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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兴汇路中的广西籍华侨与侨批馆
2019-09-15 | 来源:文史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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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兴汇路,是指二战期间由于日本侵略者于1938年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以及于1941年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后,致使中国侨乡广东,特别是广东潮汕地区与南洋的侨汇线路中断而开辟的一条新汇路。东兴汇路从1942年4月开通至1945年结束,虽仅几年时间,但该汇路开通的意义不仅是开辟了一条通往南洋与广东的新侨汇线路,而且使广东,特别是广东潮汕的百万侨眷的生活得以恢复正常。笔者通过到广西东兴、钦州等地进行多次调查,以及通过查阅当地的大量历史和档案资料,大概了解了当时侨批业的发展历程和东兴汇路的形成由来,在那个特殊的抗战岁月里,除了潮汕侨批业者,广西华侨、侨批馆也是东兴汇路的建构者之一,同时还是活跃当时东兴经贸市场的主要经营者。


东兴汇路形成的背景

        东兴市是中国南疆的一个边城,位于广西的西南部,西南濒临北仑河,与越南芒街隔河相望。 1937年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对华全面侵略战争。继1938年广州沦陷后,广东汕头地区也于1939年6月失陷,以致交通梗阻,汕头各家与海外联号的侨批馆大部分疏散到内地,从而造成海外与国内长期存在的侨批之路由此中断。

         据《潮州志》记载:“当战时,侨批梗阻,即百业凋散,饿殍载道。”由于广东潮汕一带民众依靠侨批款生活的民众占当地人口的十分之四五,一些较大企业也靠外洋批款投资,家乡修桥造路、建祠堂、设“老人闲间”等公益事业,十之八九也是靠华侨捐款而成。故侨批正常,则地方百业兴盛,黎民升平;批款阻塞,则百商萧条,侨眷得不到生活来源,卖儿典屋,改嫁逃难,饿死街头者触目皆是,侨乡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时侨眷生计的窘迫和艰辛,可以从一些侨眷的家书中略见一斑:“以私情言,则家半百,侨居海洋,能否安全?令人不敢想象,何况国内沦陷区半百人家,平时又仰给海外批银,今如此,前途殊堪忧虑。”“南洋批银,已全部断绝,家中妇孺,嗷嗷待哺,情实可怜。”“ 近又接家父从沦陷区密写来家书云,南洋战事,倘最近无法解决,则家人恐将成饿殍,我家如此,其他华侨家属亦如此,政府倘不急速赈济,一切不堪问闻矣”。

        由于日本扩大对南洋的战事,致使南洋与中国潮汕的侨汇陷入停顿的状态,从而使整个潮汕百万归侨侨眷身家性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生活濒临绝境。对此,一贯为侨胞传书托款的侨批局想方设法寻求其他新的汇路,以便解救侨胞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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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元旦,一个侨批业者,汕头人陈植芳来到北越的芒街市,在船上遇到一位旅伴叫陈二哥,钦州人,他给陈植芳介绍了芒街与东兴的情况。不久,陈植芳便到东兴考察,得知东兴市面通用越币,于是他便在东兴邮局、银行先汇两笔款回潮州家乡试探。当他回到海防市后,得知汇款已顺利到达,由此证明东兴汇路是可通的。

        陈植芳探明东兴可以汇款回潮汕之后,即刻前往南越、金边等地告知各批局、批馆人员,返回海防后又写信向各批局、批馆重申打通汇路的真实性。在他的鼓动下,西贡黄泰记、为顺批馆、玉合批局等派人到东兴,经考察后乃信心十足,开始大张旗鼓地揽收侨汇。此后,接踵而至的又有堤岸的德兴隆、荣记、集丰等批馆,河内、金边的批局也前来东兴镇设点转汇,福建帮的批局也闻讯前来芒街洽汇。

