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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城曙光:奔向光明前的无声暗战
2020-01-10 | 来源:《文史春秋》

星城曙光:奔向光明前的无声暗战

● 郭洁宇


1949年夏,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中国共产党已经完全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国民党政权处于土崩瓦解之中。在夺取武汉之后,人民解放军的锋芒直指湘赣两省,国民党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率部南逃到湘中地区,妄图依托九岭山脉、洞庭湖和汨罗江等有利地形,阻止人民解放军南进,等待时机卷土重来。

为了追歼南逃之敌并解放长沙,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遵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指挥南下第十二、第十三兵团在第四兵团等部队配合下,于7月发起了宜沙和湘赣战役,打开了进军湘西的大门,并解放了湘东、赣西大片土地,接着,湘北解放军又趁势分路向南挺进,构成了对长沙守城敌军的三面包围,接下来到底是军事进攻,还是政治争取?毛泽东一时决心难下。


大兵压境,政治争取逐步成熟


长沙位于湖南省东部,据《长沙风土碑记》云:“天文长沙一星,在轸四星之侧。上为辰象,下为郡县。”所谓“下为郡县”指的就是长沙城,于是自古有这样一种说法——长沙是因为轸宿的长沙星得名,历史上被称为“星城”。卡沙城东有浏阳河汇入湘江,西有岳麓山隔江对立,南北有粤汉铁路纵贯其中,是中南地区南北交通的要冲,连贯两广以及云贵地区,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因此,国民党千方百计避免其落入共产党之手。

1948年夏,在解放军不断取得胜利的形势下,蒋介石为稳住华中阵脚,并牵制桂系,任命在竞选国民党政府副总统中失败的程潜为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蒋介石集团和新桂系集团围绕着湖南的控制权也开始明争暗斗。程潜,早年曾追随孙中山先生积极投身民主革命,几十年宦海生涯中,与蒋介石和新桂系都结下了历史恩怨。在筹建黄埔军校时,孙中山曾属意程潜为黄埔校长的不二人选,后来程潜主动退让,蒋介石才当了校长。在1927年3月,北伐中的程潜攻下南京后,接到武汉国民党中央的密令,要他逮捕企图另立中央的蒋介石。程潜犹豫未动手之际,蒋介石已闻风所动,趁程潜赴武汉之际,解除了他第六军军长的军权。“宁汉合流”后,程潜与白崇禧、李宗仁组成湘桂集团,西征讨伐唐生智。取胜后,桂系又“联蒋倒程”,借程潜赴武汉开会之机,将其扣留,免除一切职务,使程潜在上海做了6年的寓公。

尽管蒋介石任命程潜为湖南省政府主席等职,但对他并不完全放心,又派遣黄杰、刘嘉树等黄埔系将领到湖南掌握实际兵权,以期架空程潜;而拥兵驻守武汉的白崇禧,也常常对程潜施加压力,企图将湖南和广西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程潜只能在蒋桂之间进行平衡。程潜虽然口头上持反共立场,但实际上有着强烈的民主进步思想,北伐期间他曾和林伯渠合作共事,受过共产党的影响,抗日战争时期拥护第二次国共合作,率部打过日军。在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蒋家王朝岌岌可危,程潜本人处境艰难的情况下,中共认为很有可能争取他站到人民方面来。

人民解放军迅速合围长沙,在国民党内部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尤其是长沙守军,更是坐卧不安。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决定,采取强大军事压力及政治争取的措施,促使长沙和平解放。

三大战役胜利后,中共湖南省工委根据中共中央“要进一步加强统战工作,利用一切社会关系,有效地开展策反工作,瓦解敌人。必要时,可由党员干部出面去做一些关键部门、关键人物的策反工作”的指示,于1949年1月成立统战策反小组,对程潜、陈明仁进行重点统战工作。时任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周礼确定先从争取程潜周围的重要幕僚着手,逐步影响他,一旦时机成熟,即派人直接见面,争取程潜站到人民方面来。经过物色和考察,周礼决定让余志宏来担负具体任务。

余志宏,湖南醴陵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山大学毕业,曾做过湖南省主席王东原的秘书,在湖南政治、文化界的关系十分广泛,有着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他首先建立起两条工作渠道,一个是程潜的旧部兼密友,时任湖南省政府顾问的方叔章;另一个是程潜的族弟,进步民主人士程星龄。方、程两人深明大义,赞同共产党主张,愉快地接受了余志宏向他们提出的要求。


