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车背后的故事

● 李星建

有着“中华第一车”美誉的“红旗”牌检阅车自1958年诞生后，曾6次亮相天安门广场阅兵式。半个多世纪以来，国产“红旗”牌轿车在刻下共和国工业自主发展光辉岁月痕迹的同时，也承载了几代中国人共同的记忆——

毛泽东渴望乘坐国产车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时，由于国内生产不了轿车，国家领导人乘坐的都是外国进口的轿车，其中毛泽东乘坐的是他在1949年12月第一次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时，斯大林赠送给他的“吉斯115”型和“吉斯110”型轿车。

毛泽东虽然有了外国产的高级轿车，但他的内心还是渴望能够乘坐国产的轿车。在1956年4月25日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在讲述《论十大关系》时又一次动情地说道：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我们不晓得制造汽车，不晓得制造飞机。现在，我们开始制造汽车了，也开始制造飞机了。我们汽车工业先搞卡车，不搞轿车，所以我们每天只好坐着外国的车子来开会，哪一天我们开会的时候，能坐上我们自己生产的小汽车就好了。

毛泽东视察“一汽”

1958年2月13日，毛泽东冒着严寒来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以下简称“一汽”）视察时，对该厂成功地制造出第一辆国产“解放”牌卡车给予了热情的夸奖，勉励工人们要造出更多更好的汽车。同时，他询问“一汽”的厂长饶斌：什么时候能坐上我们自己生产的小轿车呀？

当时的“一汽”原设计根本没有考虑制造轿车，基本上是一整套生产卡车的建制，要制做轿车的话，一切需要从零开始，谈何容易？但“一汽”马上行动起来，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生产轿车的大会战。结果，3个月后的5月12日，第一辆国产轿车就被制造出来了。

据说是因为当时毛泽东对国际形势有个“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所以这部轿车就被命名为了“东风”牌。该车的发动机仿制的是“奔驰190型”轿车的发动机，车身则是参考了“西姆—维迪娣”牌轿车的车身。由于人们常以龙来象征中国，故其商标是参照北京市北海公园九龙壁上龙的头像，由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设计的一条腾飞的金龙，与车头前毛泽东手书的“东风”两字相互辉映。该车为流线型车身、上部银灰色、下部紫红色、6座位、装有冷热风，发动机罩前上方有一个银色小龙装饰，发动机最大功率51千瓦，最高车速128公里/小时，耗油量为9公升/百公里。厂长饶斌兴高采烈地带领人们，将这辆轿车作为献给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礼物运往了北京。

毛泽东观看东风牌轿车

同年5月21日的下午，毛泽东在北京的中南海怀仁堂广场上兴致勃勃地观看了“东风”牌轿车，他在向饶斌询问了车子制造的情况后，叫上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林伯渠一道坐上了轿车，在怀仁堂的后花园内缓缓地行驶了两周。下车后，毛泽东笑着对聚集在周围围观的人们大声说道：坐上我们自己制造的小汽车啦。

“红旗”牌轿车的诞生

“东风”牌轿车虽然诞生了，但经过有关部门鉴定，它的“档次”比较低，难以成为国家礼宾车。“一汽”的员工们得知这个消息后，喊出了“乘东风展红旗，造出高级轿车献给毛主席”的口号。在1958年那样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一汽”的员工们竟然在一无技术二无图纸的情况下，主要参照从吉林工业大学借来的一辆“克莱斯勒C69”型高级轿车，仅用33天的时间就模仿制造出了“红旗”牌高级轿车。

在整个试制的过程中，“一汽”打破常规生产与管理模式和手段，用张榜招贤的办法，发动员工们一起攻关。结果，“红旗”车的2000多个零部件试制任务，没用上几个小时，就被员工们一抢而光。工厂里边相继成立了诸如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穆桂英和老黄忠等名称的突击队。在攻关的日子里，许多员工都是吃住在岗位上。完全是自行设计的车身加工起来难度很大，全部采用的是手工作业的方法。为此，专门从上海请来了十几名高级板金工，手摸榔头敲，以蚂蚁啃骨头的精神硬是把车身一点点儿地敲出来了，堪称是世界汽车制造史上的一个奇观。

