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生命保卫中共“一号机密”的守护者

● 王树仁

所谓“中央文库”，是指中国共产党中央秘书处文件保管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设立的地下文书档案库，1927年在上海设立。中央文库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座中央级秘密档案库，堪称中共早期记忆的“一号机密”。从1927年中央文库设立到1949年上海解放，在长达22年的动荡岁月和战火硝烟中，中共“一号机密”就秘密存放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隐匿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眼皮底下。22年中，10多位中共地下党员接力守护着党的“一号机密”，其中3人为之付出了生命。若没有他们的保护，中共中央1922年至1935年的两万多份珍贵档案文献（其中有中共中央的文件、电报和向共产国际的报告，1928年至1930年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和其他会议文件，中国共产党在白区和苏区的各级党政机关文件，红军和革命群众团体的文件；还有毛泽东、周恩来的手稿，瞿秋白、苏兆征、彭湃、罗亦农、恽代英等革命先烈的遗墨、照片等），现在不可能如此完整无缺地存放于中央档案馆。

第一位中央文库的保卫者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反革命政变。中共中央机关被迫转入地下，秘密工作委员会在上海成立，下设文件保管处，中央文库就此建立。时任中共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负责人的周恩来，直接领导中央文库的工作。1931年，瞿秋白受命起草了《文件处置办法》草案。在草案最后，瞿秋白加了一个总注：“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两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在“将来”两字旁边，瞿秋白打上着重的圈点。从此，一批忠贞不渝的共产党人开始了保护中央文库的艰苦卓绝的事业。中央文库的第一位保管人是上海中共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科长张唯一。

张唯一，1892年1月生于湖南省桃源县仙人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7年8月，在革命形势险恶的情况下，他在汉口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武汉市委工作。1928年初到1933年底一直在上海中共中央秘书处任文书科科长、秘书处负责人。中央文库最初设立在上海戈登路（今江宁路）恒吉里1141号，这里曾是中共中央秘书处办公地，也是文件阅览场所，邻里环境比较安全。接到任务的张唯一还物色了两位政治可靠的同志，成立文件保管处。当时他们的主要任务，一是集中管理中共中央及中央领导人在工作中形成、留存的文件资料；二是接收中共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三是接收中共中央各部委移交的文件。到1930年底，文件保管处已经有20多箱文件、资料。

1931年4月25日，中共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即叛变。周恩来派人紧急通知张唯一：“情况万分紧急，立即携带文件全部转移。”张唯一当即雇用两辆黄包车，连夜将20多箱文件分几次运往法租界恺自迩路（今金陵中路）的一幢独立小楼里，这里是他的家。张唯一当时在中共党内职务不高，主要职责是保管中央文库，极少与外人联系，所以他当时并没有暴露，他的家也就成了中央文库情急之下的避险之地，珍贵的文件和资料由此躲过一劫。

1931年底，周恩来前往中央苏区瑞金工作，张唯一这时已调任中共上海执行局（后为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秘书处负责人，实在难以兼顾中央文库的工作。1932年下半年，经中共中央秘书处批准，陈为人接手继续管理中央文库，由张唯一单线联系。

1935年2月，张唯一不幸被捕，后被判12年，关押在苏州陆军监狱。1937年8月，经周恩来与国民党当局多次交涉，张唯一获释放，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1938年12月，张唯一赴香港，在廖承志领导下，负责无线电和机要工作。此后张唯一一直在上海、香港等地协助潘汉年从事情报、无线电台等相关工作。1949年9月，张唯一离开香港赴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1950年1月，任中央人民政府情报总署副署长，9月改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兼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1955年1月，任全国政协常委会副秘书长；1955年4月，受潘汉年错案株连，幸获周恩来总理出面保护，才免被关押，但身心受到严重损害，之后病情进一步恶化。1955年12月10日，周恩来、李克农赶到其病塌前对弥留之际的张唯一说：“组织了解你，你是好同志！”张唯一听了此语即含笑而逝，终年63岁。

