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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石传世始于秦始皇。东汉而后,墓碑盛行。当时人们时兴在人死后把刻有死者传记的碑石埋于墓葬中存祭。这种称为墓志的碑石,上面刻有死者姓名、籍贯、生平,是后人佐证史料和墓葬断代的确证。
从现今考古发现得知,标明墓志铭的方形墓志,最早是南北朝刘宋大明八年(464年)一个叫刘怀民的墓志。唐代,随葬墓志铭已成风行的一种社会时尚,写作墓志铭的文字也形成了一种专门的文体。
一般墓志铭分志和铭两部分,志多用散文记叙,而铭则用韵文。铭从金字旁,以示刻石镂金以铭也。古代常刻铭于碑版或器物上,或以称功德,或以申鉴戒。墓铭是对死者的赞扬、悼念和安慰之词。但许多时候只用墓志或只用碑铭。刻石作铭,是士大夫死后的一件大事,不惜花重金求名人显贵写墓志铭。唐时大僧长老死后也都会请名士大儒为其作墓志铭,以求扬名立世,弘扬影响。这同唐宋时喜作送别赠言的序一样,都是风雅求扬名的东西。韩愈《送浮屠文畅师序》说:
浮屠师(对僧人的敬称)文畅喜文章,其周游天下,凡有行, 必请于搢绅先生(有官职的儒者)以求咏歌其志。贞元十九年春,将行东南,柳君宗元为之请,解其装,得所得叙诗累百余篇。非至笃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
柳宗元《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也说:“昔之桑门(僧侣)上首,好与贤士大夫游。”可见,唐代僧人和达官贵人、文士儒者的交往多么密切。
《白居易集笺校》卷六八《修香山寺记》说:
去年秋,微之(元稹字)将薨(死),以墓志文见托。既而元氏之老,状其臧获(奴婢)舆(车)马绫帛洎(及)银鞍玉带之物,价当六七十万,为谢文之贽(礼物),来致于予。
这花费相当于州司马一年的奉钱。元稹与白居易是一生的密友,死托为文,尚且如此,何论其他。这应是当时社会的惯例。唐时州郡分几等,元稹上州司马五品,柳宗元下州司马是六品,年奉不会有这么多。韩愈与藩镇关系暧昧。裴均,宦官窦文场养子,是参入围剿永贞革新运动的藩镇之一。《旧唐书》记载: “愈前左降(被贬)江陵掾曹。荆南节度使裴均馆之(招待)颇厚。”裴均死时,声名狼藉,人所不耻。使重金,也没人肯为之作铭。而韩愈竟“为序饯锷(指裴均儿子),仍呼其字”。古时相互间称字是表示关系亲近密切,为此韩愈遭朝臣攻击。唐李商隐《李义山文集》说:“后以争语不能下诸公,因持(韩)愈金数斤去,曰:‘此谀墓中人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此言韩愈为人作碑铭,多谀辞得厚酬。后谓阿谀死人为谀墓。宋陆游《剑南诗稿》五十三题《斋壁》说:“作碑谀墓已绝笔, 史藏山犹苦心。”
明大儒唐顺之《与王遵岩书》说:
屠沽(屠夫和卖酒的)乡人有一碗饭吃,其死后必有一篇墓志,达官贵人与中科第人(考中科举的读书人),稍有名目在世间者,其死后必有一部诗文刻集,如生而饭食,死而棺槨(棺材)之不可缺。
唐顺之慨叹,如世人都这样做,“即使以大地为架子,亦安顿不下矣”。
古代文人以卖文或替人写碑铭为生应不在少数。戴名世是清初名儒,自称“天地间一穷人”,一生都是在“客游”中度过的。《砚庄记》说:戴名世“或教授生徒,或卖文制碑,东西奔走。”明末南昌才子龚一足与画家八大山人(朱耷) 是朋友, 二人常在一起用诗文做柴火,煮苦茶喝。杯茗需薪几何?烧之的诗文会有多少啊!其淡薄名利令人起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