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进行了一次震惊世界的长征，这次战略转移实现了党和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新的伟大进军。

        10月17日中央红军2个纵队、5个军团、8.6万人，那个夕阳西沉的黄昏，从于都河匆匆出发。四天四夜，红军将士或走浮桥，或摆渡，或涉水过河。随后一路过关斩将，短短40多天内突破了国民党布下的三道封锁线，11月25日开始，由湘桂、交界的永安关、雷口关陆续进入广西。

        灌阳、全州、兴安，正是广西境内的湘桂门户。三重镇构成一个等腰三角形，岭南咽喉全州似三角形顶点，灌阳、兴安一线拉成三角形底边。湘、粤、桂军与国民党中央军早就在“铁三角”长约130公里、宽约50公里地域张开口袋。兵分五路，前堵后追、北压南挡、两侧夹击，只等中央红军撞进“铁三角”，发动铁壁合围，彻底将中央红军“消灭”在湘江东岸。

        中央红军唯一的出路，只有抢渡！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中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数万将士将生命化作利斧，劈裂暗夜，劈碎铁与火的重围，劈开了一道生死路。经过这场极为惨烈的厮杀，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图谋，在中共和军队生死存亡的关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旌旗猎猎，战马嘶鸣。

        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艰苦、最惨烈、最悲壮的一场硬仗。

        每一次战斗，都有年轻的士兵倒在湘江两岸。

        每一次战斗，都在书写苦难辉煌。

        每一次战斗，都在铭刻忠诚信仰。

        血染的桂北大地上，还在书写着军民鱼水情的温情。湘江两岸的百姓，有为红军架桥的、有为红军疗伤的、有为红军送饭的、有为红军带路的、有为红军挑担的、有为红军守墓的……有汉族，也有苗、瑶等少数民族，笔者通过他们的口述细节还原红军长征途中强渡湘江，突破国民党军队第四道封锁线的历史场景，再现红军不畏艰难，胜利走出广西，一路向西的悲壮历程。

        这段历程，也是中央红军首次进入少数民族集聚地区，通过大力宣传和帮助少数民族政策，得到了广大少数民族同胞的认同和拥护，留下了许许多多的感人故事。笔者行走于桂北大地，穿梭于乡野田间，寻访到一个个当年的亲历、亲闻者，尝试用他们的口述碎片，通过组合还原，揭开85年前那场战役的面纱，拂去硝烟落下的烟尘，令一个个曾经鲜活的面孔逐渐清晰……

支义清：帮红军架桥得了7块光洋

        我叫支义清，是广西全州县凤凰乡石塘村人，出生于1914年10月23日，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分开了，我随母亲生活。家里很苦，我7岁就去砍茅草卖；9岁就帮人看牛；12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生活更加艰难，白天打短工，晚上靠抓点鱼虾卖来补贴家用；16岁后，我开始帮人撑船，撑的是那种能装七八千斤到一二万斤货物的木船，在湖南撑过最大的船，能装载6万多斤。

        1934年冬天，红军来了。先头部队有100多人，穿着便衣，都是外地口音。他们来买东西，一开始给钞票，看当地人不认识，就用铜钱和光洋来支付。 我当时只有20岁，在湘江边当船工，正是气力好的时候。当时我们一起有6条船在全州等货，来了几个人说要征用我们的船去架桥。谈好以后，我们就撑着船逆水而上，到了洛口的大坪渡口，然后帮助红军一起砍树、搬木头、门板、架浮桥。为了给大部队搭建浮桥，红军找附近的老百姓借来门板，标上记号，并承诺带走的时候帮装回去。大家先把门板拆下来，一块一块铺在船上，然后用绳索固定好。桥面蛮宽，可以6个人排着走。

