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出兵抗美援朝的决策考虑

● 张兴德

中国出兵抗美援朝，同斯大林有何关联，有学者根据《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以下简称为“选编”）记载的1950年10月1日、6日，斯大林先后给毛泽东发了两份电报（信），“要求”中国出兵，于是就推论：关于是否出兵，毛泽东想了一夜，终于明白斯大林还是要借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作用让中国出兵，如果中国不出兵，便会失去斯大林的信任。更有学者进一步推论：中国是迫于斯大林的压力或者说是按斯大林的要求才出兵朝鲜的；甚至进一步说，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是为苏联而打的。

此说因为自称出自“选编”所载，目前在某些层面颇为流行。但经笔者对“选编”原件和当时斯大林同毛泽东的来往电报（信）以及我国同时期的相关档案资料考证梳理、综合分析，认为“选编”原件并不支持上述论断。中国参与抗美援朝战争完全是自主决策，根本不存在斯大林的“逼”或是毛泽东主要是出自维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而不得不出兵等因素。

从文电往来时间顺序看，

中国第一次正式决策没有受到斯大林的影响

中方文献记载，自美军侵入朝鲜，中国从防患于未然的安全考虑，早在1950年7月7日，就以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为主组建东北边防军。其任务一方面是确保东北的安全，另一方面也有一旦需要可立即赴朝作战的准备。为此，中方曾向朝方表示过此意，并要求朝鲜提供人民军军服样式和500份朝鲜地图，而且，东北边防军的训练也是针对“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这时的边防军是“备而不用”，这一准备事先并没有斯大林的指示。

1950年9月30日，在美军准备越过“三八线”的情况下，周恩来在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国庆节庆祝大会上作题为《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的报告。 讲话针对朝鲜战争郑重声明：“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周恩来总理的这一发言也不是斯大林的指示 。

9月底，朝鲜局势严峻，朝鲜民主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时向苏联和中国求助。斯大林对朝鲜表示苏联不能出兵的同时，于10月1日给毛泽东发了第一封提出由中国出兵的电报，在讲了朝鲜局势的危机形势之后，提出： “我考虑，根据眼下的形势，如果您认为能为朝鲜人提供援军，哪怕五六个师也好，应即刻向三八线开进，从而使朝鲜同志能够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

此电报于10月1日下午3时由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罗申）交给毛泽东。北京同时也收到朝鲜请求出兵的信息。10月1日晚，中共中央领导人参加国庆一周年庆祝活动。2日晨2时，毛泽东给当时在东北的高岗、第十三兵团司令员邓华发电报，要高岗立即进京开会，让邓华“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2日上午，毛泽东给斯大林写好回复电报，明确提出中国出兵朝鲜的必要性、出战之后可能出现的情况、各项战略战术考虑以及需要苏联提供空军防御帮助等6个问题。

但是这份电报当时并没有发出（该电报后收录在1978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也许是毛泽东考虑到当日下午中共中央书记处要讨论出兵朝鲜的问题，想等开会过后再发。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书记处扩大会上几乎是一边倒的意见——不同意出兵（至今没有完整的会议记录披露）。2日晚，毛泽东将上午写的电报压下没发，又重新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作为对斯大林电报的回复（即现存于“选编”当中、被一般学者用以推论中国当时不同意出兵朝鲜的电报），其主要内容为告知斯大林，中共中央意见没有统一，考虑出兵有诸多困难和问题以及可能出现的后果。但最后表示，“问题尚未作出最后决定……我们准备立刻让周恩来和林彪同志飞到您的休养地，同您讨论这件事……”

斯大林于10月3日中午收到此信，于5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复信。复信是6日晚上22时30分由罗申大使当面转达给毛泽东的。斯大林在电报中正面回答了毛泽东2日信中的疑虑，讲了中方出兵和不出兵的厉害关系以及他对未来国际形势发展的判断，其中特别明确表示，苏联将恪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不要怕美国扩大战争以致打世界大战。整封复信的内容还是同中国商量的口吻，并无强求之意。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毛泽东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已经是6日晚上22点30分。当时，中国方面经过 10月4日、5日连续两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力主下，中共中央领导已经统一认识，正式决定出兵支援朝鲜战争，并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6日白天，毛泽东因另有事情要处理，由周恩来在中南海主持召开包括各地区负责人在内的党政军高级干部参加的中央军委会议，根据5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讨论如何落实出国作战行动方案和相关事宜。这足以显示中共中央关于出兵援助朝鲜的决策已经进入具体实施阶段。可以说，斯大林5日写给毛泽东的这封电报虽然表示苏联将作为中国的后盾，但是很显然，它对中国改变2日晚上不出兵的意向并定下出兵的决心，还没有来得及发挥影响。当然，毛泽东在事后看到这封信还是很高兴的，罗申于7日晨给斯大林的电文汇报可证。罗申在汇报中讲：“毛泽东在听完我传达您的答复的话之后，感到非常高兴。同时他还说，类似（您在信中）的想法他刚刚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说了。”

