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批的由来与兴亡

        广东潮汕方言和福建南部方言把信叫作批，海外华人寄回国内的家信和汇款银信合一的家书则称为侨批。

        侨批，是18世纪中、后期至1970年代，海外侨胞通过回国同乡专门或兼职信使（俗称“水客”）等民间渠道，以及后来的金融和邮政机构寄回国内的家书和附有简单留言的特殊汇款凭证，其基本特征为“银信合一”。俗称“番批”“银信”“批信”。

        据专家考证，“批信”产生于明代，清代中期成型，清末国家邮政称之为“侨批”。明代至清代中叶，侨批靠个体的水客携带，19世纪初叶，侨批收汇开始分工，后形成侨批局，并作为一个行业问世， 1940年代逐步进入鼎盛时期，1970年代末逐渐衰落，至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

        侨批业是近代经营华侨汇款和信件的一个特殊行业，主要分布于中国广东、海南、福建3省、香港和东南亚各国，上海和广西也有部分业务。

        侨批业的兴起与华人移民分不开，有了移民就有了海外汇款，这是侨批业兴起的条件之一。

        据《汕头市志》记载，东南亚的广东移民主要来自于潮汕和海南地区，1876—1898年，经汕头迁东南亚人次达150多万；1904—1935年，经汕头出国的侨民共298万余人。另外，海南移民也不少，据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所载，从1876—1898年23年间，仅通过客运出洋的海南人就达24.47万人，平均每年1万多人，而通过其他途径出洋的人数也不少。1943年，海外潮汕华侨总数达250万人，其中泰国达150万人，占总数的60%；马来地区约28.7万人，占其全侨12%；荷属东印度地区约15万人，占其全侨10%。另据《福建省志·华侨志》等资料记载，从1840年到1949年百余年间，经福建海关出国并留居国外者（包括埋骨国外者）累计近187万人。这一数据所涵盖的只是部分实际出国者，还有一些人以非正规方式出国。另外，还有海外出生、随父辈隶属于中国国籍者也不少。

        根据厦门侨务局1940年调查显示，东南亚闽南华侨约206万多人，占闽籍旅外华侨的95%以上，主要分布在马来西亚（约98万）、荷属东印度（81万）、菲律宾（8万）、安南（8万）、缅甸（约8万）以及英属北婆罗洲（约2万），其他地方人数甚少。除东南亚各地外，日本等亚洲地区，以及美洲、澳洲和欧洲等地也有少量华侨。

        由于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因素，尊崇“百善孝为先”的理念，大量华侨移居东南亚等各地后需要赡养父母或抚养后代，他们情系故里，尽快将历经艰辛得来不易的血汗钱寄回家乡，恪尽赡养亲人的责任，侨汇随之产生。随着移民不断增加，侨汇数量也逐渐增加，从而刺激了侨批业的兴起与发展。我国侨汇最早记载见于福建石狮《蔡氏族谱》，大约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6）。福建晋江的王朱唇、新加坡华人张美寅于2006年8月出版了《闽南侨批史话》（以下简称为《史话》）记载：华侨背井离乡，寄人篱下，在椰风蕉雨中挣扎，孤独苦闷中盼望，但愿能捎个平安回家，寄几个血汗钱赡家养口。于是他们寻求通过返乡亲友、商人和水客携带批信回到祖国故里给亲友，这些批信即是“第一代侨批”；再经过几百年的呕心沥血的探索与实践，最终有了固定的侨批邮路，并创建了侨批局，这即是“第二代侨批”。

        又据《史话》所示：第一代侨批以亲情为红线，从15世纪到19世纪中期，400多年时间内，侨批通过水客、熟人传递，相仿于实寄模式，信汇合一的特征还不太显露，并带有单干行为，需费极高的邮资。其时，携带侨批的人都乘“每岁来舶”传送，没有定期航班，往返时间也无可预计。且当时华侨只是被侨居当局及殖民者当做利用、役使的对象，人身、财产都得不到保障，并且时常遭杀害。正因为上述的两个原因，第一代侨批是在艰难的困境中缓慢发展的。

        第二代侨批第一个阶段的特征是侨批行业的形成，时间大致在1840年代至19世纪末；第二阶段的标志是侨批业发展与国际金融活动同步，时间是在19世纪末至1930年代，汇兑业务成型；第三阶段侨批进入全盛时期，时间在1930年代至1950年代中期。饶宗颐教授在总纂的《潮州志》“实业志”中如是说：“但潮人仰赖批款为生者几占全人口十之四五，而都市大企业及公益交通各建设多由华侨投资而成，内地乡村所有新祠夏屋十之八九系侨资盖建。且潮州每年入超甚大，所以能繁荣而不衰落者，无非赖批款之挹注。”由此可见，递送侨批的汇路已成为潮汕侨乡民众生活和经济发展的“生命线”。