决心与中央文库共存亡的保卫者

陈为人，1899年9月26日生于湖南省江华县百家尾村一个贫农家庭。1921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北方区委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部长和第一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等职。1929年8月，被捕后出狱的陈为人和妻子韩慧英奉调来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军委举办的中央军事干部训练班等部门工作。

陈为人

1932年下半年，陈为人奉命担任中央文库的保管工作。陈为人将隐蔽在张唯一家的文件秘密搬运至自己家中后，按照党组织的布置，以开湘绣店作掩护，白天穿着入时，以富商的面貌出现；晚上就把3楼的窗子关死，密不透光，然后通宵达旦地工作。他把文件中厚纸的改抄在薄纸上，把大字改成小字，把文件的宽边空白裁掉，把密写在小说、报纸上的文件抄录下来，然后按地区、时间、问题加以清理，重新装箱，放在通风安全的地方。经他这样清理好的文件资料，共有6箱，两万多件。为了文库的安全，陈为人一般不参加任何会议，也不与外面任何人发生关系。文件的运进调出，都由韩慧英与张唯一发生联系。有一段时期，他们夫妇还将文件箱混在家具里一起搬到霞飞路一个俄国人家里去住，这样隐藏中共文件的地点是敌人万万想不到的。1934年，陈为人夫妇的小女儿出生，玛利这个名字就是当时俄国老太太给孩子取的。

1935年2月，张唯一被捕，韩慧英去张家送文件时亦被逮捕。陈为人立即用化名张慧生高价租下小沙渡路（今西康路）合兴坊15号一幢二层楼房，安全转移了中央文库。但从这时起，他和组织就中断了联系，除了要一个人担负起保卫中央文库的重任，还要养活和照顾身边的孩子，有时一天只靠吃两顿红薯度日，但又不能让房东知道。到了7月，陈为人的生活再也无法维持下去，只得写信给在河北省一所小学教书的姨妹韩慧如，要她前来看望“重病”的姐姐慧英。韩慧如后来回忆：当时她将自己积蓄的300块银元给陈为人交了房租。因为按时交房租是保证文库绝对安全的首要问题，无论陈为人一家生活怎样困难，总要设法交付房租。这是他对党忠诚，决心保护中央文库的表现。

韩慧英被捕后，敌人因没有找到证据，将她关了近一年后释放。1936年春，她到培明女中附小教书，终于和中共上海地下党派来的徐强接上关系。徐强是中共中央组织专门派来寻找陈为人的。徐强后来回忆：“当时在一家饭店楼上，他（陈为人）对上了接头暗号后，我看到他脸色苍白，身体十分瘦弱。他正在吐血，他不敢借钱，又不敢找朋友帮忙，身上的担子重啊！即使在同我交谈时，我也明显地看出他很警惕。”陈为人的肺病日趋严重，再独自担当重任，危险很大。徐强决定立即转移全部文件。1936年底的一天，陈为人亲自押着两辆三轮车，把秘密档案送到法租界顺昌里7号一幢石库门房子，移交给徐强。此时，陈为人的病情已经严重恶化，每天大口大口吐血不止。为了救治他，党组织向韩慧英交代“只要能保住为人，需要用多少钱，就用多少钱”，还派了一个中医给陈为人治疗，但已不能挽救他的生命。1937年3月12日晚上9时许，陈为人艰难地走完了他一生的战斗历程，与世长辞，时年38岁。他的遗体入棺后，停放在上海斜桥湖南会馆里，后来毁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上海的战火之中。为了表彰陈为人对中国革命所作出的巨大贡献，1945年召开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韩慧英，原名韩慧芝，化名王英。1903年生于河北省高邑县。192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在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工作时，与中共顺直省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部长陈为人结为伉俪。1928年9月中共满州省委成立后，任妇女部部长。1929年8月，和陈为人一起调到上海工作。1931年春，陈为人外出被捕，处境十分困难，她一面带着孩子多次转移，一面同何宝珍（刘少奇的妻子）商定，通过党的“互济会”营救陈为人。12月，陈为人出狱，但他们的第1个孩子和第3个孩子分别在陈为人被捕期间病亡。1932年下半年开始，她和陈为人负责保护中央文库，经常通宵工作，文件的进出由她负责与张唯一联系。