罗申的这封汇报电文，一共反映了毛泽东看到斯大林5日回电后对罗申讲的7个问题，除明确表示中方将出兵之外，其他几个问题是关于中国出兵后希望得到苏联的哪些帮助等，其中特别谈到需要空军掩护问题。毛泽东向罗申表述的7个问题正是他2日写的那封没有发出的电报的基本思想。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对形势的分析，毛泽东同斯大林是一致的，体现在罗申汇报中的这句话：“同时他（毛泽东）还说，类似的想法他刚刚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说了。”这说明，中共中央于4日、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毛泽东于2日电报中向斯大林提出的所担心的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并有了新的看法或应对举措。例如彭德怀在5日的会上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他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可以得到借口”。这段发言显然就是针对如果打败了如何应对。这十分清楚地说明，中国决策层是在没有看到斯大林5日答复毛泽东电报的情况下，经过反复讨论，基本得出了同斯大林5日答复中共2日电报中一样的思想认识。这也证明当时中苏高层对世界形势和朝鲜局势认识的一致性。朝鲜局势是世界形势的一部分，是否出兵朝鲜，不能不考虑当时的世界形势。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他考虑是否出兵朝鲜，当然会首先考虑和研究世界的总体局势。也就是说，斯大林是提出了想让中国出兵抗美援朝的计划，但中国的决策并不是毛泽东在听了斯大林的话之后“想了一夜”才作出的，而是在没有看到斯大林的电报之前，毛泽东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反复研究，自主决策的。

最能证明中国是自主决策出兵的，

是1950年10月11日之后出现的波折

中苏双方意见统一后，周恩来于10月8日同林彪一同前往苏联，具体商谈苏联援助问题。11日，周恩来在苏联以同斯大林联名的方式给毛泽东发来一份电报：苏联空军得两个月之后才能出动。如果中国认为出兵朝鲜没有胜算把握，同意中国暂不出兵（并将此决定告诉了朝鲜领导人）。这对于已经确定出兵抗美援朝的中国领导人来说，自然是极大的意外。斯大林之前对此有过承诺，周恩来总理专程去苏联的主要任务也是为了落实苏联空军防御掩护等问题。但11日的电报显示斯大林放弃之前的承诺，这就意味着中国将用落后的步兵武器对付现代化程度极高的海陆空联合作战的联合国军。这样一来，中国出兵援朝能有几分胜算？这封电报是12日15时30分通过苏联大使罗申转达的。  

收录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的，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就中国向朝鲜派出志愿军的问题写给斯大林的未发出的电报手迹（部分内容）

毛泽东当时虽然得知斯大林不出兵的决定，但是，他并不想将中国出兵援助朝鲜的计划就此作罢，于 13日将赴朝的彭德怀召回北京，再度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在没有苏联空军掩护情况下，中国究竟是否可以出兵问题。会议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在美军越过“三八线”大举北进的情况下，中国应该依计划出兵。13日21时，毛泽东将罗申找来，宣布中国仍然出兵抗美援朝的决定。

罗申当日立即发电报给斯大林告知毛泽东宣布的事项：“中共中央再次讨论了菲利波夫同志的最近一封电报和我（指毛泽东）的决定。我们的领导同志认为，我们应当帮助朝鲜人。我们的领导同志认为，如果美国人打到中国的边境，那么朝鲜就是我们的一块心病，而且东北将处于经常的威胁之下。我们的同志以前下不了决心，是因为他们对国际局势问题、苏联的军事援助问题、空军掩护问题还不清楚。现在，所有这些问题都已经清楚了……暂时先派出由9个师组成的第一梯队，虽然装备差，但他们能够打李承晚的军队……”

从上述往来电报的时间顺序看，毛泽东最后关键时刻的决策是：在没有苏联空军掩护的情况下，也要出兵抗美援朝。这表明，中国最终出兵抗美援朝的决策同斯大林的愿望和要求无关，反而大大出乎斯大林的意料。中国真正决策出兵抗美援朝最关键的一点是，“我们的领导同志认为，如果美国人打到中国的边境，那么朝鲜就是我们的一块心病，而且东北将处于经常的威胁之下”。至于没有苏联空军掩护也敢于出兵抗美援朝的底气，则是“虽然装备差，但他们能够打李承晚的军队……”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中国出兵的底气之一，但不能说是为了履行“条约”

我们说中国出兵抗美援朝是自主决策的，不是听了斯大林的一句话，为了履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下简称“条约”）的义务而出兵的（也就是一些学者推断的中国抗美援朝是为苏联同美国“争霸”打了一仗）， 但也决不是说“条约”与中国出兵抗美援朝没有任何关联。中苏友好条约的签定，它在法律上成为中国的强大后盾，因此，“条约”也是毛泽东当时出兵抗美援朝决策中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当然，中国出兵朝鲜不是为了履行“条约”的义务。中方考虑的主要有两个问题：一、苏联根据“条约”，能给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帮助到什么程度；二、中国出兵以后对战争的发展能影响到什么程度，也就是说，是否会引起世界大战。 对于这两个问题，毛泽东开始由有顾虑到明确。 毛泽东在13日给斯大林的最后回复中说，“对国际局势问题”由“还不清楚”到“已经清楚了”。毛泽东这里说的“国际局势”最主要的是指由“条约”的存在而可能引发和影响一系列国际形势发展。毛泽东早在2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就曾说，“最大的可能是，这将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结果苏联也可能被拖进战争中来，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极其严重了”。 

所谓由“还不清楚”到“已经清楚了”是指毛泽东从需要向斯大林确认几个问题到明确苏联可以为中国承担多大风险，这样使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对出兵参战做到心中有数。可以这样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也是中国出兵的底气之一。当然，如前所述，这与为了履行“条约”义务去打仗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总之，从解密“档案”分析，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决策抗美援朝虽几经曲折，但其考虑的重点全部是出兵朝鲜的利弊和后果，看不到哪一条是因为斯大林的要求而出兵的，是兼具道义与正义、救邻与自救的必然应对之举。正如1950年11月4日，中国共产党在与11个民主党派、团体发表的联合宣言中指出的：“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是密切关联的。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不只是道义上的责任，而且和我国全体人民的切身利害密切地关联着，是为自卫的必要性所决定的。救邻即是自救，保卫祖国必须支援朝鲜人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