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经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启蒙的先进中国青年，为了寻求彻底改造旧中国的革命道路，漂洋过海远赴法国，掀起了一股勤工俭学热潮。据统计，1919年3月至1920年12月，先后有21批共计1900多名中国青年赴法勤工俭学。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著名领导人也在此列，他们在法国广泛研究各种学说，并对欧洲社会开展了深入的调查。在研究和比较中，他们逐步确立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组建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实现了“革命化”转变。

广泛研究各种学说，在比较中选择马克思主义

        “五四”时期，西方各种学说在中国青年中广泛传播。正如毛泽东描述的“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赴法勤工俭学青年更是如此，如饥似渴地收集欧洲各方面的书籍和材料。在研究和观察中，他们的“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并逐步放弃了资产阶级改良思想、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完成了由自由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1919年12月25日，蔡和森和母亲葛建豪、妹妹蔡畅、向警予等人一同乘船离开上海，并于1920年 2月 2 日抵达法国巴黎。蔡和森到达法国之后，利用一切工余时间“猛看猛译”马列主义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等，并写了大量的读书笔记。这段经历在他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有详细的描述：“我到法后，鲁莽看法文报，现门路大开，以世界大势律中国，对于改造计划略具规模。现搜集各种重要小册子约百种，拟编译一种传播运动的丛书。”

        蔡和森阅读和收集的书籍材料大体分为四类。一是世界革命运动之大势；二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四种利器：即党——工团——合作社——苏维埃；三是世界革命之联络与方法；四是俄罗斯革命后之详情。另外，蔡和森还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强调：“现已搜集许多材料，猛看猛译，迟到年底，或能成就。”正是通过这一研究和比较的过程，蔡和森找到了解救中国的良方，成为了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1920年5月9日，赵世炎乘船从上海出发，于6月底抵达法国。到达法国之后，赵世炎先是补习了一段时间的法文，然后于8月到巴黎西郊的一个工厂做工。工余之时，他看过共产主义的小册子，也读过法共出版的《人道报》以及其他左翼进步书报。同时，赵世炎还长期在广大华工和华侨之中进行政治活动。经过半年多的理论学习和实际考察，赵世炎对资本主义世界有了新的认识。他在给国内朋友的信中说：“你们所常想的，以为到了欧洲就处处可以得安慰吗……我们所经受的搏战生涯，人类同情的，了解的工作尚未达到相当的程度，我们的精神能就说畅快呢？”在信中，赵世炎反思了过去对社会改造问题“看法太多、太不实际，是个危险”，并诚恳希望与朋友一道“务要从冷静处窥探人生，于千辛万苦中杀出一条血路”。通过大量的理论学习和社会实践，赵世炎实现了思想上的转变，逐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周恩来在日本留学期间,就从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宣传者河上肇主编的《社会问题研究》中接触了马克思主义。1920年12月，周恩来抵达法国后，转道去英国认真考察了英国的工人运动，并于1921年2月中旬回到法国。周恩来“一到欧洲便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 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马列主义著作。他一边阅读，一边在书上圈划、批注，现保存下来的周恩来当年读过的《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教导》一书中，有许多他划过和作批注的内容。如“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等内容都被周恩来着重圈划过。经过反复的学习和思索，周恩来逐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他在写给天津觉悟社朋友的信中说：“觉悟社的信条自然是不够用、欠明了，但老实说来，用一个communism（即共产主义）也就够了……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地制宜！”他在信中还说：“我从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

        蔡和森、赵世炎和周恩来是赴法勤工俭学青年中的先进代表，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陈延年、陈乔年、朱德、邓小平、李立三、陈毅、李维汉、向警予、蔡畅、李富春、聂荣臻、傅钟等人也纷纷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据李维汉回忆：“我有机会集中阅读了和森以‘霸蛮’精神从法文翻译过来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和若干关于宣传十月革命的小册子。此外，我同和森做了多次长谈，涉及范围很广，包括欧洲革命斗争形势、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区别、共产国际的性质与任务、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的决裂等内容。通过阅读和谈话，我深知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