        湘江水是从兴安往湖南方向流，俗话说“兴安高万丈啊，水往两边流”。我帮架了几天浮桥，得了7块花边（兴安方言，意思是光洋）。

        但是红军不熟路。有1个排左右的人走前面打先锋。要走到哪去，想走哪条路线，就在重要的路口做好记号，用石灰做好记号指明朝哪个方向走，后面的队伍一看就知道怎么走了。没找到人带路的红军队伍，就靠打前锋的一排、两排人撒石灰做记号。看得出这些红军战士都是受过苦的人。

        红军从江西来，在湘江是吃了大亏的。革命不是一次成功的啊。那年农历十一月底连打了3天大白霜，天气好冷啊。那些兵（红军）到了湘江边后，也没住的地方，就地躺下，这里倒一个，那里倒一个，江边到处躺满人。

        大坪渡口的浮桥用了6条船，船和船之间用3根圆木接上，然后在圆木上铺上木板。桥架好以后，我怕挨枪炮打到，就跑回家了。我家里距离大坪渡口有十多里路。

        红军睡在老百姓的屋檐下，从不入户。每到一处还要打土豪，为老百姓做主。大家都觉得红军好，都愿意为红军做事。

        帮红军做工有工钱，1天1块银元。

        后来，国民党飞机紧盯着红军打，死了好多人。红军衣衫破烂，待人和气。红军队伍里什么人都有，有木匠、篾匠、草医、漆匠等。

        过湘江那天，红军在湘江边杀了头猪，喊我们一起吃饭。饭后，有个人对我们说：“你们今天莫（别）回家了，跟我们打土豪去！”有人真跟着红军走了，我没去。几天以后，听说红军走了，我才去找船，浮桥早已经散了。船也不见了，我就沿着湘江往下游走，快到全州县城附近才找到。

        我其实见过两回红军，架浮桥的时候是冬天，是第二回见。第一回是在当年7月，红军从我们村前经过。他们在鲁塘住了两天，用稻草打地铺睡的，走的时候打扫得干干净净。

张育松：我大哥把红军带到老山界脚下

        红军过路的时候我年纪还小，没见过，不过我哥哥见过，还给他们带过路，得过红军给的两块银元。

        我大哥叫张育林，小名叫老梅崽，是民国十一年（1922年）出生的， 因读过私馆有点文化，在塘坊边龚文成家的店铺里当先生。那个店铺就在衡州会馆隔壁，卖点豆腐啊、盐啊、米啊，主要是一些杂七杂八的零货。同仁当年有两个地方有铺子卖东西，一个是塘坊边，另外一个是过江铺。因为挑东西来往华江和塘洞的人都要经过这两个地方，所以比较热闹，以前还有过伙铺（兴安方言，意思是客栈）。

        我大哥说，他看到红军一到塘坊边就找地方架锅头，找柴火煮饭，有的人米袋里没有米了就到龚家铺子买米。当时是冬天，那些人（红军）的衣服穿得很破烂，有些还穿着单衣，好在山里干柴、干竹片多，红军士兵就在衡州会馆后面的空地里烧起好多火，东一团、西一团的围满了人，在烤火的时候还有人唱山歌。大哥讲没什么听得懂，听说有些人是从江西过来的吧。

        白天稍微好点，没那么冷，夜里气温降下来，借住在衡州会馆和附近老百姓堂屋里的人倒没什么，那些睡在屋檐底下的，穿单衣的就造孽（兴安方言，意思是可怜）了啊，个个冷得打摆子（兴安方言，意思是打抖）。村里好多人在红军来之前都躲到山里去了，龚家的人因为铺子里东西多，正在打包，想把值钱的家当搬到山里藏起来，还没来得及搬完，红军就来了，后来看那些红军并没有国民党讲的那么坏，而且拿了东西还主动给钱，索性不去躲了，还让我大哥也留下帮忙看铺子。

