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石传世始于秦始皇。东汉而后，墓碑盛行。当时人们时兴在人死后把刻有死者传记的碑石埋于墓葬中存祭。这种称为墓志的碑石，上面刻有死者姓名、籍贯、生平，是后人佐证史料和墓葬断代的确证。

        从现今考古发现得知，标明墓志铭的方形墓志，最早是南北朝刘宋大明八年（464年）一个叫刘怀民的墓志。唐代，随葬墓志铭已成风行的一种社会时尚，写作墓志铭的文字也形成了一种专门的文体。

        一般墓志铭分志和铭两部分，志多用散文记叙，而铭则用韵文。铭从金字旁，以示刻石镂金以铭也。古代常刻铭于碑版或器物上，或以称功德，或以申鉴戒。墓铭是对死者的赞扬、悼念和安慰之词。但许多时候只用墓志或只用碑铭。刻石作铭，是士大夫死后的一件大事，不惜花重金求名人显贵写墓志铭。唐时大僧长老死后也都会请名士大儒为其作墓志铭，以求扬名立世，弘扬影响。这同唐宋时喜作送别赠言的序一样，都是风雅求扬名的东西。韩愈《送浮屠文畅师序》说：

        浮屠师（对僧人的敬称）文畅喜文章，其周游天下，凡有行， 必请于搢绅先生（有官职的儒者）以求咏歌其志。贞元十九年春，将行东南，柳君宗元为之请，解其装，得所得叙诗累百余篇。非至笃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

        柳宗元《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也说：“昔之桑门（僧侣）上首，好与贤士大夫游。”可见，唐代僧人和达官贵人、文士儒者的交往多么密切。

        《白居易集笺校》卷六八《修香山寺记》说：

        去年秋，微之（元稹字）将薨（死），以墓志文见托。既而元氏之老，状其臧获（奴婢）舆（车）马绫帛洎（及）银鞍玉带之物，价当六七十万，为谢文之贽（礼物），来致于予。

        这花费相当于州司马一年的奉钱。元稹与白居易是一生的密友，死托为文，尚且如此，何论其他。这应是当时社会的惯例。唐时州郡分几等，元稹上州司马五品，柳宗元下州司马是六品，年奉不会有这么多。韩愈与藩镇关系暧昧。裴均，宦官窦文场养子，是参入围剿永贞革新运动的藩镇之一。《旧唐书》记载： “愈前左降（被贬）江陵掾曹。荆南节度使裴均馆之（招待）颇厚。”裴均死时，声名狼藉，人所不耻。使重金，也没人肯为之作铭。而韩愈竟“为序饯锷（指裴均儿子），仍呼其字”。古时相互间称字是表示关系亲近密切，为此韩愈遭朝臣攻击。唐李商隐《李义山文集》说：“后以争语不能下诸公，因持（韩）愈金数斤去，曰：‘此谀墓中人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此言韩愈为人作碑铭，多谀辞得厚酬。后谓阿谀死人为谀墓。宋陆游《剑南诗稿》五十三题《斋壁》说：“作碑谀墓已绝笔，    史藏山犹苦心。” 

        明大儒唐顺之《与王遵岩书》说：

        屠沽（屠夫和卖酒的）乡人有一碗饭吃，其死后必有一篇墓志，达官贵人与中科第人（考中科举的读书人），稍有名目在世间者，其死后必有一部诗文刻集，如生而饭食，死而棺槨（棺材）之不可缺。

        唐顺之慨叹，如世人都这样做，“即使以大地为架子，亦安顿不下矣”。

        古代文人以卖文或替人写碑铭为生应不在少数。戴名世是清初名儒，自称“天地间一穷人”，一生都是在“客游”中度过的。《砚庄记》说：戴名世“或教授生徒，或卖文制碑，东西奔走。”明末南昌才子龚一足与画家八大山人（朱耷） 是朋友， 二人常在一起用诗文做柴火，煮苦茶喝。杯茗需薪几何？烧之的诗文会有多少啊！其淡薄名利令人起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