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升隆”号惨案始末

● 梅兴无

1938年10月23日，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工作人员100余人乘“新升隆”号轮船撤往重庆，途中在湖北省嘉鱼县燕子窝（今属洪湖市）江面上遭侵华日机轰炸，25人罹难。

西撤

1937年11月，侵华日军占领上海后，向南京发起进攻。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12月1日，国民政府在重庆新址正式办公，国民党中央也同时迁往重庆，但此时国民政府所属军事、经济、外交等职能部门均暂时集中于武汉。

中共中央在武汉设立长江局，对外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简称“八办”），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主持长江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全面工作，同时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在长江局协助周恩来负责军事方面统战工作。

1938年，周恩来在武汉

1938年，李克农（左一）与叶剑英（右二）等

1938年6月，侵华日军溯长江西进，发起对武汉的攻击。中国军队以武汉及附近地区为中心，同侵华日军展开大规模的作战。侵华日军从长江南北分兵进逼武汉，并加强对武汉的空袭。国民政府决定弃守武汉，撤往重庆。在这关键时刻，叶剑英建议吸取在南京撤离时没有交通工具的教训，早点准备好交通工具。周恩来对此很重视，马上安排秘书处秘书长李克农落实。李克农很快就通过统战关系订租泰昌公司的“新升隆”号轮船。此轮船动力是蒸汽机，为1909年4月制造，总吨位数334吨。

随着侵华日军的进攻越来越迅猛，武汉随时有破城的危险，10月下旬，周恩来决定“八办”和新华日报社的大部分人员一起乘船走水路先行撤往重庆。全体100余人编成西撤大队，由李克农担任大队长，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担任副大队长。西撤人员中有“八办”军事部高级参谋边章五，周恩来的副官王炳南及其德国妻子王安娜，周恩来的警卫员、“八办”交通科副科长龙飞虎、到长江局汇报工作的东北义勇军司令员李延禄及警卫员，白求恩医疗队的翻译、护士琼·尤恩，苏联塔斯社舒宗侨等3名中籍记者等，同行的还有撤往宜昌的中共湖北省委负责人钱瑛等3人。

10月22日，“新升隆”号轮船按“八办”要求准时停靠在粤汉码头。两辆卡车将新华日报社的印刷设备、纸张和“八办”成捆的文件以及其他物资运到码头，装上“新升隆”号轮船。

当日下午，李克农带领西撤大队人员，陆陆续续登上“新升隆”号轮船。这时，岸边突然出现一大批无法买到船票或无钱买船票的人群，潮水般地涌向停靠在码头边的小船，见到敌机开始在武汉上空盘旋，有的从小木船上往“新升隆”号轮船上爬，有的抓住缆绳攀上甲板，码头上一片混乱。

周恩来也在码头，他是来为西撤大队送行的，见状立即指示身边工作人员：“一定要满足同胞们的要求，挤也要让大家挤上去。”他亲自上船清点人数，腾出位置，尽可能地接更多的人上船。他说：“我们带更多的同胞到大后方去，就是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积蓄力量。”临别时，周恩来嘱咐李克农等，途中一定要注意安全，轮船夜间航行，白天休息。

轮船在暮色中徐徐起航，驶离硝烟弥漫的武汉。人们遥望着江汉关的钟和蛇山上的黄鹤楼，默默向武汉告别：“暂别了！再见在黑暗的尽头。”新华日报社23岁的女记者项泰带头唱起《抗敌歌》，一群青年新闻工作者和八路军战士一起加入合唱的行列：“中华锦绣江山，谁是主人翁？我们四万万同胞！强虏入寇逞凶暴，快一致持久抵抗将仇报。家可破，国须保；身可杀，志不挠。一心一力团结牢，努力杀敌誓不饶！努力杀敌誓不饶！”歌声在浩荡的江面上激荡。

