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7月诞生以来，已经走过了98年的光辉历程。在98年的历史岁月中，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也历经坎坷，经过了多次转移与搬迁， 其足迹留在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转移搬迁，与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息息相关。每当历史发展到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总是从当时的客观需要出发，去思考领导机关的搬迁问题，从而保持党始终站在中国革命的前沿和工农运动的前列。认真考察和研究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搬迁的历史，对于我们从更深层面上了解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艰难曲折的奋斗历程，进一步把握我们党始终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的先进性本色，意义重大。

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上海转移至北平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3号举行，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外国巡捕搜查，最后一天的会议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进行。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选举产生了由陈独秀等3人组成的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

        根据中共一大的决定，中共中央的领导机构设在了上海并以此为中心开展革命活动。这样，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设在上海，便与中共一大的召开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中共一大召开时，党的力量还很弱小，党组织尚处于秘密状态，当时，上海既有外国冒险家以及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又有民族资产阶级、持不同政见的各阶层人士，加上租界划分不一、政出多门等复杂情况，易于寻找掩护革命活动的职业和场所。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设在上海，还便于与共产国际、国民党左派取得联系。因为作为远东革命工作的中心，上海同日本、朝鲜、伊尔库茨克等地方的党的组织都有着联系。

        1922年到1923年，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形成了第一次高潮。随着工人运动不断高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引起了上海租界当局的注意。1922年9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被上海英租界工部局查封。面对这种局面，中共中央已不便在上海活动。1922年10月，在上海的中央领导机构被迫转移到了北平。　　

        迁至北平，这在当时对推动工人运动发展极为有利。中共中央在北平期间，提出了制定了《劳动法大纲》并动员全国工人广泛开展劳动立法运动。另一方面，陈独秀负责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向导》等，积极宣传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及时报道各地罢工情况和经验。这期间，中共中央对产业工人特别是路矿工人给予高度重视，先后发动和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和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引起了外国帝国主义列强和国内反动势力的恐慌。1923年初，吴佩孚调动了两万多军警镇压罢工，制造了“二七”惨案。北平政府还下达了对马林、陈独秀等人的通缉令，大肆捕杀罢工工人和共产党人。在这样恐怖的情况下，中共中央秘密从北平迁回了上海。

为了适应革命形势中共中央迁至武汉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当时的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而国民党的力量强大，广州自然是国民党从事革命活动的中心和基地。在这里，革命力量可以公开活动。中国共产党决定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工人阶级和民主力量的联合战线。为了便于国共合作工作的开展，1922年7月，共产国际决定将中共中央驻地由上海改为广州。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31号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派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后因地处偏隅、交通不便（当时粤汉铁路尚未开通），对指导全国革命斗争不利，中共中央决定将领导机关再次迁回产业工人聚居的上海。

        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兴起。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参与和努力下，大革命风暴迅速席卷全国。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派出的北伐军攻占了武汉。1927年初，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由广州迁至武汉，武汉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为了适应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的需要，1926年底前后，中国共产党在武汉成立了临时中央局。张国焘、瞿秋白、陈独秀等中共中央领导也相继由上海来到武汉。这样，1926年底到1927年春，中共中央完成了从上海到武汉的搬迁工作。武汉便成为中共中央的第二个驻扎地。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武汉国民政府内部以“左派”面目出现的汪精卫，也阴谋“清共”，对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在武汉举行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五大召开前后，武汉地区的形势急剧恶化，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迅速走向反动，并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仅国民党武汉市党部就有1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被杀害。霎时间，大江南北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又回到上海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确定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为党在新时期的总方针。会后，鉴于武汉的险峻形势，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于1927年9月底至10月初陆续由武汉迁回上海。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左”倾盲动主义开始影响全党。此后，在“左”倾思想指导下，各地盲目进行罢工和暴动，给中共党组织带来了惨重的损失。以至于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无法在国内举行而不得不在莫斯科召开。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

        1929年6月，中共在上海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对国际、国内形势作出了较为客观的判断，曾一度使党内的“左”倾状况得以遏制，革命力量稍有壮大。但局势稍有好转，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党内的“左”倾冒险主义倾向又开始抬头，中国共产党再次为“左”的思潮所困扰。

        1929年9月24日，中共在上海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以及1931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干预下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党内的“左”倾问题，反而进一步使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内开始了长达4年的统治。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国民党统治区内中共党组织的工作出现了一片混乱，党内一些重要领导先后叛变：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中共中央领导机构遭到严重破坏。

        1933年前后，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围攻，同时，在城市和广大白区实行法西斯统治，在上海大肆扑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933年1月，中共中央因在上海无法立足，被迫迁入江西瑞金。从此，结束了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居住上海的历史。

