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后期，东兴汇路开辟后，东南亚各国侨批业者将侨批冒险带至东兴交由银行、邮政寄达揭阳，再转发潮汕各侨批局，或由侨批业者再从东兴转带至揭阳，再转发潮汕各侨批局。当时与东兴辖区侨批局（馆）连接较为密切的当属誉满南洋和潮汕地区的魏启峰批局。

        说起魏启峰批局，历史很久远，是一家典型的家族式企业。它的前身是森峰启记，清光绪五年（1879 年），由经营夏布的魏福罗一手创办，地址在揭阳榕城店街（现扩建为店马路）。魏福罗（1835—1904）早年在家乡渔湖梅兜村（现燎原村）务农兼织夏布，并在附近村庄及榕城收购夏布运往汕头出售，有时也将夏布换回棉纱售给织布作坊，善于运作，生意兴隆。魏福罗在经营过程中，结识了来自汕头的黄松亭。黄松亭是致成批局创始人黄继英的族亲，受致成批局之托，在汕头创办森峰栈批馆，并担任批馆经理。

        有一次，魏福罗在跟黄松亭结算夏布款后，回到家中才发现黄松亭多付了50银元，魏福罗心里甚为不安，再见黄松亭时一再致歉，要求结算时如数抵回。正是他的诚信，获得了黄松亭的信赖，决定让魏福罗为森峰栈批馆代理揭阳、普宁、丰顺一带的侨批解付业务，同时继续兼营夏布生意。于是“森峰启记”批馆便在榕城店街诞生，魏福罗受黄松亭的委托担任批馆掌柜。 

        光绪二十年（1894 年），年届六旬的魏福罗将森峰启记批馆的业务交给儿子魏履巧经营。时年34岁的魏履巧（1861—1924）一直是父亲的得力帮手，接手批馆后对业务经营驾轻就熟。此时，黄松亭已远渡重洋去到新加坡，集中力量经营致成批局的业务，无暇顾及榕城的森峰启记批馆，便提出将招牌改为“启峰森记”，并让出自己的股份馈谢魏福罗父子。魏履巧便割舍夏布的经营，专注侨批业务，为魏氏侨批业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1912年，魏氏侨批业已经越做越大，在家族经营之下生意十分兴旺，独资经营的“魏启峰批局”招牌正式挂起，由魏履巧的三儿子魏启和（1885—1956）及侄子魏启圃接手管理和经营。依批局建立的方式而言，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首先在国外建立批局总局，接收汇款和信件，再在国内设立若干分号或同国内批局联营接送侨批；另一种则是先在国内建立批局总局，接收国外侨批局或代理商号代收的汇款和信件，负责侨批解送。魏启峰批局的经营模式属于后者，因此为了扩大经营，如何扩展国外侨批业务，争取到更多的侨批派送业务是经营者首要思考的关键问题。

        1921年，汕头与澄海分治设市以后，海外侨胞投资猛增，商贸活动活跃，火车、轮船来来往往，洋行、商铺鳞次栉比，魏启和带着子侄在汕头埠看到这种繁荣的景象之后，便敏锐地意识到机会难逢，决定扩大经营范围，向汕头进军。

        1922年，魏启和将批局的地址从原来的铺面迁到新街，翌年又在当年汕头商业黄金地段的永兴街买下“金丰杂货行”一层，设立魏启峰批局的收批站，由大侄魏茂玉（1902—1942）任经理。1924年，再将收批站改组为合股经营的万丰发批局，开始与泰国曼谷谦和祥批局联号，刚开始联号经营的前3年获利颇丰，1927年谦和祥批局倒闭，万丰发批局预先垫付的1.7万批款顿时化为乌有，万丰发批局的另外两个股东因无力承受而自动退出，万丰发批局便由魏启峰批局独家所有，由魏茂玉和魏启和之子魏茂中（1909—1937）继续拓展业务。1931年魏启和又派魏茂中前往越南、柬埔寨、暹罗、印尼、新加坡，拓展魏启峰批局的海外代理商号。

        在魏启和管理经营侨批馆时期，他承袭先辈以服务侨胞为宗旨，坚持送批快捷的做法，并身体力行地将此理念传承给儿子魏茂中。有一次，魏启峰批局接到从暹罗批局寄来的一批批信，但汇款迟迟未到。如此一来批馆便遇到了难题——是以生意为先还是信誉为先。魏启和果断决定，为解侨眷的燃眉之急，批馆先代为垫付汇款，让批信及时送达在家乡等待的华侨家人手中。魏启和还嘱咐魏茂中不论以后批款出现何种情况，先按批信所列批款，由批局垫款送到侨眷家中，此举深得侨眷和华侨的赞许，魏启峰批局声望大增。

