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联抗司令黄逸峰

黄逸峰，又名黄承镜，1906年7月生于江苏东台，先后就读于南京东南大学附属中学、上海公学、复旦大学商学院等，1925年参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斗争中加入共青团，后转入中国共产党。他是书生，先后执教于江苏南通中学、泰国曼谷新民中学、新加坡华侨中学、上海沪江大学和广西大学。他是军人，先后出任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中将设计委员，新四军联抗部队司令、苏中军区一分区司令、东北野战军铁道纵队司令。黄逸峰一生命运坎坷，3次入党，7次被捕坐牢，但他追求信仰，初心不变，用行动书写了“共产党人的风范”。

三次入党

黄逸峰18岁考入上海公学，后转入复旦大学商学院，其间经常到上海大学听课，聆听瞿秋白、恽代英等的宣讲，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并积极参加政治活动。1925年5月30日，上海纱厂发生的“五卅惨案”，共产党员顾正红等10多名工人被反动军警枪杀，给他以强烈的震憾。黄逸峰与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抗议日本资本家的暴行，积极声援工人的斗争，经受了严峻的考验。黄逸峰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加入了中共党组织并担任了复旦大学共青团支部书记，成为学生运动出色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1929年春天，黄逸峰接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并兼南通特委书记。在这期间，黄逸峰经历了白色恐怖并在敌人的狱中受到严刑拷打。刑满出狱后，他拖着瘦弱的身躯，抱病去上海找到了中共江苏省委，但“左”倾领导人对他不予信任。为了生活和治病，他报经组织同意，改名黄世雄，到南通中学以教师身份作掩护，一面养病，一面调研。10月，省委书记罗迈（李维汉）、组织部长赵容（康生）找他谈话，批评他在南通特委的工作没有做好，要他根据“六大”会议的精神做检查，他先后写了五六次检查最后才勉强通过。1930年，“左”倾势力统治中央，给黄逸峰扣上“政治动摇”的帽子，断绝了他与组织上的联系，黄逸峰被迫脱党，流亡外国。黄逸峰挥泪出国后，没有消沉，他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在异国他乡传播革命思想。他先是在泰国曼谷新民学校担任教务主任，后到新加坡华侨中学教授国学。1931年，日本关东军炮击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悍然向上海闸北一带进攻，淞沪抗战爆发，黄逸峰毅然回到祖国，回到上海。但热血与激情遭遇的是黑暗、冷漠，黄逸峰没有找到组织，他像一个离群的孩子……

1940年，已是国民党战地军政委员会中将设计委员的黄逸峰，衔命到苏北敌后战区工作，他几经周折，与周恩来、叶剑英取得联系，重新接受了中共的指示。回到苏北泰州后，他一方面周旋于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和地方实力派李明扬、陈泰运之间，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一方面遵从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陈毅总指挥的要求，组建联合抗日部队。10月，“黄桥战役”胜利后，在苏北大地上诞生了一支特殊的部队，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纵队、鲁苏战区游击指挥部第三纵队联合抗日司令部，简称“联抗”，在陈毅及各方的共同举荐下，国民党“中将”黄逸峰担任了这支部队的司令。联抗建立后，部队不断发展壮大，广大青年农民、工人、知识分子踊跃参军，仅一个月的时间部队就发展到1000多人。在黄逸峰的带领下，“联抗”部队配合新四军一师实施惩日、除奸、反顽，与敌伪军进行了4年顽强斗争。新四军政委刘少奇说，“北方有牺盟（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成立于1936年9月18日，在山西乃至华北的抗日斗争中创造了光荣的业绩），南方有联抗”。在中共力量领导下的“联抗”团结各方力量一致抗日，对巩固和发展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起到了重要作用。黄逸峰在敌后战场上的突出表现，得到新四军及苏中区党委的高度肯定，1941年3月经陈毅等介绍，黄逸峰重新加入中共党组织。