        至此,重新开辟侨汇新汇路的探索尝试,经过多方的艰苦努力终于得以成功,此乃潮汕华侨及侨眷之幸。

        东兴汇路从1942年4月开通至1945年结束,虽仅几年时间,但该汇路开通的意义不仅是开辟了一条通往南洋与广东的新侨汇线路,而且使广东,特别是广东潮汕地区的百万名归侨、侨眷的生活得以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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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籍华侨、侨批馆与东兴汇路

        广西人出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据史书记载,至少可上溯至汉朝。西汉时期,广西合浦已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海上“丝绸之路”,当时已有一些广西人经海上移至暹罗等地。唐、宋以后,广西人已是规模性的批量向国外移居。元、明、清及民国时期,广西人移居东南亚特别是印支各国的越来越多。历史上广西人出国的通道路海兼有,主要有四条:一是海上通道,经合浦(北海)港、钦州龙门港,直接出海;二是西江水路通道,从梧州港沿西江而下广州,经香港出海; 三是陆地西部山区边境通道,从凭祥镇南关(友谊关)以及水口、平而、平孟等边关隘口,直入北部;四是陆地南部边境通道,取道东兴,过河去印支半岛。

        早在秦汉时期,就有东兴人赴越南居住,之后历朝历代均有人移居海外其他地方。一般到越南谋生的东兴人主要居住在越南的芒街、海口安、宫门等地。他们有的从事商业活动,但多是一些小商小贩,少数开店主要经营杂货;有的也兴办工厂企业,如纺织厂、碗厂(陶瓷)等,不过,它们也多数停留在家庭手工业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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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其他籍贯的华侨一样,许多在越南谋生的东兴人,都没有在那里定居的想法,而是拼命地干活,希望尽量多挣点钱寄回家乡,赡养父母、迎娶妻室、抚育儿女,甚至于承田置地、兴建房屋,力求令自己的家族有点基业,改变昔日贫困的生活境况,然后就回国定居。正是由于大部分东兴籍华侨都心怀此愿,所以总把所挣的工资,不论多少,都及时寄回家乡。由于汇款不断增加,东兴的侨批馆也就应运而生。在东兴未正式有侨批馆之前,海外汇款是由南洋的侨汇馆转来给东兴当地某商号代交,而这些商号,大多是这些外出谋生的东兴人在家时经常光顾的店铺,它们间接与海外有联系。如东兴的“江万隆”号、“江怡隆”号、谈生记、朱茂和号就是解汇较多的店铺。

        至1929年,东兴人苏炳宗回东兴经商,先在“江万隆”号挂牌解汇至1931年,由于侨汇业务不断发展,就在东兴镇的旧街(今中山路)开设合兴侨批馆并兼营洋纱布匹批发,这是东兴最早挂牌的侨批馆。该行与越南芒街的侨批馆、泰国的侨批馆联成一线,派解从越南、泰国等寄到东兴和广西各县份的侨汇。当时汇款的方式不是通过银行或邮局而是采用驳款,即了解到东兴哪些商号需要外国的货物,就将他们的货款交给合兴侨批馆,由合兴侨批馆写单到越南、泰国等地有联系的侨批馆,让他们在外面采购商号所要的货,以此对换,减少双方带款或旅程所引起的麻烦。由于侨汇数目不断增多,仅东兴商号驳款用不完,所以迫使合兴侨批馆到钦州、北海、玉林、南宁等地开设分支机构,争取更多的商号驳款。据合兴侨批馆老板的儿子苏某介绍,他们侨批馆每年都有近百万白银汇到。按当时每派100元就得到佣金1.4元,如有50万元就可获得佣金7000元, 除支付工友工资和邮资,每年可获纯利5000多元, 这在当时来说其数额非常可观。