        印尼的坤甸（在加里曼丹）侨胞众多，大部分来自揭阳榕城周边的乡村，魏茂玉和魏茂中看中了这一点，奋力开拓侨批及土产业务，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魏启峰批局已先后与坤甸的19家商号联营。同时发行了面额 50 元以上的三联式的“启峰银单”（魏启峰批局签发的提款凭证），流通于汕头、揭阳、普宁、丰顺、棉湖等地，凭单随到随兑，便利了送批人和收款人，此举为潮汕地区各大商号在贸易往来时避免了携带巨款带来的遭劫之险，深受各大商号欢迎并为社会所公认。由此可见魏启峰批局不仅资金雄厚，并以其诚信、快捷和服务周到打开了市场，建立了广泛声誉。

        随着魏启峰批局的信誉和业务与日俱增，1924年至1938年，仅在暹罗和印尼两地就发展了振华丰等23家代理商号。由于汕头交通便利，易于与海外联系，万丰发侨批局逐渐发展成为魏启峰批局家族企业的重心。

        1939年汕头沦陷后，侨批经汕头中转潮汕各县的汇路中断，侨批只有通过东兴汇路递送至非沦陷区揭阳，再转付各县代理店分发。此时，设在揭阳榕城的魏启峰批局肩负重任。为了保证海外托寄的侨批安全、顺利解付，魏启峰批局特地在兴宁和汤坑两处设站营业，以便跟送批人加强联系，避免发生意外。侨批抵达揭阳后，由于收批人已经下乡或到他处避难，批局的侨批派送员又栉风沐雨、不辞劳苦跋涉访寻，千方百计将侨批送到住在临时栖身地的侨眷手里。 

        据王炜中、杨群熙、陈骅编著的《潮汕侨批简史》记载：“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寄往潮汕的侨批汇路突然中断，众多侨眷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寻找寄送侨批的新途径和祥庄代理陈植芳于1942年春带款从安南（现越南）海防进入广东东兴，从那里的广东省银行试汇5000元国币至国统区，揭阳的魏启峰批局收转沦陷区的汕头玉合批局林壬癸收，结果成功送达。接着，安南宅郡（即堤岸）为顺批馆经理张为长带澄记批馆经理佘武、玉合批局经理张良春经陈植芳转汇揭阳魏启峰批局的大额批款也安全地抵达榕城。于是，在安南的不少潮阳帮批局也通过这条新开辟的东兴汇路，由魏启峰批局收魏启峰批局旧址转当时为沦陷区的潮阳县各地的批局。至1942年下半年原与汕头万丰发批局联号的泰国批局也通过东兴寄魏启峰批局收转，魏启峰批局便成为南洋寄往潮汕侨批的重要中转站。据估计，当时由东兴汇路寄往潮汕国统区的批款，每月在 1000万元越南币以上，其中经魏启峰批局收转的批款占70%。”

        根据魏淑文、黄伟峰合写的《抗日战争前后的“魏启峰批局”》一文中提到：“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侨批业受到很大的打击。特别是1939年汕头沦陷，使许多侨批局无法正常营业，因而停业或倒闭。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1938 年11月，万丰发侨批局受理批信3215件，至1941年1月，受理批信仅存145件。沦陷区的汕头多数批局都把大量的侨批业务，委托国统区的揭阳‘魏启峰批局’代理。例如著名批局有信庄，托揭阳‘魏启峰批局’转星洲（新加坡）、香港有信庄：除潮安、澄海及汕头3县市沦陷区侨批照常直寄汕头外。其余（按指国统区）各县暨潮安、澄海部分地方，一律径托揭阳‘魏启峰批局’代理。日军封锁邮路，常有飞机低飞扫射、轰炸。给侨批的解送带来极大困难，经由汕头的侨批邮路几近中断。为了突破敌人的封锁，魏启和叮嘱儿子魏茂硕必须采取：‘以陆代海、以步代车、以山道僻径代公路通途’；和特别注意‘开辟边界线’的战时抢汇长期规划。果然魏茂硕不负父望，在兴宁、梅县设中转站，承接从香港入境的侨批。