“红旗”牌高级轿车的研制牵动着共和国领袖们的心。时任国家副主席朱德专程赶到现场看望员工们。当时，为使“红旗”车的研制工作顺利进行，帮助研制人员开阔视野、有所比较和借鉴，周恩来和朱德主动把外国政府赠送给他们的“雷诺”牌与“斯柯达”牌轿车转赠给“一汽”做“样车”。后来，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也把他的奔驰车送到了“一汽”。这些来自北京的样车，令“一汽”的员工们倍受鼓舞。

1958年8月2日下午，两万多名职工和家属兴高采烈地聚集到“一汽”共青团花园“庆祝试制成高级轿车命名大会”的会场，时任中共吉林省委书记吴德宣布给高级轿车命名为 “红旗” 牌， 并在车头上插上了红旗。

“红旗车”命名大会现场

“红旗”牌轿车刚问世时，其前部车标为立在发动机盖前端的一面迎风飘扬的红旗和毛泽东手书的“红旗”两字，翼子板则装饰有5面小红旗。据说这车前部的红旗是对中华民族最古老的两个部落“龙”“凤”图腾的简化。旗杆象征着“龙”，旗面象征着“凤”。龙和凤的结合，就是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腾飞的龙凤代表着东方巨龙的觉醒和美好的未来。而翼子板上的那5面小红旗则是分别代表着“工、农、兵、学、商”。

在“红旗”牌轿车问世后不久，“一汽”又按照上级的指示，投入“红旗”牌检阅车的研制工作。

“红旗”牌轿车首次亮相

“红旗”牌轿车诞生后，国内外新闻媒体对此进行了热烈的报道。 

“红旗”牌轿车的第一次公开亮相时间是1959年10月1日，地点为天安门广场庆祝共和国成立10周年典礼上。当时，新任国防部长在阅兵总指挥的陪同下，分乘两辆“红旗”牌检阅车检阅了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部队。

同日，10辆“红旗CA72”型轿车行进在群众游行的队伍中。

国庆游行结束后，应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红旗CA72”型轿车在天安门广场进行公开展览，人们排队近距离欣赏“中华第一车”。

1959年，“红旗CA72”型轿车正式定型投产； 陆续生产至1966年， 共制造了202辆。

“红旗”车走出国门

“红旗”车的第一次走出国门的时间为1960年，它出现在莱比锡国际博览会的会场上。参观者们感到该车雍容华贵、庄重大方，其前格栅采用了中国传统的扇子造型，后灯使用了大红宫灯式样，内饰仪表板用的是福建大漆，周边镶以胡桃木条，座椅包裹了杭州名产织锦锻，极富中国的民族特色，具有元首用车的气派。意大利的一位汽车权威人士在观看了“红旗”车后称赞道：这是中国的“劳斯莱斯”。

当时，根据有关人员的建议，其车标做了一点改动，将翼子板上的小红旗由5面变为了3面，寓意着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

1960年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应邀来华访问时，这位拥有多辆世界名车的国王看见刚刚问世的“红旗”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当即向我国政府提出要求赠送给他一辆。我国政府答应了他的这一要求，指示“一汽” 在1961年为哈桑二世专门制造一辆“红旗”车。1961年是“红旗”牌轿车产量最少的年份， 全年仅生产了赠送给哈桑二世的这一辆车。

1959年10月，“红旗”牌轿车在天安门广场展出。

当年，“红旗”车曾经作为国礼先后送给了金日成、胡志明和西哈努克等外国领导人。

“红旗”车成为国家礼宾车

1961年9月22日，国家主席刘少奇乘坐“红旗”检阅车迎接古巴总统奥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来华访问， 展示了新中国的汽车工业成就。

