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重远新疆遇害始末

● 冯晓蔚

杜重远，1897年4月16日出生于辽宁省（今吉林省）怀德县凤凰岭一个农民家庭；1917年，东渡日本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专攻窑业，立志振兴中国实业；1923年夏毕业，回国后倾力发展我国的瓷业。杜重远是一位热诚的爱国主义者和坚定的民主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1980年6月24日，邓颖超视察新疆时指出：“我党能取得革命胜利，与这些民主人士的积极支持是分不开的，杜重远为我党做了大量的工作，是我党的光荣，应该为他树碑立传，以志纪念。”

成为沟通内地和新疆

各族人民团结抗日的使者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对事变采取了和平解决的方针，派周恩来等到西安和张学良、杨虎城一起，同蒋介石及其代表进行谈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形成。国内形势的发展，极大地鼓舞和激励了在国民党行政院工作的杜重远抗日救国的热忱。

1937年八九月间，杜重远以记者身份奔走于太原等地宣传抗日。这时，他反复思考着两件事情，一件是“全国舆论中心问题”，一件是“西北交通问题”。他认为，必须使全民族抗战成为全国的舆论中心，才能动员全国军民投入抗日救国运动；而抗战的胜利还取决于中苏的联合，中苏联合，新疆是重要的国际交通要道。为了争取抗战的胜利，他愿意为这两件事做最大的努力，并决心到新疆去考察。

杜重远和夫人侯御之

杜重远离开太原返回上海之前，正在太原的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特地约见了他，交谈了对抗日战争前途的看法。在谈话中，“他们都抱着极大的乐观”，共同认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全在乎组织民众”。周恩来对杜重远说，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长期战争，“这种长期的斗争，要是不把民众组织起来，纵有优良的武器，都是无用的，何况我们的武器还不如人家呢”。一席推心置腹的谈话之后，杜重远对抗日战争的性质、前途等问题的认识，同中共的主张完全一致，他认识到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胜利的关键就在于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组织民众共同对敌，而组织群众就要有根据地，新疆正是需要建设的重要根据地，从而更加坚定了他奔赴新疆的决心。

1937年9月30日，杜重远同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派驻南京代表张元夫同行，离开上海前往新疆，开始了“一渡天山”之行。

10月10日，杜重远到达西安，会见了林伯渠。林伯渠同他谈到中国共产党抗战的决心和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山西前线的情况，杜重远听后极为兴奋。杜重远在西安稍作停留，即同八路军驻新疆代表周小舟乘飞机到兰州，住在八路军办事处，受到谢觉哉的热情接待。10月13日，杜重远到达新疆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去见新疆督办盛世才。盛世才是1933年通过“归化军”于4月12日发难，驱逐原新疆督办金树仁，从而夺取了对新疆的统治权。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他伪装进步，制定了“反帝、联苏、平民、清廉、和平、建设”的六大政策。他是杜重远的东北同乡，二人在日本留学时相识。盛世才深知杜重远是个才华出众的学者，还是一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因此曾多次发电邀请杜重远去新疆。杜重远的到来，受到了盛世才的热情接待。

为了把新疆建设成为抗日后方根据地，杜重远一到新疆，便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他一方面由新疆交涉署的人员陪同到各地参观考察；一方面埋头查阅了近一两年的《新疆日报》，把获得的大量材料加以整理写成通讯。同时，他还参加了当地组织的各种会议，发表演说，热情宣传抗日主张。呼吁建设西北铁路，建设和发展新疆抗日根据地。他成为沟通内地和新疆各族人民一致共同抗日的使者。

盛世才看到杜重远深受新疆群众的欢迎，要留他在新疆工作，但被杜重远婉言谢绝了。因为杜重远在新疆听到包头、太原、南京遭受日军战火侵袭的消息，使他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促使他急于返回内地，奔赴抗日的最前线。11月初，他返回武汉，后到南京，把他在新疆的见闻写成长篇通讯19章，连载在《抗日》三日刊第30号至48号上。1938年4月，《生活》出版社将杜重远的这些通讯文章以《盛世才与新新疆》的书名出版发行，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许多抗日爱国志士，尤其是进步青年，都想去新疆，把新疆建设成抗战的大后方。