瑞金成立中共第一个全国性红色政权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瑞金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全国性红色政权首府。临时中央政府在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指引下，开创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4次“围剿”，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

        1933年10月，蒋介石发动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大兵压境，革命形势空前严峻。而中共临时中央却于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把“左”倾错误路线推向了顶点，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由此踏上了为期两年之久的长征道路。

        在长征中，中共中央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思想在中央的领导，从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后，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粉碎了张国焘阴谋分裂党的图谋。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榜罗镇召开会议，决定将陕北作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坚持抗日战争中共中央“落户”陕北

        1935年11月初，转战万里的中共中央机关到达陕甘根据地中心瓦窑堡（今子长县），刚刚站稳脚跟，便于12月17日至25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瓦窑堡会议），讨论军事战略、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等问题。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瓦窑堡会议是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折时期中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

        1937年初，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往延安，先后居住凤凰山、杨家岭、枣园、王家坪等地。这样，延安便成了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和抗日战争的总后方。这期间，先后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等重要会议。1938年5月，毛泽东写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文章，阐明了中共坚持抗日战争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1938年11月，日军飞机轰炸延安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凤凰山迁往杨家岭，继续领导抗日战争，组织开展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阐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明确了以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确立了党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为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全国胜利，进一步奠定了政治、思想和组织基础。

克服重重困难从陕北转战西柏坡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开始对山东和陕甘宁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为了诱敌深入，歼敌于运动之中，中共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

        在转战陕北的371天里，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从容自若，斗智斗勇，与胡宗南几十万大军进行周旋，寻找战机，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了敌人对陕甘宁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为全国解放奠定了基础。

        1947年3月29日，中共中央在清涧县枣林沟召开了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讨论了撤离延安后中央机关的行动问题。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英明论断：“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必须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当晚，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揭穿了国民党散播的“共产党不堪一击”“中共中央已东渡黄河”的谣言，再次向全国宣布：“中共中央仍在陕北。”

        毛泽东坚决不过黄河，坚持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挥下，各个战场捷报频传……8月19日，毛泽东一行到达梁家岔前东沿村，参加彭德怀主持的西北野战军作战会议，部署即将要打响的沙家店战役。毛泽东对大家说，眼前陕北的处境，就像我们常说的过山峁一样，快爬到山峁峁了，千万不要松劲，要咬紧牙关，一鼓作气爬上去，往后的路就好走了。

        就这样，毛泽东在陕北的土窑洞里、在马背上、在锅台上、在小石凳上、在陕北的沟沟峁峁上，完成了他解放全中国的战略部署。 

        1947年8月23日，毛泽东一行转移到佳县朱官寨。在这里，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党内指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9月25日，毛泽东一行转移到佳县神泉堡村。在这里，毛泽东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1947年11月22日，中共中央移住至陕北米脂县杨家沟。12月25日至28日，毛泽东在这里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即历史上著名的十二月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

        从1947年3月撤出延安算起，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克服重重困难，坚持转战在陕北，从容地指挥着西北和全国各个战场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行动，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解放区军民的斗争意志和胜利信心。 

        1948年3月23日，在吴堡县川口村元子塔渡口，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同志率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登上了东渡黄河的木船至山西临县，到达晋绥解放区，踏上了奔向西柏坡的路程。　

        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撤离陕北落脚西柏坡，是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酝酿过程的。早在1945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酝酿讨论党中央向华北作战略转移问题时，毛泽东提出党的领导核心还是在延安为好，延安不要轻易搬家。后来，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急剧变化，中共中央又重新讨论了这个问题。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工作委员会还专程前往华北，到平山县封城村，围绕中共中央的住址问题，进行了实地考察，最终选定了西柏坡作为最后决战的指挥部。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驻扎了10个月，指挥了224次战役。其中，1948年9月12日至1949年1月31日，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154多万人。周恩来曾风趣地说：“我们这个作战室，一不发款，二不发粮，三不发人，就是每天往前线发许多电报，就把国民党打败了。”

        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前夜，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会议集中讨论了在新的形势下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问题。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规定了全国胜利后的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同时，毛泽东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并宣告：“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

        西柏坡以其在中国革命史上独特的历史定位，永远闪烁在中华民族的记忆长河中。　　

        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及其所属机构陆续离开西柏坡，至3月25日全部迁入北平（北京）。在北平，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指挥了著名的渡江战役并继续领导指挥了全国解放战争，积极筹划新中国的成立。1949年9月底，在北平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将北平改名北京，定为新中国的首都。此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长驻北京，办公地点设在中南海，至今已有70个春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