     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特别是1941年底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东南亚的侨批大多汇聚香港后，经海上线路递送至中国各地。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和东南亚半岛相继沦陷，海外侨胞经南海水路寄回家乡的侨批完全中断，侨眷的生活濒临绝境。这时，民营的潮帮侨批局为了拯救数以百万计的归侨、侨眷于水火，不顾艰难险阻，冒着生命之危，竭力探寻递送侨批的新汇路，于是在有识之士的艰辛开拓下，东兴汇路产生了。

东兴汇路形成的历史条件

        东兴沿边沿海，西南与越南芒街仅一河之隔。600多年前，就有广东的广州、潮州和福建泉州等地的商人以帆船运载货物到东兴市的江平镇销售，越南永安州商人来江平进货，运销南亚各地。《防城县志》记载：

        防城最早的私营商业出现于沿海的江平一带，至今将近600年的历史，明朝永乐三年（1405年），郑和下西洋后，航海远洋贸易迅速发展，沿海商贾往外埠经商增多，番禺（广州）、潮州、泉州等地的商人，以帆船运载大批布匹、百货、日用品到江平一带销售。安南永安州与江平隔海相望，交趾商人来江平进货，运销东南亚各地，而江平盛产檀香、紫荆等名贵木材以及海产品，外来商人大量收购土特产，运销内地，往返均有奇货，十分盈利。因而，八方商贾云集，在江平开设各种店铺、货栈，或者木材、海产品收购店等。犹以广州商人较多，故在江平建有“广州会馆”。当时江平的“南闸街”就有商户210多家，商业十分繁荣。清朝至民国时期，这一带的商业也有所发展。

        1876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烟台条约》，防城被辟为通商口岸，从此便有少量土特产品通过北海口岸，转运香港，然后销往世界各地。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设置防城县后，出口贸易更有明显发展，土特产品出口的数量和品种逐年增多。品种主要有八角、桂皮、牛皮等。光绪十二年（1886年），为了抵抗法帝侵扰，清廷派大批军队驻扎东兴，钦州知州李受彤鼓励东兴群众经营，保障供应，每户给银15两，建造店铺，活跃市场，芒街华侨乘机大批回国，先后有数十户商人回来建设东兴。

        东兴与越南芒街一水之隔，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中越划定疆界时，华侨500多人返回东兴定居，从芒街返回东兴的华侨商人有“江万隆”等30多户，从事商业活动，开始形成圩市。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东兴至芒街有铁桥建成，两国通商，市场繁荣，新建松坡街等7条，民国时期，又开拓永金、牛路街，建汽车站，有“海珠”等4艘客货轮往返防城、钦州等地，座商有“药材大王安泰昌”等4户、“粮油大王蔡广记”等3户；行商有“冼安记”等3户，经营三桅大船，专走广州、湛江做生意。

        《防城县志》中还有关于东兴边贸和外贸的繁荣景象的文字记载：

        早在清朝光绪年间，防城县边民与越南边民就开始互市贸易。当时为了对中越边民往来互市贸易进行管理，中法（当时越南北方为法国殖民地）两国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四月二十七日，签订了《中法天津条约》，这个条约对中越边境贸易有这样的规定：双方边民过境互市经商，必须先由当地官员请对方官员签发护照，方准前往。随着两国边民往来贸易的发展，中法两国又于清朝光绪二十二年（l896年）五月七日在北京签订了《边境巡会章程》，其中，规定防城在与越南对应的地方设立对汛所。即：芒街——东兴；北市——里接（后为滩散）；横模——冷洞。边民在对汛所领到护照或“过界长往准单”（这是一种可在对方边境暂住的证件）后，须按指定的路线过境，过境时先交给本国的对汛弁（负责对汛的小官）签字，过境后由对方的对汛弁验明放行。