黄逸峰是一名老资格的共产党员，虽然经历坎坷，但锻就了他倔强的性格。建国后的第二年，黄逸峰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长兼党委书记。正当他以满腔的革命热忱投入火红的交通建设事业的时候，他因不当处理一封人民来信而受到了党纪处分，1953年初，被开除党籍，撤销本兼各职。也许这又是一次冶炼，又是一次淬火。因为无论从当时还是从事后来看，这次对黄逸峰的处分都失之公允。1954年，毛泽东针对“黄逸峰事件”说：“允许别人犯错误，也允许人家改正错误，譬如黄逸峰。”1956年，毛泽东在提到黄逸峰重新入党的问题时说：“可以允许黄逸峰重新入党。”1956年12月，黄逸峰被批准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他被扣上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第三次被开除出党，直到1980年，中共上海市委组织对黄逸峰历史全面复查，并报中央组织部批准，恢复了黄逸峰的党籍。1987年，中央为黄逸峰全面平反，同意恢复黄逸峰同志1941年重新入党前的党籍，党龄从1925年10月起计算。

七次被捕

在老一辈共产党人中，不少都坐过反动政府的牢狱，遭受过非人的刑罚，但像黄逸峰这样曾有过7次被拘捕经历的确实不多。

第一次被捕在上海。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枪声打响后，年轻的黄逸峰担任分管宣传和军事的中共闸北区委委员、闸北市民代表会议主席。起义中，他带领工人纠察队围攻闸北区第五警察署，在他的组织指挥下，纠察队佯攻正门，智破侧门，一举攻克伪警署，活捉反动军警30多名，为起义胜利作出了贡献。然而，斗争是要付出代价的。4月2日，他遭到了平生第一次被捕。当时，蒋介石正紧锣密鼓地准备镇压上海工人，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黄逸峰以闸北区人民代表会议主席的公开身份，召开群众大会，发表慷慨激昂的宣传讲话，揭露反动派的阴谋，被国民党第二师师长刘峙派短枪排押至二师司令部。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得到消息后，发动工人群众包围司令部，要求释放黄逸峰。鉴于当时国共尚未公开破裂，刘峙只得下令放人。

第二次被捕在南京。1927年6月1日，中共南京党组织遭敌人严重破坏，党的工作停滞不前，恢复党组织工作迫在眉睫。刚刚成立的中共江苏省委研究决定，派年仅21岁的黄逸峰担任中共南京地委书记。省委书记陈延年亲自找黄逸峰谈话，传达了省委的任命和指示。南京当时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巢穴，反动势力十分强大。黄逸峰化名黄国材赶赴南京。到任后，他着即重建中共南京地委、迅速恢复了浦镇机厂、和记洋行、造币厂、各大中学校等单位的党团组织，集中登记党员200多人。地委还拟定了武装起义计划，配合武汉东征军行动计划等，不料，工作开展一个多月，黄逸峰再次被捕了。9月，北洋军阀孙传芳部从江北渡江反攻龙潭，南京国民党政权不稳，蒋介石被迫下野，国民党特别委员会下令政治犯一律可取保释放。10月，黄逸峰被保释出狱后，即到上海向省委报到。

第三次被捕在故乡。1928年2月，黄逸峰受命担任中共南通特委书记。南通与上海一江之隔，下辖启东、海门、靖江、如皋、泰兴、东台等县。黄逸峰到南通后，即传达省委扩大会议精神，了解各地准备武装起义情况，并在泰兴刁家网地区待了较长时间，发展党员、健全基层党组织、帮助农民赤卫队做好编组训练等工作，开展宣传鼓动，激发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为后来创建红十四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3月，黄逸峰回到了家乡东台，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分析研究了敌情，并拟定了武装暴动计划。但是因叛徒出卖，在国民党东台县政府的一次大搜捕中，黄逸峰不幸再次落入敌人的魔爪。在近一年的铁窗生活中，他戴着手铐脚镣，遭受到严刑拷打，身体受到很大的摧残。最后，其父变卖家产，花费8000元大洋，在法院书记官史良（即后来的“七君子”之一）的帮助下，才保住了性命，判处9个月徒刑，直到服刑期满，才被释放出来。

在曼谷被捕3次。1932年冬，黄逸峰辗转来到泰国曼谷。受一位在暹罗华侨总会工作的暨南大学同学之邀，筹办华侨中学。当时暹罗政府受日本帝国主义影响，对华侨实施压迫政策，限制华侨学校开设中文课程。黄逸峰奋起反击，组织全暹华侨会馆、学校负责人会议，到会代表数百人。黄逸峰在会上提出了罢工、罢课、罢市的主张，迫使暹罗政府就“限制政策”做出了让步。然而在华侨上层中，个别人出于一己私利告发了组织策划者黄逸峰，致使黄逸峰在国外第一次被捕。审讯无果，中华总商会出面，翌日将黄逸峰保释出来。