        大哥那时候才十几岁，什么都不怕，很快就和红军混熟了，还帮红军找吃的、用的，还主动把自家门板借给红军当床铺用。

        第二天下午，红军里有个像是当官的人问大哥雷公岩怎么走，大哥问他，你们去那大山里做什么？对方说不做什么，只是要从那里翻到一个叫塘洞的地方去。我大哥回答，塘洞他也没去过，不过雷公岩倒是去过两回，那里面一到冬天就长好多香菇，红军到了山里可以找找，这个季节正是冬菇长出来的时候，可以捡起来煮汤喝。红军当官的讲：“好啊，要不这样嘛，你这个娃懂事，我请你帮带路到雷公岩要不要得？”我大哥说，那里太远，等送到雷公岩再返回来，天肯定黑完，打死也不敢自己一个人在深山老林里走夜路。红军当官的又对我大哥说，那你带我们走一段，走到哪里你想回来就回来，告诉我们接下来怎么走就行。

        就这样，我大哥领着红军经过江铺、龙塘江，一路走到五岭背，先到一步的红军讲已找好住在那里的瑶人带路，我大哥就返回来了。走的时候，那个红军当官的塞了2块银元给他，还问他想不想跟着一起去当红军，我大哥讲那不行，还是要回塘坊边卖东西。

        民国三十年（1941年）打日本，政府征兵，我们家里有四兄弟，必须有一个人去当兵。规定用抓阄的方式决定谁去，结果是大哥手气好（兴安方言，意思是运气好），抓到了。政府讲是要送他们去前线打日本鬼子的，打走日本鬼就可以回来。没想他到这一去，就了无音讯，到现在还无影无踪。

李明晨：我是听父亲的故事长大的

        我的父亲叫余才凤，是个失散红军，因为在湘江战役中负伤，走不动了才流落在华江。你们要是早些年来找他，可能他有蛮多故事，可惜他老人家已经在1996年去世了。

        “红米饭那个南瓜汤哟，嘿啰嘿！拔野菜那个也当粮啰，嘿啰嘿！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天天打胜仗呀，打胜仗。”我父亲最喜欢抱着小孙女坐在门前的土坡上唱这首歌。听得多了，隔壁邻舍的人都讲那是红军歌，其实那是父亲江西老家的民歌。

        父亲生前参加过湘江战役，过老山界时与红军大部队走散，留在了兴安县华江乡同仁额头村。

        父亲年轻的时候讲，1934年渡湘江后，他发现枪上的弹夹掉了，就返回去捡。敌人在河对岸打枪，他刚跑到岸边，一眼就看见掉在路边的弹夹，赶快拾起来又猛跑。就在这时敌人的枪响了，他头上的军帽飞了，他只顾低头猛跑，总算躲过一劫。他讲那时候子弹宝贵啊，发子弹的时候当官的就特别交待，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惜每一颗子弹，打仗的时候有子弹就有可能活命。

        有一次，父亲和3个同志正行走在松树下边，耳后听到敌人的炸弹一声巨响，赶快蹲下来，就地往前一滚，只觉得地面一震，感觉手臂一阵剧痛，心想这下“报销了、光荣了”。过后抬头一看只是手臂擦掉了一大块皮，鲜血直流，他正庆幸是小伤无大恙，回转身却发现不远处的3个同志都牺牲了。看着自己的死难兄弟就这样死了，他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牙咬得紧紧的，恨不得把敌人全都消灭。

        父亲健在的时候，每年都会被邀请去华江学校，讲述长征时的经历，现在很多华江熟人都和我讲，他们是听着我父亲的红军故事长大的。

向作能：我岳父是失散红军

        红军来的时候，我才4岁多，可能因为我家是伙铺（华江方言，意思是客栈），那夜红军就住在我们家里。

        红军蛮守纪律的，在我们堂屋铺满稻草，10多个讲江西话的人打起连铺睡觉，没有人进去其它房间。我还记得他们好喜欢我，个个抢着抱我，嘻嘻哈哈地把我抛来抛去，大家都喜欢逗我玩。他们第二天走的时候，有一个人拿出一把子弹交给我父亲，讲：“老表，我们没有什么钱，送点子弹壳给你以后卖钱。”当时那些子弹也没办法卖啊，后来由于各种原因，东一个、西一个弄丢光了，很可惜。