        法国殖民主义者统治越南期间，法国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强迫清政府签订《续议商务专条附件》，获得在东兴设立领事馆的权利后，东兴市场初步形成，各地商贾云集东兴从事国际贸易，东兴一度繁荣，民国以后，东兴逐渐出现从事进出口贸易较大的商号，如“新和安”商号（店主雷墨之），专营绸缎布匹，代理美商亚细亚美孚煤油，并在越南海防设有分店；“钟裕源”商号（店主钟希蔚）代理德士古煤。这两家商行在东兴设有油库，煤油销往内地各处。较大的商号还有：经营布料的“朱茂和”，经营日用杂货的“曾和隆”，经营华洋杂货的“张永源”“何文泰”“曾祥兴”“同顺昌”，经营中药材的“万和祥”“安宝祥”等，这些大商号资金雄厚，信息灵通，经营灵活，外国商人都依靠他们代销洋货，从东兴进入的洋纱、西绒、棉布、日用百货、香烟、洋酒、金属制品等，通过这些商号销往内地。有不少经营过出口的商行如“广济隆”（经理李显秀）、“就昌隆”（经理宋积就）、“杨顺祥”“曾琼记”“林培记”“佟兴祥”等，往来防城、北海、广州、香港、海防之间，委托北海经纪代理进出口，出口的主要商品有桂皮、桂花、八角、茴油、生猪、牛皮、羽毛、菜牛、活鸡、中成药等。

        清朝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中法联合建成了连通东兴与芒街的“国际铁桥”。因为交通便利，双方边民往来互市贸易就更为频繁，加上国内商贾慕名纷纷前来，使东兴的商号铺子猛增，各种货物也随之增多。

        民国初期，边境贸易逐步发展，美、英、法、日等国运入越南的商品，如洋纱、西绒、棉布、日用百货、香烟、洋酒、金属制品等开始源源不断地输入东兴市场、并运销内地。当时中方出口的商品有药材、陶瓷制品、生猪、三鸟、炮竹、青麻、肉桂、八角等各种农副土特产品。

        《防城县志》记载的东兴海上运输和内河交通运输也证明了东兴在当年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兴盛景象和重要作用。

        防城依山濒海，早有海上交通运输。解放前，越南等外国商人把大批洋货从港、澳和越南运入东兴转内地销售，给防城沿海交通带来兴旺景象。1919年至1929年，东兴的商人购买外国机器安装机动帆船，有“北平”“飞凤”“海安”“复兴”“江山”等5艘，往来于东兴、竹山、北海及越南芒街、海防等港口。1926年5月，陈济棠接管北海、钦州、防城等港口后，把整顿航运作为重点，成立“广东港务管理局”，统一管理沿海港口。还利用广东及港、澳水上交通运输条件，发展对外贸易。在东兴、北海等地开设银行，控制金融市场，发展地方工商业。抗日战争时期，北部湾沿海的交通运输和对外贸易受到严重影响，只有防城西南边陲重镇东兴成为对外贸易最活跃的港口，水上交通也最兴盛，常来往东兴的大三桅木帆船有二三十艘，将大批土杂、副食、蔬菜、水果等运进东兴再转运越南芒街、海防等地，又将洋货及抗战物资从越南经东兴运转入内地，带动了防城沿海地区海上运输业的发展。

        东兴内河港位于东兴镇，濒临北仑河，与越南芒街只有一河之隔，是水陆交通的要冲。北仑河一发源于那垌乡滩散村里火隘，一发源于北仑山脉、板柏等处，流程107公里，抗战期间，北仑河水上交通运输比较兴旺，那良、滩散至东兴航线的“拉滩船”常年运输的有100吨的铁壳轮船。

        潭吉港水运，县内可达竹山、东兴、白龙珍珠港、防城港、企沙、防城、茅岭等地。县外可达龙门、钦州、合浦、北海、湛江、海南、广州，国外可抵越南各港口。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沿海口岸多被侵华日军占领和封锁，东兴则成为当时幸存下来的中国西南沿海唯一对外口岸。当时国际支援中国的军需品和救济物资，大部分是通过越南海防转运芒街进入中国东兴，再运往中国内地。1938年，祖籍东兴的越南北部华人华侨帮长吴仕华协助西南运输公司，将军事物资7000多吨自越南北部港口海防经芒街进入中国东兴抢运回国，支援中国抗日战争；1939年9月，中国由国外获得的1.47万吨作战物资，其中85%经由越南海防到越南芒街进口到中国东兴再转运中国内地，诸如此类对抗战的援助不胜枚举。1941年12月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侵略战争，香港和东南亚半岛相继沦陷后，更多的抗战物资和外国商品也随之通过越南芒街源源不断进入中国东兴，然后运往国内各地。中国的货物也更多地从东兴出口，远销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国内外大小商贾云集东兴，川流不息，通宵达旦，东兴一派繁华景象，有“小香港”之称。河对岸的越南芒街在法国殖民主义者的统治下，在芒街招商贸易，开办了赌场、舞厅、酒楼、妓院等等，与东兴的繁华相得益彰。