1935年2月22日晚，韩慧英被捕入狱，年底获释。出狱后，她白天在外当女佣，晚上回家协助陈为人整理、保管文件，直至她在培明女中附小教书时，才与党组织联系上，将文库安全转移。

1937年3月陈为人病逝后，韩慧英为了工作，经组织同意，将3个孩子送回陈为人的老家湖南江华。她正要返回上海时，“八一三”事变发生，不得不滞留在家，后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1950年，中共江华县委根据韩慧英的表现，在原有组织关系没有接上的情况下，由县长、县委常委王荫轩介绍重新入党。韩慧英先后担任江华县文教科科长、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60年10月，调任衡阳专署教育科副科长；1962年12月，任零陵专署文教科副科长。1968年7月6日，韩慧英在长沙病逝，享年65岁。

1986年9月18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确定韩慧英入党和参加革命时间为1925年6月。1987年4月18日，中共湖南省委老干局将韩慧英的骨灰安放入湖南革命陵园。

中共特科兼管中央文库的保卫者

徐强，1901年生于浙江省武义县。原名徐乙威。早年，徐强和中共武义县委书记徐英联系频繁，在其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并在武义共产党员邵李青等人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徐强担任中共武义县东乡区委书记。武义农民暴动失败后，徐强在组织的安排下到达上海，曾任中共闸北区少共区委秘书长、中共浦东区委宣传部长等职。

徐强、李云夫妇晚年

1933年至1935年，中共中央特科在敌人的持续袭击下几经破坏。1935年9月，中共中央特科领导经反复考虑，对机构进行缩编并分批撤离，在上海只留下一个办事处，即特科上海办事处（或称交通站）。丘吉夫（邱吉夫，化名小张）为办事处负责人，徐强（对外称老金，代号“瘦子”）负责情报，徐强之妻李云（李秋云）负责与中央联系的秘密电台。1935年11月， 丘吉夫被捕后，徐强成为中共中央特科上海情报系统的负责人，与其爱人李云坚持工作。徐强接手工作后不久，了解到党中央最早的一批档案材料——中央文库还在上海。1936年底的一天，陈为人将中央文库交给徐强后，他就成了中央文库的第3位保护人。但徐强是中央特科上海情报系统的负责人，对外联络频繁，为尽可能降低中央文库的风险，他是不能直接保管文库的，于是他把这个机密任务交给了在地下党组织中长期从事内部工作的周天宝。周天宝只与徐强单线联系，与地下党组织很少接触，身份极其隐蔽。此外，他还有个得天独厚的“护身符”：周天宝的姨父是当时上海招商局大员，在当地算得上是一位头面人物，在法租界顺昌里拥有20多栋楼房私产。周天宝的姨妈独自住在顺昌里7号一座带花园天井的楼房。在外人看来， 周天宝是个仰仗姨父权势的“花花公子”，殊不知那位姨父的权势掩护的却是中共 “一号机密”。中央文库就被周天宝存放在姨妈家的二楼。

1939年，主管中央文库的徐强奉调延安，管理文库的重任由徐强的妻子李云一人承担，这不符合中央文库“家庭化”的管理原则。因此文库交由负责情报工作的吴成方继续管理，随即迁址。不久，李云也调到延安。

徐强被康生以开会为名叫到延安后，旋即被无理关押，直到1944年才获释。徐强获释时被嘱：“你们（指徐强和其妻李云）在延安的审查，出去后不准讲，只说有病休养就是了。”1959年，周恩来亲自指示对徐强受审查的事件进行复查，作出关于撤销中央社会部对徐强审查结论的决定。但直到1985年，徐强受审查的问题才得到彻底平反。1989年徐强逝世，享年88岁。