        据傅钟回忆：“经过赵世炎的不断宣传和斗争，一些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学生很快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如果没有世炎同志这样经常地向大家讲解，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还不可能懂得那么快。”朱德也在周恩来的帮助下，认真研读《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等著作，逐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后来他回忆：“我在没有到德国来前，在没有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前，我很长一段时间也一直认为中国落后是没有走一条资本主义的道路，只有资本主义能够发展中国，现在，我不再这么看了，中国的真正出路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像苏联那样，才是真正的出路！”

        此外，赵世炎等人对陈延年和陈乔年兄弟也进行了积极的争取，在致陈公培的信中赵世炎指出：“以我观察，有一部分之安那其无政府主义，又译作（安那其主义）倾向颇变。其最著者为大陈延年趋向极为可爱，近日他们所出的《工余》杂志，竟高呼暗杀……革命……气魄可钦，惜我与二陈均无接洽。你可否速来一信，与之问讯，且探其动静”“法国旧时安那其如二陈等近时倾向大变，望你们有私人关系者，速来接洽”。在赵世炎等人的宣传和影响下，陈氏两兄弟逐步放弃了无政府主义观点，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深入工人运动，向劳工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理论

        除了在旅欧勤工俭学青年中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外，以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为代表的赴法勤工俭学青年还积极在广大劳工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们在工厂和煤矿做工期间，在与广大劳工朝夕相处中，熟悉和研究劳工的工作和生活状况，并为劳工讲解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到达法国后，赵世炎、周恩来、李富春、王若飞、聂荣臻等人为解决在法国的生计问题，先后都在法国的“雷诺”汽车厂当过工人。对此，何长工曾回忆：“我的工作是在巴黎近郊的比昂古尔区的雷诺汽车分厂。这是个大工厂，全厂有1万多工人。中国留学生中的赵世炎、李富春、王若飞、聂荣臻等同志都在这里做过工。后来，周恩来同志也到了这里。”

        邓小平在1920年到达法国之后，先是在巴黎附近做工，后来“他又到离首都百公里的蒙塔尔吉当体力工人。同年秋天，在第戎附近的小镇夏蒂荣絮尔赛纳入夏蒂荣中学学习，但不久即返回蒙塔尔吉。1923年2月，他成了赫金森橡胶厂的雇员。6月又迁居到拉加朗——科隆伯，此后一直到离开法国时止，他都在比扬古雷诺汽车厂做工。”

        聂荣臻、李立三、傅钟等也在钢铁厂做过工。对于这段工作生涯，聂荣臻曾回忆：“我进的第一个工厂是蒙塔尔吉的橡胶厂，负责检查轮胎，粗看一下，是否合乎规格要求，活不重，也比较简单，谁都能做。以后又到克鲁邹钢铁厂做工。这个厂的老板叫施奈得尔，所以也叫施奈得尔钢铁厂。它的规模很大，主要从事军工生产，有许多分厂，几乎一座城市全是它的。在克鲁邹，我炼过焦，这种活又脏又累。以后又做过钳工、车工，做钳工我老锉不好，做车工倒还容易些。我在克鲁邹干的时间比较长，从1921年初一直到这年秋天。”此外，向警予在纺纱厂当过女工，徐特立在五金厂当过学徒工，还在饭馆当过厨师。

        通过在工厂里的劳动实践，赵世炎、蔡和森、周恩来等人对工人的生活状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增长了领导工人运动的才干。在和工人同吃同住的过程中，他们促膝长谈，和工人面对面的交流，不断启发工人的思想觉悟，在广大劳工中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其中，较为典型的是周恩来对工人阶级的研究和分析。1920年底，英国爆发了120多万煤矿工人大罢工。得知消息后，周恩来立即奔赴英国。在对英国罢工进行深入考察后，周恩来先后写了《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始末》《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影响》等8篇通讯报导。在这些报道中，周恩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和经济分析法，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存在的问题和国际工人运动的伟大意义，高度赞扬了英国煤矿工人团结战斗的精神，在勤工俭学青年和广大劳工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驳斥无政府主义，论证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