        除了合兴侨批馆外,到抗日战争时期,东兴镇已出现许多家侨批馆和一些银行金融体系,如:“天兴行”“再发行”“天和堂”“和祥庄”等。东兴所出现的侨批馆和钱庄,在东兴汇路形成之后各自发挥了很大的优势。就拿东兴的侨批馆来说,其承接着来自海外各地的侨汇的收发和解付。据资料显示,东兴汇路的形成,使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经营侨汇的人员深受鼓舞,越南的西贡、堤岸,柬埔寨的金边,老挝,泰国的曼谷等地的侨批局、批馆、银信局纷纷致电和写信到内地各州代理店告知新汇路开通的消息,还派出能言善道的首批员前往各有业务联系的商店、工厂、矿区、乡村等地接洽侨汇。华侨闻讯,纷纷到各代理店寄批回家乡。南洋各地的侨汇经西贡、堤岸、金边、曼谷等地的侨批局、银信局集中,再带到北越河内、海防与收汇商接价,各中转站把款委托各开赴的船舶的买办带到芒街、东兴,并交给东兴各个侨批馆或代理收汇者,以便办理汇交潮汕的批局收发。

        当时在东兴的各侨批馆及代理店都参与了侨批的收发和解付。有关当时解付的具体侨汇数字不得而知,其原因一是当时没有正式的统计资料,二是各侨批馆对自己的经营都守口如瓶。

        笔者也曾从东兴“江怡隆”号老板的后人那里了解到,1943至1945年“江怡隆” 号代理的南洋侨批馆分解的侨汇,每年大概有几十万银元,所获的佣金不仅可以维持全店工友的生活、工资和铺租,而且还有不少剩余。


水客与东兴汇路

        “水客”是来往于侨乡和海外的一种行商。清末民初以前,中国的邮政和银行业尚不发达,同海外几乎没有邮电往来。移居海外的人如果自己不回家或一时不能回家,便委托要回家乡的亲戚或朋友,将自己的钱或物品带给家乡的亲人。久而久之,便有一些人专门从事这种职业。由于这种行商主要路程是走水路,“水客”的称呼便由此而生。

        从资料来看,流往中国侨乡的侨汇除通过邮局汇入外,早期主要通过水客及华侨商人在南洋等地和在侨乡经营的侨批馆(批信局或信局)进行,也就是说,水客和华侨商人构建和经营着以侨汇为主的金融网络。在帆船时代,海外水客经营以侨汇为主的金融网络的业务是一年一往返,汽轮成为主要交通工具后,水客每年可多次往来。一般来说,水客每年“走水”可分为走“大帮”和走“小帮”。走 “大帮” 就是指专走端午节、中秋节和春节这个时期,走“小帮”就是走这三节之间的时期。故有“一年大小两三帮” 之说。大帮和小帮加起来事实上一年就是六帮。

        水客“走水”时携带侨汇大约有两种办法,一是将客户的原信、原银带回家乡,交给收款人;二是将客户托带的钱款,先行挪来购买当地较便宜而家乡紧缺的“洋货”,如布匹、胡椒等,然后运回家乡卖,脱销后再把钱款交给收款人。据潮汕侨乡世代口碑资料,在1930年代,有水客从印尼带来一种叫“金鸡纳”的治痢疾的特效药,曾一度一盒“金鸡纳霜”在潮汕侨乡等于一斗白米(约20市斤)的价值。这样,水客便以白米的价值作为换算标准,把药物贩卖后,换成碎银或钱交给侨眷,作为批款。

        此外,水客除得到“走水”所获的茶水费、脚路钱和转卖货物的钱外,还可靠异地汇兑率差赚钱。因为在当时,当地国的货币不准带出国境,所以华侨只好偷偷地请水客带钱回家,水客收取华侨所汇钱款时,根据当时的汇兑率适当收高一些,到家乡发放时又低一些,一高一低就从中赚了钱。当水客返回南洋时,除为侨属转带信物外,还会顺便带回些家乡的土特产,如干咸菜、仙人草、喉风散等在居住地转卖,从中收取一定的利润。每当国内的侨属从水客手中拿到亲人寄回的钱物时,另外要拿出一小部分作为酬谢水客的礼金,称之为“顺风”。在早期,水客作为一种行商,熟悉南洋与中国侨乡两边的情况,有信誉,加上带钱物比邮寄更便宜、也更快捷,所以很受欢迎。