李云，原名祝修贞，祖籍浙江省海宁县，1915年7月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市。1930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中共上海浦东区委青年工作委员会、中央特科军事情报工作委员会工作。1932年10月起，先后在中共中央特科从事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情报工作。凭着顽强的革命意志，她坚持开展隐蔽斗争，对保卫中央文库和寻访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作出了重要贡献。1936年5月，受中共党组织委派，她以宋庆龄秘书的身份，担任中共与宋庆龄的联络员。其间，她和宋庆龄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她的特殊任务。1939年5月，李云在延安被隔离审查，1943年10月在周恩来、宋庆龄的关心下，取消隔离，在中共中央社会部工作；1946年6月起任山东鲁中地委机关党总支书记、中共济南市第六区区委组织部部长等职；1949年10月起任上海蚕丝公司第二绸厂党支部书记、上海商品检验局军代表等职；1952年4月起任中国福利会秘书长、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等职。2013年8月16日，李云在上海病逝，享年98岁。

用生命捍卫中央文库的保护者

吴成方，1902年生于湖南省新化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曾任中共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中共中央特委华北政治局保卫局局长等职。1933年8月，吴成方去上海工作，担任上海中央特科警卫部部长，1934年4月在法租界被捕，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被释放。吴成方出狱后，在八路军上海办事处工作。1939年夏，他接替刘少文负责上海的情报工作。同年，他接替徐强担任中央文库的直接负责人。1943年中共中央要调阅一批文件至延安，供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和总结历史经验所用，吴成方主持完成了这一次千里调卷的任务。新中国成立后，他因受“潘扬事件”牵连长期受审，1980年10月获彻底平反。1981年5月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1992年吴成方在上海病逝，终年90岁。

1940年秋，吴成方安排李念慈接任中央文库保护人后，两万多件库藏档案被伪装成“私人衣物”运到英租界一幢独门小楼亭子间暂存，不久又运到新闸路金家巷嘉运坊1839号李念慈的家中。

李念慈，本名缪谷稔。1905年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武进县委书记、中共武进县委委员等职。1935年到上海市商会函授学校工作，与中共中央特科接上关系，从事秘密工作。在上海以商会高级职员身份为掩护，多次把医药用品运往抗日根据地。在接到保管中央文库任务之前，吴成方和李念慈就是非常熟悉的秘密战友。但是，李念慈接手中央文库之后，作为上级的吴成方却几乎不再与他联系，都是靠交通员联络。因为，吴成方联系的情报关系较多，面对的风险也更多，他与李念慈直接联系多了，很可能也会把危险直接引向中央文库。

中央文库

1942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吴成方忽然急匆匆地赶到李念慈家，带来一个十万火急的消息：他们之间的交通员郑文道被日本宪兵队抓去了。郑文道因何被捕还不清楚，但就在之前不久，吴成方刚刚让郑文道通知李念慈，做好转交中央文库的准备。和陈为人一样，李念慈当时也身患严重肺病，而且病情日趋严重，不得不另找可靠同志接替他。郑文道不但知道李念慈，也知道继任者和他们的联络方式，危险陡然而至。就在李念慈着急地准备转移之时，吴成方又给他传来一个消息：郑文道被捕后，从押运他的囚车上跳车自杀，虽受重伤但被抢救过来，到了日本宪兵队，他趁敌不备，又跳楼自杀，用付出生命的代价严守党的秘密。不久，李念慈病倒，中央文库交给下一位保护人陈来生。

卸下重担的李念慈，切断了和中央文库的一切联系。1943年夏，李念慈因患严重肺病撤出上海，返回江阴老家休养，贫病交加之下，于1944年10月10日病逝于家中，年仅39岁。

