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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创办于上海,最初名称为《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原为陈独秀担任主撰的一人刊物,后来迁到北京改为“同人刊物”,钱理群在《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1915—1927)》说,这“标志着《新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的正式形成”。《新青年》最初确定的六位编辑是:陈独秀、胡适、刘半农、钱玄同、沈尹默、陶孟和,他们都是大学教授,知识渊博,思想敏锐,提倡新文化,批判旧文化,“一树春风千万枝”,深刻影响了中国。这六位编辑是怎么形成的呢?这得从“独秀求人办杂志”说起。
陈独秀求人办杂志
陈独秀,安徽安庆人,前清秀才,因进行反清宣传遭清政府通缉而逃亡日本,两年后回国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又因宣传革命思想再遭政府通缉而避难日本,两年后回国任浙江陆军学堂教官,参加辛亥革命,出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参加讨袁革命,失败后三到日本避难。
1915年6月,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对安徽同乡兼好朋友汪孟邹说:“孟邹兄,大家不是关心我回国做什么吗?我还是想办杂志。我认为,只要十年八年工夫,一定会发生很大影响。孟邹兄你要帮我。”汪孟邹是上海亚东图书馆的老板,维新人物,回答:“我没法独自承接你的重托,但我支持你,明天我去联络几家书店试试。”
经过一番联络,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通俗书店老板汪叔潜、群益书社老板陈子寿,愿意帮助陈独秀创办杂志。他们达成协议,杂志取名《青年杂志》,每月出一本,陈独秀承担组稿编辑,陈子寿提供编辑费、稿费每期200元,汪孟邹、汪叔潜负责筹措资金。
陈独秀那时住上海法租界嵩山路南口吉益里119弄(今太仓路)21号。在两个月时间里,他憋足一股劲,为创刊号写出11篇文章,并找到6个作者写稿。他对他们说:“我为创刊号写了《敬告青年》一文,提出新青年的六条标准是:自主而非奴隶、进步而非保守、进取而非退隐、世界而非锁国、实利而非虚文、科学而非想象。”大家拍手叫好。
陈独秀亲自设计了《青年杂志》封面:上方是一群青年学生上课图画,标注法语“青年”二字,正中是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头像,左上方是“中华民国四年九月十五日出版”,左边是“青年杂志”四个大字,下边是“上海群益书社印行”字样。
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创刊号问世,但销路不好,出现亏损。群益书社老板陈子寿不想继续出资办杂志,亚东和通俗也有情绪。陈独秀十分着急,建议群益、亚东、通俗三家共同出资,合伙经营。三位老板都不同意。群益老板陈子寿说:“实在要这样也行,那我们就让贤,请亚东和通俗接手吧。”陈独秀又建议:三家出资组建一个新书局,独立核算,自负盈亏。通俗老板汪叔潜说:“且慢陈先生。实在不好意思,敝人现在正准备结束通俗书局,就别谈合并的事了。”
这时,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来了公函,说他们办《青年》杂志在前,群益书社办《青年杂志》在后,两家刊名雷同,要求《青年杂志》改名,否则诉诸法院。陈独秀无奈,只好将《青年杂志》改为《新青年》。
陈独秀继续动员群益和亚东组建新公司,说自己可去北京募股10万元。汪孟邹和陈子寿便放弃停刊念头,同意组建新公司。于是陈独秀离开上海,来到北京,在街上偶然碰见老熟人、北大教授沈尹默,并经沈尹默介绍,见到北大校长蔡元培,便被北大以诚恳态度和优厚条件,连人带《新青年》一起留了下来。于是陈独秀改组《新青年》编辑部,如前所述,确立了六大编辑。大家拥护陈独秀做主编。陈独秀说:“我不做主编。我们六人各编一期,各负其责。”陈独秀不做主编有一个原因,胡适留学美国回来了。胡适对文学革命的理解一点不比陈独秀差,还批评过陈独秀的诗评。