        当时的东兴，经过500多年的对外贸易，各种机构设置比较齐全， 据 《防城县志》 记载：

        至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十二月，东兴设官报房，配备二班一等报生1名，三班一等报生1名，局丁1名，主要任务是为清政府传达军情、政令等。此乃防城县境内电信之先声。是年，清廷电报总局总办盛宣怀和法国驻天津总领事签订“中法滇越边界接线章程”，指定以中方之东兴、镇南关、蒙自三处和法方在越南的线路相连接，为期15年，是为防城县开展国际邮电业务之始。

        光绪十四年（1888年）二月二十一日，两广总督张之洞奏请，添设广东钦州至东兴电线。三月，设防城官电报房。七月，架通钦州至东兴电线160公里，供清廷传递军情、政令专用。至此，州府至县始有单一的有线通讯。是年，越南芒街（法属）与东兴接通有线电报，开辟了祖国南大门与邻国的通讯要道，为国家的外交活动和旅居东南亚的华侨与国内通讯提供了方便。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 一月五日，设东兴邮政代办所，七日，继设防城邮政代办所，与东兴一并归广州邮界邮政司管辖。是年，广东与广西电报分办，翌年，钦州设官电分局，东兴、防城、那良设报房，官民兼用。

        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十八日，那良设邮政代办所，十月，东兴邮政代办所升为邮政支局，作为与越南芒街（法属邮局）在边境互换邮件之局所。至此，大清邮政逐步变为官民共用的公益事业。

        《防城县志》还记载，防城县在解放前因经济比较落后，银行业无法兴起，只在抗日战争时期东兴镇因处在特殊位置上，经济畸形发展，一时间，银行，银台林立。1931年防城镇成立了防城实业银行。属股份制，由县内乡绅、富户合股，并发行面额壹拾、贰拾两种铜元券在县内流通，1936年解体。1942年广东省银行在东兴镇设立办事处，隶属广东省银行茂名支行。1943年又在防城镇设立工作组隶东兴镇办事处。防城工作组仅1人，不对外营业，除办理农贷发放和回收外，还兼代理防城县金库的收、付款工作。1944年初防城工作组撤销。在抗日战争时期，东兴镇因处在中越交界线上的地理位置成为西南沿海的主要口岸，国际援助中国的军用物资和救济物资以及外国商品，大部分是通过越南海防转运芒街入东兴。在这特定的条件下，东兴银行、银台如雨后春笋。除广东省的银行外，还有重庆国民党政府先后设立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都是办事处）和私人开设的华侨银行、光裕银行等等。所有这些银行都主要是收兑黄金、白银、外币和办理内地的汇兑业务。1936年防城邮政储金汇业局成立，当时东兴、防城两地邮局对外都挂邮政储金汇业局牌子。1946年以后，国民党政府货币贬值，储蓄业务停顿，只有汇兑业务继续办理。

        另据《防城县志》等资料记载，当时还有30多家银台和多家民营金铺、找换店等。国民党政府也在东兴设置了海关、货物稽征所，直接税查征所和警察所等机构。1895年，法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续议商务专条附件》，获得在东兴设立领事馆的权利。抗战时期，国民党中侨委的辅导委员会，也专门在东兴设立归侨指导站，负责辅导归侨侨眷出入境事宜。

应运而生的东兴汇路

        1941年12月，日本侵略者发动太平洋战争。1942年元旦后，日军相继攻陷香港及整个东南亚半岛各国，并封锁了海上的全部通道。依托海路运营的“东南亚—潮汕”侨批业务被迫中断，而一向倚赖海外华侨批款接济赡家的上百万潮汕侨眷也因此深陷水深火热之中。祸不单行，1943年又爆发了罕见的大灾荒，侨眷的生存困境屡屡见诸史料，逾百万侨眷濒临绝境。据当时新闻登载：澄海澄城镇东湖村邱姓原有150户、800多人，由于批路中断，生活来源无着，被迫卖屋20多座、350多间；上华镇冠山村原有9886人，侨眷人口占一半以上，由于日军占领澄海，批路不通，全村被害37人、饿死283人、绝户194人。当时的广东潮阳海门莲花峰的万人冢，就是当时潮汕灾民大量死亡的铁证。“抗战八年，潮汕沦陷期间，由于侨汇中断，侨乡哀鸿遍野，嫁妻卖子、骨肉离散者多”；“而在日军占领东南亚各国和香港、汕头后，隆都的侨汇仍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民国三十二年（1943）潮汕旱灾，全镇田园龟裂，水贵如油，灾情极为严重”。（《隆都镇华侨志》）

        2012年11月，广东省汕头市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派出了由王炜中带队的《重走“东兴汇路”（侨批）》课题组一行，长驱3000多公里，沿着昔年的东兴汇路，重点在东兴镇实地采访有关部门和历史老人，还对著名侨乡澄海隆都镇进行田野调查，找回当年侨乡饱受战祸、天灾的记忆，进一步佐证和充实了侨批的历史。兹举以下几例：

