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军统“汉中特训班”之谜

● 郭松林

近些年热播的民国时期谍战片中，或多或少都提到陕西汉中。比如，谍战剧《潜伏》曾说到中共在延安抓获了军统的潜伏特务李涯，代号“佛龛”。剧中说此人十分了得，是军统“汉中特训班”训练出的高级特工。军统为换回此人，不惜代价，用捕获的中共地下党领导人进行了交换。又如谍战大片《风筝》，剧中也提到军统从“汉中特训班”派往延安的73名潜伏特务被一网打尽。这些虽为影视虚构，历史上还真有其原型。

张国焘的建议

国民党军统局干将沈醉，号称军统“三剑客”之一，多年后他在《军统对陕甘宁边区的罪恶活动》一文中，曾记述1930年代末至1940年代初，戴笠接受中共叛徒张国焘的建议，在陕西汉中办起军统“特训班”，专门训练打入延安及陕甘宁边区的特工。

1937年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BIS）刚刚成立，局长戴笠就指示军统上海区行动组长程慕颐，组建一个专门对付共产党根据地的“特别侦察组”。程慕颐很快在温州老家办了一个“特训班”，招收江浙一带学员， 培训对付中共陕北及各根据地的特务。

1938年4月，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张国焘，借祭拜黄帝陵之机逃离延安，投奔国民党。张国焘叛逃后，被蒋介石安排到戴笠的军统局任职，意图对付中共和陕甘宁边区。张国焘投靠蒋介石，也想干出一番大事，便给军统出谋划策，建议成立专门对付延安的特训班，向中共首脑机关派遣培训后的特工。此计正中戴笠下怀，当即委任张国焘为军统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少将主任，担任打入延安计划的主要策划人。张国焘接受指令后，感到程慕颐办的温州特训班距离陕甘宁边区太远，建议迁址西北就近办学；为打入延安，还建议招收陕甘宁地区当地人为学员。戴笠当即同意张国焘择地办班的建议。

办班在汉中

陕川甘接壤区陕西汉中，是被秦岭巴山屏障的一块盆地，自古以来就是兵家要地。古城街衢井然，店铺毗连，人口稠密，商业繁荣，是抗战时期的稳定后方，也是连接西北与西南的交通枢纽。陈诚的第一战区长官部和中央军校第一分校都内迁该地，北平天津及河北沦陷区的高等院校组成的西北联合大学也在此坚持办学，是军统一个理想的办学点。

1939年9月，军统以“天水行营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名义，在汉中郊外陈家营的一个大宅院内办班，军统圈内代称“汉训班”。“汉训班”在汉中城管子街（今青年路）中段18号设有接待站，学员到汉中后由接待站负责初审，合格后专人护送到陈家营。这个尘封70多年的汉训班，在陈家营长者的记忆中已十分模糊。在他们的印象中，它是一所军人看守、戒备森严的秘密单位。汉中特训班招收的学员都是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的青年男女。训练期间，所有人员都准进不准出，一律以代号相称，彼此不知道真实姓名，还制定有严格的纪律。训练时间以3个月为1期，期满后便伪装成进步青年前往延安作长期潜伏。此外，特训班还规定，潜伏人员横向之间不可发生联系，也不主动同上级机关进行联络，而是作为闲棋冷子，等候时机，配合国军进攻延安，实施刺杀中共党政军领导人，破坏军事设施，炸毁桥梁、道路、仓库等活动。

军统将这些人员称为“第五纵队”，视为出奇制胜的法宝。到1941年10月，特训班已经办了8期，大部分学员也都经戴笠安排，前往延安及陕甘宁边区执行潜伏任务。

为了尽快取得成绩和培养自己掌握的特务队伍，张国焘经戴笠同意，另起炉灶，在重庆磁器口亲自筹办“特政班”，培养对象也是打入中共各边区的特务。张国焘为此招录一批共产党叛徒和脱党分子为教官，学员入学审查也很严格。戴笠几次视察，对办学效果评价甚高。1941年10月，戴笠决定停办性质相同的“汉训班”，并将“汉训班”最后一期学员有选择地转入张国焘在重庆办的“特政班”。

高规格的“汉训班”

