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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名将包森血洒冀东大地
2020-03-10 | 来源:《文史春秋》

抗日名将包森血洒冀东大地

● 刘忠全


1942年初春,抗日战争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日占区的广大人民与侵略者进行着血与火的生死搏斗。2月17日,冀东军区副司员包森率领八路军第十三团一营一部及特务连与日军遭遇。包森指挥战士们击退了敌人的一次又一次攻势,突然一颗子弹击中包森的胸部,这位坚强的抗日英雄身受重伤,仍坚持用手捂着流血的胸口指挥战斗,直至昏迷过去。听说司令员负了伤,许多战士围上来,大家同声呼唤,包森才慢慢地睁开双眼,看看身旁这些生死与共的战友,艰难地说:“我伤势过重。怕不行了。部队由XX指挥……”在断断续续的话语声中,鲜血浸透了他的军装,声音渐渐低了下去……



包森,原名赵宝森,又名赵寒。1911年7月21日,出生在陕西省蒲城县三合镇义龙赵家村一户贫苦农民的家里。1918年,包森7岁时,尽管家中生活艰难,父亲还是把他送入私塾读书。包森的家乡蒲城县,是一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清末和民国初年,这里不但较早的建立过同盟会等革命组织,出现过有先进民主思想的代表人物井勿幕等人,而且曾发生过多次农民暴动,涌现过后来像杨虎城那样的爱国将领。包森在青少年时期就接受了爱国救民思想的熏陶。

1927年,包森考入蒲城县一高小。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阅读革命书籍。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奉系军阀张作霖又在北京杀害了李大钊等同志,制造了“四·二八”惨案。消息传到蒲城,第一高小师生召开李大钊烈士追悼大会。包森作为学生代表,在追悼大会上讲演,赞颂李大钊等革命烈士的功绩,痛斥蒋介石、张作霖的反革命罪行。

1929年底,包森从蒲城第一高小毕业。父亲想让儿子去买卖行里学做生意,一心怀揣着救国救民理想的包森,没有答应父亲的要求。顶撞了父亲的包森一气之下走出家门。夜深了,包森还没有回家,父亲与家人提着灯笼出门去寻找。终于在山脚下的一座破庙里找到他,包森独自一人念颂着一首诗:“天作蚊帐地作毡,日月星辰陪我眠。长夜不敢把脚展,只怕足登地球穿。”抒发着自己少年书生般的博大情怀,父亲这才默许了儿子的想法。

1930年初,包森赴同州 (今大荔县) 应考省立中学,以优异的成绩名列第一,被省立第三中学录取(校址在三原县)。

三原县北临桥山,当时这一带中共领导的游击队十分活跃。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兴起,包森便联合青年学生上街贴标语,组织宣传队到附近县城游行、讲演,号召广大民众参加抗日救亡。一次,包森率领同学到泾阳县宣传,并要求国民党县部配合这一爱国活动。泾阳国民党县党部不但不支持,反而刁难压制。这些渴望救国救民的热血青年在包森带领下,砸了泾阳县党部的招牌。县党部向校方施加压力,学校的国民党反动势力,唆使落后分子围攻包森等进步学生。包森便发动罢课,斗争愈演愈烈,学校竟以“触犯校规”“不可救药”等罪名,将包森等5名进步学生开除。

包森的进步思想和积极活动,一直受到共产党组织的关注,他被开除回家后,中共蒲城县委秘书王培荣立即对他给予鼓励与关怀,并于1932年2月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包森在宣誓时,坚定地表示:“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按照中共党组织的安排,包森前往陕西省会西安,并以第二名的高分,考入西安高级中学。



1932年4月,国民党中央委员、考试院院长戴季陶来西北视察,宣传国民党政府“东北失守不要紧”“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陕西省教育厅于4月26日在西安民乐园召开欢迎戴季陶大会。事前,中共陕西省委得知这一消息,秘密召开了各校进步分子会议,布置针锋相对的斗争。包森参加了这次会议。