胡适批评陈独秀诗评
胡适与《新青年》的关系,缘于汪孟邹的一席话。1916年初,陈独秀想联络海外学子写稿。汪孟邹说:“我有个小老乡在美国读书。我寄《青年杂志》给他。他回信多有赞美,看来是支持我们的。”陈独秀问:“他叫什么名字?啥时去的美国?现在哪个大学读书?”汪孟邹回答:“他叫胡适,24岁,安徽绩溪人,19岁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毕业后考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读哲学博士。”陈独秀忙说:“好好,你给他写信,代我约稿。我们需要海外稿件。”这是陈独秀与胡适首次间接联系。
半年后,胡适给陈独秀写信说,非常感谢陈先生稿约,一定尽力而为,又说了自己的文学主张:“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西欧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陈独秀赞同胡适的想法, 复信请他来稿。
不久,1916年夏天,胡适的信和稿件到了。胡适说,他曾翻译过法国作家都德的两个短篇小说,1912年9月用白话文翻译《最后一课》,发表于《留美学生季报》春季第一号;1914年8月用文言文翻译《柏林之围》,发于《甲寅》第一卷第四期。胡适接着说:“对于白话与文言,我在美国与一些中国留学生有激烈的争论。我的主张是,应当用白话写作。所以给你寄来的这篇译作,用的是白话,是从英语翻译过来的。”陈独秀急忙看译作,翻译的是俄国泰来夏甫的短篇小说《决斗》,文字流畅,白话功底深厚,十分喜欢,当即决定采用。
胡适寄出 《决斗》 后, 课余时间研读 《新青年》,寻找写文章的路数,即看到谢无量长诗《寄会稽山人八十四韵》和陈独秀的评论,很不以为然,提笔给陈独秀写信说:谢无量的诗用典太多,内容一般,是古典主义作品,不适合刊登《新青年》,又说陈独秀不但予以刊登,还发评论认为是稀世之作,与《新青年》宣传的新文化思想自相矛盾。胡适进而评论道: “旧文学的典型标志是文胜质,就是形式胜过内容,是很不对的。新文学应当强调内容,提倡质胜文。今日要说文学革命,必须从八件事入手,那就是不用典,不用陈套语,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讲求文法之结构,不作无病之呻吟,不摹仿古人,须言之有物。这些都是精神上的革命啊。”
陈独秀看了胡适来信喜怒交加,心想,这个年轻人倒是心直口快,一副欧美留学生腔调,可的确说得好,便给胡适复信说:“《青年杂志》是提倡写实主义的杂志,现在却刊登了古典主义的诗作,经过你来信指斥,我感到十分惭愧。你所说文学革命八事,除五八二项我有不同看法,可以讨论,其余六项说得很好,是今日中国文化界的雷音,我完全赞成。”
1916年9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出版,刊登胡适翻译小说《决斗》。这是胡适发表于《新青年》的首篇作品,一经发表,“云外一声鸡”,声名远播。
钱玄同与《狂人日记》
列在胡适之后的编辑是钱玄同。钱玄同是怎样进《新青年》编辑部的呢?
这天,陈独秀在北京箭杆胡同9号宅院《新青年》编辑部翻看来信来稿,一眼看见有个信封上写有“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字样,心里咯噔一下:又是哪位先生打上门来?前不久,《新青年》发表了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编辑部便接到大量读者来信,赞成者少而反对者多,指责陈独秀、胡适数典忘祖。陈独秀裁开信封看,脸色逐渐平和下来,最后竟朗朗笑道:“好文章!好文章!没想到钱老夫子还有这一套!”编辑部庶务问:“钱老夫子是谁?”陈独秀说:“复古大师钱玄同。”胡适看了来信说:“钱教授是古文大家,居然也同情我们,实在使我们声势一振。”这便是钱玄同支持新文化运动的信,随后发表在1917年2月1日《新青年》上。钱玄同因此被吸收为《新青年》编辑。
钱玄同,浙江湖州人,时年30岁,早年与友共办《湖州白话报》,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同盟会员,曾任浙江省教育总署教育司视学、北京高等师范附中教员、北京高等师范国文系教授、兼任北京大学文字教授。