        东兴汇路形成后,为保持通信不间断,侨批馆委托许多水客通过秘密通道,走未被日军占领的揭阳县,再接入汕头各批局转投,解决了侨眷的燃眉之急。当时水客走的线路有两条。第一条秘密通道是从泰国到越南芒街—广西东兴—合浦—广东遂溪—湛江—高州—信宜—云浮—四会—清远—从化—河源—紫金—揭阳,最后转至汕头。第二条秘密通道是:越南芒街—广西东兴—钦州—南宁—广东韶关—兴宁—揭阳—汕头。由于长途跋涉,车、船、步行兼用,批信往往需1个多月才能到达,慢则需3个月才能完成全程。

        从这汇路的遥远,可看出从事侨批业和运送侨批款的艰辛和危险。因为在当时兵荒马乱的岁月,盗贼四起,兵匪横行,恶人拦路,饥民抢劫,批局人员携带批款危险重重。据说当时汕头侨批公会主席万兴昌经理许自让为了保证运批安全,组织了四五十人的护批队伍,荷枪实弹,在秘密通道上武装押运批款,使批款安全送达家乡,投到侨户手中。

        至于零散水客带批款长途辗转,更是险象环生。一位东兴籍水客的后代,曾向笔者叙述其父亲及同伴携带侨批款走第二条秘密通道的艰辛历程。他说道:“我父亲原籍东兴江平乡人,从30多岁时就开始当水客。1943年8月12日,受越南海防振发行侨批局的委托,我父亲要与3个同行携带一批侨款从海防到芒街,又从芒街过境后到东兴,再从东兴将侨批款经过钦州送至南宁,到达南宁后,再将这笔侨批款转交给广东来接应的水客。接受这个任务后,我父亲与3个同行上路了。从海防到芒街,再到东兴镇一切都较顺利。可刚到钦州交界的灵山县时,麻烦来了。当时我父亲与几位同行在当地的小旅馆刚住下来,就听见外面枪声大作,吓得我父亲他们赶紧从小旅馆的后门跑了。后来听人说,当时是国民党的一些士兵在抢老百姓的东西,如果不是我父亲他们跑得快,可能会人财两失了。我父亲他们从灵山出来后,因为一路都是国民党的军队,前往钦州时不敢从大路走,只得走山间小道。本来到钦州只需一天的路程,可我父亲他们走了两天多。到钦州后,我父亲他们休整了几日后又前往南宁,但到南宁的路越发难走,当时他们就听说日本人准备发动豫湘桂战役,企图打通平汉、粤汉铁路,建立一条纵贯中国大陆到印度支那的交通线。由于战事已逼近,因而一路逃难的人零零散散、仓皇失措,匪徒和抢劫者又甚多,使道路变得更难以行走。与我父亲同行的3人中有一人因劳累和紧张而病倒了。本来从东兴到南宁只需20多天的时间,可我父亲他们到达南宁时已经是走了30多天。”

        在抗战后期,由于日本对英美宣战,香港、新加波相继陷落,泰国又被日军侵占,侨汇路线断绝,侨汇一度中断,侨眷饿死累累,侨批局在谋求出路及救乡难民的号召下,招收颇有胆识和经验之士,打通泰、越、东兴线,攀山越岭,倍尝艰辛,以水客方式由泰国携带黄金或现钞闯关至河内、海防,或至东兴、钦州、南宁,直至广东等地入潮汕,道路险阻,每次累月经年始能抵达。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十分辛苦和危险。他们虽为谋利而奔走,但对争取侨汇接济侨眷生活,是起到积极作用的。