        由于无政府主义一定程度上契合了赴法勤工俭学青年追求自由和平等的愿望，加之李石曾、吴稚晖等无政府主义者在组织勤工俭学过程中积极宣扬无政府主义，因此无政府主义在广大勤工俭学青年中颇具市场。一时间很多勤工俭学青年难以区分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不能充分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为进一步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肃清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勤工俭学青年中的影响，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等马克思主义者同无政府主义者开展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论战。

        1920年7月5日至10日，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成员在法国蒙达尼公学集会。蔡和森就建立共产党组织和实行劳农专政等问题作了题为《怎样救中国》的演说，他认为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等死，二是起来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社会革命，一定不能避免”“革命的爆发乃是必然的趋势，也如自然力的雷电之爆发一样，行所必然。”他分析了中国与俄国国情的相似之处，认为中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既不可能，也行不通。他认为社会主义的“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以政权来改建社会经济制度”，共产党则是“发动者、领袖者、先锋队、作战部，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神经中枢”。而新民学会会员萧子升则认为：“世界进化是无穷期的，革命也是无穷期的，我们不认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作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

        对于萧子升这种无政府主义的观点，蔡和森进行了驳斥：“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蔡和森还深入分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他认为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则“不能改造经济制度”，便不能消灭私有制。同时“无政权不能保护革命，不能防止反革命，打倒的阶级倒而复起，革命将等于零”，有力地驳斥了萧子升等无政府主义者“教育革命”和“合作社改革”的幻想。

        与此同时，赵世炎也对无政府主义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方面，他广泛宣传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并不厌其烦地向分不清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勤工俭学青年讲解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另一方面，他还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对区声白、黄凌霜、吴稚晖等无政府主义者的言论大加批判。他尖锐地指出：“区声白不对，无政府主义是空洞的、幻想的，实际上达不到目的……无产阶级不专政怎么行？只有像俄国那样才行，无政府主义那一套不行。”他在《旅法的青年应该觉醒来——投机、改良与革命》中针对无政府主义理论的要害进一步指出：“所谓的无政府主义者，只知高唱自由，忽视了现代社会生活所决定的群众意识，专门占据在抽象的观念上，发些空论，以迷惑群众。我们见到这种事实，自然不能忽视了我们当前的工作，我们共产主义者的行动，就是要随时随地能把问题与事实打落到实际上面。”

        赵世炎的这些论述讲明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根本区别，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有力地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勤工俭学青年中的影响。

        周恩来针对无政府主义者把共产主义与宗教等同起来，污蔑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迷信”等言论，在理论上进行了坚决的回击。在《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中，他论证了中国走共产主义道路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肯定了共产主义既“能够解决世界的乱象”，也完全应该成为我们中国唯一的“救时的良方”。文章还进一步指出：在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因为中国根本不具备发展民族资本的条件。如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开发实业，“其结果不仅使中国变为舶来品的销卖场，且会使中国各地布满了外国的资本家”。中国要富强，就必须解决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而只有共产主义能够担当起这个重任，文章还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真面目。针对无政府主义污蔑共产主义为“迷信”的言论，周恩来在《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一文中指出：共产主义者一向“认宗教是人类中的一种毒药”，对之是“深恶痛绝”的，因此，共产主义与宗教毫不相干，共产主义的学说有着坚定的信仰，因为这种学说完全“合乎科学精神”，经得起在“实际”上来“试验”。周恩来上述极有说服力的论述，有力地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污蔑，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

        为进一步驳斥无政府主义思想，赵世炎和周恩来还在1922年8月1日创办了《少年》月刊，并以《少年》为阵地与无政府主义者在巴黎创办的《工余》月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战，系统地批判和抨击无政府主义观点，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勤工俭学青年和广大劳工中的影响。

奔走于欧洲各地，组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通过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等人深刻认识到了在欧洲建立党组织的必要性。此时，蔡和森、李维汉、张昆弟等人组建的工学世界社和赵世炎、李立三等人组建的劳动学会为“少共”的建立提供了组织基础。