当戴季陶在会上发表反动演讲时,同学们纷纷提出问题,要求戴季陶回答,戴在回答中继续反共宣传,替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辩护。这时只见学生中站起一人,振臂高呼:“戴季陶不回答问题滚出西安!”“打倒戴季陶!”“打倒反动卖国政府!”这个高呼口号的人就是包森。在他的带动下,数千名学生,呼声雷动,土块、砖头纷纷飞上主席台。伪教育厅长李百龄出来劝阻,被愤怒的学生打伤。戴季陶惊慌万状,逃进后台。包森带领学生,推翻了戴季陶乘坐的小卧车,并放火烧毁。在大批军警的护卫下,戴季陶才得以逃离。

同年8月1日,中共地下组织发动西安各校学生举行纪念南昌起义大会,会场突然被反动军警包围。包森等32名骨干遭到逮捕,关押在西华门军法处。少数没经过锻炼的学生恐惧、啼哭。包森觉得自己是共产党员,应该把这些难友团结起来,他主动给大家讲故事、说笑话,他的这种乐观态度感染了同狱战友,精神为之振作,甚至感动了一名狱卒,也悄悄来到包森身边听讲故事。包森借此机会给这位狱卒讲解抗日和革命道理。月余后,包森被营救出狱,这位狱卒通过包森的介绍,到渭北参加了红军。

这年冬天,中共党组织把包森派到泾阳苗嘉祥游击队,后又调到三原武字区、新字区领导农民游击队。1933年7月,王泰吉率骑兵团在耀县起义,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党组织又派包森去该部作政治工作。每到一处,包森都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战斗任务。

1933年秋,中共陕西省委机关被敌人破坏,包森接受新的任务,回西安工作,由于被特务发现,再次被捕,被关押在陕西第一监狱。包森在狱中和赵伯平等革命同志一同领导了绝食斗争,终于取得了改善伙食、卸掉脚镣手铐、每日放风的权利,对团结难友起到了积极作用。在3年多的监狱生活中,包森阅读了许多书籍,从中汲取了营养,增长了知识。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包森等70多名政治犯得以释放。当时,中共号召各党各派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一致抗日,包森被派到杨虎城第十七路军特务营担任指导员。1937年3月,中共党组织又推荐他去延安红大(后改为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延安,是革命的摇篮。包森在这里经过数月的紧张学习,于同年秋,从军政大学毕业,便随八路军誓师东渡黄河,到敌人的后方去从事新的抗日工作。



包森先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独立一师工作。不久随军挺进平西,任邓华部第三十三大队总支书记。1938年6月,宋时轮部和邓华部合编为第四纵队,挺进冀东。7月初发动抗日大暴动,组成了抗日联军,开创了一片新的抗日根据地。四纵入关之前,留包森率一连人在兴隆洒河一带活动。当时冀东大暴动还在准备之中,邓华部第三十三大队要求承担这一任务,孤军奋战抗日最前线。10天之后,大暴动普遍展开,包森率部在长城线上与关里暴动队伍呼应,开辟出一块游击区。四纵撤退后,包森仍留在这里坚持游击战,游击区逐渐在兴隆遵化扩展。在一年半的游击战争中,包森充分展示了他出色的军事组织和指挥才能,建立了许多卓著的战功。

兴隆县在热河省南部(现河北省北部)物产丰富、山势险峻。日军的铁蹄踏上这块土地已达5年之久,到处建立据点,统治极严。无数个日军碉堡、岗楼上飘着膏药旗,驻佛爷来村一带的伪军,经常对群众进行烧杀。

7月下旬的一天,包森充分了解敌情后,组织战士换上农民的服装,潜入佛爷来据点,出其不意,杀向敌人,一举歼灭伪军80多人。这场战斗震动了遵化城内之敌,大批日伪军向佛爷来进发,前来报复。包森将自己的部队埋伏在佛爷来的村头上,敌人长驱直入。包森放过敌人先头部队,待敌人全部进入埋伏圈,一声枪响,众弹齐发,密如急雨,战士们从树丛中、壕沟里冲出,把敌人的队伍拦腰切为两段。敌人见陷入我军布置的天罗地网,一个个举手缴械,作了俘虏。这次战斗毙俘敌人近百名,缴获步枪40多支、子弹千余发。