1962年6月16日，朱德委员长和彭真乘坐“红旗”检阅车迎接朝鲜代表团团长朴金哲一行来华访问。

在这以后20多年的岁月里，“红旗”车前后接待了数以百计的外国首脑和各界的名人，其中最引世人注目的要属1972年2月接待美国第一位来华访问的总统尼克松那一次。

众所周知，美国的总统有一个习惯，无论到哪个国家访问，都喜欢把自己的防弹专车拉去，世界上的国家大都认同了美国人的这一“惯例”。可是，美国人的这一“惯例”在中国却行不通。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一行乘坐“红旗车”行进在公路上

当时，负责为尼克松总统访问打前站的美方人员曾经提出要把总统的专车空运到中国来。周恩来断然“拒绝”道：中国有“红旗”牌轿车，可以接待最高级的客人。果然，当尼克松总统一行抵达北京机场时，看见前来迎接的周恩来带来了一支由50辆锃明瓦亮的黑色“红旗”牌轿车组成的车队。而且，周恩来还主动把自己的“红旗”牌防弹轿车提供给尼克松本人使用。 

周恩来总理（左）与尼克松总统在“红旗”车内交谈

在尼克松的这次访问期间，浩浩荡荡的“红旗”车队伴随着尼克松一行通过天安门广场、出入中南海、登长城、游故宫、去上海、到西湖，度过了美好的时光。

尼克松在后来的新闻发布会上曾经这样说道：“红旗”轿车很好！坐着很安全，很舒适。

美国原国务卿基辛格当时评价说：中国国宾车队的驾驶技术和服务质量堪称世界一流。

世界各地的人们正是凭借通讯卫星的转播，认识了中国生产的“红旗”牌轿车。以后，其他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谁也没有再提把自己的专车空运来的要求，倒是大多指名要乘坐“红旗”牌轿车。对此，中美双方的许多人士都感叹周恩来的“精明”，说他是在捍卫了国家主权的同时，借美国总统此行向全世界宣传了国产汽车。

曾几何时，来华的外国人士都把能够乘坐“红旗”牌轿车视为是莫大的荣誉；当“红旗”牌轿车从街上驶过时，人们也都会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向它行注目礼。就是在21世纪的今天，许多来华的外国人仍然会提出乘坐“红旗”牌轿车的要求。

1966年毛泽东乘“红旗”牌轿车检阅“红卫兵”

周恩来情系“红旗”车

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周恩来是第一个把“红旗”车定为了自己专车的。当时，工作人员对他说：总理，这种车刚研制出来，没有经过正式检验，等产品完全定型后再说。周恩来笑着说：我是试用，不保险才试用，保险了还谈什么试用。我坐了“红旗” 车，可以促进他们改进，促进我们的民族工业发展。我喜欢坐国产车。

后来，国家根据需要进口了一批高级“奔驰”轿车，有关部门考虑到周恩来的外事活动繁重，想给他也配一辆。他得知后严肃地说：那个“奔驰”车谁喜欢谁坐去，我不喜欢，我就坐“红旗”轿车。他经常告诫身边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国家现在还很贫穷，不能讲排场比阔气， 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果然，直到1976年1月8日去世，他一直坐的是“红旗” 车。

为了不断提高“红旗”车的质量，周恩来倾注了他的智慧和心血。有一次，他陪同来访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乘坐“红旗”牌敞篷检阅车从机场到天安门广场，30多公里的道路两旁布满载歌载舞的欢迎群众，俩人并肩站立着向群众不断招手致意。过了一段时间，苏哈托声称腿有些乏，到车后部的座位去休息了。苏哈托的举动使周恩来想到了一个问题：为了避免检阅者长时间站立产生的疲劳，是否可以增加一个能够自由升降的座位供检阅者使用呢？后来，“一汽”按照周恩来的这个建议去做了，效果非常好。

此外，周恩来还根据外事活动中发现的情况，提议“红旗”车增加一排座位便于在接待外宾时安排翻译和保卫人员的位置。这样，一款三排座、车身长近6米、配置了自动变速器、外形更加壮观豪华的、被人称为是“大红旗”的“CA77”型轿车就在1965年诞生了。

首批20辆“大红旗”轿车替换了共和国主要领导人原来乘坐的前苏联等国家的品牌车，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市长彭真是乘坐该款车的第一人。