把抗日救国的思想种子

撒在新疆各族人民心中

杜重远“二渡天山”启程于1938年6月16日。这次他仍和张元夫同行，自汉口乘飞机经兰州到达迪化。临行前杜重远曾多次去见周恩来，表示对时局的看法。他说“日军进攻，蒋介石无抗日决心，武汉也很可能不久失守，中国的抗日基地看来必在西北角”。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新疆各族人民联合抗日，已同盛世才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陈潭秋担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毛泽民担任新疆省财政厅厅长、民政厅厅长，林基路任新疆学院教务长。同时，中共还动员和组织内地知名人士和优秀青年赴新疆开辟工作。经过党内外人士密切合作，新疆各项工作都出现了新的气象。

当时，杜重远已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所以，他这次到新疆只住了几天，便于7月1日赶回武汉参加国民参政会。会议期间，杜重远同中共代表和其他爱国人士一起，站在国家、民族的正义立场上，为组织民众力量，提出了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和实行全面抗战等提案。

《盛世才与新新疆》

1938年9月，杜重远应新疆当局的邀请，赴新疆参加第三次全疆各民族代表大会。他于10月6日到达迪化，10月10日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三全会与世界和平》的演说。他从国内形势谈起，用大量抗日救国的事实，说明全民抗战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把新疆建设成抗日的大后方必对支援全国抗战起重要作用。他还同代表们直接交谈，热情鼓励代表们要把抗日救国的思想种子撒在新疆各族人民心中。

把新疆学院办成

“第二个抗大”

杜重远第三次从新疆归来不久，征得周恩来的同意和支持后，决定携妻子侯御之和内弟侯立达“四渡天山”，到新疆安家。1939年1月，盛世才委任杜重远为新疆学院院长。

新疆学院是全疆的最高学府，为了培养人才，充实抗日力量，中共曾派林基路等先后到这里工作。林基路担任新疆学院教务长期间，和进步人士一起努力，逐步将这所规模小、设备差、校风不正的旧式学校，初步改造成具有新精神、新面貌的新型高等学府。阴险狡诈的盛世才看到共产党人在学院的威信日增，又恨又怕，于是便排斥和打击林基路，于1939年1月借口工作需要，将林基路调离学院，派往外县工作。

就在这时，杜重远出任新疆学院院长。他到学院后即宣布要继承共产党人给学校留下的好传统、继续以“团结、紧张、质朴、活泼”作为校训，按照“抗大”的教学方针办学。为了解决师资队伍不足的问题，杜重远向内地聘请了沈雁冰、萨空了、张仲实等来校任教；还邀请了茅盾和张仲实，分别担任学院教育系和政治教育系主任；还请了文化人赵丹、于村、王为一等人为发展新疆的文化事业效力。他们带到新疆的3大卡车书籍，被杜重远高兴地称为“文化列车”。

杜重远对学院的教学内容也作了调整，增加了联共（布）党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课程，并强调教学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他自己身体力行，在讲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课程时，痛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蛮行径，揭露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呼吁新疆各族人民团结一致，抗战到底。

这年暑期，杜重远组织了新疆学院赴伊犁旅行团，并亲任团长。参加者有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回族、满族、锡伯族等青年学生200多人。这次走出校门，走向社会的活动，不仅开阔了学生们的视野，锻炼了工作能力，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并且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宣传活动。

杜重远在致力于办好新疆学院的同时，还以他那锋利的笔去揭露、抨击日本侵略者，唤起民众共同抗日。1939年9月，他在《反帝战线》第二卷上刊登题为《八周年的“九·一八”》一文，文章一开头就说：“战争能使人民愚昧，也能使人民聪明，战争能使国家衰弱下去，也能使国家强大起来，因为前者是野蛮的、侵略的、退步的战争，后者是自卫的、正义的、进步的战争。假设这种说法是正确的话，中国人民便因为这次的抗战而走上了光明之路，日寇便因为这次侵略而使人民陷入泥泊之中。”