东兴汇路与东兴的繁荣

        1942年4月开通至1945年初结束的东兴汇路,对东兴当时和后来的经济发展起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有关东兴汇路开拓给东兴带来的繁荣,一位学者曾写道:“至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日本将吾沿江沿海口岸通通占领,香港亦被它所占据,这时越南已被法军收复。中国口岸只有云南与东兴洋货可以进口,记当时从芒街转入东兴之洋货,以电油、水火油、生胶片、胶鞋、菲林,各种染料、哥士的、漂白粉为最大宗。其他如冷线、西服绒、毡被、布匹、冷衣、袜、洋瓷盆、菠萝晶、玻璃纸、砂红、胡椒、丁香、鱼酱、虾米、鱼肚、鲍鱼、罐头、竹笋、青豆、粟米,无不应有尽有,大量输入,每年价值在亿元以上。如是者一路至日本投降为止。日本投降后,又有金条生意,这时蒋、宋、孔、陈大量购买黄金,外国金条就在东兴输入,每月市面交易10两装的金条逾一两千条,视为平常。当时东兴做黄金生意户虽多,但称金的磅只‘林培记’一家,全市的黄金交易,都需到‘林培记’过磅。‘林培记’凡到过磅之10两金条,每条收磅租1元,每日收入磅租2000元视为平常,足见当时黄金交易量数量巨大。

        各地客商来东兴采购货物者计有:四川、重庆、云南、贵州、上海、广州、桂林、柳州、南宁、梧州、湖南等省、市和地区。”

        东兴自1885至1915年的30年间,商户之辐辏,由文冒庙以西,哨楼岭沿江以东,几无隙地,需要向东展开。民国初年就开拓永金街为东兴第一条街道,设有中山路。至 1945年,随着东兴汇路的开拓,东兴街市得以发展和扩建,形成了许多新的街道和商铺。街道主要有中山街、仲恺街、松坡街、廷芳街、克强街、百货街、木栏街、电线街、宋安街等。在这几条街中尤以中山街和仲恺街最为热闹,庄口商行大都在这两条街上。当时在这些街道著名的商铺主要有易永和百货、安泰昌药材铺、易宏和米铺等等。

        1940年代,东兴作为中国与东南亚、法、英、日、美等国家和地区的通商口岸之一,中外商贾云集边境贸易十分繁荣。由于中国沿海口岸被日军全面封锁,外运断绝,东兴成了幸存下来的中国西南沿海主要对外口岸,特别是随着东兴汇路的开通,许多物资都通过它进出口,商业颇为兴旺。广西的特产——玉桂、八角、砂仁,大部分经此地出口,远销海外市场。东南亚货物亦以此作为通道,输入中国西南各省。当时,商贾云集,行庄林立。白天,市场喧嚣,炒卖金银钞票、棉纱,乃至鸦片毒品,买空卖空;晚上灯红酒绿,笙歌达旦,竟成了冒险家的乐园。小小镇上,居然有8家银行控制金融市场,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故有“小香港”之称。

        东兴汇路是在一个特殊的年代,由一群不忘记潮汕父老乡亲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冒着种种危险的水客、侨批从业者,以及国内外侨批馆千辛万苦开辟出来的。这条东兴汇路开通的意义,不仅是开辟了一条通往南洋与广东的新侨汇线路,而且使广东、特别是广东潮汕的百万归侨、侨眷的生活得以恢复正常。在这条新汇路开辟出来后,海内外的侨批馆,以及从事侨批的水客和华商建构了一条通往海内外的生命线,并建构了一条金融网络,甚至移民网络。 

        可以说,东兴汇路的开辟与运行不仅着实舒缓潮汕民众的生活困境,而且无形之中为中国的抗日战争获得必要的资金,支持沦陷区民众的抗战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而且这条汇路的形成对东兴未来的繁荣和发展奠定了较为扎实的基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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