1939年初,日军派日本天皇的表弟、宪兵大佐赤本三尼坐镇遵化。4月26日,赤本三尼亲率一股日军开出县城,押着被俘虏的包森的部下王振西偷袭包森。结果这股日军刚到孟家院村就被包森派出的侦察员生擒。天皇表弟被活捉的消息使日本国内朝野大为震惊,华北方面的日军更是魂飞魄散,而包森的威名更加远扬了。恼羞成怒的日军,调集大批日伪军,在遵化境内疯狂扫荡达一个月之久。可是,包森部早已化整为零,分成若干个小分队隐蔽活动,并在一次反扫荡中,发动群众,大摆迷魂阵,率领27名战士巧妙地消灭了敌人一支警备队,缴获机枪、小炮等武器,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

1938年秋至1940年春,包森率部进行大小游击战数十次,战绩在全冀东游击队中最为出色。1940年冀东部队统编为十三支队(后改为冀东军分区)。包森在艰苦的战斗中,显示了出色的领导和指挥才干,被任命为分区副司令员,不久,又派他到西部盘山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



盘山,早在1938年冀东大暴动时,就是抗日游击队活动中心之一。大暴动时受到严重挫折后,少数游击队仍然坚持活动,为冀东与平原之间联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在它的周围——蓟县、平谷、密云一带,驻有3000多名日伪军,不断对游击队进行“围剿”,封锁了冀东和平西的联系。

如何挺进盘山,并迅速开辟抗日根据地,这对包森来说又是一场新的考验。包森接受任务后,立即准备,为行动方便,只带一个侦察班活动。夜宿遵化城东南黄台村时,由于汉奸告密,敌分三路包抄而来。战斗经验丰富的包森,处变不惊,他留下半个班掩护,率10人突围。先向北,被伪军堵住;又转向西,被遵化来的日军截住;再转向西南突围,最后终于冲出包围圈。

包森带领200名战士向盘山进发,部队到达田各庄,敌人得知包森要进入盘山,调动附近所有兵力,沿途设伏,但是包森所率的游击队,在当地群众配合下,终于到达盘山,与当地两支游击队会合了。当时,盘山一带的情况复杂,在当地党组织与武装力量配合下,先剿灭了几股悍匪,“再争取蓟县、平谷、密云一带的警防队”,由于包森指挥有方、策略正确,工作开展得非常顺利,盘山抗日根据地的局面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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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森在白草洼伏击战后留影


这时,由冀热察派来的队伍相继到达盘山。包森率部连续打了许多胜仗,其中在白草洼全歼日军武岛骑兵中队之战,最为人称道。1940年7月下旬,日本武岛骑兵中队窜入盘山。这伙侵略成性的日军,趾高气扬,如入无人之境。岂知包森早就收到消息,设伏于敌人必经的白草洼。这支日军很难对付,该队隶属关东军的武岛骑兵部队,是日军精锐中的精锐。战斗打响后,包森率部激战14个小时才将其全部歼灭,整连全歼日军这在冀东战场上还是首次。

秋季,由包森任团长的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冀东军分区第十三团,在盘山正式建成,其后便转战盘山南北,与东部部队相呼应,把滦河、潮河之间,长城内外的山地和一部分平原,开辟成大块游击区。到1941年春、游击区人口已扩大到200多万,并建立了7个联合县政府。第十三团已发展成一个很有战斗力的部队。



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不得不把重点从国党战场转向解放区战场,妄图把华北变成“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华北日军从1941年起,对解放区实行以军事“扫荡”为主的总体战,以强化占领区的“治安”。冀东游击根据地的发展,打乱了敌人的如意算盘。所以,敌人的“强化治安运动”首先从这里开刀,6月1日“扫荡”开始了。由于敌人力量强大,也由于对“大扫荡”认识不足和准备不够,包森率领的部队损失惨重,武器损失三分之一,部队大部被打散了。在这段艰难的岁月里,包森仍然坚持斗争,又把队伍集合起来。

华北日军以为冀东的抗日力量短期内没有恢复的可能,加上太平洋战争即将爆发,便进一步推行“以华治华”的方针,由“治安军”代替自己控制占领区。日军调入冀东的“治安军”竟达3万之多。冀东分区司令部决定开展打击“治安军”战役。