接着他又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发起侵略战争是害人害己的愚蠢行为：“我们因为有广大的土地，众多的人民，越打人数越多，越打力量越强，谁是野蛮的战争，谁是神圣的战争？谁的前途光明，谁的前途黑暗？这一幅幅清晰明朗的图画，不是看得很明白了吗？”在文章的最后，他笔锋一转，告诉人们，既要看到有利条件，又要加强团结，只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最后胜利指日可待。他说：“敌寇死亡的日子不远，也就是新中国诞生的日子将会来到，“九·一八”这一可悲可痛的纪念日，我们要叫它变为个可歌可泣的复兴节。”

杜重远在新疆学院办学期间，是新疆学院充满生机、兴旺发达的时期。他继承了共产党人林基路等留下的传统作风，传播了马列主义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坚持了抗日斗争，培养出一批具有进步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的各族爱国青年，因而受到了新疆各族人民和各族青年的敬仰和爱戴，当时内地的人们称新疆学院为“第二个抗大”。

盛世才态度改变

杜重远亲共遭软禁

盛世才与苏联的关系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与中共的关系。为了获得苏联的支持，盛世才一直伪装进步，然而从1939年起，惯于见风使舵的盛世才发现国内外形势都在悄然改变，于是他渐渐改变立场。新疆接连发生排斥打击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事件。杜重远对于盛世才的两面派行为，常以老朋友的身份直言谏劝，可是他的一片热忱反使盛世才认定他别有用心。

盛世才

一次，赵丹等组织演出抗日话剧《战斗》，正为缺少配角演员而发愁。杜重远听说这个情况后，立即表示支援，说新疆学院的学生要多少有多少。这样，以赵丹等9人为基础，加上新疆学院的学生，经过3个星期的排练，话剧《战斗》于“九·一八”纪念日在汉文会礼堂正式公演了。《新疆日报》专门出版了《战斗》公演特刊，茅盾撰写了一篇《关于战斗》的评论文章，指出“此次排演《战斗》，在话剧运动委员会方面的所有演员、舞台技术、灯光布景等等专门人材，不过10人，如果没有新疆学院许多学生的帮助，恐怕这次的演出便不可能。”《战斗》演出的成功，轰动了整个迪化，连续上演一个星期，场场满座。但是，盛世才的亲信、第一中学校长姜作舟看完演出却说：“内地来了个剧团，并不归新疆学院领导，可是有人把这个剧团抓了过去，把学生派去演配角，好象别的学校的学生都是不中用的。”杜重远听到这些流言蜚语十分气愤，在新疆学院举行的有演员们参加的中秋茶话会上，他对那些嫉贤妒能之辈，进行了无情的嘲讽。

盛世才得知此事后，十分不满。杜重远为此给他写了一封万言书，除了表示自己为建设新疆反遭人嫉妒和暗算的义愤外，还对盛世才手下那些无事生非之人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并表示自己正好有病，打算请长假休息，也好歇歇别人的口。这封信送出后，如石沉大海，杜重远给盛世才打了3次电话，得到的回答都是“督办没有空”。后来，杜重远在茅盾、张仲实等的帮助下，又给盛世才写信，要求去苏联或回内地治病。

不久，盛世才回复，说去苏联不行，请长假可以，回内地他得考虑考虑。当时，回内地的交通工具只有盛世才点了头才能解决，因此“考虑考虑”就意味着不让杜重远离新疆。1939年10月，杜重远只得辞去新疆学院院长职务，闭门休养。这就是盛世才对杜重远软禁的开始。

杜重远被软禁之初，陈潭秋、毛泽民、萨空了、张仲实、沈雁冰等还常去看望。后来，萨空了、张仲实、沈雁冰先后脱离虎口，离开新疆；陈潭秋、毛泽民则被禁止与杜重远见面。杜重远再次写信给盛世才要求去苏联、去陕北，他还给延安中共中央写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这些信件全部落入盛世才之手，竟成为日后盛世才杀害杜重远的借口。