1949年8月,程潜(左),陈明仁在长沙举行起义时留影..jpg

1949年8月,程潜(左),陈明仁在长沙举行起义时留影。


经过省工委安排,请方叔章出面,在桃子湖家中设宴请客,应邀赴宴的有湖南大学教授李达、伍薏农,中国民主同盟湖南地下组织负责人肖敏颂,湖南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肖作霖,省政府秘书长邓介松,还有程星龄、余志宏等。大家漫谈时局,各抒己见,认为国民党政治腐败、军事失利、财政日绌、人心尽丧,已难挽回败局。李达直率地说:“程颂公应当替湖南人民着想,湖南只有走和平的道路,才有出路。”他还谈到要注意对付桂系。事后肖作霖、邓介松将宴会谈话情况告诉程潜,程潜点头称是。程潜决定委托程星龄代表他与中共地下党联系,通过内线向毛泽东转达他早有脱离南京政府之意和准备起义的决心。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了“元旦文告”,1月中旬毛泽东向国民党提出了和谈八项条件,同月下旬蒋介石宣告下野,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结果使湖南要求和平的空气浓厚起来。中共湖南工委发动长沙各界民众进行了“争取真和平,反对假和平”的斗争,使得湖南和平运动达到了高潮。这一切,无疑使程潜彻底看清了人心和民意之所在。程潜不顾极端顽固分子的反对,先后停止了征兵、征粮,这一举动更博得了湖南人民的好感。

此时,程潜又因为某些顾虑犹豫不决起来,原来是1948年底新华社播发的中共公布的第一批战犯名单43人中,他的名字赫然在列。程潜内心十分矛盾:既想靠拢共产党走和平起义的道路,又怕被共产党事后作为战犯惩办,因而终日坐卧不安。为了打消程潜的顾虑,方叔章多次与程潜谈话,向他讲述了中共既往不咎的政策,又指出国民党的败局已定,如果不主动起义,势必要被迫投降,不如主动起义。

随后,程星龄和方叔章二人又开始做一向倾向我党的程潜长子程博洪的思想工作。1949年春节前夕,程博洪从上海返回长沙,父子一番交谈后,程潜被儿子说服,同意走和平起义的道路。要控制湖南局势,没有军队是不行的,程潜到湖南后整编的6个地方保安师,新兵多,战斗力不强。程潜将担忧告诉程星龄:共产党和国民党和谈破裂之后,湖南独树一帜,但是拿不准执掌兵权的人会否跟着自己走。

程星龄认为程潜所虑极是,并说中共也在考虑这个问题。程星龄建议把陈明仁调到湖南来。其理由:一则陈明仁手下有两个军,二则他是程潜的学生,在东北四平街和共产党打过硬仗,蒋介石和白崇禧都不会怀疑他的反共决心。程潜接受了这个建议,并委托刘斐出面,向白崇禧商调陈明仁到湖南。

陈明仁,黄埔一期毕业,是程潜的同乡,曾在程潜任校长的广州陆军大本营讲武学校学习。1947年6月,林彪第三次围攻四平,陈明仁在兵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奉蒋介石“死守四平”的命令,血战不退,在丢失五分之三市区、官兵伤亡惨重的情况下,拼死抵抗。四平战役后,蒋介石对陈明仁大加表彰,国民党报纸对其进行大肆报道,没想到陈诚等人却趁机向蒋介石状告陈明仁在四平战役中,不向上级递送战报,并让数万吨粮食毁于战火。事后,陈明仁兵权被夺,只能回到南京任总统府中将参谋的闲差。陈明仁对此“过山车”式的变化感到愤愤不平。不久,远在武汉的白崇禧向他伸出了橄榄枝,陈明仁权衡再三,同意出任武汉警备司令兼第二十九军军长。


疑虑化解,双方建立政治互信


刘斐与桂系的关系十分密切,他的话在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心中一向有分量。他亲自到武汉去见白崇禧, 建议把陈明仁调到湖南来。

白崇禧早就想取代程潜在湖南的权力,控制湖南可确保从武汉通向广西的主要交通干线,进而取代程潜在湖南的权力。要监视程潜,陈明仁正是他心目中的合适人选,他当然不知道这是程潜的计划。而蒋介石也有如意算盘,陈明仁毕竟是自己的嫡系门生,调他去湖南,一来可以监视和牵制程、白两方,二来可以堵住桂系军队的后路。就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中,陈明仁于1949年2月18日,以华中“剿总”副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的身份,率第二十九军、第七十一军来到湖南编训,司令部设在长沙湘江西岸的望城坡。

