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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精神对我们兄妹的影响
● 王缉国
我父亲王力(王了一)1986年5月在北京病逝。我在北京与父亲的遗体告别后回到南宁,就有人问我:“老王, 你父逝世,你分得不少遗产吧?”我没有正面回答,只说:“他有多少遗产, 我不知道,只知道他捐了10多万元稿费给北京大学作为王力语言学奖金!”这是实在话,因为我从没打听过父亲有多少财产,父亲逝世后我们8个兄妹谁也没提过要分遗产的事。问我的人就会这样想:像我父亲这样“著作等身”的大学者,会没有较多的财产吗?
其实,我父亲一生并不重名利,他毕生从事语言学研究,确是写了许多专著,又当了半个多世纪的大学教授,却不计较有多少酬劳,而是为了振兴民族文化,发展祖国的文化事业,做出自己的奉献。他对子女的教育,也着重要子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子女都像他那样,在学习上有艰苦奋斗的精神,在事业上也有所成就,为祖国和人类做出贡献。可以说,父亲留给子孙的就是这样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而不是金银财宝。要说我们8个兄妹都能成才就是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父亲的影响。
就说“坚持自学”吧,我们虽然不像父亲那样经过10年自学、10年读书漫长艰苦的历程,但都受到父亲的影响,几乎都有自学苦读的精神。
力与妻子夏蔚霞及5个子女合影
我大哥秦似(原名王缉和),说起来也是个自学成才的作家。他本是在广西大学学化工专业的,1938年因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就离开广西大学参加抗日救亡工作。他先是到贵县(今贵港市)和一些青年朋友办了个小报,宣传抗日救亡工作,笔名叫王扬。他本不专长语文,中学时代语文还有过不及格,但工作需要,他通过自学,学会了写些新诗和散文。杂文对他来说是十分陌生的。1939 年我刚15岁,他带着二哥和我到贵县开了个小小抗战书报供应社,专卖抗战书报。这年冬天,桂林生活书店委托我们带运一批《鲁迅全集》,他得了一本,才开始懂得有杂文。他从此天天读鲁迅的杂文,还一边读,一边学写。不久,他连写了两三篇寄到《救亡日报》。当时是名作家夏衍主持《救亡日报》的工作,看到秦似的杂文观点鲜明,文笔锋利,很想与他联系,但苦于找不到他的通信地址,于是夏衍在《救亡日报》上登了两次广告找他,终于联系上了,就写信给他,请他到桂林会上一面。大哥便于1940年春到了桂体。当时夏衍、孟超等人正想办个同仁的杂文刊物,跟北方一撮专为法西斯摇旗呐喊的反动教授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投降路线做斗争,正苦于找不到一个年轻的编辑来专门负责。夏衍同我大哥一见面,看到我大哥是个刚20出头血气方刚的小青年,很是喜欢。夏衍把他们想办杂文刊物的事与我大哥说了,问他愿不愿到桂林一块筹办。我大哥满口答应,表示愿当《野草》杂文月刊的编辑。《野草》编委共5人:夏衍、孟超、聂绀弩、宋云彬、秦似。前面4人都是名作家,他们兼职多,就把日常的编辑、排印、发行等工作都交给我大哥,他们只是常抽空给杂志写些很有质量的杂文。大哥当编辑,一面向这几位前辈请教,一面坚持自学,每期都为《野草》写稿。《野草》是当时国内唯一的杂文刊物,是积极主张抗日的,在国内外都很有影响。我大哥因此就成了国内著名的杂文作家。他还自学诗词格律和英语,旧体诗词写得很好,英语也不错,竟成了一名诗词作家和翻译家。
我二哥缉平抗战期间在广西医学院读书时,因家境贫困,休了学,回博白沙河中学教书。只教了不到一年,因大哥参加桂东南起义,我嫂嫂陈翰新、二哥和我都被免了职,二哥只好在家白天种冬瓜、卖冬瓜,夜里坚持自学巴甫洛夫理论。复学后,他仍坚持自学巴甫洛夫理论,终于成了广西第一代精神病大夫和专家。
1946年,我考上桂林师范学院中文系,1949 年到《广西日报》当编辑。在师院,我没学过语法学、逻辑学和诗词格律,自觉这是编辑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便也坚持自学了几年,基本掌握了这几门知识,也使我受用不浅。
我的两个哥哥和我,是我父亲的原配秦祖瑛所生,我的5个弟妹均为后母夏蔚霞所生,他们是常与我父亲生活在一块的,受到父亲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在精神上受父亲的影响自然更深。