周恩来、叶剑英等留下善后，直至10月25日，才离开武汉撤往长沙。

遭袭

10月22日晚上，“新升隆”号轮船溯江而上，航速十分缓慢。23日8时多，轮船行驶到距武汉85千米的嘉鱼县燕子窝江面。彼时，敌军已获悉武汉国民政府将西迁的情报，在空袭武汉的同时加强了对上行船只的封锁。敌机空袭时间一般为9时至15时，因此轮船航行必须避开这个时段。李克农命轮船停靠在长江北岸的燕子窝码头。

潘梓年让项泰通过船上广播通知大家：为防空袭，白天停航，夜间航行。轮船马上靠岸，请各自疏散，16时前回船。船上人员大都上岸，疏散到附近村庄。龙飞虎带领警卫战士留在船上，看护船上物资和文件资料，留在船上的还有一些带着小孩的妇女。李克农等嘱咐留船人员，听到飞机的响声要立即就地隐蔽。

西撤大队人员上岸后分组活动，向当地群众做抗日宣传工作。将近16时，敌机没有出现，岸上人们以为警报已解除，便陆续返船。见上船的人很拥挤，李克农、潘梓年对王炳南夫妇和琼·尤恩等人说：那边有个小茶馆，我们去坐一坐，等大家上了船我们再上。

茶馆小而简陋，一间破木板房门口挂着一张草帘子，他们一行坐了下来，王安娜刚才从老乡那里买来10多个鲜鸡蛋，央茶馆店主帮忙给煮熟，准备带到船上吃。

遭受日机轰炸的“新升隆”号轮船

王安娜（右一）等人登上穿越洪湖的小船

已经返船的人员有的躺在甲板上闭目养神，有的翻阅着书籍，有的写着当天的日记。船拉响汽笛，催促还在岸上的人赶紧上船，但因鸡蛋还没煮熟，他们便多等一会。这一等，使他们躲过一场劫难。

鸡蛋煮熟了，李克农他们走出茶馆，突然东边传来飞机的轰鸣声。接着，4架敌机从他们的头顶掠过。情况十分危急，王炳南问李克农：“是上船还是在岸上？”李克农果断地说：“留在岸上，分散隐蔽。”并冲着人群大喊：“快散开！不要在一起，散开！”“船上的同志，快！离船！”指挥上岸的人员疏散隐蔽。

敌机低空盘旋，掠过码头。记者铸夫迅速用两条棉被盖好印刷机，以免暴露目标。正当大家急着朝岸上疏散时，4架敌机俯冲下来，为首的敌机投下一颗燃烧弹，在“新升隆”号轮船前舱顶棚爆炸，立刻浓烟滚滚，轮船开始燃烧，烈火迅速蔓延。紧接着，后面的敌机又扔下几枚炸弹，还绕着“新升隆”号轮船盘旋，来回俯冲，用机枪不停地向船上、岸边的人群扫射。

李密林在烈火中一边大声呼喊“同胞们，快跳水！”同时扑向一位怀抱婴儿的妇女。一排机枪子弹扫射下来，他当场牺牲。孙世实本可跳水逃生，但他将一张木桌翻过来，把患重病的李声簧安置在上面推到江中，自己却中弹牺牲。脸颊被烈火烤得通红的项泰把孙及民手臂上的伤口包扎好，塞了一块木板给他，正当她准备弃船逃生时，不会水的胡宗祥抓住船舷大声求救，她便毫不犹豫地伸手相救，不幸被机枪子弹射中，倒在血泊之中。龙飞虎带领八路军警卫战士临危不惧，在船上来回奔跑救人救火。慌乱中有人跌入江中，双手在水中扑打，大声呼救，略通水性的龙飞虎跳入江中救人，一个浪头打来，龙飞虎被卷走，在江中漂流1个多小时后被群众救起。与他一起救人救火的八路军警卫战士有4人英勇牺牲。

敌机围着“新升隆”号轮船连续轰炸、扫射半个小时，才向武汉方向飞去。燃着熊熊烈焰的轮船缓缓沉入江底，新华日报社的机器、纸张，“八办”的文件资料以及其他物资都随船沉没，全部损失。