        一直到 1942 年，由陈植芳和越南几位批局经理。冒险从中越边境的东兴镇办理了寄往广东揭阳‘魏启峰批局’，转汕头玉合批局林壬葵收的侨汇顺利解达，才使各批局确信东兴汇路正式开通。侨批经由安南，到广西东兴镇通过中国银行汇往广东省兴宁县，再由‘魏启峰批局’要员林干臣带枪经丰顺、汤坑、玉湖一线解侨批至国统区揭阳县榕城镇，再转往沦陷区汕头等地。海外无法汇款回乡的华侨，闻悉东兴汇路开通，纷纷转汇到‘魏启峰批局’，使所收侨汇激增，声誉大振。”

        自1938 年广州为日军占领后，广东省银行内迁至揭阳县榕城镇史巷。广东省银行视侨汇为重要经济来源，因而更加重视侨批局，并设法多与潮汕各侨批局联络，与魏启峰批局的关系尤为密切。因为魏启峰批局资金充裕，用大量存款支持银行，银行存款额大增。有一年魏启和生日时，银行还送了一个很大的银鼎以示感谢。有一次，澄海某批局到揭阳魏启峰批局提取一笔巨款，当时已是晚上，且魏启峰批局银库里没有那么多现金。银行为此破例打开银库为魏启峰批局提款，并武装押解到目的地，魏启峰批局收寄的大量侨汇由广东省银行转汇，银行成为魏启峰批局的坚强后盾，而魏启峰批局则为银行义务代交其所收到偏僻地区难于送达的侨批，两者相互协作，关系十分密切。

        直到1944年底，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南宁失守陷落，钦州、东兴危如累卵，银行撤退，东兴汇路也告尾声，魏启峰批局之东兴业务随之结束。由此可见，抗日战争后期，侨汇之沟通竟使上百万计朝不保夕的潮汕侨属生活境况得以复苏。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魏启和深知战争使大部分华侨和侨眷的联系受阻已久，许许多多海内外游子与家乡亲人互相牵挂，一旦战争结束，必定呈现两地急于互通消息，互报平安，华侨争先汇款、寄信回国的局面，而且原来所委托汇款的批局因战乱可能已经倒闭或停业，于是战火平息后，华侨首先就是想要寻找可以信赖的新批局，这无疑是批局迅速发展的重要商机。

        为抢占这一先机，魏启和急命魏启峰批局整理回批，并动员侨眷写信报平安，并火速派儿子魏茂硕赶赴海外发展批业。魏茂硕从揭阳玉浦渡口搭乘汽车至兴宁连平、中信、韶关入花县至广州，等候“西安轮”二三天后，再转乘“穗港轮”至香港，四处无大酒店可租，只得住陆海通酒店（在横街之小陆海通）。因遭受战争破坏的民航业尚未恢复，由关系人介绍至兵头花园地区（一间平房内）申请军用机，一日后乘盟军飞机抵达暹罗曼谷。魏茂硕成为战后第二名飞暹罗的中国同胞，也是第一个来自潮汕的故乡亲人。曼谷各批局联号和华侨闻讯敲锣打鼓，争先恐后派小汽车到机场迎接，仅准备接魏茂硕的卧车就达20多辆，华侨们视魏茂硕为“第一亲人”。

        侨胞手捧“佳音”——回批，奔走相告，欣喜若狂，欢呼抗日胜利，欢庆两地平安！暹罗曼谷为之轰动。魏茂硕还奔赴印尼，并迅速带着华侨的汇款和家信折回汕头，给家乡同胞带回福音和侨汇。魏启峰批局的神速行动也波及新加坡、安南等地，使其信誉更佳。侨胞争先通过魏启峰批局在国外的批局分号汇款回国，使战后头3年的侨汇年总额达到全潮汕侨汇总额的50%左右。因此，魏启峰批局被誉为“潮汕第二邮局”。

        历经百年时间，魏启峰批局在“福”“履”“启”“茂”“基”五代人的努力下，由创建于汕头的启峰栈批局开始，发展到魏启峰批局、万丰发侨批局、香港的榕记批局、新加坡的森峰栈批局等，形成了一个以侨批为主的商业运作规模。启峰家族的后代，都把批局的成功归功于领导他们的魏启和，但更值得肯定的是魏氏家族在竭力经营中秉承的诚信守德、奋力拼搏、饮水思源精神，由此才令一个传奇的家族企业不仅自身发展壮大，更服务华侨侨眷，带动金融运作，并谱写出一曲壮丽的侨批业史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