2016年6月29日,王力先生儿子、香港大学教授王缉宪(左二)为王力语言文化研究中心揭幕
王力夫人夏蔚霞为王力故居题词:“根深叶茂”。右一为王力先生女儿、北京大学教授王缉慈
我的大弟弟缉志在坚持自学方面就有很大的成效。他本是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的,毕业时还不到20岁,毕业后分配到社科院搞科研工作。1983年,他调到冶金部一个研究所工作,从事电子研究。他很想设计个中英文电子打字机,以提高办公效率,曾发表了两篇这方面的论文,在国际上受到重视。他将想法与研究所说了,研究所请示了冶金部,部里的领导不同意,说科研部门没有设计生产的任务。他为此感到十分苦恼。一天,他踯躅街头,正碰见一位“五七”干校同学,那同学也是科技干部。他将想法与那同学说了,他的同学就说:“现在我们一些搞科技的人,正在筹备一个四通公司,这是个民间的企业集团,是专门搞电子企业的,你去我们公司吧,我们保证给你创造条件,让你把中英文电子打字机制造出来!”缉志听了,很高兴,便决心离开冶金部,丢掉“铁饭碗”,换上“泥饭碗”。1984年,四通公司正式成立,缉志就投入设计打字机的工作。在这之前,他就为四通公司先前创造的其他类型的打字机做了些改进工作;此时,他正式投入中英文打字机的设计中,日夜设计中英文电子打字机的软件。公司给了他十来个助手,任命他当公司的总工程师,让他充分利用设计时需要的权力。这样一来,他通过苦学和实践,不到半年就把软件设计成功了。他找了日本一家先进的公司企业合作,由日本负责硬件试产,这一年,多功能MS-2400中英文电子打字机试产成功。这种打字机,储备的汉字很多,字体也很丰富,还能打日本、英国、希腊等国家的文字,在国际上占领先地位,1986年生产打字机2万多台,畅销国内外以及新加坡等国家,一下子就成了四通公司的拳头产品,使原来一无所有的四通公司跻身于亿万富翁的行列。北京市海淀区也收到利税数百万元。MS-2400中英文电子打字机的主要发明人王缉志,在事业上有成就,对国家有贡献,从此他就成了一名国内有名的电脑专家。目前,他已离开四通公司,成立了新四通公司,他又在克服各种困难,开始创造更尖新的电子产品。
我妹妹缉惠,毕业于清华大学。原在高等教育出版社编高等学校教科书,也小有成绩,可惜她年未满半百,就早逝了。
我妹妹缉慈,“文化大革命” 期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理系。毕业后分配到河南当中学老师,很不对口。粉碎“四人帮”前,她坚持自学了几年的地理课程,1978年北京大学地理系招收了两名“回炉生”,她考上了,回到北京大学地理系任教。后来北京大学让她到加拿大进修一年,她学习成绩很好,现任北京大学地理系副教授,成了一名学者,几乎每年都被请到加拿大讲学。
我弟弟缉思,高中毕业就到内蒙古插队,共插了9年队,在大草原他一面劳动,一面天天坚持自学英语,温习高中课程。1976年他已29岁,才转到三门峡当学徒。1977年,他在河南参加高考,报考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考了个满分。不料北京大学来通知取消河南西语系的招生,他只好设法进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缉思在北京大学读了一年,第二年就考上了研究生,4年内大学本科和研究生都毕业了,这是很罕见的。毕业后,北京大学送他到英国进修一年,后来由于他是年轻教师中成绩最突出的,被破格提拔为副教授、系副主任。现在他任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成了研究美国的专家、学者。
我最小的弟弟缉宪,1970年初中毕业后,因受父亲的牵连不能升高中,被分配到北京炼铁厂当工人。1976年粉碎 “四人帮”前,由于他坚持自学高中课程,1977年参加高考未获录取,再自学一年,这自学的一年,他每天劳动8小时,还自学7至8小时,掉了几斤肉,1978年终于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大学毕业后他到香港大学攻读硕士生,获硕士学位后又到加拿大攻读博士,取得博士学位后,现在香港大学任教。
可以说,我们兄妹8人都受到了高等教育,都各有成就。除缉惠早逝外,兄妹7人都获得了高级职称。遗憾的是,我的大哥、二哥已经逝世,我也已年届古稀,不过我仍不服老,现在还在做些力所能及的为国分忧的工作。我想我的弟妹们还会给国家做出更大奉献的。文
(摘自《博白报》1997年1月6日至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