了咸水圩后，经关口，到清水江。此地有九军团卫生机关，房子很少，部队拥挤，连做饭的地方都没有，大部露宿。连日来，行军打仗、强渡湘江，部队相当疲劳，但情绪尚好。同四十三团、四十五团尚未取得联系。

12月2日    晴

        行军。

        天微明即走，连爬三个山。敌机来侦察和轰炸数次，对我之运动妨碍极大。部队行至清水界遇红一师也由此通过，开向油榨坪。军团派人在此联系。我带四十四团在此掩护红一师通过，令师直及大小行李转移到油榨坪，我指挥部队掩护到黄昏，不见来命令，自动撤走，后又折回。

        红四十三团老战士熊德祥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说：长征路上，确实是很艰苦的。前有敌军堵截，屁股后面有追兵，天上还有飞机轰炸、扫射。我们那时没有高射炮，高射机也缺少，敌机是很猖狂的。有时天刚明，它就来了，比热天树丛里嗡嗡叫的蚊子还讨人嫌。有时它就贴着屋檐飞，连驾驶员的脸部都看得清楚。开头，飞机来了，部队就停止行军，分散开来，隐藏在水沟里、田埂下、土坎边。但这样终归不是妥善之计，所以我们更多的是夜行军。为了摆脱敌人，每天晚上走个百把里路是常事。部队弄得是很疲劳的，瞌睏也就纠缠着人们脱不开身，往往队伍的前面稍微有一点障碍，整个队伍就停顿下来，大家把身体斜靠在路旁，很快就可以入睡。有时走路也打瞌睡，边走边睡。为了防止掉队，有时就让前后几个人结成对子，互相搀扶、照顾着前进。有一次，连队丢失了两个战士，派人回头找，才发现两个人手拉手地靠在路边睡着了。

        长征路上，战斗十分频繁，什么时候都可能碰到敌人拦截或追击，有两次战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次是突破湘江封锁线。1934年初冬，我师为了掩护军委机关纵队渡过湘江，在湘西延寿圩一带抗击湘敌4个团的追击，接连打了好几天仗。等大家过去以后，敌人的追击部队也已经逼近了。而且集结在全州和桂林两地的白崇禧、胡宗南部队，从湘江两岸向我出击，企图强占湘江渡口，拦腰截断我军。情势是十分严重的。这一天，我师大部分已经陆续渡江，我所在的侦察连由前哨变成后卫。到天色快昏黑的时候，敌军相距渡口不过2公里，炮火落在渡口的浮桥上面，把桥烧着了。连长命令全连战士冒着炮火，冲过浮桥，追赶部队。他自己带一个班坚持在河这边打掩护。我平常总是跟着连长行动的，所以也留了下来。当指导员率领战士们在隆隆炮声和熊熊火光中冲上对岸后，浮桥被炮弹打断了。我们这一班人必须泅水过河。这时，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敌人的炮火逐渐减弱下去。但是起风了，把河水搅动得浪花飞溅，寒气逼人。连长仔细地询问了每个战士的水性，帮助大家做好泅渡准备。我知道连长的水性并不怎么好，可是他不容分说，从机枪手手里抢过机枪，扛上肩头，快步向河中走去。泅到河心，一个浪头打来，他呛了一口水，几乎被水卷走。但他仍紧紧扛住枪，在水中挣扎。

        这时，我已过了河，回头看去，大吃一惊。我从小喜欢泡在水里，身子轻巧，水性比较好，赶快放下枪，解下一条绑带又泅了回去。游到连长身边，从他手里接过机枪，然后用绑带牵着他一同划了过来。当我们上岸时，对岸不远已经亮起敌人的火把，枪弹像雨点般飞溅在河面上。连长脱下透湿的衣服拧干，笑着说：“你看，敌人在放鞭炮，庆祝我们少共国际师胜利渡过湘江哩！”