王炳南和王安娜隐蔽在岸上的一个土坑里，冒着生命危险，用携带的照相机拍下轮船遭敌机轰炸的惨景，留下敌军血腥屠杀的罪恶铁证。

江面上漂浮着轮船被炸后的木板、棉被、鞋子，岸边横七竖八躺着血肉模糊的尸体，受伤的人痛苦地呻吟着，江面上的幸存者还在水中拼命挣扎。李克农一边组织幸存者和

自发前来的乡亲们沿着江岸寻找死伤者，一边和几名当地渔民从江面上救起毕朔望、周迈前、孙及民、李延禄等人。

钱瑛、李声簧抓住木板、木桌漂到下游，幸运地被渔民救起，与大队会合，李克农连说：“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在苍茫暮色中，经寻找和清点，“新升隆”号轮船共有80多人伤亡。西撤大队牺牲的烈士有25位，他们是：新华日报社的潘美年、李密林、项泰、程德仁、罗广耀、陆从道、李鉴秋、胡炳奎、王祖德、罗仁贵、潘香如、季履英、胡宋祥、许厚银、易竟成、李元清等16人，“八办”的孙世实、张海清、赵兴才、伍高年、徐挺荣、傅此明、韩金山、张清新等8人及武汉新知书店人员钱歧，最小的李元清年仅13岁。

他们把寻到的遇难人员遗体妥善掩埋，在墓前举行了简单的祭奠仪式。后来得知，“新升隆”号轮船被炸，是由于日伪特务得到情报，称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将乘这艘轮船西去重庆，专门组织的空袭行动。

转移

李克农悲壮地鼓励大家坚持抗战。他说，现在不管是属于哪个组织、哪个部门的，都要齐心协力，摆脱险境，共渡难关，向前行进。他派2名记者过江到距出事地点20千米的嘉鱼县城发电，向在武汉的周恩来报告，同时向重庆方面告急。

当务之急是救治伤员。李克农指着王安娜、尤恩对王炳南说：“你和这两位女士先到附近的农家，请他们帮忙准备一些开水和毛巾等用品，我们随后把伤员抬过去。”又对王安娜、尤恩说：“对不起，我知道你们受惊过度还没恢复过来，可这里只有你们二位懂点医疗。没有办法，只能请你们考虑一下，怎样救治这些伤员。”

尤恩是专职护士，有过抢救伤病员的经验。王安娜在德国学过急救，也有医护知识，她表示愿意给尤恩当助手救护伤员。附近农户的条件非常简陋，能买到的毛巾、做绷带的白布很少，脱脂棉则根本没有。她们就找了一些刚采摘下来的棉花，去掉棉籽，放到盐水中煮沸消毒，代替药棉；没有医护用的金属镊子，就把竹筷子放在开水里煮一会儿消毒，用它取伤员身上的弹片；没有药用酒精，就用烧酒代替。她们在昏暗的油灯与蜡烛照明下，聚精会神地为11名重伤员治疗，然后又为轻伤员包扎伤口。

这一带曾是贺龙领导开辟的老苏区，一听说八路军就是几年前的红军，乡亲们赶紧送来衣物和食物，还热情地邀请他们到家过夜。李克农、潘梓年连连道谢。80多位幸存者分布在燕子窝、冯家湾等村子宿营。乡亲们热情地烧水做饭，拿稻草打地铺，捐衣捐被给大家御寒。

把大家分散安顿下来后，李克农和潘梓年召集边章五、王炳南等一起研究。此刻，交通工具已被炸沉，重伤员就有11名，而燕子窝距重庆甚远，还要防备敌机再次轰炸。在征询当地老乡的意见后，他们决定走内荆河，穿过洪湖，向宜昌转移，然后再乘船到重庆；如果受阻，就留在洪湖打游击，再相机行事。