陈明仁来到长沙后,把蒋介石令他秘密监视程潜的手令交给了老校长,并表示愿意听从程潜指挥。程潜顺势将和共产党合作,走和平道路的想法和盘托出,陈明仁随即表示同意。但是此时陈明仁仍心存顾虑:一是担心共产党和他算旧账,二是担心起义后,自己个人和部队被当成俘虏看待。为此,余志宏也向陈明仁交代了共产党既往不咎、立功受奖的政策,也给他划清了主动起义与投降当俘虏的界限,帮助陈明仁逐渐消除了顾虑。

为了不引起蒋介石、白崇禧的怀疑,陈明仁平时仍旧以反共主战的面目出现,修筑城防工事,并有意拉开与程潜的距离,以此来麻痹国民党高层。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随着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解放南京,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5月中旬,武汉解放,桂系部队败退到湖南。白崇禧反对局部和平,妄图继续顽抗,阻挠人民解放军南进。为了严密控制湖南,他采取种种反动措施:一是撤换一批倾向和平的高级军政人员,安置心腹;二是对湖南的和平自救运动施加压力;三是对共产党领导的湘中等地的游击队进行“围剿”。桂军还到处抓丁、派款、要粮,更加激起湖南人民的反抗。白崇禧感到极为恐慌,他想劝说程潜到广东出任考试院长,以便趁机排挤掉程潜。但是考虑到,如果没有程潜主政,湖南的黄埔系将领很难约束, 于是便只好作罢。

随着四野大军的向南推进,中共中央日益关注起湖南问题。作为湖南人,毛泽东对程潜这位同乡自然是非常重视。早在1921年,毛泽东在长沙新军二十五军混成协第一营当过半年的列兵,顶头上司就是程潜。1945年重庆谈判时,毛泽东曾经专程回访程潜,两个人晤谈了好长时间。此时,长沙的和平解放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和推动下持续展开。

1949年3月,程潜应李宗仁之邀来到南京。毛泽东委托著名民主人士、与程潜私交甚厚的章士钊先生专程会见程潜,转达中共方面的殷切期望,并劝慰程潜说:“共产党人士曾多次和我说过仁兄早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搞辛亥革命,帮助黄兴进攻汉口,护法讨袁,随师北伐,立下战功的革命历史。只要仁兄能够站在人民方面,不但既往不咎,还要给予礼遇。”章士钊的话入情入理,从此彻底打消了程潜的“战犯”顾虑。

1949年4月,程潜要求与中共湖南地下党负责人见面。余志宏会见程潜,代表湖南工委对他走和平解决湖南问题的道路表示欢迎,向他提出停止捕人杀人、继续释放政治犯、保管好档案资料、不得破坏铁路和桥梁等要求。程潜均答允。毛泽东亦同意了程潜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以及所属部队予以整编教育等意见。同时派李明灏至汉口林彪处,程潜也派遣相关人员赴汉口与林彪面洽,商定军事小组、联合机构以及军事处置等相关问题。

李明灏,湖南醴陵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早年曾在程潜任校长的广州陆军讲武堂任教育长,陈明仁就是他亲自招收入校的第一期学生。1948年,李明灏秘密进入解放区后,任华北军大总队长。中共中央鉴于他和程潜、陈明仁的关系,便派其赴武汉参与策划和平解放湖南的工作。李明灏不负重托,作为解放军5人谈判小组的成员之一,在陈明仁派来的亲信接应下,只身深入长沙,多次与陈明仁商谈和平问题,陈述大义,转达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对他的殷切期望,打消其对共产党的疑虑。

程潜在与湖南工委直接联系的同时,还通过各种渠道与中共中央直接取得联系。1949年4月,李达应毛泽东之邀,离开长沙赴北平。临行前,程潜嘱咐他向毛泽东主席表明自己想走和平道路的意愿,随后,他选定国民党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唐鸿烈作为自己的代表,秘密去香港找共产党组织,再次转达他的意愿。乔冠华负责接待了唐鸿烈,并将情况报告给了周恩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表明了明确的欢迎态度,这一切更加坚定了程潜走和平起义道路的决心。

1949年6月,在各方推动下,程潜向中共湖南省工委递交了致中共中央、毛泽东的《备忘录》。在《备忘录》中,表明了“坚决反对战争,力主和平”的决心,并亲笔签名。同时,周礼写了一封给华中局的报告,用特制的药水抄写在纸上,还请篾匠特制了多个夹层篾篓,将绝密文件藏在篾篓夹层中,并派地下党员黄人凌、张友初扮成商人将密件送到汉口华中局。7月4日,毛泽东收到《备忘录》,立即给程潜回电。复电的内容也写成密信,由李明灏带到长沙交给程潜。