        我的岳父张德明是一个失散红军，这件事一开始我也不晓得的，直到1981年，我在千祥街上摆摊卖东西，同仁的老红军刘华连问我是哪里的人，我告诉他我是锐炜的，还告诉了他我家里都有什么人。当刘华连听到“张德明”3个字时，眼睛一亮，紧接着问我：“是不是江西来的张德明？”我回答：“是啊。”刘华连马上说：“哦！张德明，他是和我一起从江西来的！”

        经过刘华连的认定，才确定了我岳父失散红军的身份，之后政府给他每个月发30块钱的工资，可惜只领了1年，1982年老人家就去世了。老人去世后，政府给家里补发了一年的钱作为抚恤金。刘华连那时候很有名的，要是没有他的认定，就没有人相信我岳父是失散红军了。

        以前经过落林口的小路是从村中穿过，现在村后通公路了，当年挖公路的时候在李家岭口一带挖出好多人骨头。我曾跟着岳父去做工，填土方的时候看见那么多骨头，就好奇地问岳父：“哪来这么多这种东西？”我岳父长叹一口气，说：“唉！这些都是红军的骨头哦！”

邹明远：父亲建庙保护战友坟茔

        我父亲是失散红军。

        红军长征过华江的时候，我父亲在和桂军的战斗中受伤，跟不上队伍了才留下来的。

        关于那段历史，我们兄弟两人很感兴趣，仔细查阅了资料，大概了解一点。

        1934年12月4日，担任后卫的红三军团从锐炜到千家寺住了一晚，第二天经过枫木凹、到达垌上村。在得知一股桂军从溶江司门经滑石堰、小河向垌上偷袭的情报后，派出一个团到距垌上村一两公里的老草岭上构筑工事，阻击桂敌。双方激战到晚上，红军退守垌上后再经过土江，出金石追赶红三军团主力。

        那一仗打得蛮激烈，红军损失蛮大，在垌上盐里江村留下10名重伤员，委托村民邓启禹等人进行救护。其中8人因伤重先后牺牲了。我父亲邹日明和另外一个人伤得没那么严重，活下来了，还和村民一起把牺牲的那些红军战友埋葬在盐里江。

        伤好以后，我父亲离开垌上想走回老家，但是人生地不熟的，加上他不放心把那些牺牲的兄弟们的尸骨留在外地，就又回到了村里。为了使牺牲的战友经常得到祭奠，他特意在战友的墓茔旁建了一座小土地庙，每年清明都来祭拜。1952年，我母亲陆志美看他为人正直，又是失散红军，就嫁给了他。

黄月英：我给生病的红军喂奶

        民国二十三（1934年）年，红军来的时候，潘家寨里已经没有几个人在家。能跑的跑、能走的走，都进山躲起来了。因为红军来之前，国民党就四处放话，说共产党来了要共产共妻、杀人放火，他们见人就杀，见妇女就抢。所以村里的人听见红军要来了，都害怕得躲上山去了。

        那年我刚23岁，带着还没隔奶的奶崽（兴安华江方言，意思是小男孩，此处指尚在哺乳期的小男婴）来不及上山，红军就进村了。大概有30多个红军来到我家，要求借宿，我哪见过这种架势，怕得要命。

        红军见我很惊慌，就和气地对我讲，表嫂，不要怕，我们是穷人的队伍，和贫苦穷人是一家人。见他们这么说，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就只好让他们进了屋，但是心里还是怕啊，毕竟我是一个女人家，心想等到晚上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找机会跑吧。

        红军进屋后，没有任何人到我内屋里去。夜里，他们有的就睡在屋檐下，有的在堂屋里打地铺睡。我见红军很尊重妇女，才稍微打消了跑路的想法。我丈夫不放心，乘天黑摸回家来，听我说起红军的事，他说看得出这些人好像没有国民党宣传的那么坏，先看看再说吧。