郑文道，1914年生于广东省香山县。1938年1月，郑文道辗转到上海，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郑文道沉着、勇敢，组织上决定让他参加中共在上海的地下情报工作。1942年7月，郑文道被日军逮捕，后在上海日本宪兵司令部跳楼牺牲，年仅28岁。

最后一位中央文库的保卫者

陈来生，原姓甄。1919年出生于上海。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陈来生就从事秘密战线工作，并改名陈来生，一直沿用下来。1942年夏，李念慈病倒后，吴成方选择陈来生接手保管中央文库的重任，其实也很费了一番心思。陈来生虽然年轻，但在几年的地下工作中，表现出了可靠的党性和足够的机智勇敢。也正因为年轻，陈来生在地下党组织当中不太引人注意。对外，陈来生则一直以小手工业者或普通工人的面貌示人，看上去更是毫不起眼。 因此，吴成方才决定由陈来生接替李念慈保护中央文库。

陈来生接手保管中央文库的工作后，为了把20多箱文件从李念慈家安全运出来，采取“小鱼钻网眼”的办法。他动员亲戚扮作小商贩，利用竹篮、面粉袋等暗藏文件，每人每次只带几份。他们绕过一个个明岗暗哨，竟从未被盘查，经过一个多月才将所有文件安全转移。之后，中央文库被存放在上海成都北路972弄3号陈来生亲手改造的阁楼里。档案被沿墙整齐地从地板一直码到顶棚，外面钉一层木板，糊上报纸，看不出任何改动的痕迹。而且夹壁墙被塞得严严实实，即便用手敲，也听不见空心层的声音。因为组织上经济困难，保管经费要靠陈来生自己解决，他就向岳父借钱在楼下开了一家“向荣面坊”，用面粉生意为中央文库披上毫无破绽的“伪装”。1943年，陈来生接到调阅文件的任务，要调阅文件的是千里之外的延安。时值盛夏，阁楼没窗，房门紧锁，陈来生拆开保存中央文库的夹壁墙，满头大汗地在堆了整整一面墙的档案中翻检。供检索的目录只有当年陈为人写的《开箱必读》，相对两万多份档案，这份目录还是太过简略。陈来生足足用了十几天，才找出中央要的几十件档案，抄出副本，由地下党送到延安。

1946年5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赴南京开始国共谈判。其间，周恩来派代表团成员、中共中央南方局秘书长刘少文亲自去上海转运中央文库。接到指令后，陈来生第二次打开夹壁墙。刘少文带来两只皮箱，装上5000多份档案，把四分之一的中央文库送到延安。不久，国共谈判破裂，内战开始，中央文库暂停转移，陈来生仍旧将文件封存在夹壁墙中。

1949年9月18日，由杨尚昆起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批阅的对保护中央文库有功人员的嘉奖电报稿

1949年9月初，陈来生将全部档案装在一辆胶轮车上，送到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由市委转交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厅。上海市委组织部当即开具证明：“兹收到陈来生同志自1942年7月起所负责保管的从我党诞生时起至抗战时止的各种文件、资料，计104包，共16箱”“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9月18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厅收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批阅签发的电报：“大批党的历史文件，十分宝贵，请你处即指定几个可靠同志，负责清理登记，装箱，并派专人护送，全部送来北平中央秘书处，对保存文件有功的人员，请你处先予奖励。”电报中“有功的人员”原是“有功的同志”，毛泽东亲笔做了修改，意即对保护中央文库有功的同志、朋友、家属，都应该予以表彰和奖励。10月4日，中共上海市委给陈来生发布嘉奖令，表彰陈来生及家人完成“保存中央历史文件的光荣任务”，并号召全党同志学习陈来生这种“对党忠实、高度负责”的精神。陈来生后于1997年病逝，享年78岁。

1950年，中共中央华东局将再次清点登记、分装16箱的中央文库文件送至北京，上交中共中央秘书处。这批珍贵的文件资料现已成为中共中央档案中的无价之宝，是中共建党以来的第一批重要档案，弥足珍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