陈大寰是李明灏曾经主持的中央军官学校武冈分校第十四期毕业生,也是李明灏的姑表兄弟,时任汉口大公电池厂厂长。思想进步,资助过中共地下组织,陈大寰接受任务后,他将信件折叠成与电池锌筒一般长度,卷在锌筒上,盖上薄油纸,再贴上“大公牌”商标,装在手电筒内。就这样,陈大寰在打扮成办事员的四野代表刘梦夕的陪同下,以做生意为名,闯过国民党军的一道道关卡,将毛泽东的复电安全送到了程潜手里。看了毛泽东的复电,程潜高兴万分,说:“湖南的问题,去年就开始酝酿,由于没有得到毛主席的指示,顾虑很多,现在有了这封重要的信件,真是湖南人的喜讯,喜讯啊!我本人已下了最大的决心,坚决遵照毛主席给我的指示去做。早日实现湖南和平起义。”从此,程潜义无反顾,坚定了和平起义的决心。

这时,奉程潜派遣赴香港迎接刘斐回湘接替省主席之职的程星龄、刘厚岳回来了。从章士钊那里带回来了毛泽东关于湖南和平起义的最新谈话。章士钊说,在国共和谈破裂后,毛泽东接见了他,和他谈及家乡人民的疾苦,要他进一步同程潜、陈明仁取得联系,争取湖南实现局部和平,避免战祸,造福桑梓。并郑重地告诉程星龄:“毛主席曾和我讲过,‘当日陈明仁是坐在他们的船上,各划各的船,都想赢,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会谅解。只要他现在站过来就行了,我们还要重用他。’”应程星龄的要求,章士钊将谈话内容整理成一封信,让程带回。陈明仁见到信后,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弧形包围,长沙赢得和平接管


1949年7月下旬,四野各兵团逼近长沙,白崇禧决定撤往衡阳,但白对程潜留在长沙极不放心。先是由广州国民党政府安排程潜去广州就任考试院院长,程拒不受命。白崇禧又逼程潜去广西,这对程潜而言不仅安全无保障,起义计划也会落空。程潜遂决定出巡邵阳,继续进行起义准备工作,省主席一职由陈明仁全权代理。7月21日程潜启程,白崇禧“特地赶来送行”,目送程潜离开长沙,才于当日下午撤往衡阳。

这时程潜正在白崇禧的胁迫之下,度日如年。为了早日解除白崇禧的威胁,他于7月10日,派遣黄埔四期生,时任国防部陆军衡阳编练司令部设计委员的刘纯正秘密去汉口,催请第四野战军早日进军湖南,刘纯正前往武汉与四野总部取得联络,先后面见了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领导王首道、谭余保、袁任远和第二兵团司令员萧劲光。7月24日,程潜派往汉口催请解放军尽快入湘的刘纯正,从平江回到长沙,转达了中共在汉口负责湖南工作的王首道请程潜组建代表团和约定谈判地点的意见。

陈明仁得悉,即派程星龄、李九君去平江先迎李明灏到长沙,同时密电程潜速返长沙。程潜29日回到长沙,李明灏以中共代表团成员身份与程、陈就起义问题进行商谈。陈明仁提出“希望保留兵团司令职务”,以图努力杀敌的建议,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复电同意。关于机构设置问题,程潜提议设立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和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并向李明灏作了解释,得到了毛泽东以及中共中央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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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解放军进驻长沙。


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对程潜、陈明仁积极开展和平解放长沙工作的同时,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及时指挥人民解放军实施军事行动。7月中旬发起湘赣边战役。随后,第四野战军南下的第十二、第十三兵团,分别集结于常德、益阳、平江以及萍乡等地区,从东西两面逼近长沙,对长沙守军程潜、陈明仁形成弧形包围。7月29号,程潜和陈明仁与中共代表李明灏在长沙会谈,接受《国内和平协定》。从8月2日开始,陈明仁按照人民解放军要求,下令第一兵团及省保安队撤出长沙各交通要道。8月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长沙东南军事重镇株洲,接着又解放了益阳、沅江两县城,和平起义条件成熟。