        和红军战士们相处下来，见他们这样好，我便烧了水给他们洗脚，还烧了一大锅热茶给大家喝。有一个小红军生了病，加上身上有伤，什么也没吃，一进屋就躺着不动，我看着他着实蛮造孽（兴安方言，意思是蛮可伶），但家里也没什么补的东西可以给他吃，于是挤出一小杯奶水喂给他喝了。晚上，我和丈夫又专门煮了粟米稀饭喂给他吃。第二天，小红军的状态已经比前一天好了很多， 我们本想留下他再调养调养，他却执意跟着队伍出发了。

赵财旺：我父亲带红军过老山界

        我们桐子坪瑶寨的瑶族人，1949年以前都是住在老山界脚下的五岭背、龙坪拗那些大山里头，1949年以后才搬到现在这个地方落户。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冬天，毛泽东主席的红军队伍就是经过我们以前住的地方，过雷公岩、百步陡以后翻过老山界的。雷公岩坡又陡又窄，真难为他们那么多人爬啊。听长辈们讲，红军有几匹马从崖上跌下去，脚骨都断了，还有一个受伤的红军连长邓炳彪也跌下去了，也是他命大，竟没死！是我们瑶族人救了他一命，后来他落户在华江了。

        那时候我才三四岁，红军来的时候我还趴在妈妈背上，后来我妈讲，红军突然就到了家门口，走得快的大人都到深山里躲起来了，我妈背着我哪里走得快。红军对瑶民们说，我们是穷人的队伍，这几天不要紧，等我们走了，你们再进山躲几天吧，国民党很快就要追过来的。

        当时给红军带路的是赵贵良、赵荣高和另外一位赵氏族人，赵荣高是我父亲，赵贵良比我父亲长一辈。他们将红军送到龙胜后，一个红军当官的问了赵贵良和我父亲的家庭情况，说，你们不要回去了，跟着我们当红军打土豪去吧，今后包管你们有衣服穿，有饱饭吃。赵贵良说，不行啊，我们上有老下有少，哪里走得开。我父亲也说，不行不行，我爸肯定不给我跟你们走。说完，两人就要往回走。但红军说，莫急，你们这样是回不去的，等我写张路条给你们，要不然路上会出事。但另外那位族人选择跟着红军走了。

        回华江的山路上，沿途都是过境的红军队伍，见有人往回走，不时有端着枪的人拦住他俩，警惕地问是什么人？为什么往回走。好在父亲手里有红军写的路条，一路拿给红军看，才能够走回来。听我父亲讲，他们回到半路，大概是在雷公岩的山上，刚好遇到红军和国民党追兵打起来了。他们两人熟悉那一带的地势，赶快找地方躲起来，等枪声远了他们才出来。

吴海峰：最后的见证

        我知道一件协兴老百姓救了个红军团长的事情，是2001年采访兴安县党史办原主任王宪民的时候，他告诉我的。

        湘江战役最惨烈的，是负责后卫的红三十四师全部牺牲了。

        红五军团的第十三师和第三十四师在长征途中担任红军的后卫，掩护红军主力过湘江。12月1日当红军主力渡过湘江后，第三十四师一、一○一、一○二团奉命急进灌阳新圩，接替红六师防地，但红三十四师下山后，桂军3个师已先行截断通向渡口的道路，三十四师被追东撤。在龙山、新圩与敌激战后，红一○○团剩下30多人，红一○一和红一○二团剩余300多人，经紧急会议决定：由红一○○团团长率该团断后，陈树湘率领红一○一、一○二团突围，重返井冈山。陈师长余部突围到湖南江永后遇敌袭击，全军覆没。陈树湘本人重伤被俘，在被押解的路上，他用手从腹部伤口处扯断肠子，壮烈牺性。

        韩伟带领的红一○○团余部30多人，掩护部队突围后翻过灌阳县大界，进入到兴安县漠川乡协兴村，又被当地民团打散，仅余团长韩伟与营长侯世奎二人大难不死。危急关头，韩伟二人得到了协兴村群众的舍命相救，后在群众的掩护下扮成挑夫逃走。