防弹型的 “大红旗”

1969年4月，“红旗CA772”型开发成功，这种专供共和国主要领导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乘用的防弹“大红旗”仅生产了12辆。该车外表上与普通的“大红旗”似乎无太大的差别，实际上该车全身装甲，底盘防爆，防弹的车窗玻璃厚达十几毫米，轮胎能自动补漏。

第一辆防弹“大红旗”分配给了林彪。林彪算得上是“超级”车迷了。他在抗日战争中由于被国民党阎锡山部晋军误击负伤，久治不愈，到头来落下了怕风、怕光等“后遗症”，终日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但是当他坐进汽车里，闻到了汽油味后立马就会来了精神。传说，当夜里睡不着觉的时候，他常常会让司机开车拉着他出去“转车”，有时坐轿车，有时坐卡车。把车开到颠簸不平的土道上，车越是颠簸晃动得厉害，他睡得就越香。后来，林彪又换了一辆同类型的防弹车。1971年9月13日的夜里，林彪等人就是坐着后换的“大红旗”防弹车，由北戴河奔山海关机场上的飞机。

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专车车牌尾号并不按职务高低排列，比如毛泽东直到1972年才开始坐上车牌尾号为7号的防弹“大红旗”，周恩来的座车牌尾号为6号。林彪出事后，他原来乘坐的车牌尾号由4改为0号，交给了王洪文使用。没过多久，“四人帮”垮台了，这辆车由于没有人再愿意坐，最后送到西安市政府做了外事接待用车。

鲜为人知的加长型“大红旗”

1970年代初期， “一汽”曾经制造过加长型“大红旗”轿车。据说，毛泽东当时听说有的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自己生产的轿车后，非常生气。他立即发出指示：一定要制造出我们自己最大、最好的车。

“一汽”在接受任务后，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在1976年底完成了样车的制作。该车的车身长度达10.08米，轴距8米，V8发动机，220马力， 3开门，时至今日也没有哪一个亚洲国家生产出这样的“庞然大物”，所以该车有“亚洲第一车”的美誉。另外，它不仅外观奇特，内部设施也非常完备，装有空调、冰柜和电视等，充分显示了我国1970年代汽车工业的最高制造水平。是中国民族轿车工业的经典，被称作是“东方艺术与汽车技术完美结合的典范”。

可惜，当它生产出来时，毛泽东已经去世，加长“大红旗”只生产了一辆样车就结束了，而且一直没有公开面世和使用。

后来，这辆加长型“大红旗”离开了“一汽”，流落到了民间，被长春市一家贸易集团的总裁所收藏。香港有位大亨曾经提出以5辆“奔驰600”来换取这辆加长“大红旗”；一位民营企业家也想以260万人民币的价格购买这辆加长“大红旗”， 但是都没有成功。最后，这位总裁有感于我国首位“国际老爷车委员会”资格证书的获得者、事迹被收入了“吉尼斯”世界记录的承德市居民雒文有的执着，欣然将这辆加长型的“大红旗”廉价转让给了雒文有，以表示对雒文有创办中国老式汽车博物馆的支持。这辆加长“大红旗”后来多次在国内车展上亮相，每一次都引起了人们的注目。

邓小平和“红旗”车

1958年9月19日，邓小平来到“一汽”视察“红旗”车装配车间时，对于每道工序都了解得很认真，就连轿车前标安上没有、水箱面罩两边缝隙过宽、模具怎样开发、节省资金等细微问题，都提出了意见。在谈到燃油问题时，他风趣地说：燃油是个大问题，要想办法解决。我们国家现在红薯的产量很高，它可以做酒精，可不可以烧酒精？只要不烧茅台就行。他的这番话在把大家给逗乐了的同时，也引起了大家的深思。

邓小平自从1960年代初换乘“红旗”牌轿车后，就与之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1981年9月，在我军华北大型军事演习的时候，邓小平乘“红旗”牌检阅车检阅了参加军事演习的部队官兵。