        隆都镇上后陈村村民一向靠侨批为生。新加坡华裔陈绍添，1941年回村娶妻后返回新加坡。翌年该村批断、生活无着，其妻改嫁，其妹被卖往福建。侨眷陈林顺，沦陷后因“批断”失去生活来源，被父卖往梅县，其妹被卖往福建。南溪村80%的家庭有亲属去暹罗谋生，村中光大巷几十户人家是全靠侨批款过活。1942年侨批断绝，又碰上大旱，农田绝收，许多家庭经常是“米瓮空空”，只得挖野菜，甚至捞河中蝌蚪填肚子。隆都镇下北侨梓里村林书荣一家的遭遇更为悲惨。从暹罗归国的林书荣一家共7口人，汕头沦陷期间，由于饥寒交迫，大女儿被卖到梅县，二女儿跟母亲当乞丐，饿死在求乞途中，林书荣和儿子也相继饿死家中。

        面对国亡家丧的惨境，当年旅居越南、柬埔寨的侨批业者陈植芳为解万千侨眷的燃眉之急，孤身冒死深入中泰、中越边境实地考察，终于在广西边镇东兴找到了突破口，冒死打通了一条为海外侨胞疏通侨批的秘密通道——“东兴汇路”。

        该汇路连接东南亚各国及国内多个地区，全程长达3000多公里。国外主要有曼谷线、西（贡）堤（岸）线、金边线、老挝线，侨批业者途经越南海防市到芒街，再偷渡越境抵达东兴集结。国内的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通过东兴的邮局、银行直接汇寄；二是由侨批局批工自带，从东兴经钦州—梧州—柳州—贺州（膺扬关），再翻山越岭过广东连县—韶关—河源（老隆）—兴宁，最后由揭阳批局派批工到兴宁领取侨批，秘密分发到汕头各地以及邻省福建。

        陈植芳在《漫谈潮汕民间侨汇业》一文中，这样记载： “越南侨汇业，自光绪元年至抗战前这段时间，都是集中于堤岸（宅郡）配轮来汕。由于宅郡地方乃系出入口商聚集的地方，在1920—1930年代以玉合、佳兴两批局收转较多，而柬埔寨、老挝以及中圻和南圻各地之商业，都与堤岸之出入口商行有贸易和账务的往来，便于划汇和记账，其他侨汇也多由堤岸汇出。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偷袭珍珠港。25日，日军攻占香港， 使侨汇线路完全断绝。几经波折， 1942年元旦，陈植芳竟在中越边境线上，闯出一条东兴汇路来，使越、柬、老、泰等国之侨汇能够畅通国内。东兴汇路开通后，越南侨汇由南越之堤岸转移到北越之海防转介，并由和祥庄驻东兴办事处首代宅郡批局转介侨汇至中国广东揭阳魏启峰批局再转介。此后再发、联兴昌、天兴等号续为驻东兴中转站。不旋踵，河内振发行、赵开钳、天和堂、刘炳南等行号亦相继到东兴设侨汇中转站。

        战前之侨汇是以汕头市为中心，然后转付各县代理店分发。1942年春天后之侨汇皆由东兴镇直汇揭阳再转入各县办理。当时以揭阳魏启峰收转为多，几占70%，因此魏启峰批局之声望大振，美誉传千里。

        自东兴汇路开通后，潮汕侨眷每月均可收到汇款，缓和了1943年的潮汕大饥荒之遭折。当时之侨汇，多是由‘广东省银行东兴办事处’汇到揭阳、潮阳善闻（仙城）乡等国统区，交由各有关批局收发，当时之批信也多由东兴邮局或经由镇南关内凭祥邮局分别转到揭阳或潮阳交各有关批局收发。所有回批也通过揭阳邮局按原路寄至东兴邮局交各有关批局转入越南、暹罗等原寄局办理。”

        东兴汇路打开局面后。玉合批局的对手佳兴批局，堤岸的“德兴隆”“荣记”“集丰”等批局接踵而至，河内的赵开钳和金边的老奇香也迫不急待地前往东兴设点转汇，闽帮不少批局闻讯也步趋后尘，云集东兴洽汇。紧接着曼谷、金边等地各华人社团也纷纷加入到这一行列。大量侨批流经东兴市场，银行、钱庄等金融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此间，广东省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邮政储金汇业局以及民营的光裕银行、华侨联合银行等金融机构纷纷在东兴设立办事处，大力发展侨汇业务。侨汇诱使原在圩集、街头收找货币的当地小贩，在干道中山街和廷芳街设立收找钱庄，替批局将越币换成国币，并代为转入各批局在东兴的银行户头中，又将越币转换给当地各庄口商行带往越南采购物资进口。据广西档案馆馆藏资料显示，抗战时期东兴的批局钱庄多达20家。

