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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领导人秘书是一个很特殊的职业,它不仅要求能力突出,最重要的是忠心耿耿。李金德就是这样一位秘书。曾自幼参加红军、战斗在陕西洋县华阳游击队的李金德,随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因聪明伶俐被周恩来看中要到身边工作,并把他送到国民党的电讯班培训。少年李金德深得周恩来的关怀器重,也干得得心应手。他在周恩来身边一直干到1965年,长达30年。
奋战在红二十五军
李金德,原名李道兴,湖北红安人,1920年7月出生于贫苦家庭。1930年加入儿童团,站岗放哨查路条,非常尽职。同年12月,不到11岁的李金德破格加入了共青团。1932年11月,李金德被选送到县委培训班学习,尚未毕业,便被时任县委书记的徐宝珊看中,担任了他的勤务兵。后来随徐宝珊加入红二十五军,在红军交通队任通信员、通讯班长,先后参加了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等战斗。小小年纪的李金德,作战勇敢,反应灵敏,记忆力特别好,火线口头传达军部命令一个字不差。经常得到军政委吴焕先的夸赞。
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奉中革军委指示撤离鄂豫皖苏区实行战略转移。12月1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正在洛南县庾家河开会,尾随而至的国民党第六师突然由鸡头关方向奔袭而来,并迅即占据了东山拗口,居高临下向庾家河发起进攻。军部男女老幼都拿起了枪与敌人血战。关键时刻,军政委吴焕先把大刀一摆,率领军部交通队杀向敌阵。李金德紧跟在吴政委身后拼死冲杀。庚家河一役,红二十五军成功突围,李金德在战斗中腿部负伤。他忍着伤痛、拄着棍子随部队行军转移。
1935年3月,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南洋县华阳镇后,把伤病久不见好的李金德安置在群众家养伤。李金德病愈后加入了华阳游击队,任分队长。这是由红二十五军组建的一支游击队,组建之初,曾选派10多名红军骨干充实到游击队,洋县地下党也动员了一批出身贫苦的青壮年加入。李金德对分队的新战士手把手地教。分队整体军事素质在娃娃队长李金德的言传身教下提高很快。
红二十五军离开华阳镇后,华阳游击队积极开展武装斗争,人员扩充到100多人,他们打土豪劣绅和反动民团。国民党洋县驻军五十一师两个营在县保安团的配合下,对华阳游击队进行“清剿”。游击队避实就虚,灵活出击,取得两次反“清剿”胜利。5月29日,敌三十八军政工主任史宪章亲率武器精良的80多人特工队、加上五十一师2个营和县清乡团,从黑峡、茅坪两路向华阳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因游击队内部出了奸细,周崇保等人叛变策应,游击队宿营地遭敌偷袭,红军干部吴启汉(绰号麻排长)和18名战士牺牲。李金德和部分游击队员成功突围。当指导员洪玉科等人对革命悲观失望,提议解散游击队回湖北时,李金德严词拒绝,并主动收拢了20多名游击队战士,继续坚持武装斗争。7月25日,李金德打听到红二十五军在二郎坝、黄柏塬一带活动时,便率领这20多人在陕西省留坝县江口镇追赶上红二十五军。部队江口整编时,李金德任军交通队排长,随红二十五军长征到陕北。1935年9月中旬,红二十五军同陕甘红军会师后,组建成红十五军团,李金德任军团部参谋。
出色的译电员
1935年12月初,在陕北洛川夏寺湾,徐海东军团长命令李金德率通讯班给毛泽东、周恩来送信,当时不到15岁的李金德给周恩来留下很好的印象,旋即被调到周恩来身边,培养做译电员工作。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周恩来前往西安,代表中共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工作。李金德同其他译电员一道,通宵达旦地工作,娴熟地应用密电码,发出了大量电文。尤其是12月23日的电文《与宋子文谈判情况》、25日的电文《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结果》、29日的电文《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局势和我们的方针》,这3份关键电文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西安谈判的主要经过,正是李金德为主发往延安的。