1984年8月的一天，当一份关于共和国成立35周年阅兵式采用何种检阅车的请示报告送到邓小平的办公室时，他立即批示道：立即生产“红旗”车做为检阅车。

1984年邓小平乘“红旗”车检阅三军

“一汽”接到命令以后，马上在第一代“红旗”检阅车的基础上展开了科研攻关，群策群力，如期完成了制作任务。该车汲取了“克莱斯勒”“林肯”和“凯迪拉克”等3种美国大型轿车的优点，体现了我国当时轿车生产的最高水平，整体设计既雍容华贵又威武庄严。

1984年10月1日，80岁高龄的邓小平神采奕奕地乘坐着牌号为A01—3430的“红旗CA770TJ”型敞篷检阅车驶出了天安门城楼，在阅兵总指挥秦基伟将军的陪同下，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部队。

阅兵结束以后，邓小平特别批示：嘉奖参加研制第二代“红旗”牌敞篷检阅车的有关人员。

“红旗”车再铸辉煌

1980年代，“红旗”车因为被指责“制造成本高”“太费油”和“不够经济”等而处境尴尬。有资料表明：其自1958年问世到1990年停产，在32年的时间内，产量确实一直很低，其中产量最多的“CA770”型也仅是生产了1503辆。而它的制造成本呢？在那时最低为人民币6万元，可是卖给国家的话只能收4万元人民币，因此是生产得越多亏损得越大。但是，由于实行计划经济的原因，“红旗”车完全是按照上边下达的数目，作为政治任务去生产的。关于费油的问题，如果与同类型的外国车相比，“红旗”车并不是十分严重，可比起小型车来，它是“吃”得多了一些。同时，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大潮兴起，外国品牌的高级轿车风涌而入中国的大门，一时间坐进口轿车成为了时髦，一些领导同志也与组织分派的国产轿车告别，换乘进口轿车。

欣慰的是，“一汽”顺应时代潮流，以高端质量、高度安全、全面舒适为开发理念，借鉴国外先进技术装备，对“红旗”车开始进行改造升级。

1983年9月30日，“一汽”向国务院递交了技术发行建议书，得到肯定和支持。同年10月22日，国家有关部门专门召开了制造特种车和“红旗”轿车改造问题的汇报会。“红旗”车在继续承担“国车”重任的同时，开始了市场化进程。

1985年10月10日，装有部分从国外选购的零部件的改进型“大红旗CA770G”试制成功。在北京送审期间，中南海警卫局的领导乘坐后，对整车性能表示满意，并立即请中央领导乘坐。中央领导乘坐后，表示很满意，赞成“红旗”轿车生产。

此后，不断有党和国家领导人表示赞成恢复“红旗”的生产，不但要恢复生产，还要给“红旗”恢复名誉，恢复形象，支持“红旗”车为国争光。“红旗”车的生产迎来了新的发展。1991年初，改进版“大红旗90”型样车顺利制成。

高层在“一汽”调研时曾指出：没有合资合作，我们就跟不上世界汽车发展的步伐；没有自主创新，我们的发展就失去了依托。

1999年10月1日、 2009年10月1日、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共和国成立50周年、60周年、70周年的天安门广场阅兵式中，“红旗”牌检阅车出现在世人面前，彰显了“红旗”优异的品牌形象和产品品质。

2018年1月8日，中国一汽“红旗”品牌战略发布会上发布全新产品规划：新“红旗”家族将包括L系—新高尚“红旗”至尊车、S系新高尚“红旗”轿跑车、H系—新高尚“红旗”主流车、Q系—新高尚“红旗”商务出行车等四大系列产品；在2025年前，新“红旗”将推出17款全新车型。

正如中国汽车人口述历史丛书之《红旗》一书的序言所说：世界上如果有这样一辆轿车，能够赢得整个民族的骄傲，能够承载整个民族的情感，能够牵动整个民族的关注，那么她只能是“红旗”。

的确，对于中国人而言，“红旗”不仅是一个著名的汽车品牌，还是一种深深的情怀和神圣的记忆。对于“一汽人”而言，“红旗”更是一种强烈的责任和历史的使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