        1943年中秋后，泰国的侨批也采用金条兑付的方法，暹金向来秤头足、成色高，备受青睐，黄金上市交易成为东兴金融市场的又一亮点。

        曾供职于广东省澄海县邮政局的侨批研究专家邹金盛，在查阅了大量邮政历史旧档案后写就的《二战时期的汕头侨批邮路》一文中，更详细记载了东兴汇路递送侨批的几种方法：“从东兴至汕头，转递批信的方法各有不同。第一种为批局自派人押批。各地批信局自己组织护批队伍，从东兴通过秘密小道，披荆斩棘，披星戴月，枪支上弹，避盗防匪，风尘仆仆，风雨无阻，一路押至兴宁，再由各批信局偷偷带到汕头各批信局投给侨眷。

        第二种为南洋日占区的转批路线。泰国被日军占领，侨批经营几个月中断后，逐渐恢复。采用的邮路与前有所不同，部分泰国批局把收取的批信通过邮政寄到越南芒街，再转到广东防城县东兴镇邮政寄到汕头邮政（1965年，东兴划归广西管辖），批款交由泰国的日系银行汇寄汕头日本银行。在汕各批信局从邮政领到批信后，即交伪汕头侨务局听候检查，他们认为可以投递者，交给各批信局，由批信局从汕头的日本银行领到批款后，派人携带信款，按址投递。至于非和平区的批信，批信则由伪侨务局没收，批款通知批信局退回寄批人。香港方面的侨汇情况，自太平洋战争之后，因情况特殊，香港侨胞多已疏散，故侨汇比前有云泥之别。

        第三种为邮政储金汇业局转批。邮政储金汇业局也在东兴设点，接收从越南海防及芒街转入的越币批款，再换取国币汇入汕头各非沦陷区，汇率寸头为每1000元收费50元，只收一点微利。各地批信局从邮政储金汇业局各分支机构领取批款，再在汕头邮政领到批信后，信款合投给各侨乡。自1942年8月承办以来，邮政储金汇业局的侨汇逐月有增加，每月已达五六千万元或八九千万元国币。各县最多为潮阳、东院（即澄海），次为兴宁、梅县、揭阳、饶平、普宁等地。为调拨兑批资金，储汇局联络柳州、韶关、曲江、兴宁、梅县各地邮政汇业局通力协助，互相调拨，并请省局拨给国币1000万元转到东江各局，以应付批信局领款兑批，解决了一方面的侨汇。

        第四种为广东省银行转批。广东省银行也在东兴设点，用国币替批信局兑换越币，解决燃眉之急，为深受饥饿的侨眷换来救命批款，深得侨民欢迎。但在接纳侨批款上，他们看到各批信局在东兴接批后，滥卖外汇，利用越币、黄金、国币的炒卖寸头差额再盈私利。批局押运现金进出转入秘密通道，带到潮汕各地。广东省银行一方面报请各地国民党政府，派兵在兴梅一带挡截检查有没有私带烟土、绵纱等私货；另一方面增加汇率，以杜绝现金滥流。汇率提到每1000元收手续费120多元。为此，侨胞对于该银行推行之政策，印象甚为恶劣。其后，一些批局设法委托商人套汇柳州，商人每1000元可得升水12元，再由柳州每1000元收取15元的汇率，汇往广东东兴，各地的手续费20元至30元，总共只付出不足60元的汇费，比广东省银行的汇率节省一半以上。

        东兴的侨汇竞争也吸引着光裕银行到东兴设点，吸取侨汇，汇率降为每1000元只收32元，以求吸引侨汇，但该行在东兴并无分行，只得将侨批款套汇柳州，然后转汇东江代理店兑付，但该行信用未著，批信局仍不敢把巨款分流。”

        以上4种在太平洋战争时期疏通侨批的渠道，真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形成多种不同的繁杂邮路，虽各有欠缺，却也起到了解救燃眉之急的作用，使侨眷得到微弱喘息，摆脱死亡困境。

东兴汇路的历史意义

        从1942年春开始至1945年底，东兴成为越、柬、老、泰四国的转批枢纽，直至抗战胜利的3年多时间中，侨批业者通过东兴汇路秘密地输送了无数的侨汇到潮汕，书写了侨批史中极其精彩的一页。