        赵世炎在赴法之前就在上海加入了共产主义小组，到达法国后，他还和国内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保持着联系。在国内共产主义小组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之时，赵世炎深深意识到在欧洲建立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的必要性。

        据李立三回忆：“在巴黎时，我和世炎同志研究过一个问题，即与蔡和森等同志的团结问题……他们和我们同是主张革命的，而且当时和森同志明确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们当时组织了工学世界社。因此，决定主动的和他们联系，由世炎同志给和森同志写信。”于是，赵世炎主动找到在蒙达尼的蔡和森，通过讨论和交流，他们取得了一致意见：“今后共同研究问题，共同革命，大家都谈马克思主义。”两人都认为必须在欧洲成立一个共产主义组织，蔡和森建议这一组织取名叫“少年共产党”，赵世炎表示赞同。由于蔡和森、陈公培、李立三、陈毅等人参加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运动被法国当局遣送回国，因此负责筹办和组建党组织的任务就落在了赵世炎、周恩来等人的肩上。

        1921年底，赵世炎和周恩来邀请在法国的代表相聚巴黎，讨论组建“中国少年共产党”的事宜。经过激烈讨论，代表们就“中国少年共产党”的组织、纲领等达成了协议，并对在欧洲各地发展和建立“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工作进行了分工。大会决定赵世炎、李维汉等留在法国继续发展组织，张申府、周恩来等去德国发展组织，聂荣臻、刘伯坚等去比利时发展组织。

        1922年6月，“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在巴黎西郊的布伦森林中举行。出席会议的有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刘伯坚、余立亚、袁庆云、王凌汉、陈乔年、傅钟、肖朴生、萧子暲、汪泽楷、李慰农、郑超麟、尹宽、任卓宣等18人代表欧洲党员三四十人，其中“大约法国二十人，比利时七八人，德国六七人”。

        赵世炎向大会做了筹备工作报告，周恩来向大会报告了他起草的组织章程。经过3天的充分讨论，会议决定正式成立“中国少年共产党”。经过民主选举，与会代表决定由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3人组成“少共”执行委员会，赵世炎任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工作、李维汉负责组织工作。“少共”成立后，即将会议的情况向国内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做了汇报。1922年11月20日，团中央要求将“中国少年共产党”作为国内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旅欧支部。

        1923年1月初，“少共”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信，并于1923年2月17日至19日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决定将“中国少年共产党”更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又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因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等人即将赴苏联学习，会议选举周恩来、尹宽、汪泽楷、任卓宣、肖朴生为执行委员，周恩来接替赵世炎当选为书记。

“少共”成立后，一方面以《少年》为机关刊物，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少年》共刊出13期，每期30页左右，为深入宣传马列主义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除刊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著之外，《少年》还以大量的篇幅与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胡适的“好政府主义”、张君励的“德意志社会民主主义”以及法国工团主义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另一方面，“少共”还先后成立了“共产主义研究会”和“华工运动委员会”，开办了华工夜校、华工俱乐部，举行各种报告会、演讲会，设立了“学生运动委员会”。通过这些组织和活动，“少共”逐渐成为了广大华工和勤工俭学青年的领导核心。在“少共”的影响下，旅欧勤工俭学青年在法、德、比等国建立的共产党小组也得到了迅速发展，为中共旅欧支部的成立创造了条件。

结  语

        革命的理想催生革命的组织，革命的组织从事革命的运动，革命的运动造就革命的干部队伍。这一“革命化”转变，成为赴法勤工俭学青年“革命一生、奋斗一生”的起点。他们中有些人为革命“宁可牺牲，也不屈节”，如蔡和森、向警予、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熊雄、孙炳文、郭隆真、刘伯坚、张伯简等。有些人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使命，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和建设者，如周恩来、朱德、陈毅、邓小平、李维汉、李立三、蔡畅、李富春、聂荣臻、何长工等。正如1939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所言：“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个方向是不可动摇的，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骨气来坚持这个方向。这样的青年，才是真正的模范青年。”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