戴笠为“汉训班”配备的教学管理人员相当强。班主任按照军统惯例由戴笠兼任，具体班务由化名程益的副主任程慕颐负责。程慕颐不在时，由政治指导室主任沈之岳（化名李国栋）负责。沈之岳，浙江仙居人。1937年曾奉命潜入延安，据说是带着刺杀毛泽东的任务来的。在抗大二期就读，并成功打入中共中央机关。1939年秋，沈之岳从延安成功退出后，即随程慕颐在汉中办班。在课堂上，延安经历被沈之岳吹得神乎其神，在国民党特务圈中很是风光。30多年后，沈之岳在台湾扶摇直上，当上国民党政权的安全局（前调查局）中将局长，且成为蒋经国的心腹。他在自己写的回忆录中，回忆了当年进出延安的经过。政治教官朱增福（朱国才）也曾在1938年6月打入延安，在陕北公学二期加入共产党，离开延安后在“温州特训班”当教官，后来到“汉训班”专门讲授如何伪装打入中共首脑部门。军事教官王绍文亦是军统“兰训班”毕业的高材生，身手了得，负责教授擒拿格斗等课程。特技教官杜长城是绥远人，曾在“兰训班”第一期受训，后调至“汉训班”任教。此人后来成为军统的爆破专家，1948年任特技总队少将总队长，负责南京、上海、重庆等大城市撤退时的破坏，曾经指挥炸毁广州珠江大桥。这些教官都是军统的顶级高手，说明戴笠对这个特训班是非常重视的。

戴笠视察汉中特训班

“汉训班”还自己培养人才，二期的李德、四期的祁三益、六期的李昌盛，毕业之后都升任教官。据史料记载，张国焘也曾两次到过汉中，为特训班主讲“中共问题”。

“汉训班”开设的课程主要有政治社会和专业技能两大类。政治社会课程有总理遗训、总裁言论、中共问题、西北民情、民众生理等；专业技能有侦察学、交通学、射击学、爆破学、兵器学、通讯学、化装术等，此外，还要接受暗杀、投毒、照相等技能实战培训。其中有一门课是如何打入延安，如何立足延安，教材是由张国焘亲自编写，内容包括介绍中共内部的组织架构以及中共上层情况等等。

派学员打入延安

在军统系统，这个“汉训班”不像“临澧特训班”、“兰州特训班”那样出名，但是打入陕甘宁边区却最为成功。张国焘叛逃后建议：共产党重视知识分子，打入延安应从学生入手。程慕颐的“汉训班”招收学员，就注意选择知识青年，而且还应是边区当地人。学员大多是平凉、榆林、耀州等地的中学生，培训后很容易以当地进步青年身份投考延安的抗大等学校，也容易通过中共的政审，而后通过分配进入中共各级组织。

“汉训班”学员在上课

戴笠十分器重这个“汉训班”，1940年秋，他专程从重庆赶到汉中，为“汉训班”训话。他要求学员：“要从共产党手中拉回群众，从日本人手中拉回汉奸。” 戴笠除了精神动员，还进行金钱奖励：程慕颐200元，教官50元，学员20元不等。戴笠重视之程度，出手之大方，“汉训班”一时成为军统的天之骄子。

如何打入中共根据地，一直是军统的难题。1941年的时候，程慕颐的特别侦察组已经渗入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豫皖苏边区、鄂豫皖边区、冀鲁边区、鲁苏边区以及江西、浙江根据地。戴笠指示将这个颇有成效的特别侦察组扩编为“特别侦察站”，下设延安、环县、府谷、韩城、长（治）宜（川）、五台、新乡、潢川、蒙城、泗县、即墨、定陶、干阳、丽水、孝丰、盐城、溧水、赣北18个特侦组，以及1个设在浙江的东南分站。主要任务是打入中共各根据地，长期潜伏，伺机而动。

戴笠对军统“汉训班”的渗透情况十分满意。亲自布置程慕颐： 根据形势发展，延安组要在一两年之内做出轰轰烈烈的成绩。戴笠的重视鼓舞了程慕颐， 程慕颐决心针对延安的中共干出点名堂来。

“反特第一案”

程慕颐的西北特侦站本来在洛川建有专门针对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延安组，但是，这个延安组却总是不能在延安立足。直到有了“汉训班”，才有一批特工成功地打入延安。程慕颐将西北特侦站从兰州迁到西安，改名西安特侦站，主要任务是启用已经打进延安的“汉训班”特工，拟针对中共开展破坏活动。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了反共高潮，戴笠这个大特务也不甘落后，也想在延安搞出点名堂来。根据戴笠指示，程慕颐在西安专门召集秘密会议，确定把打入延安的所有潜伏人员激活并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有效的特工网络，准备执行指令，对中共和边区实施暗杀破坏活动。会议决定派特务赵秀为延安总联络员，祁三益、李昌盛、王继武分别担任第一、第二、第三小组的联络员，联络延安各机关单位的潜伏人员。派特务朱增福到榆林，利用当地国民党驻军关系，以二十二军大车队为掩护，安插特务往来榆林与西安之间，在路过延安时，为潜伏特工提供设备及钱物。派特务张林清打通洛川与延安之间的秘密联络线路。派特务冯小泉在延安、韩自忠在清涧，以开店为掩护设立秘密联络点。