        由于海外华侨赡家救国的心情迫切，侨批业者通过东兴汇路递解侨汇的势态并未受战争的因素所阻泄，反呈激增的旺势。据资料评估：自1942春季东兴汇路辟通后，潮汕侨眷每月单通过东兴汇路解批的途径约可收到1000多万元（越币）的侨汇；邮政储金汇业局东兴办事处自1939年6月21日汕头沦陷以来，兴办转批业务，自创办至1942年8月，侨汇日有增加，每月约有五六千万元或八九千万元之巨，接收的侨汇均通过广东省银行设于东兴的办事处，把侨款汇至投递点。汇款额最多为广东的潮阳、东陇（澄海），次为兴宁、梅县、揭阳、饶平、普宁及福建晋江、永春、同安、马巷等地。

        东兴汇路的开通为潮汕、梅州一带的华侨家属解了燃眉之急，也为中国的抗日增加了可贵的外汇来源。《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度广东邮区后方邮政事务年报》中写道：“南洋侨汇，本年间更能利用越南芒街流入东兴。转汇潮梅各属，使久经断绝之南洋侨汇悉由邮局经汇，邮政及邮汇之收入均获进展，一般情况，尚称满意。”

        新华社福建分社原副社长、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原理事长王炜中在《侨批 让我们铭记这段历史》一文中，这样记载：“在抗战期间，遍布世界各地的中国侨胞节衣缩食，以年捐、月捐、节日特别捐、结婚祝寿喜筵节约捐等形式捐款救国，据各方面统计，海外侨胞每月捐赠约达2000万元国币，相当于国内每月军费的三分之一。这些捐款都是通过侨批或银行寄汇输入国内的。”

        余耀强在《抗日后期的潮汕侨批》一文中，也这样记载东兴汇路及侨批的抗日功绩：“东兴汇路在前清已经开办，据《广东省志、邮电志》印述，1911年开办了钦县至东兴的邮路，东兴与越南芒街（法属邮局）邮路相接，并互换国际邮件。在抗战后期开通了东兴汇路，才勉强解决了国统区的侨汇问题。1942年东兴侨汇开办初期，仅限于越南、柬埔寨、老挝等地，所以上半年的侨汇不多，至7月份起，泰国侨汇注入，导致侨汇数字骤增，估计当时东兴每月汇到潮汕的侨汇约值越币1000多万元。1943年，泰国到达东兴的侨汇部分是以金条来支付的，直至1946年初香港与东南亚各国的空运和海运畅通，东兴汇路已失去存在的必要而逐步结束。

        抗日战争时期，华侨不仅担负对国内眷属的赡养，而且还纷纷慷慨解囊，捐款捐物，据有关资料统计，1937年至1942年华侨共向民国中央政府直接捐资国币4亿多元。海外华侨的踊跃捐输，对中国战时经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战争结束后，东南亚地区以菲律宾最先恢复汇款，马来西亚迟至1945年11月7日才恢复通汇。国内的银行和邮局以及私人批局、钱庄等积极恢复侨汇业务，并将战争期间积压的侨汇尽快送达收款人手中。”

        不仅如此，抗日战争时期的侨经运作还有许多地方令人叹服。陈胜生在《侨批与跨国金融的互动——以抗战时期的侨批为例》一文中，高度评价了东兴汇路在战时跨国金融互动中的意义和作用：首先，海外侨汇通过东兴汇路的挹注，潮汕地区百万侨眷得以生存，1943年潮汕的饥荒也得到了缓和，国库燃眉之急得以舒解，在相当程度上缓冲国家的经济危机。这就是战时侨批最显彰的功劳。国难乱世当头，从中也体现了民间侨批业通过侨批——跨国金融互动渠道所发挥的笃诚守信本色。

        其次，侨批局解递批信的途径由战前依香港至汕头为枢纽的传统海路，替代以东兴为揭阳轴线而向两头扩散的纺锤形陆路；解递批信采取由侨批业者自身秘密递送或灵活借助当局的金融、邮政系统递送双管齐下的策略，从国统区到沦陷区灵活穿插，稳妥、迅速地向潮汕周转大量批信。它使抗战时期的侨批——金融流变更为扑朔迷离、变幻莫测，由东南亚各国侨批业者将侨批冒险带至东兴交由银行、邮政寄达揭阳转发潮汕各侨批局，或由侨批业者从东兴陆路辗转带至揭阳。