1937年8月,李金德被派到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任办事处机要组长。对外是八路军联络副官,军衔上尉,在彭雪枫直接领导下工作。一次,八路军一二九师发给太原办事处一封关于一二九师掩护孙连仲部退却的作战部署的紧急电报,内容很重要,周恩来让李金德赶快译出来。但这种密码已作废不用,密码本也已烧掉了。李金德凭着惊人的记忆力,拿着电报反复琢磨,很快准确无误地译出了电报全文,得到了周恩来的赞许。
1938年春,周恩来推荐李金德去武汉,到国民党的译电训练班学习。李金德虽然成绩优异,但在结业考试中,故意不及格。李金德学成归来,向周恩来汇报此事,周恩来赞扬李金德头脑机灵,蒙哄了敌人。之后,李金德任八路军太原留守处机要科负责人。随着抗战形势剧变,太原告急。李金德奉命带着机要科人员以及密码、秘密文件、北方局的党员名册和活动经费,由太原安全撤到临汾。李金德显现出沉着稳健、遇事不乱的组织能力。之后,在周恩来、彭雪枫的带领下,李金德与机要科先后转战长沙、湘潭、衡阳、桂林等地工作,曾遭遇无数次险情,由于李金德的大智大勇,大多化险为夷,保护了中共机密。
1941年,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李金德进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当年秋,调任中共中央机要科科长。1943年秋,李金德被正式任命为周恩来的机要秘书,对外称副官。1945年,李金德不到25岁,作为大后方中共党员,光荣地当选为中共七大候补代表。同年12月,李金德随周恩来赴重庆工作,途经汉中时,曾遭遇敌特刁难,李金德予以严词抨击。抵达重庆后,李金德任南方局机要科长兼局机关党支部书记。在敌人虎穴工作,李金德严格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和要求,迅速将原有的和从延安带来的机要、电台人员搭配组织好,建立起密台,除了同延安保持24小时的联系,还和八路军总部、北平军调部、苏北新四军军部、中原军区建立直接联系。他还巧妙地同美军交涉,借了一台400瓦的大功率电台,极大地方便了与延安和各解放区的电文来往。国民党军统局通过侦听抄下共产党电台的电文,请美国专家破译。由于李金德非常熟悉密码使用诀窍,南方局的核心电文始终没有被军统破译出来。当时,为了防止敌特破坏,李金德负责的机要和电台密室里,备有火炉和盐酸、遇有紧急情况,可迅速销毁电文和密码。
1946年5月后,李金德随中共代表团抵达南京,进行国共两党和谈。由于蒋介石的极力阻扰,国共和谈破裂后,李金德跟随周恩来返回延安。胡宗南攻占延安后,李金德随毛主席、周副主席转战陕北。1949年起,李金德任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秘书室副主任兼中央书记处党支部书记、周恩来秘书。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陈列着一件军用毛毯,是1938年八路军缴获日军并送给朱总司令的。这件毛毯曾多次变换主人。先是朱德赠给了将要去敌后工作的李克农。抗战胜利后,李克农见李金德要随周恩来去重庆虎穴,又转赠给李金德。这件毛毯便一直跟随李金德在延安、西柏坡、北京,直到离休。后来,李金德了解到延安革命纪念馆征集文物,便又把这件珍贵的毛毯送给了延安革命纪念馆。
护卫董必武 为中原战场送粮
李金德和董必武、李先念都是湖北红安老乡。1980年代中期,时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回到他在湖北红安的老家。在黄麻起义纪念馆里,他久久望着董必武同志的照片,深情地回忆说:“董老可是湖北党组织的老祖宗啊!中原突围时,还是董老和李金德给我们搞来了粮食,才取得突围的胜利。”
1946年初,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五师和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南下支队,王树声率领的豫西支队组成的中原军区。当时,中原军区主力部队加上地方县大队,一共有6万多兵力。而国民党则调集30万重兵,将我中原军区层层包围,企图一网打尽。敌人将中原解放区军民压缩在以宣化店为中心、方圆不足百里狭长地带。这里本是贫瘠山区,在蒋军的严密封锁下,部队严重缺粮。