根据确切情报,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和包森、参谋长曾克林等率第十二、第十三两个团主力各一部,于11月14日夜设伏在遵化四十里铺一带,在公路两旁布下“袋形”阵地。15日上午“治安军”第三集团第六团向遵化移动,10时左右全部进入伏击圈内。此时,包森一声令下,枪炮齐发,前进的“治安军”受到突然袭击,顿时大乱。人争路、马抢道,被截为几节。这次战斗前后不到两个小时,毙敌50多人,生俘少校以下官兵300多人,缴获轻机枪5挺,枪支300多支,子弹2万多发,大大振奋了人心。

随后,包森率十三团奇袭东双城敌人据点,又毙俘敌200多人,缴获迫击炮、重机枪各1挺,步枪200多支。在不断取得战斗的胜利声中,迎来1942年元旦。此时,包森领导的武装力量已能达到整团整营消灭敌人的规模。

1月3日,新年开始,包森就率部就在刘奋寨消灭了“治安军”第十团一个营。3天后,该团另一营去为被击毙的日本军官收尸,在亮子河村又被消灭,该团余部如惊弓之鸟,慌忙逃窜,途中又被歼灭大部。两三天内,治安军一个团就这样被包森部消灭。    

1月12日,包森获得情报,治安军驻玉田城的第一集团将进燕山口一带扫荡。包森召集指挥部人员进行了敌我力量的分析:敌约有3000人,虽然武器精良,但骄横自大,又不知我军实力,必然提防不周。我军士气高涨,又有群众配合,可以以一当十,只要秘密设伏,以逸待劳,完全可以打败敌人。于是包森率部连夜急行军,到达果河一带。当天夜里,“治安军”第四团果然大摇大摆进入我军设伏的蔡老庄,和我军第四连接火,但是敌人以为碰上的是小股游击队活动,第二天还准备反扑。岂知,就在这时,包森指挥的7个连快速调整布置,进入各自的阵地,神不知鬼不觉的把“治安军”第四团包围了。

第二天拂晓,战斗打响,包森部以3个连从正面冲击,首先歼灭敌机炮连等200人。敌阵大乱,四五百名伪军欲向燕各庄溃窜,在庄头上大部当了俘虏,其余残敌逃至一座古庙。包森率部猛击,“治安军”自知不敌,为求报命,杀死日本军官,把白旗竖在庙墙上投降了。“治安军”第二集团司令部率第三团,当天下午4时赶回燕各庄援救,又被包森部打得丢盔卸甲,狼狈逃窜。

一天之内,包森率7个连全歼伪“治安军”第四团,击溃第二集团司令部及第三团,击毙日伪军百余人,俘敌中校团级以下官兵近千人,缴迫击炮4门、轻重机关枪20多挺、枪700多支、子弹10万多发,其它军用物资10多车。这样辉煌的战果,在冀东地区也是创举。

此次大捷,使日军“以华治华”的反动政策受到了严重挫败,大长了抗日武装和广大抗日群众的士气,加深了日伪间互不信任的矛盾。第十三团战斗意志显著提高,装备大为改善,为日后坚持艰巨的斗争积蓄了力量。

不久,包森又于龙虎峪以西的贾庄歼灭日军中佐大队长以下70多人,再次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为自己的战斗史增添了光辉的记录。

1942年春节刚过,包森和他率领的人民武装,在进行了战斗总结和战略部署后,又迈向了新的征程。不幸的是,在2月17日奔赴新战场的途中,与敌遭遇,在激烈的战斗中,包森不幸胸部中弹,壮烈牺牲,时年31岁,鲜血洒在了冀东土地上。噩耗传开,群众掩面哭泣,战士们悲愤填膺,整个冀东地区沉浸在一片哀悼之中。几十年过去了,直到今天,在冀东一带,包森的名字,仍像一盏不灭的明灯,点亮在人们的心头;又像一面鲜艳的红旗,飘扬在人们前进的道路上。每逢清明节,冀东人民总要到盘山包森的墓前祭扫。大家在烈士墓前致哀宣誓,表示要踏着先烈的血迹前进……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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