所幸李克农下船时把装着经费的手提箱一直带在身边，但绕道走，靠这点经费是远远不够的，为了不给群众增加负担，他们决定由党员带头，动员大家将随身带的钱集中起来使用。

24日拂晓，全体人员分成8个组，由李克农指定各组的负责人。在绵绵秋雨中，西撤大队向15千米外的荻障口渡口转移。燕子窝的乡亲们主动用牛车护送几位重伤员。路途虽不远，但为防敌机轰炸，加上乡间小路泥泞难行，行军速度极慢，走了一整天，才到荻障口宿营。

李克农通过荻障口的村长找来一些青壮年船工，商量运输船只问题。几位船工一听说是八路军要用船，二话不说就答应，还热情地建议，为了躲避日机轰炸，必须走远离交通要道的狭小水路。李克农采纳了船工们的建议。

第二天一早，西撤大队人员分别登上十几条小木船。为留足船资，大家每天只吃两顿。10月26日，船队到达峰口一带，开始进入洪湖。洪湖是湖北境内最大的湖泊，湖内芦苇遍布，时有湖匪飞舟打劫，谋财害命。恰好遇见同方向行驶的6条帆船，两拨船便结队而行，以壮大气势。

湖风乍起，甚是寒冷，伤员冷得瑟瑟发抖。王安娜建议他们喝点酒，促进血液循环。谁知遭到伤员们的一致抵制：八路军是不许喝酒的。最后只得请李克农下达命令，他们才肯喝。

他们穿越芦苇林，夜宿湖中，蚊叮虫咬，忍饥挨饿，历经千辛万苦，于11月1日抵达公安县斗湖堤。李克农和潘梓年商定，考虑到重伤员转运和经费问题，西撤大队兵分两路，新华日报社一行人经沙市到宜昌，再转客轮到重庆；“八办”一行人去长沙与周恩来会合，伤员随“八办”的人一起行动。

位于燕子窝的“新升隆”号轮遇难烈士纪念碑

李克农带领“八办”人员换乘一条大帆船沿虎渡河顺流南下，经过数日行进，抵达湖南北部的安乡县城。李克农上岸发电报，与长沙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取得联系，这才得知，周恩来、叶剑英等已于10月25日从武汉撤到长沙。

周恩来听说“新升隆”号轮船遭袭后，深感痛心，多方打听他们的下落，得到准确行踪后，马上派汽车、救护车火速赶到安乡接应。李克农一行随即上车，马不停蹄地赶路。他们抵达长沙东长街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时，已是11月10日凌晨2时。周恩来彻夜未眠，焦急等候，当李克农他们顺利到达时，他激动异常，同大家一一握手、拥抱。叶剑英等也赶来迎接。周恩来和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工作人员把所有的床铺都让给王安娜等女士和伤员安歇，他们自己则都睡在地板上。

“新升隆”号轮船的遇难烈士都是与周恩来在武汉共同战斗的战友和同事，他们的不幸，成为周恩来心中永远的痛。他在11月13日写给邓颕超的信中，心情沉重地谈及此事：“惟克农、梓年、章五等船行，损失颇大。（八路军）办事处死伤9人，可爱的张海清及另一译电员在内。新华（日报）损失更大，极有希望的李密林及潘美年牺牲，死伤共25人。全部移渝资料损失，同时广州分社的资料亦因船运而遭轰炸。”

他们在长沙休整几日后，一场长沙大火迫使他们匆匆离开长沙，撤退到衡阳，又转抵桂林，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李克农留在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八路军武汉办事处部分人员先期抵渝。王炳南等少数人员留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于2月中旬随周恩来抵达重庆。

在李克农一行向安乡进发时，新华日报社一行则在潘梓年带领下乘坐木船从斗湖堤到长江北岸观音阁，11月3日，沿长江步行到沙市，5日抵达宜昌，分3批到达重庆。潘梓年最后一批乘坐“新昌和”号客轮，于11月22日到达重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