同年3月,李先念、郑位三派任质斌回延安汇报工作,毛泽东十分关切中原部队的突围准备。任质斌说,只要有粮食,部队一定能突围出去。为此,毛泽东电示周恩来设法帮助中原军区解决粮食困难。李先念还专门派郑少文到重庆,向周恩来汇报情况。周恩来专门召开了南方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解决中原部队的粮食问题。
这时,董必武刚去美国参加完联合国大会,风尘仆仆回到国内。周恩来对他说:“董老,这一次你又不能休息了,中原部队缺粮,你看怎么办好?”董必武回答说:“我亲自跑一趟,一定帮他们解决粮食问题。”周恩来非常高兴:“有董老亲自出马,粮食问题一定能解决。”董必武说:“不过我有一个条件,我要借‘子龙’。”董必武补充道,“我要借我的小老乡李金德陪我走一趟湖北。”周恩来说:“我同意,愿你们马到成功。”
原来,早在1938年,董必武奉命到武汉筹建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当时缺译电员,董必武看李金德年轻能干,又是湖北人,好开展工作,就和周恩来商量,暂时让他到自己身边工作。李金德随董必武到武汉后,工作认真,出色地完成了译电任务,还在办事处主动做事,给董必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这次回老家湖北执行筹粮的艰巨任务,董必武首先想到让李金德这个小老乡来给自己当帮手。
董必武一行悄然到达武汉,住在汉口德明饭店。董必武立刻让李金德以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主任董必武的名义,拜会湖北省救济分署署长杨显东。杨显东是农业专家,又是湖北省有名的社会贤达、慈善家。他早年也曾是董必武的学生,对董必武的为人极为钦佩。
与杨显东顺利会面后,董必武直接提出中原解放区连年遭灾歉收,曾抗击日本鬼子的几万将士急缺粮食。杨显东表示,国民党特务机关盘查很紧,一粒粮食都不允许流入中原解放区,违者格杀勿论。很多粮商碍于特务的淫威,不敢和解放区做生意。但他为了老师的请托,一定想办法促成。
经过多方磋和,居然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达成了这样一桩买卖:由湖北粮食厅出面,将湖北的余粮明里卖给华北的傅作义集团,实际上暗渡陈仓,把粮食秘密转交给我中原部队。
董必武一行为了落实运粮任务,乘坐从湖北省粮食厅借用的卡车,进入中原解放区。那几天,董必武和李先念、郑位三、王震、王树声等秘商,安排运粮计划,还有其他突围准备,如伤病员的疏散、非战斗人员的转移等等。军情紧迫,李金德熬更守夜,细致推敲运粮的各个环节和细节,丝毫不敢马虎。
忙碌了近一周后,一切环节才一一敲定。4月7日,李金德才随董必武返回武汉。到达汉口国民党检查站时,国民党特务对董老一行无理盘查,百般刁难,阻拦和非法检查达6小时之久。董必武愤怒抗议,也由于李金德对从中原解放区返回进行了周密布置,国民党特务因为没有抓到任何把柄,只能放行。
5月8日,周恩来与美国军调代表白鲁德和国民党代表王天鸣到达宣化店。董必武、李金德安排的粮食,也已陆续到达,中原部队作好了突围准备。
6月24日,一纵一旅在皮定均旅长的率领下,向东佯动,摆出与敌决战的姿态,使蒋介石误判。6月26日,我军主力一举突破国民党3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胜利完成了战略转移。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中原突围的成功,得益于首先解决了部队急需的粮食问题。
牵头协调 李宗仁回国事宜
共和国成立后,李金德先后任政务院机要处长、政务院机关党组成员、国务院保密委员会秘书长、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副局长、国务院秘书厅副主任等职,一直在周恩来身边工作。
1965年1月,李金德任全国政协常务副秘书长兼秘书处长。他曾遵照周恩来指示,参与安排前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回国事宜。当时李宗仁处于美国“监护”和美蒋特务控制中,如何冲破重重阻扰,秘密安全地回国?这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任务。在周恩来的部署下,这项牵头的特殊使命落在李金德身上。他心细如发,多次和程思远以及有关部门、驻外使馆协商沟通,周密地设计李宗仁回国路线,排查化解了几次海外美蒋特务策划的追杀险情,缜密地保证了李宗仁一行的安全回归。