黄逸峰不屈不挠地在异国孤身奋斗，得到广大华人、华侨的尊敬和支持。1933年，他担任新办的华侨中学副校长，延聘进步教员，科学设置课程，在华侨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学校发展很快，很短的时间内就招纳新生600多人。黄逸峰的革新举措使反动政府惊慌失措，他们编织理由，借口“共党嫌疑”，又一次逮捕了黄逸峰。这次被捕，他遭到了暹罗警察的毒打，遍体鳞伤，被关了四五天后，黄逸峰才由华侨江浙会馆花钱保释出来。

出狱后，黄逸峰没有被吓倒，为爱国华侨谋利益的意志更坚定，他联合进步华侨和教员，重新创办了南洋中学和工人夜校，并亲自担任校长，继续从事爱国宣传，反对暹罗政府对华侨学校的压制。或许是黄逸峰在华侨中的影响力太大，又或许是暹罗政府对黄逸峰的组织能力太害怕。南洋中学办了不到半年，暹罗警察厅就以进行抗日活动的罪名封闭了学校，逮捕了黄逸峰和其他两位进步教员。这是黄逸峰革命生涯中的第六次被捕，虽经华侨江浙会馆的疏通保释，暹罗当局还是向黄逸峰发出了“限期自由离境”的通知。

第七次被捕在列车上。1934年夏，黄逸峰从泰国回到了上海，寻找中共党组织未果，化名林敏考试进入了京沪、沪杭甬铁路局。真可谓“金子在哪儿都发光”，进入铁路局后，黄逸峰的能力、水平得到了铁路局车务处长肖卫国的赏识，利用这有利条件，他倡议成立了车务学友会，并当选为会长。1935年春，车务学友会扩展成铁路青年社，在铁路局正式登记备案，成为一个合法的群众团体，会员发展到500多人，大多是意气风发的青年骨干。在黄逸峰的组织下，铁路青年社创办了社刊《铁路青年》，建立了流动图书馆，利用交通便利的条件，组织社友聚会，讨论时局，畅谈未来。特别是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后，铁路青年社成员配合救亡团体，发动群众捐资捐物，以实际行动支持学生请愿团，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铁路青年社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组织的高度重视，在拉拢、威胁、欺骗都达不到目的的情况下，1936年秋天的一个夜晚，中统特务在由下关开往上海方向的列车上，逮捕了黄逸峰。在南京城一处秘密监房里，黄逸峰接受了审讯。经过一整夜的折腾，审讯一无所获。在无理关押两天后，特工们将黄逸峰带到下关车站，找到了保人才释放了。这还不算，军统头子陈立夫亲自出面干预，向铁路局施加压力，黄逸峰被迫离开了铁路局。1937年春，黄逸峰离开铁路局后，应聘到上海沪江大学任教，同时被聘为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教授兼教务长，他又在另一个战场上开始了新的战斗。

书生司令

1937年冬，黄逸峰带着对国家和民族的深深忧虑，辞别沪江大学，来到广西桂林，经朋友介绍，被聘为广西大学会计学教授。当时的桂林，集中了不少抗日救亡的中坚力量，抗日民主的气氛空前浓厚。广西大学政治上开明活跃，与黄逸峰一起在该校执教的还有千家驹、焦菊隐、李达等著名的进步民主人士。然而黄逸峰志不在此，他时刻思念中共党组织，希望为党、为民族多做一些有益的工作，他多次寻找组织，心急如焚。1938年底，黄逸峰应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李济深（主任为蒋介石）的邀请赴重庆商谈敌后抗战大计，深得李济深赞赏。随即以广西大学教授的身份被委以少将设计委员。1939年夏，国民党党政设计委员会在各地成立分会，黄逸峰升任鲁苏战区中将设计委员派往苏北。10月，黄逸峰考察了苏中，与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李明扬、江苏税警总团长兼苏北游击总指挥陈泰运等各派政治力量的头面人物，进行了广泛的联系和交流。国民党各派内部的明争暗斗、勾心斗角使他大为痛心。12月，黄逸峰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总指挥陈毅在泰州李明扬处相见，二人相谈甚欢，相见恨晚。1940的春天，黄逸峰回重庆述职，在茫茫雾都中，找到了周恩来，受到八路军驻军重庆办事处叶剑英将军的接见。黄逸峰向叶剑英提供了国民党苏北部队的秘密资料，倾诉了自己寻找党组织的经过和开展苏北抗日斗争的想法，叶剑英对黄逸峰的孤军奋战给予了鼓励，并明确“在今后的工作中，由陈毅同你单线联系”。

