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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我的父亲王力
2020-07-10 | 来源:《文史春秋》

纪念我的父亲王力

● 王缉志


我的父亲是著名的语言学家王力,他1900年8月10日出生在广西博白,2020年是他诞辰120周年。自然,在他的家乡广西,以及在他曾经任职的北大中文系等地,都要举行纪念活动。在这个时刻,我也有很多感慨想说。

从介绍我父亲的书籍中我得知,父亲小时候只上过小学,小学毕业后因为家境贫穷,就失学了。后来他在乡亲们的资助下,没有读中学就直接进了大学,而大学还没毕业,又考进了清华大学的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后来他在梁启超的鼓励下,继续在乡亲们的资助下又前往巴黎大学深造,获得了博士学位,随后回到清华大学任教。     

2019年1月,为了参加《一代宗师语言学家王力》一书的新书发布会,我回到了广西博白。趁这个机会,我走访了父亲小学毕业后曾经教过书的两个地方:大车坪和大平坡水楼。而就是在这里,我很形象地了解到了父亲的过去。

在博白大车坪,我得知父亲高小毕业后,他的小弟弟没钱读书,父亲就自己教弟弟。村里人知道后,也有些人家送孩子来,这样他就一个人当老师,办了个“私塾”。在父亲20岁左右的时候,他在一位姓李的学生家里,偶然发现有14箱书,内容非常丰富,涵盖了各类知识。而这些书就扔在那里没人看,学生的家长看到我父亲如此渴望读书的样子,就把这些书都送给了我父亲。这14箱书使得父亲掌握了很多知识的故事,一直被人们传颂着,就在大车坪这里,我见到了这位学生的后人李汝梅老先生,加深了我对这个故事的理解。

而到了大平坡水楼,则得知这座水楼的主人就是当年资助我父亲去上大学的人士,而父亲在此前曾经在水楼这里教课。1949年至1955年曾任广州市市长的朱光,当年就是水楼这里的学生之一。通过这次实地访问,我体会到父亲当年有一种渴望知识的动力,而又得益于乡亲们的赞助,加上他自己的勤奋和天资,就这样一步步攀登上了知识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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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王力为了鼓励儿子王缉志所作的诗


1932年,我父亲从巴黎回到清华大学任教。1937年抗战爆发,我父亲就到了昆明的西南联大,在那里任教一直到抗战胜利,而我就是那个时期(1941年1月)诞生于昆明的郊区。

我父亲一共有两次婚姻,前妻是包办婚姻,育有两儿一女。而我母亲则有5个子女,我是老大。我的大哥原名王缉和,后跟母亲姓改名为秦似,是著名的散文作家。二哥王缉平,是广西医学院的教授。大姐王缉国,是广西日报社的编辑。他们都已去世。我大妹缉惠,因患癌症在1991年去世。小妹缉慈、大弟缉思、小弟缉宪,他们都已退休,退休前都是大学教授。缉思是美国问题专家,现在是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缉慈是产业集群和区域发展方面的专家,缉宪是港口运输枢纽方面的专家,而我则曾经是四通集团的总工程师。

如上所述,我们兄弟姐妹都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因此有人分析说这是父亲的影响所致。这就像梁启超有9个子女,个个都成才,因此人们分析说这是家庭的影响。

那么,父亲究竟对我们兄弟姐妹有些什么影响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也许我们各自有自己的体会。下面我来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我父亲是做学问的人。从我记事时起,在我的印象里,他永远是拿着毛笔孜孜不倦地在写作。平时在家里他很少管教我们,教育子女更多的是我母亲。所以, 如果说有影响的话, 那么这种影响应该是潜移默化的。

不过,由于他是语言学家,可能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兄弟姐妹写的文章从来不会有错别字,肯定都是文理通顺的。而且,我认为,凡是通顺的文章,其逻辑性一定是很强的。虽然我不是老师,但是我讲起课来,总是通俗易懂的。而我认为,这是做人成功的第一要素。我觉得我的弟弟、妹妹们也如此。

此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受父亲的影响,我从来都是喜欢独立思考的,喜欢动脑筋。我认准了一个目标,就会坚持到底。正因为如此,在1983年,我在电脑上开发了一套汉字处理系统,为了完美地解决其所有的问题,我宁可辞职加入四通公司,也要把没实现的想法付诸实施。由于辞职,我被原单位冶金部自动化所除名,丢掉了铁饭碗,而父亲对我的这种行为却非常支持。为此他在1984年底,写了一首七律诗赠送给我。

说到这里,我想提一件往事。1956年,我在高二的时候,代表北京十九中参加了北京市中学生的数学竞赛,并获得了二等奖,同学们都称赞我数学好。在高中毕业报考大学时我要填写志愿,当时父亲建议我学电脑,但是我却没听他的,考入了北大数学力学系数学专业。为什么呢?因为我受周围同学的影响,都认为电脑是应用技术,没有理论高度,只有学数学才有前途。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父亲的建议是对的,我最终还是走到了电脑这个行业里,这不得不佩服父亲的远见卓识。

1986年4月份,我正带领四通公司的开发小组在日本ALPS公司对四通打字机MS-2400的研制进行最后的调试工作,这是四通公司打字机系列的第一代产品,计划在5月份推出。就在此时,我接到了公司总经理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告诉我父亲突发重病住院,征求我的意见是否要回国见他最后一面。

此时,开发工作进行到了最后阶段,如果我回国,工作就会中止,下次办理签证再次赴日调试就会影响产品的推出。于是我给母亲挂了一个电话,她得知我的情况后就说,我们家一向都以工作为重,你的弟弟、妹妹都在北京,如果你离不开,不回来也可以。得到母亲的理解后,我就继续把调试工作做完才回国。

回到北京后,我立刻到医院去看望父亲,此时他神志还清醒,但是已经不能说话了。我向他汇报了在日本的工作,告诉他打字机已经开发成功,他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1986年5月3日,父亲离开了我们,当时我就守在他的身边。父亲著作等身,他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而且,我在事业上取得的成功,也是和他的教导分不开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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