钱玄同做了编辑便四处联系稿子。1917年8月9日下午,钱玄同来到北京绍兴会馆补树书屋拜访周作人,见到一起居住的鲁迅,便和他们谈替《新青年》写稿的事,还在那里吃了晚饭。不久周作人的译稿出来了,题目叫《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5000多字。钱玄同看了译稿说: “很好。我们很需要介绍世界著名作家的文章,中国新文学要向世界学习。你的文章我会交给下一期编辑。你放心。”此文后来发表在第四卷第一期 《新青年》 上。
又一天,钱玄同来见周作人、鲁迅。得知鲁迅正热衷抄古碑,便问他:“你抄这些有什么用?”鲁迅答:“没什么用。”钱玄同又问:“那么你抄它是什么意思呢?”鲁迅答:“没什么意思。”钱玄同说:“你可以做点文章。”这么一番交谈后,鲁迅答应做点文章。此后,钱玄同多次前来绍兴会馆谈写稿。据鲁迅1918年2、3、4月的日记,钱玄同共造访周氏兄弟10次, 为的是向周氏兄弟求稿。
在钱玄同督促下,1918年4月2日,鲁迅用白话写完短篇小说《狂人日记》,4700多字,第一人称自述,按狂人心理意识活动,写成13则不标年月的日记,揭露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病。
鲁迅写好《狂人日记》放了3天,等钱玄同上门收稿。4月5日,钱玄同来了,是与刘半农一起来的,进门就问:“大先生,文章写好了吗?”鲁迅说:“别急别急,坐下喝口茶。”钱玄同以为鲁迅还没写文章,脸色严肃地说:“下一期杂志还差稿件能不急吗?”鲁迅其实是害怕钱玄同看不上自己的文章。周作人说: “钱君、刘君你们来得正好,家兄正等着你们来交稿呢。”钱玄同说:“写……写好啦?快拿出来看看。”刘半农说:“藏着掖着干吗?”鲁迅嘿嘿笑说:“不成熟得很,还请钱君、刘君不吝赐教。”说罢起身去里屋取来文章,双手递给钱玄同。
钱玄同接过稿子看。刘半农移凳过去围观。鲁迅忐忑不安。周作人起身给大家续水。院里大槐树在风中嗖嗖作响。黄狗在院里游荡。钱玄同突然一声喊:“好文章!”刘半农说:“不错不错。”鲁迅心里悬着的石头这才落下了,掉头冲周作人一笑。钱玄同和刘半农看完稿子都说好,说带回去登在刊物上。
第二天,钱玄同去北大讲课,顺便去陈独秀办公室,将鲁迅的《狂人日记》稿子交给陈独秀说:“仲甫兄,给您弄来一篇好文章。”陈独秀看了说:“果然不错!可以用!”又指着落款“鲁迅”二字问:“谁是鲁迅?”钱玄同说:“周作人的哥哥周树人的笔名。”陈独秀说:“我们正需要这样尖锐地反封建的白话小说。下期稿子再挤也要想法登出来。我来协调。”
《狂人日记》不久即在《新青年》上登出,受到广大青年读者热捧。鲁迅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借着《狂人日记》东风,相继写作发表了《孔乙己》《药》等白话小说和大批随感录、译作,洋洋洒洒,“直挂云帆”,成为新文学运动主将。
刘半农“四大台柱”说
与钱玄同并列的编辑是刘半农。刘半农原来在上海写小说,1917年被北京大学破格聘为预科国文教授,讲授模范文和文法通论。刘半农参加《新青年》编辑,点子多,爱发言,常在编辑会上慷慨激昂。有一次,他给钱玄同写信说“《新青年》有四大台柱”,言下之意,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是《新青年》的主要编辑。这话犯忌,有挑战陈独秀一人编辑地位之嫌。胡适不敢说,怕陈独秀怀疑他争权。钱玄同城府深,不愿得罪陈独秀。刘半农口无遮拦,挑破这层窗户纸。
刘半农,江苏江阴人,时年25岁,常州府中学堂肄业,做过江阴翰墨林小学教师、《江阴杂志》编辑、清江革命军文牍、开明剧社编辑、中华书局编译,发表了40多篇翻译作品和创作小说,著名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刘半农爱好打扮,头戴大绒帽,身披马夫式大衣,足蹬鱼皮皮鞋,浓眉长脸上挂着眼镜,蓄着浓髯,神色严肃,俨然俄国英雄。
钱玄同支持刘半农的意见,将他的来信转寄给陈独秀、胡适。陈独秀看了愕然一惊,什么意思?哪来“四大台柱”?他一时不能接受“四大台柱”说,因为刘半农是他发掘培养的。1916年夏,陈独秀在上海发现刘半农的小说大受欢迎,心想,《新青年》如果刊登这样的文章,是不是会吸引更多青年读者呢?他请刘半农上南京路茶楼喝茶说:“刘先生,我想请你为《新青年》‘外国情况’专栏写翻译稿。”刘半农擅长翻译,一口答应。于是,刘半农的作品便陆续出现在《新青年》“灵霞馆笔记”栏目,一经刊出,大获好评。