        另外，经过侨批业者的苦心经营，此时的东兴在侨批——跨国金融流通领域中，完全替代了香港的侨汇枢纽地位。是由于东兴在抗战时期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它本身具有悠久的民间边贸基础与潮汕侨批业者的智慧和勇气凝聚的结晶。侨批业者将华侨从东南亚血汗所获的大量外币、黄金和国币在东兴民间的找换，带旺了东兴的金融市场，激活、振兴了当年的东兴，应该说，这也是侨批——跨国金融互动所带来的良性效应，机遇与挑战并存，侨批业者绕开当局所圈定的途径，灵活扩大收发批业务的范围，见机改变侨批的汇解路线。被华侨、侨眷广称为牵系“华侨侨眷的生命线”的“东兴汇路”，究其自带批信的运作模式是侨批业者对侵略者侨汇统治的“逃避”行为，以图达到侨批业者和潮汕侨眷双赢的目的，而演绎出一场出色的民间侨批——跨国金融的互动。

        陈胜生在《从抗战后期的“东兴汇路”试析侨批的世界意义》中如下评价“东兴汇路”的历史意义： 侨批虽力不足以挽狂澜，但涓涓水滴汇成了拯救民族、抗日救国的经济来源之一。侨批本身体现、反映了跨国移民的民族观念、心态、感情和根的意识，战时广大华侨和侨批业者都以踊跃汇寄、保护侨批为己任，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得以良好的传承。从而有力的佐证了侨批是直接或间接支援、保存了抗日的有生力量。另外，昔日侨批的银信合一，来往侨批的模式，也成为后起的银行、邮政机制发展之所借鉴和沿用。

        东兴汇路的拓辟是特定历史时期中的产物，是侨批史中极为典型的案例。侨批业者的冒死行动和诚信精神成为宝贵的记忆遗产流芳世间，体现出侨批业者爱国爱民的高尚情操和笃诚守信的敬业精神。每一封侨批都体现出中华民族将诚信作为灵魂和理念，精彩地呈现了侨批业者以民为本、敢为人先、敢于拼搏和笃诚守信精神。

        东兴汇路的演绎是侨批史上从传统海路递送转为陆路递送的成功尝试，是涵盖了3个世纪以来民间侨批业者递送的侨批在国际交通、金融、邮政、东西方历史文化间碰撞和交融的特色成果。纵观抗战后期发生的侨批东兴汇路现象，它涉及了侨属和移民，祖居国、侨居国，侵略国、被侵略国，涉及到不同国度的统制者、社会、民众各阶层，涉及外交、经济、军事、交通、文化各层面的撞击和交融，经过深入分析，我们从中得出不少有益的结论：

        1. 东兴汇路的拓辟从经济上拯救了上百万潮汕侨属和民众的生命，舒缓了1943年潮汕大灾荒。

        2. 通过东兴汇路输送到潮汕的大量侨批，体现出侨批从精神上、经济上，直接或间接支持了抗日战争。

        3. 战争迫使侨批从海路到陆路跨国传递这一根本性的变革，使侨批能够成功地避开了日本侵略者对侨批业的严酷统治，是民族智慧的结晶。

        4. 由于战时国际移民巨额侨批流经东兴，对东兴地方的经济繁荣起了促进作用，也促使东兴在战时能够取代香港的跨国金融枢纽的地位。

        5. 侨批业者通过拓辟东兴汇路递送的侨批成为国际移民承载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典型的、成功的案例。

        6. 由于侨批具有极其敏感的金融属性，不同时期各侨居国或祖居国当局均视政局、外交、经济变化的需要，而对国内侨批、侨批业的管制必然随着时局相应调整变化。

        7. 在铁蹄下运作的东兴汇路是侨批业者与侵华日军的苦心博弈、从虎口夺回侨汇的典型案例。日本对被占领国家的侨批从觊觎到严酷统治直至疯狂掠夺，也充分说明侨批在国际间的影响力。

        侨批业者通过拓辟“东兴汇路”递送的侨批又是典型的国际移民承载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又一成功案例，成功运转了三个半年头的“东兴汇路”延续并充实了侨批史，目前纳入广东—福建馆藏、加上民间收藏的侨批档案已远超20万封，每封侨批都无不烙上“诚信”的印记，侨批是延续了几百年世界移民历史的见证，蔚为举世壮观的、既积淀丰厚而又珍贵的记忆遗产。侨批创造了历史，留下宝贵的记忆。它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世界意义实际上并不仅限于亚太地区，故应被视作一笔珍贵的世界共同记忆遗产。

        央视纪录片《海那边——潮汕侨批》这样评价侨批：“在人们已经收集到的数以万计的侨批中，不仅点点滴滴，汇集起了人间百态，还包括着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地区的民生，文化、经济、交通、金融及至政治等领域，林林总总的变化，这也是侨批不可忽视的价值。历尽人间沧桑的侨批，是源于民间的原生态草根文献。由于内容丰富，系统性强，翔实地记录了晚清以来的历史变迁，具有原始性、唯一性的文物特征，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了值得人类铭记的文化遗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