1965年7月18日,李宗仁一行离开巴基斯坦卡拉奇机场,于中午11时,顺利抵达上海虹桥机场,从海外安全回到祖国。早已在机场等候的李金德等人,走上舷梯欢迎李宗仁的归来。7月20日,李金德陪同李宗仁一行飞抵北京,周恩来总理亲自在机场迎接。李金德还陪同李宗仁一行,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李宗仁回国两天之后,新闻媒体才公开报道了李宗仁回到北京的消息。
“文革”期间,李金德受到冲击。1971年初春,在周恩来干预下恢复工作,任中央统战部业务组副组长,在周总理的指示下,做了不少有关统一战线的工作。
同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和周总理的指示,由统战系统军管组起草《对在京部分统战对象被查抄财物的处理意见》,李金德自始至终参与了此项工作。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妥善保护了一些党外知名人士的安全和财产。1972年11月,统战部业务组在李金德主持下,起草了《关于爱国人士政治待遇问题的意见》文件,提出对上层民主党派负责人及爱国人士,不仅要在物质生活上照顾他们,而且在政治上还要给予照顾,让他们看看文件,遇到国际国内重大事情给他们通通气;他们自己愿意出去,可以让他们到外地看看;对一般爱国人士,也应给予适当照顾。后来,周总理还提到过这个文件,说再研究修改。这个文件虽未最后形成,但当时统战业务工作,都是按此精神去做的。
何香凝女士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德高望重的爱国人士,于1972年9月1日在北京病逝。何香凝病危时,周恩来在李金德的陪同下亲往医院看望,何香凝提出在她去世后,希望将遗体送到南京,与廖仲恺先生合葬。周恩来当即指示李金德,代表统战部业务组按何香凝遗愿写丧事安排请示。周恩来审阅后,报经毛泽东圈阅同意。9月5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何香凝追悼大会,周恩来出席。追悼会后,立即将灵柩用火车专列运往南京,并送抵紫金山廖墓下葬,还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个举动非比寻常,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仍然存在。
1975年,李金德转任四届人大副秘书长。在这次大会上,周恩来继续当选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被任命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为筹备及开好四届人大,李金德做了不少具体工作,为重病缠身的周总理分忧解难。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李金德为中央治丧委员会主要成员,他冲破“四人帮”的封锁干扰,安排在外地的龙飞虎等几个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的老同志赴京参加悼念活动,为此,他受到“四人帮”的责难。
1978年3月,原红二十五军政委程子华出任民政部部长,向中央请示调李金德协助其工作,出任民政部副部长。当年5月,根据中央决定,中央五部委成立了“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领导小组,李金德代表国家民政部出任小组成员,参与了“摘帽办”具体工作。他们冲破重重阻力和干扰,先后在15个省市召开座谈会,抵制“两个凡是”,帮助省市排除“左”的干扰,到11月中旬,最终为全国55万“右”派分子摘掉帽子,落实政策,安排工作。
之后,李金德改任全国政协常委、政协副秘书长,当选为中共十大代表。1982年,李金德离休,应邀参加红二十五军战史编写组,为了编写好战史,他亲力亲为,带领编写组成员,重走了一次红二十五军长征路。
1997年11月,李金德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79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