陈独秀把刘半农的信拿到编辑会上征求意见。刘半农解释说:“在下只是打个比喻。办《新青年》好比唱戏,仲甫兄挂头牌,胡兄、钱兄和在下挂二牌三牌。”钱玄同说:“我们四个把《新青年》办成同人刊物如何?”胡适说:“在欧美国家,这叫组成编辑部,一名主编,多名编辑。我赞同刘兄、钱兄的意见,请仲甫兄挂帅,组建《新青年》编辑部吧。”陈独秀说:“好的,那就组建《新青年》编辑部。我们四个参加,也不要设什么主编了,总思路大家一起商定,定下来后一人编一期,各负其责。”大家说好。
陈独秀又说:“再找两三个人做编辑。沈尹默如何?他的白话诗做得好,擅长纵横捭阖,对新文学热忱有加。”大家说好。陈独秀又问:“胡适君,你夹带有什么人?”胡适回答:“在下来北大不久,不太熟悉,只是觉得研究社会学的陶孟和君学问极好,肯为新文学出力,不知仲甫兄以为如何?”陈独秀说:“行啊,陶孟和君参加进来好。钱君刘君有何高见?有没有合适人选推荐?”钱玄同和刘半农都说没有,又说都赞同沈尹默、陶孟和参加编辑部。于是大家便决定,《新青年》编辑由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陶孟和六人组成。这便是《新青年》六大编辑的由来。
沈尹默引荐陈独秀进北大
沈尹默,陕西安康人,时年35岁,留学日本一年,1913年到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新文化学者,著名书法家,北京大学书法研究会会长。陈独秀推荐沈尹默做编辑,一个原因是感谢沈尹默穿针引线,促使陈独秀和《新青年》留在了北京。事情是这样的:
1916年底,蔡元培从法国回来,被聘为北大校长。他不了解北大情况,不敢贸然接任,就去拜访北大教授沈尹默等人,最后应聘做了北大校长。做了校长后,蔡元培请沈尹默推荐北大文科学长。沈尹默把这事记在心上。1917年1月一个风雪天,沈尹默坐黄包车出门办事,途经琉璃厂,见游人依旧不少,大雪天还是生意兴隆,索性临时改主意下车游玩。走着走着,一个人影从身边晃过,沈尹默觉得好熟,回眸一看,恰好与那人打个照面:浓眉,大眼,直鼻梁,一字分头,不是他是谁?便招呼道:“仲甫兄,怎么是你?”这便是陈独秀。陈独秀似乎也有同感,愕然一笑说:“ 君墨兄,怎么是你?”二人走近握手问好。
陈独秀这时刚从上海来到北京,是来为组建新书局招股来的,入住前门外西河沿中西旅馆。西河沿靠近火车站,外地人客多,有22家小旅馆小客栈。中西旅馆是其中一家,住着南来北往的中小客商。
一番寒暄后,沈尹默问:“什么时候来的?”陈独秀回答:“我在上海办《新青年》杂志,想组建一家大一点的图书社,专程到北京募款来了。”二人一番摆谈后,沈尹默得知陈独秀在上海遇到困难,心里想,正好劝他来北京发展啊,也许蔡元培正需要他这样的人做文科学长,于是便多了个心眼,打听了陈独秀所住旅馆地址,然后说:“我这会儿有事瞎忙乎,明日一定登门拜访。仲甫兄请暂时不要回上海。我找你有事。”陈独秀问:“什么事?”沈尹默说:“给你看看我的书法,是否还是其俗入骨?”陈独秀愕然不解。沈尹默说:“贵人多忘事。十年前,杭州陆军小学,教员刘三家……”陈独秀突然哈哈大笑说:“还记得我批评你的书法其俗入骨?好好,那我就看看,要是还跟当初一样,哼,看我怎么批你。”二人哈哈笑。
沈尹默告别离去,预备办的事也不办了,坐了黄包车赶回北大,把见到陈独秀的事说给蔡元培听,还没说推荐的话,即被蔡元培打断话。蔡元培大声说:“什么什么?仲甫兄来北京啦?住哪里?住多久?我得马上去见他,您带我去见他。我有重要事找他。”沈尹默说:“瞧窗外黑得厉害,还是明早去吧。孑民兄,您准备聘仲甫兄吗?我也是这个意思。您一定得留住仲甫兄,有仲甫兄主持北大文科,谁还敢说闲话?”蔡元培看看窗外天色,嘿嘿笑说:“看我猴急的。那这样,明天有个会我去不了,请您代我去一趟。君墨兄,务必帮我留住仲甫兄。”
蔡元培之所以如此着急,事出有因,眼下北大文科的教授们多是前清留下的旧学先生,与北大提倡的新学有些格格不入,不仅不如,甚至新学反而处处受制,实在窝囊得很。所以,蔡元培急于聘一位新学大师做北大文科学长。
第二天,沈尹默去找陈独秀,说了蔡元培的意思,请陈独秀留在北大做事,别回上海了。陈独秀一口回绝,理由是他的事业在上海。陈独秀说:“我这次来北京是募股,要与亚东和群益共组新书局,把《新青年》办得更好。我说过,十年八年工夫,《新青年》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我不会留在北京的。谢谢您和孑民兄的美意。”陈独秀性情执拗,既然这么说了,“百啭无人能解”,所以沈尹默无论如何也劝说不动陈独秀,只好悻悻而去。