        还有一次，是过了全州，我们侦察连又是断后。部队行进到湘黔路上的一个交叉口上，从斜刺里突然钻出来白崇禧的一支部队，占领了我们必经的一个小集镇，把我们的进路堵死了。指导员带了两个排，早已过去，我们连长带着一排，加上沿途收编的几个掉队人员，一共30多人，被隔在镇子东边。这时，天已擦黑，是冲过去，是绕道走，还是停下来？连长习惯性地一个人蹲到路边的垅坎下，口里含着一根小草，思忖了一阵，再把排长、班长和连青年干事找来，拢在一起，仔细分析了当时形势，这里不是根据地，留下来当然是很危险的。绕道走，人生地不熟，迷了路就会找不上部队，也可能付出重大的牺牲，摆在面前只有一条路：冲过去。连长说：“我们师长常说‘两军相遇勇者胜’，前面有多少敌人我们弄不清楚，而我们有多少人，敌人也摸不清虚实，现在只有出其不意猛冲过去，才能摆脱当前的危险处境，迅速赶上部队。”同志们都同意连长的这个分析，大家说，打夜战、近战，是我们红军的拿手好戏，现在敌人立足未稳，思想麻痹，我们打它个措手不及，胜利是有把握的。大家同时也指出，我们的目的是追赶邻队，任务是冲过去，不可恋战。连长随即把30多个人分成了好几个战斗小组，规定了联络记号和集合地点。说罢，队伍就行动了。连长带领一个战斗小组首先隐蔽在接近街口的地方，认真观察了地形，安排了各战斗小组的行进路线，并派侦察员摸掉了敌人的岗哨。然后命令司号员吹起冲锋号，成排的手榴弹在镇子的周围和街心爆炸开来，满街满巷响起了呼啸的枪声。敌人乱成一窝蜂，在街上游逛的拼命往屋里钻，已经躺倒了的提着裤子夺门而出。官抓不住兵，兵找不见官，到处是叫喊声、咒骂声，杂乱的脚步声。我们的机枪手端着机枪往人稠的地方扫，手榴弹对着有枪响的地方扔，火光中，只见敌人一排排的倒下，许多人没命地钻进房子或者四散逃窜开来。我们就势冲过了镇子，收拢队伍后，很快就钻进了山沟。等到敌人从惊慌中猛醒过来的时候，我们这30多个人已追上了后卫部队。这位我们全连战士敬佩的连长，从遵义改编以后，我就没见到过他了，现在甚至他姓什么、叫什么名字，都已经淡忘了。但他那顽强无畏的革命精神，灵巧机智的战斗作风，两军相遇勇者胜的豪迈气概，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始终活在我的记忆里。

        据土桥村委鲁塘村居民蒋承顺说：“当年有红军从我村经过，他们是从文市、两河沿灌阳大道经祥屋、大井头、大塘屋、白竹田、马家田到鲁塘坪来我村的。我家里也住了红军，我家旁边有4座大房子是财主蒋庆云家的，都住满了红军。住在我家的红军有20多人，他们有一挺机关枪。他们的穿着都是单衣单裤，脚上穿的是草鞋。红军的纪律很好，不乱拿群众的东西，还把财主家的粮食分给贫苦农民。红军临走时，我母亲帮他们炒了很多米做干粮，红军对我父亲说，老乡，等我们打开广西就转来分田，削富填贫。我当时已有6岁，这些往事还依稀记得。我看着他们拧麻绳打草鞋，我也跟着他们拧麻绳。这些红军在我村住了两天两夜，其间曾有飞机来我村上空盘旋过，红军一见有飞机来，就往村后山上去躲。在距我村1公里远一个叫磨巴山（也叫麒麟殿）的地方与李军（即李宗仁的部队）相遇，双方发生激战，战斗持续约1个小时。战斗结束后，红军从磨巴山下山经大桥往屏山方向去了，当时只听到枪声，不敢出去，不知道红军的伤亡情况如何。

        事后，我听说附近的马家田村有好心人收留了一个失散红军战士，并给他在那里安了家。当年的红军战士在马家田成家后按当地蒋姓辈分排序，改名叫蒋一礼，他的后人叫蒋朝仁，在全州印刷厂工作，是搞机械修理工作的，现已退休，住在全州县城。另外，土桥村也有一个失散的红军战士，大家都叫他老红。”

        另据金鸡岭村村民说，土桥阻击战后，村里曾收治了一位身负重伤的少共国际师的军官，但一个月后，终因医疗条件简陋，伤口感染恶化不治而亡，当地村民把他收殓安葬在金鸡岭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