1940年，继郭村保卫战、新四军东进黄桥等行动后，顽固派韩德勤不顾民族大义，一手挑起的消灭苏北新四军的计划遭到彻底的破灭。在黄桥决战中，新四军歼灭韩德勤主力12个团，歼敌1.1万多人，击毙两名中将，第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逃跑落水，淹死在河中。新四军在战场上的胜利，使得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李明扬、陈泰运等对新四军既钦佩又害怕，他们担忧此后与新四军会发生摩擦，因此，希望建立一支中立部队，驻在李、陈部队和新四军之间，作为缓冲，以确保今后和平相处。陈毅从苏北抗战大局出发，欣然同意，经三方协商，由国民党鲁苏战区党政分会中将设计委员黄逸峰担任这支部队的司令。

1940年10月10日，由新四军、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鲁苏边区游击指挥部共同组建的“联抗”部队在苏北重镇曲塘（现江苏省海安县曲塘镇）正式成立，主要活动在兴（化）东（台）泰（州），黄逸峰走马上任。

担任“联抗”司令后，黄逸峰在陈毅的直接领导下，先后组织了曲塘和会、讨伐李长江、抗击保三旅、北上整编，建立兴东泰根据地等一系列重大活动，他和战友李俊民、周至堃、彭柏山、贺敏学等叱咤风云，呼风唤雨，在苏中大地上演绎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抗战活剧。1944年10月，“联抗”完成了历史任务，正式改编为新四军，编入苏中军区战斗序列。黄逸峰走上了新四军苏中军区一分区司令的岗位。

抗战胜利后，因黄逸峰出色的统战工作经验和协调能力，被中共中央任命为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少将交通处长，与李克农、张经武、张宗逊、耿飚等一起成为中共首席代表叶剑英的麾下，与国民党和美方代表进行了多轮唇枪舌剑的交锋。1946年冬，中央任命黄逸峰为山东（胶东）军区副司令员，协助许世友工作，尚未到任又接到了新的任务，组织上鉴于他熟悉铁路业务，遂将他急调关外，担任东北铁路总局副局长。

说到铁道兵领导，人们总是想到滕代远、吕正操、吴克华等人，其实他们都不是铁道兵最早的领导，铁道兵最早的司令员是黄逸峰。1947年初，黄逸峰迎着凛冽的寒风，踏上白雪皑皑的黑土地，走上了东北战场。他协助吕正操局长重点抓铁路的修复工作，为此倾注了他全部的智慧和精力，他的口号和要求是：部队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火车就开到哪里！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东北地区接收和修复铁路5700多公里，通车线路里程9800多公里，占东北铁路通车里程的98%，为东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8年秋，在辽沈战役前夕的关键时刻，黄逸峰调任新组建的铁道纵队司令员，指挥千军万马，驱驾滚滚车轮，战斗在千里铁道线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开路先锋”。

初心不变

1978年，黄逸峰出任上海科学院院长，回到了教授书生的行列。该年，他已经72岁。上任后，“高龄院长”黄逸峰依然朝气蓬勃，精神抖擞，他以军人的干练处理行政事务，以快刀斩乱麻的方法迅速理清了各种关系。新建办公设施、招纳研究人才，使社科院很快走上了健康运行的轨道。他身体力行，潜心于对清朝洋务运动的研究，理论研究著述丰硕，独树一帜。他的《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等专著丰富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论专集》的出版，在全国社科理论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不顾古稀高龄，日夜操劳，忘我工作，总想补回失去的时间。1980年，他带领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访问日本，主讲《关于旧中国洋务运动的评价问题》，连讲两场，受到日本学术界的高度赞扬和好评。9月28日，黄逸峰回到上海，应邀到交通大学讲学，正当他侃侃而论的时候，因情绪激动，突然中风，晕倒在讲台上……从此，一病不起，1988年，黄逸峰与世长辞。黄逸峰逝世后，当时上海市党政领导江泽民、朱镕基等参加告别仪式，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做黄逸峰生平事迹简介，对黄逸峰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肯定和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