1949年8月3日,解放军第十二兵团萧劲光等领导在长沙县春华山会见了陈明仁派来的代表,就和平接管长沙的具体事宜进行了洽谈,一方面对程潜、陈明仁接受和平表示欢迎,同时又希望程、陈尽快发出起义通电,公开表明政治态度,同时商谈确定了人民解放军入城时间和驻防地点。8月3日晚,准备参加起义的有关人员聚集在陈明仁家中,对起义通电做了最后的修订,等待时机成熟宣布。

8月4日,程潜、陈明仁发出有37名国民党湖南军政要员联名的起义通电,郑重宣布:“潜等顺从民意,呼吁和平,声嘶力竭。”明确表示:“今后当依人民立场,加入中共领导之人民民主政权,与人民军队为伍……共同为建立新民主主义之中国而奋斗。”8月5日,湖南各界知名人士唐生智、周震鳞、仇鳌等104人发出通电,响应程潜、陈明仁和平起义。

8月5日,解放军先头部队、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四十六军一三八师举行入城式,于当晚10时许,兵分三路,列队从小吴门雄壮地开进长沙市区。全城居民万人空巷,夹道欢迎,敲锣打鼓,高呼口号,热烈欢迎人民子弟兵进城。19年前的1930年7月27日,红三军团攻占长沙,长沙10万工农群众曾举行盛大集会,庆祝红军入城。近20年过去,湖南人民终于迎来了彻底的解放,欣喜的人群狂欢直到凌晨3时。

程潜、陈明仁率部起义后,湖南的反动势力失去了指挥中心,囤兵湖南境内的白崇禧不甘失败,挑唆和煽动陈明仁部分部队叛逃,四野司令部电令各连队进行争取和追击,迅速将解放的步伐迈向全省。9月13日,衡宝战役打响。在整个战役中,解放军先头部队共歼敌4.75万人,解放县城28座。衡宝战役胜利以后,湖南境内的国民党军队已是一盘散沙,不堪一击。不久,国民党残部被扫清,湖南全境解放。

1949年10月20日,奉中央军委命令,7.7万多人的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下辖第五十二、第五十三军及二一四至二一九师,陈明仁为司令员,唐天际为政治委员。该兵团随后奉命进驻广西担任剿匪任务,参加荆江分洪工程建设。1952年10月,这支起义部队与解放军其他部队合并,改称第五十五军,陈明仁任军长,此后,该军担负守卫祖国南大门等任务,为国家和人民作出了贡献。1955年,陈明仁被授予上将军衔。

中共中央收到“起义通电”后,感到“极为佩慰”。毛泽东、朱德联名致电程潜、陈明仁暨全体起义将士:“诸公率三湘健儿,脱离反动阵营,参加人民革命,义声昭著,全国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起义通电”的发表,标志着湖南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长沙和平解放,减少了战争的破坏,保护了人民的生命财产。不仅加速了四野南下的进程,而且对后来争取国民党军大批起义起了重要作用。8月25日,毛泽东亲自修改定稿的新华社时评《湖南起义的意义》公开发表,明确指出程潜、陈明仁在湖南起义,沉重地震撼了华南、东南、西南、西北的国民党残部。

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十分重视湖南的统战工作。新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之前,中共中央决定在湖南组建军政委员会,毛泽东任命程潜为主任,黄克诚为副主任,并嘱咐黄克诚:“你要善于与党外人士团结共事,建设湖南。”1949年8月20日,中共湖南省委与中共湖南省工委合并,成立了以黄克诚为书记的新的湖南省委。同日,湖南省委机关报《新湖南报》发表社论《庆祝新湖南的诞生》。

中共中央还决定,由陈明仁担任湖南省政府临时主席。对于以程潜为主任的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毛泽东认为在团结各界人士方面能够发挥积极作用,批准去掉“临时”二字,仍由程潜任主任,由黄克诚任副主任,成员包括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代表。改组扩大的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起到了团结各方面力量,共商湖南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大计的有利作用。

湖南全省的和平解放,是在毛泽东、中共中央的英明决策指导下,在党的统一战线思想的光辉指引下,由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湖南省工委切实工作的作用下取得的伟大胜利,是程潜、陈明仁及广大起义将士响应毛泽东和人民的召唤,弃暗投明、和平起义而实现的。这是继北平之后全国第一个省级政权的和平更替,创造了和平解放的“长沙方式”。中共湖南省委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的先后建立,为新中国新湖南的革命建设事业提供了坚强有力的领导保障,把潇湘大地带入了一个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创造幸福生活的崭新社会,铺展出一幅绚烂多彩的壮丽历史画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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