        漠川乡协兴村距兴安县城约40公里，有条简易公路可通行。我们在县党史办的欧阳江河主任和漠川乡干部蔡立桂、王福权的陪同下，前往协兴村。

        这天细雨蒙蒙，车到王家村，只见烟云雾霭中出现了10多座木房。王福权带着我们走进其中一座木房，一名七旬老人坐在房檐下木然地看着我们的到来。屋内，一对小夫妻正在火塘边打油茶，看到我们到来，热情地邀请我们坐下。王福权把坐在门外行动不便的老人抱了进来，介绍说老人叫王在平，当年救助韩伟的就是他父亲。

        王在平当时77岁，1934年的时候虽只有10岁，但问起当年的事，老人记忆犹新。他说：“我父亲叫王本生，是村里的土医生，那天去董家给人看病，回来时带了两个红军，其中一个手受了伤，是我父亲背回来的。第二天又来了个司号员，叫罗金党，才晓得这两个红军一个是团长，叫韩伟，一个是营长，受伤的是营长，叫侯奎。罗金党的脚也受了伤。3人躲在我们屋里，白天保安团来搜查的时候就藏在红薯窑里，晚上才敢出来透气，住了20多天他们伤好了。我父亲送他们走的时候，特意炒了一斗黄豆给他们在路上充饥，他们留下两支驳売枪、两本地图、两块表、一个被火烧过的私章和两个公文包。”

        韩伟当年在王本生等人掩护下，扮成挑夫逃出兴安，辗转到武汉，想找党的组织，不料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后来国共合作，被周恩来指名救出。解放后，韩伟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王本生的孙子叫王修艳，他带着我们去看他家当年的老屋。老屋还在，不过早已破烂不堪，王修艳指着火塘边已经填平的红薯窖，告诉我们那就是当年韩伟等人藏匿的地方。

徐昭英：守护红军墓

        我是兴安县溶江镇金石大平寨的人，今年83岁，从小就听老一辈讲，红军过金石的时候，在大风坳上和桂军打了一仗，红军被打死了蛮多人。至今，在坳口最险要处仍存留着当年红军修筑的防御工事，听讲山上也埋了些红军尸骨。

        我小时候家里是住在座塘的。听父辈的老人家讲，我们大平寨这里埋了几个红军，1950年代初，土改的时候分房子，每次我都想要搬到离埋葬红军最近的地方住，后来终于如愿以偿搬到这里来了。住得近，才方便祭扫。要不是红军，我们穷人哪能分到房子？

        自从搬过来大平后，我每年都会祭扫红军墓。有一次，我在红军墓地挖喂鸭子的蚜虫，挖出一块人骨，大家都说肯定是红军的遗孤，于是赶紧挖个坑把骨头埋好。2018年年底，村里来了几个政府干部，向我打听红军墓的事情。2019年3月2日，他们又来了，在村里做宣传，开展红军遗骸发掘收敛工作，在我每年祭扫的地方挖出3具完整遗骸和一块骨头。

        政府干部讲，牺牲在金石的红军战士，是彭德怀将军带领的红三军团的，他们当年从华江经过大风坳后路过金石，然后过龙胜去了贵州，这些东西我老人家不懂，但我晓得大风坳上面的战壕和工事现在还在，据说红军在大风坳和李宗仁的部队打过仗。

        政府干部讲，这些红军遗骨要迁葬到一个专门的红军陵园去，迁走那天搞了个蛮隆重的仪式。那天我哭得要命，舍不得啊，我守护这些红军墓已经这么多年了！一直把他们当自己的亲人。我求那些领导，能不能不迁走？什么时候又把他们葬回来？领导讲，迁走是为了把他们安葬在一个更好的地方，不再散落在这荒郊野外，要让更多人来祭扫他们，我这才稍微安心一点。但是我还是有些想不通，希望政府能在这里建一座红军纪念碑，让我老太婆好有个纪念，能在每年清明继续祭拜。文

口述：支义清   李明晨   邹明远      

整理：刘   玉