第三天,蔡元培听到出师不利的消息,亲自到旅馆找陈独秀,热情邀请他来北大做文科学长,请他来北大编辑《新青年》,答应提供办公场所、办公费用。陈独秀深受感动,又因解决了办《新青年》的困难,思考再三,最后答应蔡元培的邀请,来北大做事,把《新青年》编辑部迁来北大。
陶孟和的“一字师”
再说六大编辑之陶孟和。陶孟和,天津人,时年30岁,毕业于天津南开学校、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英国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经济学博士,1913年归国,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1914年任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北大《社会科学季刊》编辑、《北京大学月刊》顾问。
胡适推荐陶孟和做编辑,除了表面所说“研究社会学的陶孟和君学问极好,肯为新文学出力”,还有一个原因,陶孟和支持胡适“不谈政治”的观点。当然,他们“不谈政治”的观点也不尽相同。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梁永佳在其《陶孟和:五四运动里的社会学家》 评论陶孟和说,“主办《新青年》的时候,他就跟胡适约定不谈政治。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涉及人类文化的起源、女子问题、自杀、欧美劳工、贫困、人口等广泛的社会学问题,他甚至开辟过‘社会调查’专栏,但这些文章全部追求以学术见解引导读者,很少评论时局。”
陶孟和做了编辑,负责编辑《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专门与鲁迅、周作人商量,定下主要内容,还一起构思了由胡适轮值编辑的第四卷第六号的大致内容。不久,陶孟和收到周作人一篇翻译稿件,翻译的是日本作家江马修的小说,题目叫《小的一个人》。陶孟和看了题目觉得别扭,问周作人:“周先生,请问原著题目什么意思?”周作人回答:“一个普通人的意思。”陶孟和说:“可这题目是小人的意思,不是普通人的意思啊,能改一改吗?”周作人说:“我也觉得别扭,可就是改不了,请陶兄给改一个吧。”陶孟和想想说:“这简单,改为《小小的一个人》怎么样?”周作人听了说好。事后,周作人在1918年10月5日的日记里记到:“我特别记得是陶孟和主编的这一回。我送去一篇译稿,是日本江马修的小说,题目是《小的一个人》,无论怎么都总是译不好,陶君给我添了一个字,改作《小小的一个人》,这个我至今不能忘记,真可以说是‘一字师’了。”
陶孟和做编辑不久即去欧洲考察,在英国见到中国留学生李四光和丁西林,得知他们是人才,即写信推荐给胡适和蔡元培。蔡元培将他们聘到北大,后来他们果然有很大成绩。
1919年底,因种种原因,陈独秀带着《新青年》杂志社离开北京重返上海。1920年9月《新青年》改为中共公开理论刊物。胡适与《新青年》分手。1926年《新青年》停刊。1915年9月至1926年7月,《新青年》共计出版九卷五十四号。
六大编辑离开《新青年》后,“百分桃花千分柳”,各有一番精彩:陈独秀组建中国共产党,出任负责人,后离开中央,被开除党籍,1942年病逝重庆江津,享年63岁。胡适创办《努力周报》《独立评论》,出任驻美大使、北京大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病逝台北,享年71岁。钱玄同创办《国语周刊》,出任国音字母讲习所所长、《中国大辞典》总编纂之一,1939年1月病逝北京,享年52岁。刘半农1920年至1925年去英国、法国留学,获得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回国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1934年病逝北平,年仅44岁。沈尹默1949年后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主任委员,1971年病逝上海,享年88岁。陶孟和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60年病逝上海,享年73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