杜重远在被软禁的日子里，反复吟唱：“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和“我好比笼中鸟，插翅难飞”“我好比虎落平阳，被犬欺”等词曲，以表达他对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军阀、投机政客盛世才的无比仇恨，抒发他身处逆境的郁闷心情。他平素不抽烟，更不喝酒。这期间，每当吃饭以后，他常常将酒杯顶在头上，又将酒杯碎于地下，表明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

被秘密处死埋尸荒野

1941年前后，国际、国内形势急剧逆转。这时，密切关注着苏德战局的盛世才认为“苏联要完蛋了”，便撕开亲共的假面具投靠国民党蒋介石，开始疯狂的反苏反共。

1941年5月18日，一个大雨倾盆的夜晚。一辆黑色汽车停在杜重远家门前，几个彪形大汉闯进杜重远的住宅，先是将杜家里里外外翻了个遍，然后来人对杜重远说：“盛督办请你去谈谈。”这是盛世才捕人的惯用手法。

杜重远早已做好准备，他对妻子侯御之说了几句安慰的话之后，便昂首阔步踏上囚车。盛世才捏造罪名，诬陷杜重远是“汉奸”“托派”“图谋暴动”，并别有用心地安排毛泽民审理这个案子。其险恶用意一是使杜重远对共产党产生误会，以挑拨杜重远与共产党的关系，二是从中摸清杜重远与共产党关系的底细。

然而盛世才的阴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在审讯室内，杜重远大义凛然、慷慨陈词，揭露盛世才的阴谋。审讯期间，毛泽民据理说明所谓杜重远阴谋暴动案、杜重远是汉奸、“托派”等等罪名纯属捏造，然而在盛世才的控制之下，真相已被扭曲。不久，毛泽民、陈潭秋、林路基、孟一鸣、刘希平等也被阴险毒辣的盛世才逮捕入狱。

当时，杜重远被关在新疆特别监狱第五监号。在狱中盛世才一直对其施以酷刑，逼其承认横加给他的种种罪名。最后，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盛世才诬陷杜重远是“秘密共产党员”，以“阴谋进行颠覆活动”的罪名，将其判处死刑，并电请蒋介石派员到新疆复审，以示投蒋的忠诚。

杜重远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在狱中，他虽然备受酷刑，遍体鳞伤，但始终坚贞不屈，精神矍烁，吟诗读书，声音朗朗而铿锵。他还给看守们讲《三国演义》，用“三国”的故事启发看守们的觉悟。

杜重远在狱期间，在重庆工作的周恩来、董必武和宋庆龄曾联名致电盛世才，呼吁释放杜重远。高崇民也多次致电盛世才，指出他所走的道路的危害性，要求释放杜重远。由于电函无效，高崇民决定亲自赴新疆进行营救，但当他特地赶到重庆时，却被戴笠软禁了。

盛世才慑于各方面的压力，不敢把杜重远公开处死，便采取秘密杀害的办法，他先是派人在杜重远的食物中投毒，使杜重远肠肺烂穿，“便血于厕，人不忍视，咳呛呕吐，唾咽悲塞，人不忍闻。延至三日，身不能支。五日，床不能起，头不能抬。”这时盛世才又命令军医处长侯汝弼以诊病为名注射了两支毒针，杜重远就这样被活活毒死。

1943年9月的一天傍晚，杜重远的尸体被拉至东花园，趁黑夜从东花园院墙吊了出去，再拖至“一炮成功”处（在乌鲁木齐市原北门外的一个土岗），埋在炮台北麓。不久又将土堆挖走，毁尸灭迹。

杜重远被害以后，知情者大都被盛世才处死，连抬尸埋葬的卫士也不能幸免。新疆解放后，中共党组织虽组织各界人士多次寻找，但至今杜重远的尸骨仍然没有下落。

杜重远牺牲的消息传到延安和重庆，他的挚友和进步人士沉痛哀悼。1949年12月，《中国人民救国会结束宣言》指出：邹韬奋、陶行知、李公朴、杜重远先生等，为了人民的事业而遭受牺牲，他们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自我牺牲，为人民尽忠的永久典范，他们和一切为救国运动献身的人民英雄将永垂不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