程慕颐还拿出精心保管的所有“汉训班”培养的“卧底”，让各联络员熟悉潜伏人员的情况。赵秀、祁三益、李昌盛、王继武等4人虽然是教官，以前却并不知道“汉训班”有这么多人成功打入延安，见了这些“卧底”名单，甚为吃惊。而且，有不少潜伏特务已成功打入中共中央军委二局、陕甘宁联防司令部、边区保卫处和诸多要害部门。有的女特务还嫁给了中共的领导干部。

1942年底，红色边区保卫部门经过长时间的侦查，报请中央社会部同意，开始收网行动，成功破获此案，共抓获军统“汉训班”潜伏特务32名，经过侦查又发现20名。将他们拘捕后，其中多数人都向共产党投诚，经审查都没有历史罪恶及现实破坏活动，决定对其中31人进行反用，“为我服务”。一案捕获这么多特务，又都潜伏在要害部门工作，堪称延安锄奸工作的巨大战果。情况上报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十分高兴，特地召社会部主管“锄奸”工作的来仔细询问情况。听了汇报后，毛泽东点着头赞赏道：“当为奇功！奇功！”

1943年春天，一个中年男子急匆匆地走进西安北院门137号国民党军统特务机关的大门，他带来的消息，让这里的负责人极为震惊。

此人正是特务赵秀，军统西北特侦站派往延安的总联络员。赵秀从延安侥幸逃回来，证实了军统延安组的所有潜伏特务已被中共方面侦破，这个重要情况，让重庆的戴笠大为震惊。

1943年5月，重庆军统特务训练班所在地的歌乐山，举办了所谓的军统局“延安死难烈士追悼会”， 哀悼打入延安被中共捕获的军统特工，蒋介石亲临追悼会现场。

而就在此时，远在陕北的延安，保卫部门也在对陕甘宁反特案进行总结，在这场历时3年的秘密战中，共抓获主要从“汉训班”派遣的军统特务55名，部分人员经教育为我所用，有的还成为延安保安处的骨干。这是中共情报保卫战线上一次漂亮的歼灭战，破获特务之多前所未有，因此也被称为陕甘宁“反特第一案”。

谜底远没有揭开

最近，随着国安部门的资料解密和谍战剧的热捧，“汉训班”一些新的情况也被披露出来。

当时戴笠对“汉训班”学员的派遣非常重视，精心设计了派遣计划，不少学员是由戴笠通过程慕颐亲自安排的，其他军统高层不了解。随着1946年3月17日戴笠因飞机失事身亡，很多由戴笠亲自布置派遣的潜伏特工，因为得不到唤醒指令，很可能一直潜伏到死都不为人知。

1955年，解放军攻占国民党占据的一江山岛，缴获了一份军统特务程慕颐于1951年4月17日写给保密局的文字报告。程慕颐声称自己领导的浙江、汉中两个训练班先后培训670人，除少数人外，多数混入共产党内，有的已经担任重要职位，建议保密局长毛人凤予以联络。

公安部高度重视这个新的线索，将追查“汉中特训班”漏网人员列为“603专案”，布置全国特别是甘肃公安部门彻底查清。

甘肃省公安厅由时任副厅长苏振荣挂帅，兵分三路，查阅档案，外调，提审在押犯。经过两个多月的详细调查，认定汉训班共招生9期，培训8期，除第九期转入重庆训练班，先后培训特务631名，其中有教官37名。这631名中，甘肃籍的235名，陕西籍的129名，还有24名籍贯不明。这个数字，接近程慕颐的报告，却远远超过公安部门此前掌握的320名，更远远超过延安时期破获的55名。很快，“603专案”有了效果，新发现的隐藏在军队和地方的“汉训班”特务就有160多名，其中有一些是没有经过“汉训班”受训，却由“汉训班”学员发展的特务。有46名逃亡海外，40多名下落不明。留在大陆各地的“汉训班”特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都停止了活动，但是其中许多人并未向组织交代与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关系。调查表明：有的从“汉训班”毕业后，也从此脱离特务组织；有的虽然执行潜伏任务，却可能永远进入冬眠状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